时代的心声 永恒的旋律——评抗日战争歌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心声论文,旋律论文,时代论文,歌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日军炮击沈阳，直到“七七事变”日军炮击宛平和芦沟桥，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伸向中华大地。在骄横残暴的日本法西斯面前，醒狮怒吼，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奋起回击，“百万工农齐踊跃”，在广袤的大地上卷起了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狂涛巨浪，揭开了中华民族反侵略战争壮丽的一页。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关头，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建立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承担起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流砥柱的作用。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空前觉醒，空前团结得坚如磐石，在中国共产党光明磊落言行的凝聚力下，经过8 年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结束了过去在外敌入侵时屡战屡败的历史，第一次取得了反对外来侵略的完全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如今，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作为民族凝聚力的历史丰碑，它永远高高耸立在我们的心中。而在那如火如荼的年代，召唤“不愿作奴隶的人们”起来，要“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时代号角——抗日战争歌曲，声壮中华国魂，则是这座丰碑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年，在抗日的烽火在中华大地上燃起的时候，听吧，从城市到农村，从男人、妇女到儿童，普天下都响彻着抗日救亡的歌声。这些歌声，“诉说着人民的切身感受，汇成震撼山河的怒吼，鼓舞着人们前赴后继地投入战斗。当年，多少人正是唱着这些歌，告别妻子父母，走上了前线；唱着这些歌，克服了难以忍受的饥寒困苦，坚持战斗；唱着这些歌，互相鼓舞，互相激励，把千万颗心团结到一起；唱着这些歌，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徐惟诚为《抗战名曲100 首》写的序言，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可以说，民众的唤起，8 年抗战赢得的胜利，与烽火和热血冶铸的歌魂息息相关。抗日战争歌曲作为时代的最强音，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三卷848 页）的作用。
烽火号角，历史丰碑。抗日战争歌曲在长达14年的抗战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是无可估量的。在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很有必要深刻认识抗日战争给我们留下的丰硕的音乐遗产，深刻认识它在历史和现实，乃至未来的意义。
一
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行径，点燃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烽火，同时也点燃了革命音乐工作者和一切音乐工作者爱国的良知和热忱。伴随着发动群众投入抗日民主斗争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以抗日战争为主题内容的革命歌曲和群众歌曲一批又一批地在神州大地诞生。纵观抗日战争的历史，从“九一八事变”到“八一五”抗战胜利，抗日战争歌曲的创作，大致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即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的阶段。从“九一八事变”起，伴随着“醒狮怒吼，震动全球，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拿着枪、挥着刀，前进，前进，决不回头”（《看醒狮怒吼》，陈济略词、赵元任曲）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抗日军民唱着音乐工作者创作的一首又一首救亡歌曲，发出怒吼，杀向敌寇。在中华大地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歌曲的创作以及由此形成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把抗日的烽火燃得更加炽热。
在这一阶段，是爱国主义音乐家黄自以他作词作曲的合唱《抗敌歌》最先作出反应，接着又相继写出了合唱歌曲《旗正飘飘》（韦瀚章词）、歌曲《热血歌》（吴宗海词）等，表达了中华民族的义愤和人民抗日救亡的呼声。作曲家陈洪于1932年作词作曲的《冲锋号》，也向同胞们发出了”冲锋号响了！不愿做亡国奴的往前冲”的时代的召唤。
随着人民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以及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深入，左翼音乐组织的成立势在必然。1933年，在上海就有任光、安娥、聂耳、张曙、吕骥、王为一、萧之亮等先后成立了“中苏音乐学会”、“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等革命的音乐组织。这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音乐组织及其成员，深入群众，与群众结合，既写歌又教歌，极大地推动了抗日战争歌曲的创作和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开展。从此以后，抗日战争歌曲一批又一批诞生，其中主要有聂耳创作的《前进歌》、《毕业歌》（均为田汉词）、《自卫歌》（唐纳词）、《义勇军进行曲》（田汉词），吕骥创作的《活路歌》（适夷词）、《示威歌》（张庚词）、《新编“九一八”小调》（崔嵬、钢鸣词）、《自由神》（孙师毅词），冼星海创作的《救国进行曲》（田汉词）、《流民三千万》（塞克词）、《战歌》（俯拾词），任光创作的《十九路军》（佚名词）、《抗敌行军曲（一名《抗敌歌》，安娥词），阎述诗创作的《五月的鲜花》（光未然词）等等。这些作品，以战斗的风格和大众化的多种形式，从不同角度唱出了人民群众“誓为民族牺牲，齐向强权奋斗”的抗日救亡的心声。尤其是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以号召性的时代音调，唱出了中国人民面对凶暴侵略者的大无畏的英勇战斗的气概。
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又将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以及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推向深入。一方面，歌咏运动推向全国，形成热潮；另一方面，这一热潮又促进了抗日战争歌曲的创作热潮。在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召唤下，革命音乐家吕骥等同志提出了“作为争取大众解放的武器”的“新音乐运动”的号召，以使其成为“表现、反映大众的生活、思想、情感的一种手段，更负担起唤醒、教育、组织大众的使命”（吕骥《中国新音乐的展望》，见《吕骥文选》上集第12页）。为完成这一使命，吕骥、任光、张曙、贺绿汀、周巍峙、孙慎、孟波、麦新、沙梅、江定仙、刘雪庵、周钢鸣、任钧、塞克、龙沫勋等词曲作家，于1936年初起相继成立了歌曲作者协会（一称“歌词曲作者联谊会”）和歌曲研究会。这些组织及其成员，成为抗日战争歌曲创作的骨干队伍，于“一二九”运动前后又创作出大批歌曲作品，其中广为流传的有《救亡进行曲》（周钢鸣词、孙慎曲）、《中华民族不会亡》（野青词、吕骥曲）、《打回老家去》（任光词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麦新词、孟波曲）、《松花江上》（张寒晖词曲）、《救国军歌》（塞克词、冼星海曲）、《保卫国土》（任钧词、张曙曲）、《心头恨》（塞克词、贺绿汀曲）、《上起剌刀来》（孙师毅词、周巍峙曲）、《黄河之恋》和《热血》（均为田汉词、冼星海曲）等等。在这一阶段中，通过教唱抗日战争歌曲，还将一些外国的革命歌曲介绍给群众；甚至还关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斗争，创作具有国际主义意义、并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歌曲有明显联系的歌曲。吕骥创作的《保卫马德里》（麦新词），就是表达中国人民同西班牙人民、全世界人民反对法西斯侵略、同仇敌忾的一首歌曲。这一阶段后期抗日战争歌曲创作的丰硕成果，一是表现在数量上的增长；二是在艺术上深度与广度的发掘，使不少作品的时代气息与艺术感染力紧密结合，产生了无法估量的社会作用；三是从1936年起，陆续出版了抗日战争歌曲的集子，如《民众歌集》（刘良模编）、《中国呼声集》（周巍峙编）和《大众歌声》（麦新、孟波编）等。
第二个阶段，即从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至1942年5 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这个阶段。“七七事变”后，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升级。中国军民的全面抗战，更加激发了作曲家们的创作热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投身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洪流之中，纷纷到群众中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如：吕骥、郑律成、向隅、李劫夫等音乐家深入到陕北、晋察冀、内蒙、皖南、苏北等敌后根据地开展音乐活动；冼星海、贺绿汀、马可、舒模等音乐家转战前线与后方，加入当地自发组织的文艺宣传队中作宣传和演出；麦新、张寒晖等音乐家则深入到国民党的一些机构中，去开展团结抗日的宣传工作；1938年1月17 日音乐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群众组织——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在武汉成立；同年5月， 国统区的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政机构——军委会政治部三厅成立，冼星海、张曙在其中负责音乐方面的组织工作，组织了数百个歌咏团体。这一阶段，不但抗日的音乐家队伍得以发展壮大，而且群众性的歌咏活动更加广泛开展，直至推向高潮。
这一阶段产生的反映时代精神和人民的心声的歌曲作品难以数计。这些作品，既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又形式多样。犹如号角的群众进行曲主要有：《大刀进行曲》（麦新词曲）、《打回东北去》（沙梅词曲）、《游击军》（先珂词、冼星海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凯丰词、吕骥曲）、《全国总动员》（荷子词、何安东曲）、《打杀汉奸》（胡然词、江定仙曲）、《巷战歌》（方之中词、陈田鹤曲）、《自由的号声》（金帆词、马思聪曲）、《毕业上前线》（成仿吾词、吕骥曲）、《新四军军歌》（陈毅等词、何士德曲）、《八路军军歌》（公木词、郑律成曲）、《八路军进行曲（公木词、郑律成曲）和《保卫芦沟桥》（塞克词、冼星海曲）等，这些歌曲斗志昂扬，表现了抗日军民奔赴前线抗敌的献身精神；从不同角度与侧面反映人民群众支援前线抗日的歌曲主要有：《做棉衣》（桂涛声词、冼星海曲）、《保家乡》（贺绿汀词曲）、《开荒》（天蓝词、吕骥曲）、《没有祖国的孩子们》（赵启海词、联抗曲）、《丈夫去当兵》（老舍词、张曙曲）、《难民救亡歌》（佚名词、张曙曲）、《八杯茶》（彭慧词、安波曲）、《黄桥烧饼歌》（李增援词、章枚曲）等，这些脍炙人口的民歌风的歌曲，感情真挚，颇具艺术感染力；抒情性的独唱歌曲有：《嘉陵江上》（端木蕻良词、贺绿汀曲）、《卖花词》（潘国渠词、夏之秋曲）、《大丹河之歌》（王震之词、吕骥曲）、《故乡》（张帆词、陆华柏曲）、《思乡曲》（戴天道词、夏之秋曲）、《延安颂》（莫耶词、郑律成曲，结束部分加入二部合唱）等，既情真意切，又富有戏剧性，突出了日本侵略者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是一首首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抒情独唱歌曲；儿童歌曲主要有：《只怕不抵抗》（麦新词、冼星海曲）、《抗战童歌》（竹月词、冼星海曲）、《莫轻视我们儿童》（张守词、吕骥曲）、《勇敢的小娃娃》（施谊词、麦新曲）、《儿童哨》（高峰词、麦新曲）、《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安娥词、张曙曲）、《骂汪精卫》（张寒晖词曲）、《叮叮当》（阿迟词、舒模曲）等，这些儿童歌曲，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孩子们活泼、勇敢和爱国抗敌的精神面貌，很受孩子们欢迎和喜爱；小型的合唱歌曲在这一时期明显增加，主要有：《歌八百壮士》（桂涛声词、夏之秋曲）、《游击队歌》（贺绿汀词曲）、《在太行山上》（桂涛声词、冼星海曲）、《到敌人后方去》（赵启海词、冼星海曲）、《军民合作》（舒模词曲）、《红樱枪》（金浪词、向隅曲）、《看醒狮怒吼》（陈济略词、赵元任曲）、《抵抗》（陈礼江词、赵元任曲）等。值得提出的是，冼星海在1939年内，创作了三部大合唱，即：《生产运动大合唱》（塞克词）、《黄河大合唱》（光未然词）和《九一八大合唱》（天蓝词，为纪念“九一八事变”8周年而作）。《生产运动大合唱》是这一阶段中第一部套曲形式的大合唱，表现了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生产劳动和抗战生活，其中的《二月里来》和《酸枣刺》两首歌曲广为流传，并作为独立的作品加以演唱。冼星海仅以一周时间完成的《黄河大合唱》，紧扣反映时代精神的主题，以爱国抗日为基调，将九个乐章有机地一气呵成，热情地讴歌了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英勇不屈的精神，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之作（关于它的艺术成就，本文在下一部分叙述）。《九一八大合唱》由五个乐章构成，是叙事性的作品，基调明朗欢快，反映了东北沦陷区人民收复失地、争取最后胜利的决心。
第三个阶段，即从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到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这个阶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工作者要“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的号召。遵循这一号召，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音乐工作者纷纷下到农村和部队深入生活，从群众和生活中汲取营养。文艺方向的明确，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水平的提高，加上1943年春节首先在延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使得包括抗日战争歌曲在内的各种内容形式的音乐作品的创作，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在这一阶段中，以抗日战争为主旋律的歌曲主要有：《歌唱二小放牛郎》（方冰词、劫夫曲）、《晋察冀小姑娘》（赵洵词、徐曙曲）、《团结就是力量》（牧虹词、卢肃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曹火星词曲）、《红五月》（贺敬之词、麦新曲）、《忘不了》（劫夫词曲）、《八路好》（胡可词、徐曙曲）、《纪念碑》（安波、马可词曲）、《韩略村战斗小调》（彦克词曲）、《五枝花》（贺敬之词、杜矢甲曲）、《反攻》（何仅词、何仿曲）、《我们的家乡光复了》（俞园词、陈志昂曲）等等。在这一阶段，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音乐创作，无论在题材内容上，还是在体裁形式上，都更加丰富多样。除直接反映抗日斗争外，还有表现生产运动以及歌颂人民子弟兵、歌颂党和领袖的作品；除群众歌曲外，还有秧歌剧、歌舞表演和歌剧等体裁形式的作品。如在抗战胜利前诞生的歌剧《白毛女》，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的重要成果，也可以说是继《黄河大合唱》之后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的佳作。这又是一个话题，在此就不再详述了。
在这一阶段，国民政府统治的地区（简称“国统区”）的音乐创作，也是以群众歌曲为主。这些歌曲，围绕着抗日爱国的时代主旋律，大多反映了国统区人民“坚持抗战、反对投降”，“争取民主、反对法西斯统治”的心声。其作品主要有：《卖花曲》（安娥词、费克曲）、《你这个坏东西》（舒模词曲）、《茶馆小调》（长工词、费克曲）、《古怪歌》（宋扬词曲）、《五块钱》（明之词、费克曲）等等。这些歌曲短小精悍，音调朴素，多是对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丑陋面目的揭露，颇具辛辣、嘲讽的说唱风格。
二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产生的抗日战争歌曲，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它吹响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号角，宣传、动员了人民群众；是它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表现了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生活以及不畏强暴、团结抗日之势不可挡的伟大力量。这些歌曲，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东部战场的真实写照，是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是人民最需要的艺术精品。
这些艺术精品，大致有如下特点：
首先，这些精品反映了时代精神，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发挥了歌曲的战斗作用，并达到了时代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当抗日的烽火在中华大地熊熊燃起之时，听吧：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高扬爱国主义的旗帜，“代替着大众在呐喊”：“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以号角般的音调，昂扬振奋的情绪，引发出人民被迫着发出“起来！起来！起来”的吼声。这吼声，一声高过一声，犹如排山倒海之势，使敌人胆战心惊。这是一首体察到民族高歌猛进时代步伐，且又思想性与艺术性达到完美统一的进行曲。为此它载誉世界，“美国就流传着我们的‘起来！起来！’义勇军进行曲。据美国著名音乐家说，这次大战以来，世界歌曲尚无好过此歌的”（1944年4月16 日重庆《大公报》社评。转引自刘大年《民族的胜利，人民的胜利》一文，见《人民日报》1995年8月15日第九版）。面对强敌， 这首歌使中华民族竖起了脊梁。在“一二九”运动中传唱最广的有两首歌曲：除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外，还有孙慎的《救亡进行曲》。这首歌在抗日战争年代，也是一首响彻云霄的战歌，它那具有推动力和坚韧不拔性格的音乐性格，使人受到如同号角鸣响、战鼓震天的感染和召唤，艺术形象非常鲜明。再听：麦新的《大刀进行曲》充满着对日本侵略者的满腔仇恨，这种激愤之情，在歌曲开始运用的切分音符中就如同火山爆发般地表现出来，全歌中那高亢的音调和豪壮的气势，加上“冲啊”这一惊天动地的喊声，以及首尾相呼应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誓言与结尾的“杀”声，不能不使人受到战斗的鼓舞和艺术的感染。冼星海的《救国军歌》，则用形象鲜明的音调、坚定有力的节奏，唱出了中华民族“枪口对外”一致抗日的心声，使我们听到了军民高歌猛进的脚步声……这些歌曲精品，尽管都各具特色，但无论是哪一首，都很好地将其作品的时代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地统一。它们并非像有人认为的是那种所谓的“高、快、硬、响”的歌曲，而是“这里有激昂的呼吁，有愤怒的喊杀声，但这不只是壮烈的口号，而是动人的艺术形象；这也是一团火，一团爱国主义的火，一团渴望战斗渴望解放的火！它是受苦受难的人们心里呕出来的声音。”（马可：《时代歌声漫议》，上海文化出版社1965年版第6页）
其次，这些精品风格多样，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的生活，以及在苦难生活中人们丰富的思想感情和深邃的内心世界——既蕴含了爱国保家乡、“把鬼了赶出去”的雄心壮志，又深藏着在黑暗中向往光明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张寒晖的《松花江上》，其音调舒展激昂，颇具倾诉的抒情性，唱出了国土沦丧，有家不能归，有仇不能报的流亡者的悲愤之情，这是对故土父老乡亲们的爱和眷恋，又是国耻乡仇苦难心境的流露直至对侵略者的血泪控诉，它悲愤感人，其中也蕴含着起来反抗的巨大力量。夏之秋的《思乡曲》，其音调朴素，抒发了在炮火中“我独自逃出敌人手，到如今东西流浪”的异乡游子思乡之情，它犹如一首冥想曲，旋律在平稳的“静”中求“动”，以转调来揭示“盼望着游子返乡”的情感涌动的内心世界，很有意境。阎述诗的《五月的鲜花》，以它那深沉、如歌如诉的音调，既歌颂了抗日先烈志士，又“再也忍不住这满腔的怒恨”，向着侵略者“一起挥动拳头”，而最后的尾声又与之形成感情的对比，以坚定的音调发出“震天的吼声”，这吼声，震撼人心，天下无敌！刘雪庵的《长城谣》，则以平易近人、质朴自然的音调，以抒情叙事的手法，谱写出又一首拨动人们心弦、且又激起爱国热情的“思乡曲”，既有对人民受苦受难心境的描述，又有“誓赶胡虏出边疆”的同仇敌忾。冼星海的《在太行山上》，是具有革命浪漫主义色彩、从抒情性发展到战斗性的歌曲，它首尾相呼应，刚柔相济，既抒发了子弟兵和老百姓的鱼水深情，又刻画了抗日健儿出没在高山密林中消灭敌人的英雄形象。郑律成的《延安颂》，在优美舒缓的音调中蕴含着豪迈的激情，中间又巧妙地插入了铿锵有力的进行曲，使得这首颂歌的情感抒发更加奔放，倾注了对抗日革命圣地由衷的歌颂和热爱。张曙的《丈夫去当兵》，以深情委婉的说唱音调，把妻子送丈夫去抗日的叮嘱，从一个侧面表现了老百姓拥护并支援抗日斗争的动人情景。郑律成的《延水谣》（熊复词），则以青年男女的爱情为题材，用具有浓郁陕北民间风格的优美曲调，抒发了“拿起枪杆上火线，救国有名声”的高尚情怀……这些艺术化的歌曲，将内容和形式、题材和体裁紧密结合，很有深的意境、美的色彩。
再者，这些精品，都从群众生活中，从民间音乐中汲取了营养，很有民族性和中国气派，颇具创新的艺术个性。在上述两个特点中列举的作品，同样具有这一特点。在此，不妨再举例说明：吕骥的《新编“九一八”小调》，唱出了“九一八事变”的真相，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杀人放火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罪行。它具有浓郁的民间歌曲风格。虽然采用了民间分节歌的形式，但却摆脱了传统旧的小调模式，注入了新的内容和新的韵味。在这首歌中，我们不难看出作曲家对音乐民族形式继承与创新的追求及其艺术功底的深厚。当然，也体现出作曲家“唱我自己的调子，不唱别人唱过的调子。自己唱过的调子也不要重复”的创新的艺术主张。又如贺绿汀的《嘉陵江上》，端木蕻良的词是散文体，把这种文体的词谱成歌曲，确实需要艺术的深厚功底。作曲家根据内容的需要和词的特点，从口语化的说唱手法入手，加以带有强烈戏剧性的激昂音调，抒发了被迫离开家乡者对东北故乡的无限怀念，并要“在敌人刺刀底下”打回老家去的情怀，其艺术处理相当成功。许多抗日战争歌曲，不但继承了民族音乐的传统，而且还具有创新的艺术个性和魅力。像聂耳的《铁蹄下的歌女》，张曙的《日落西山》、《丈夫去当兵》，冼星海的《做棉衣》，郑律成的《延水谣》，李伟的《行军小唱》，费克的《茶馆小调》等等，有的具有民歌的素质，有的则有着戏曲和说唱的特征，有的抑或借用了传统民歌的内容和形式，有的则将民间音乐的曲调和群众的语言有机地结合起来……不管如何，无论哪种做法，都有创新，都赋予了新的时代的精神和内容，并与现代的音乐创作技巧相结合，最终达到风格新颖，形象生动，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些歌曲精品源于人民，还于人民，成为民族精神的丰碑。
写到这里，应该特别提及的是冼星海作于1939年3 月的《黄河大合唱》。虽然它是包括有九个乐章的大型作品，是反映中华民族抗日解放运动的音乐史诗，是一个艺术统一的整体，但它除去乐队演奏的序曲之外，另八个乐章主要是以群众歌曲为基础，均可独立存在，且在抗日战争时期像其它抗日战争歌曲精品一样地广为传唱。在此，我们将重点地谈及。《黄河大合唱》的九个乐章的标题如下：①序曲；②《黄河船夫曲》（合唱）；③《黄河颂》（男中音或男高音独唱）；④《黄河之水天上来》（配乐诗朗诵）；⑤《黄水谣》（女声合唱）；⑥《河边对口曲》（对唱、合唱）；⑦《黄河怨》（女声独唱）；⑧《保卫黄河》（齐唱、轮唱）；⑨《怒吼吧！黄河》（合唱）。这部作品，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精神，热情讴歌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它以朗诵和音乐将九个乐章连结为一整体，既互补，又对比，其情感表现起伏跌宕，富有民族的精神和中国的气派。作曲家冼星海在这部巨作中，以显示民族魄力的《黄河船夫曲》为主要动机，用蕴含民族精神的《黄水谣》和揭示民族苦难的《怒吼吧！黄河》作主题，站在时代和人民代言人的高度，准确地概括了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历史时代。从而展现了作曲家走在时代前列的卓越才华和创造性。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也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我们从作品的每一个乐章，从艺术形象塑造的丰富多样，以及风格的集中统一等方面，都体味到了它们的份量。《黄河大合唱》自1939年4月13日在延安首演后就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在那战争的艰苦年代，它不可能以整体的方式广为流传，倒是“化整为零”地像群众歌曲那样不胫而走。比如《黄河颂》、《黄水谣》、《河边对口曲》、《保卫黄河》等则在群众中广为传唱。《黄河颂》这首颂歌气势宏伟，音调宽广而又挺拔，在我们面前展现了母亲河的恢宏壮观，使人感到“用你那英雄的体魄筑成我们民族的屏障”的伟力，更感到民族精神的无比神圣，值得我们讴歌和颂扬。《黄水谣》则以人们熟悉的民间歌谣为素材，音调如歌如诉，既反映了黄河儿女的劳动生活，又在悲痛的音调里，蕴藏着反抗鬼子的仇恨和力量，感人至深。《河边对口曲》运用了山西民歌的音调，加之以锣鼓制造的气氛，很有民族的乡土韵味儿。这里采用一问一答的演唱形式，生动地叙述了两个老乡在日寇铁蹄下背井离乡的遭遇，既生活化，又典型艺术化。而最后转入的重唱、合唱，表现了千千万万流落他乡的人们“一同打回老家去”的决心。《保卫黄河》是一首艺术形象精炼集中、且又充满战斗激情的作品，歌中“龙格龙格”的衬腔，使得气氛活跃，情绪乐观。无论是形象的塑造，还是艺术的意境，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产物。”（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三卷860 页， 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抗日战争历史时期产生的这些歌曲精品，是时代， 特别是抗日革命根据地延安哺育了一批优秀的词、曲作家，这些词、曲作家把个人的前途与国家的存亡紧紧地连在一起，他们不愧为时代的歌手和代言人！因为他们都投身在火热的抗日斗争之中，“站在时代的最前列，走在群众的队伍中，这样才能有充足的创作灵感，才能唱出时代的最强音”，“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一手拿枪，一手拿笔，用文武两种武器和敌人战斗”（马可：《时代歌声漫议》第38页），在斗争实践中凝炼出时代的强音、人民的心声。看吧：麦新在抗战中积极组织救亡音乐活动，专职做党的县委宣传部长工作，宣传抗日，最后直至献出生命；张曙同聂耳、吕骥、任光等人组织“歌曲研究会”，到抗日前方、后方掀起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最后也壮烈牺牲；张寒晖在校作学生时就因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而受到北洋军阀反动政府宪警的通缉，后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任光在30年代初就是左翼剧联音乐小组等组织的成员，他的《渔光曲》与聂耳的《大路歌》、《毕业歌》等，一起开创了左翼革命的先声，他在国外组织华侨歌唱团，并组织演出为祖国难民募捐，他到皖南战地文化处工作，常给军部官兵教唱抗日歌曲，最后在“皖南事变”中阵亡；向隅在抗战爆发后，放弃了去比利时留学的机会，毅然回家乡长沙参加党领导下的救亡运动。……不仅如此，这些音乐家们对中华民族的优秀音乐传统有着深厚的感情，为了推动抗战歌曲的创作，准确地用群众喜闻乐见的音调和形式反映他们的思想感情，他们开始有的尝试用原有的民歌和戏曲曲牌加以改编，随后则在广泛的搜集和学习中，把它们化成“自己的”音乐语言；有的则埋头学习，研究民族音乐，从中汲取营养。如号称“民歌大王”的安波，仅在1938年一年中就收集、纪录了数百首民歌，熟记二百多首民歌。可见他们在这方面所下功夫之深。自然而然，这艰苦的学习和研究，提高了他们的创作技巧。正因为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他们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同呼吸、共命运，有着扎实的生活基础，了解群众的思想感情，加之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音乐（包括戏曲）艺术的哺育和创作技巧的提高，才使他们创作出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豪放细腻的民族风格的艺术精品，才为后人留下了不朽的音乐遗产。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重唱50年之前产生的这些抗日战争歌曲，是对历史的重温。我们依然会从中受到教育和鼓舞，从中得到很多启示，具有现实意义。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我们的音乐家和音乐工作者，应该像聂耳、冼星海等前辈那样，永远投身于时代的洪流，置身到人民生活之中，与人民保持血肉联系，了解人民的心声，掌握民族的风格，借鉴包括抗日战争歌曲在内的所有优秀历史歌曲的创作经验，从而创作出充满时代精神和民族豪情的丰富多样的作品，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
让时代的心声、永恒的旋律响彻祖国大地，愿歌声唱出无限的希望和美好的未来。
199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