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当代西方史学的观念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当代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史学观念和史学方法的讨论
一
国外有些学者把西方新史学的兴起称作“哥白尼式的革命”〔1〕，这是用以表示新史学与在19世纪乃至20世纪初西方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史学相比，是一种根本性质的转变。关于这种转变，国内已有不少文章论及，为了概括地说明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不同，我常借用美国科学哲学家科恩（Thomas S.Kuln）的“范型”概念。〔2〕简单说来，“范型”代表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手段等的总和，大体上可理解为某一类科学共同体在一定时期内开展研究活动的共有的基础和准则。具体到历史学，“范型”的不同大体上可表现在研究对象、方法、写作方式，与相邻学科关系等方面。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可以把传统史学和新史学的“范型”分别作一个最一般的概括。对传统史学来说，它的对象是狭窄的，就是政治史（政治事件和精英人物的活动）。从研究方法说，主要是史料考证，辨别真伪，从写作说，主要是叙述，从史学与其他相邻学科的关系说，传统史学强调自身的自主性，忽视与其他学科的结合。对新史学的“范型”众说不一，〔3〕我们大致可作如下的概括。从研究对象来说，新史学突破了政治史的局限，强调研究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强调历史的综合研究。从研究方法说，新史学突破了传统史学单纯强调史料考证的局限，提倡研究方法的革新，重视理论概括和解释。从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说，新史学强调打破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樊篱，主张跨学科研究。从写作说，新史学反对单纯的描述，强调说明问题。显然，新史学和传统史学在“范型”上是有很大不同的。
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在“范型”上的不同已在相当程度上说明西方史学的根本转变，由于“范型”的不同，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作品表现出明显的差别。新史学从20世纪上半叶诞生时起，为了冲破传统史学的垄断地位，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就有意识地针锋相对地与传统史学相对抗。大致到战后50年代，新史学在西方史坛已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到70年代则达到鼎盛时期。在这之后，新史学内部发生了许多变化，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从表面上看，新史学有回归传统史学的地方，如叙事史的复兴，政治史的抬头。然而普遍的看法是，这并不是新史学简单地向传统史学回归，而是新史学本身的调整。新史学在反思和总结过去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前进。传统史学在这整个过程中，虽然处于守势，失去了主导地位，但远没有消失，还在发挥作用，不过受到新史学的影响，它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关于新史学的变化，问题比较复杂，这里不去多说。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关于新史学“范型”的不同看法，往往与新史学的变化有关。譬如，美国历史学家斯通根据这些变化断言新史学的时代已经结束。实际上可理解为，他是用“新叙事史”这个不太确切的名称来表示不同于新史学“范型”的又一种新的“范型”。〔4〕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则不同意斯通的看法，认为新史学并没有发生性质上的变化，只是方法的改变。实际上可理解为，在他看来，新史学的“范型”并没有根本变化。〔5〕在西方新史学中最有影响的法国年鉴派内部关于这些问题也是意见纷纷。从广泛的理解看，我倾向于新史学的“范型”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确在不断的调整和发展中。不过，我在这里并不想谈这个问题，而是另外的问题。
从新史学自70年代以来发生的变化而引起的涉及“范型”问题的争论中，人们自然地会想起这样的问题：新史学引发的西方史学的根本性转变，或所谓“哥白尼式的革命”，是否完全反映在“范型”的变化上？如果是的，那么，新史学的“范型”引起众多的争议，主要是新史学家内部的争议，是否说明新史学引起的“革命”本身也值得怀疑？如果不是，那么，西方史学中的这场“革命”，除了反映在“范型”上的不同外，是否还有别的更深层次的表现？或者说，“范型”的不同是否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回答是：是的，还有更深层次的表现，那就是史学观念的变革。
如果按照上述关于“范型”的概括，不论是研究对象、方法、写作方式，还是与相邻学科的关系，都可仅仅看做是一种表现形式，一种史学改革的方式。譬如，研究对象是政治史还是文化史，研究方法是考证还是计量，写作方式是叙事还是结构分析，都只是具体的表现。至于与相邻学科的关系，历史学是否与他们相结合，也可只从形式考察。如果停留在这些表现形式上，那并没有真正涉及问题的本质。因为表现形式是可以不断根据形势发展而变化的。新史学在70年代以后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就属于这种性质。新史学自形成时起就提出“总体史”和“问题史学”的主张。总体史是和政治史针锋相对的，问题史学是和叙事史针锋相对的。当时为了打破传统史学长期垄断的局面，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或许是很有必要的。然而物极必反，新史学在与传统史学作斗争的过程中，忽视了吸取其中合理的成分，而是一度走上了全盘否定的极端，完全抛弃了政治史和叙事史。其实，总体史顾名思义本应包含政治史，问题史学也并非一定要排斥叙事不可。70年代以后新史学在一定程度上向政治史和叙事史的“回归”，正是一种调整。由此可见，上述关于两种“范型”的概括，基本上只是其表现形式。也就是说，单纯地把新史学与传统史学“范型”的不同看作是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写作方式的差别是不够的。实际上，要对“范型”作深入的理解，必须联系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层次。这也就是史学观念的问题。也就是说，只有从这个更深的层次，才能更全面深入地了解传统史学与新史学“范型”的不同，也才能真正了解新史学引发的这场深刻的“革命”的性质和意义。
法国新史学家安德烈·布吉耶尔在回顾年鉴派史学的演变和现状时，指出了一种奇怪现象：年鉴派—新史学形成后引起的激烈争论，涉及的焦点主要是研究对象这类问题，如是集团史还是个人史？是结构史还是事件史？是经济社会史还是政治史？他认为这些问题“并不是名副其实的革新，也不是对史学方法中的主导方法的彻底否定”，并表示“奇怪的是，在年鉴派的形成所引起的争论和论战中，人们讨论的是研究课题，甚至可以说是调整的方式，而不是内容”〔6〕。 至于新史学引起的悄悄发生的“革命”本身，在他看来，倒是逐渐被接收，“既无争斗，也无论战”。布吉耶尔对此提出疑问说：“是因为惧怕对历史知识的性质提出怀疑吗？是因为惧怕对社会科学的迅猛崛起所促成的不可抗拒的变化得到普遍和自然的认同这一点提出怀疑吗？变化自行发生了，而历史学家对于这一变化所具有的认识论意义并不清楚。”〔7〕布吉耶尔最后提到的一点是很重要的，即必须对西方史学中发生的深刻变化的认识论意义了解清楚，也就是应该对新史学引发的这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本身有更深入的了解。这就涉及到史学观念的问题。比起那些更易引起争论的，上面概括的“范型”的表现形式来，这个问题要更为深入，更为抽象，同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直接有关。这也许是这个问题在对理论（特别是哲学理论）不大感兴趣的法国史学界没有引起广泛争论的一个原因〔8〕。
二
史学观念是指对历史知识性质的根本看法。这里涉及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态度，对史料的看法，对现在和过去关系的认识，对自身在研究实践过程（也就是历史认识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考虑。显而易见，不同的史学观念会产生特点迥异的研究成果，因而，正如在任何领域若有根本性的重大变化发生必以观念的变革为前提一样，史学领域也不例外。
在分析20世纪新史学引发的观念变革之前，有必要那怕是简略地阐述一下在19世纪西方史坛占统治地位的传统史学的观念问题。西方的传统史学可以兰克（Leopold Von Ranke）史学及其后的实证主义史学为代表，它与19世纪普遍流行于欧美各国的实证主义思潮相一致。但要了解西方传统史学的观念，却不能仅局限于了解兰克本人的观点。因为，第一，职业历史学家一般都不能不受自己所处时代基本哲学思想和普遍思潮的影响，不管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而且这种影响还总会反映在自己的研究方向上。第二，兰克虽有其代表性，却厌恶理论概括，因而对传统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没有作过概括性的阐释。做过后面这项工作，并且引起广泛影响的是法国的历史学家，尤其是朗格罗瓦（C.Langlois）和塞诺博斯（C.Seignolos）合著并于1898 年出版的《历史研究引论》一书。
如果从比较广泛的背景来考察19世纪西方的史学思想，以下几点是必须特别注意的。首先，19世纪西方的史学思想，总的说来，受到黑格尔泛理论的很大影响。对于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一般比较注重他的关于世界历史的形而上学的庞大构图，以及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实际上，黑格尔哲学的泛理论或许具有更深的影响。按照黑格尔的泛理论，世界自来是合理的，它的合理性完全可以被哲学和科学所确切反映。也就是说，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合乎理性构成的客观世界可以被完全认识，在这一过程中不可能有任何重大的障碍。在黑格尔看来，“理想的”和“现实的”从原则上说是一致的。用黑格尔的术语表达，“理想的”是物体的“异在”，是它的主观存在。这里撇开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不谈。需要指出的是，黑格尔在认识论上完全忽视了人的认识的相对性，尤其是历史认识的相对性。这点对19世纪西方的史学思想具有极深的影响，其表现就是西方传统史学对历史认识论的完全忽视。
其次，对19世纪西方史学思想影响更为直接的是黑格尔之后兴起的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是反黑格尔式形而上学的一种思潮，在西方思想界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实证主义的创始人是法国的孔德（Auguste Comte）。孔德试图在实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将各个科学学科统一起来，其中包括关于人和社会的科学（他称之为社会学）。实证主义的出发点是，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关于人的科学，其科学方法论都是一致的。关于自然的科学和关于人与社会的科学都服从于同样的认识规则。实证主义者相信存在一种统一的实证“科学”。这种把社会人文科学完全等同于自然科学的主张，今天看来，自然有其缺陷，但在当时却有促使历史学“科学化”的作用，因为它要求历史学也应成为一门科学。具体说来，按照实证主义的观点，历史学不应有虚构和臆测，而应确立事实。实证主义者相信，在事实的基础上不断积累知识最终可以发现规律，和自然科学规律一样的规律。从方法来说，既然历史过程在性质上和自然过程没有不同，自然科学方法也就可以应用于历史学研究。
实证主义对以兰克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史学以很大的影响。兰克力图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的努力，正是反映了当时这种社会思潮和学科本身发展的要求。而他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他被冠以“近代科学历史学之父”的美称。兰克深信，只要搜集到大量史料，并经过严格的考订，辨别真伪，就可以恢复历史事实的真相，做到“如实直书”。因而他建立了一整套考订与辨析史料的被称为“外证”和“内证”的科学方法。不仅如此，兰克和其他传统史学家还根据这种方法写出了许多极有分量的著作。因而，对西方传统史学必须给予历史的肯定。这不仅表现在大量史料的发掘，史料考证方法的建立，重要专著的问世等方面，更重要的是，这表明历史研究摆脱了过去那种比较幼稚、朴素的性质，严格区分了史料和神话，从而使历史学成为一门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学科。历史发展的大致框架，历史事件的基本顺序（虽然只是政治史方面的）都大体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上，通过叙述事件力求恢复事实真相的要求，特别是一套严格的考订史料的研究技术，都使历史研究有可能成为符合当时条件的科学学科。自然，这里所说的“科学”，主要是从研究技术的角度说的。应该指出，对史料的高度重视，辨别史料真伪的绝对要求，严格的史料考订技术，是史学有可能成为一门科学的最基本和最起码的条件。不论以后新史学对史料的观念、范围、研究方法如何变化，对史料的考订作为史学的一项基本功是不会改变的。因而传统史学在使历史学开始形成为一门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学科中所起的历史作用是不应否定的。
然而也应看到，传统史学所起的作用虽然对历史学的“科学化”是必须的，但却是很有限的，主要就集中在研究史料的技术方面。影响很大的朗格罗瓦和塞诺博斯的《历史研究引论》可谓是19世纪末传统史学的重要理论著作之一。但这本书基本上是一本关于研究技术的教科书，主要讲述考订文本的方法。传统史学家认为，历史学家只需集中对过去进行具体的研究和描绘，“史料本身会说话”，不需要史家去解释。史料对历史学无疑具有极端重要的作用，然而过分夸大史料的作用，把历史学实际上等同于史料学，忽视解释，却是走向了极端，可以说这是传统实证史学的最大弱点。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可以说史家实际上成了史料的奴隶，完全被史料牵着鼻子走。关于这点，法国一位传统史学家阿尔方（L.Halphen）说得很清楚。他在20世纪40 年代初写的《史学引论》中认为，史学的目的是“挽救过去的事实，使之不被遗忘”，因而史学家的首要的和基本的任务就是确定文献的真实性，正是在文献中直接地、完全地蕴含了历史的真相，史学家完全依附于历史证据，而且只依附于它们。他的名言是：“在史料沉默的地方，历史也沉默；在史料简单化的地方，历史也简单化；在史料歪曲的地方，历史科学也歪曲。在任何情况下——而这看来是主要的——历史学不即兴臆造。”〔9〕
毫无疑问，历史学家不能脱离史料去即兴臆造。史料是历史学的基础，问题在于，基础不等于全部。这好比盖大楼一样，打好了地基并不等于盖成了大楼。有了扎实的地基，固然为建成各种雄伟壮观的大楼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毕竟不是整个大楼。如果说，在历史学作为近代科学学科形成初期，强调史料及对其严格考订确实起了重要作用的话，那末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学科的发展，单纯坚持这点就不仅远远不够，而且会起阻碍作用了。新史学虽与传统史学针锋相对，但在对史料的重视及严格考订的要求上，却是一脉相承的。不仅如此，在对史料的态度上，在史料的范围和研究方法以及史料的选择等方面，新史学都大大地超过了传统史学。还应补充一点，传统史学由于把史料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史料的范围又主要限于文献资料，这样就大大地限制了研究对象的范围，不仅超不出政治史的领域，而且往往钻进比较狭窄、琐细的问题中去。这样即使在局部的、个别的问题上搞得十分精细，也往往是见木不见林。更何况人类完整的生活被割裂成碎片，人类完整的历史被割裂成局部的历史，这样又怎样谈得上从总体上去把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和了解其真相呢。不过也应指出，把研究对象分割成细小的单位，孤立地进行研究，在19世纪时正是受实证主义影响的自然科学的做法。这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在西方，19世纪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世纪”。这既表明传统实证史学在当时取得的巨大成功，也说明人们当时对历史学的重视。同时这也与当时西方社会上由于工业革命的巨大胜利和科学的发展等原因而造成的普遍存在的历史乐观主义有关，对历史不断进步的坚定信念也扩及到历史学领域。传统史学家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信心，他们深信，只要不断积累史料，就会揭示历史真相。然而，在他们巨大的成功和乐观的信念后面，却隐藏着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对理论方法论的忽视。在“历史学家的世纪”中，哲学是被拒之门外的。可是，没有哲学的地位，理论方法论得不到重视，这样的历史学沉湎于经验的，更多的是技术性的具体研究中，它可能有乐观的前途吗？
三
当人类进入20世纪的时候，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震撼世界的发生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剧变，不仅改变了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乐观情绪，而且促使不少学者去重新思考问题。自然科学领域的惊人进展根本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物理学中相对论、不确定性和互补原理的引入在人的认识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有这些不可能不对社会人文科学发生作用，“历史学家的世纪”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结束的。过去被拒之门外的哲学正堂而皇之地步入历史学领地。不过与黑格尔历史哲学注重思辨的形而上学的建构不同，现时的历史哲学转而关注与历史学本身有关的问题，如历史认识是什么，历史知识的性质，历史学的特点等等。这也就是在西方习惯地称之为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向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转变。历史哲学方向的转变自然会影响史学思想，然而两者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正如前面提到的，新史学家对历史哲学不感兴趣，他们更多地是结合史学实践和史学发展来探索历史学的理论方法论问题的。不过，不管他们本人承认与否，从总体上说，历史哲学的影响（那怕是间接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
西方哲学思想的方向转变向历史学提出了两个相互联系的根本理论问题：一，科学认识，首先是历史认识的性质和复杂性问题；二，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异同问题，这两个问题归纳起来实际上都是历史认识论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历史学家的世纪”是从未提上日程的。在过去，历史学家考虑和关心的是：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历史自身是怎样运动的，而且他们对能够顺利解决这个任务充满自信。历史学家就象一面“大目镜”（兰克语），通过这面目镜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过去，弄清历史真相，揭示历史运动及其规律，作为历史科学的任务是没有疑问的。问题在于，传统史学家把这个任务看得太简单了，完全忽视了历史认识的特点。历史学家永远不可能象自然科学家那样直接观察自己的研究对象。他们只能通过史料的中介来间接地了解过去，这里有很多的局限性。应该看到，只有在科学认识，首先是历史认识的全部复杂性都暴露出来并被注意以后，人的认识才有可能深入下去。对历史学家来说，他不可能象“目镜”一样去直接观察过去，也不可能对过去“如实直书”（兰克语），不管他能收集到多少经过严格考订的可靠史料，他能做的实际上是根据这些史料对过去的一种构建，一种解释，一种认识〔10〕。总之，历史学家不可能直接同过去打交道，不可能直接描绘过去。他的工作实际上是对过去的认识。只有认清历史学家工作的性质，也就是历史研究的性质，把注意力转到这方面来，才能使历史学的面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在19世纪时，史学家们对自己的认识能力充满信心，深信他们能如实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在这种情况下，历史认识问题根本没法提上日程。只有在新的情况下，当人的认识能力是否是无限的问题被着重考虑时，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和复杂性问题才被充分提了出来。经过众多哲学家、理论家、方法论家的努力，史学家过去使用的不少概念本身的历史局限性和含混性被揭示了出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历史学应有自己的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概念。有关历史认识的一系列理论问题被提了出来，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认识主体（也就是历史学家）的真正作用问题。西方许多学者对此作了探索。可以列举出一串名字：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韦伯、赫伊津哈、克罗齐、柯林武德、波普尔、罗素等等。应该承认，从他们每个人个别地看，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陷和弊病，特别是唯心主义、相对主义、主观主义、怀疑主义方面的弊病，如有的过分夸大认识主体的作用，有的否认历史的客观性，有的根本否定历史学的科学性等等。然而，重要的是，符合20世纪发展需要的迫切问题——历史认识论问题——被提了出来，在过去被认为是不容争辩的对历史学的看法，现在发生了动摇。尽管在问题提出和解决的过程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歪曲，然而重要的正是问题本身的提出，而不是每个具体学者的结论是否完全正确；重要的是，这些学者是否沿着这个方向不断探索，而不是在探索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的偏差。与此相适应，西方的史学思想也出现了根本的变化。在对历史知识性质的看法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历史学已不可能回避复杂的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问题。同样地，历史学在进行这方面探索的时候，也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偏差，特别是否定历史客观性的相对主义、现在主义的偏差。然而，这不是主流。以年鉴派为代表的西方新史学，在探索历史哲学家提出来的问题的时候，并没有犯相对主义的错误，而主要是结合史学研究实践来探求史学的革新。自然不能说他们的探索就没有失误和偏差，然而他们总是在不断反思、总结、调整中前进。因而，应该承认，他们总的方向是正确的，而且更有甚者，他们把理论方法论的革新与具体研究紧密结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西方新史学充分认识到必须革新史学以适应20世纪科学思想和文化发展的深层需要。这种革新主要是理论方法论层次的。他们改变了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态度，强调历史学家作为认识主体在历史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从崭新的角度阐明现在与过去的关系，从而使史学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与传统史学那种试图通过文本考订描绘历史真相的实证主义理解不同，新史学把历史研究看成是一个历史认识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历史学家对过去的构建过程，不过这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主观臆造，而是在一定的客观坐标系内的构建，因而并不否认历史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不难看出，在新史学对历史学性质的这种看法中，占中心地位的是历史学家。新史学的重要贡献是，它在探索这些根本的历史认识问题时，从抽象的历史哲学的高度下来，直接进入历史学家的“工作作坊”，从而建立了有时被称为“中间层次理论”的历史学自身的理论方法论体系。这里不可能详细探讨这个问题，只能围绕历史学家的作用问题简单地说明几点。
首先是现在与过去的关系问题。传统史学由于根本忽视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因而实际上割裂了两者的关系。作为认识主体的历史学家只是被动地从故纸堆中搜集资料去进行详尽的考订并加以描绘。新史学把历史学研究看作是现代历史学家根据可靠资料对过去的建构。在这种建构过程中，历史学家只能是从现在出发，带着自己对历史的看法，对历史继承性的理解，带着自己的价值观念。这样通过作为认识主体的历史学家，现在和过去在认识的链条上就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现在和过去在客观上由于历史的继承性本来就是有联系的。但对历史研究来说，只看到这种客观上的联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认识上的联系，因为只有后者才能说明“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年鉴派创始人之一布洛克语）。布洛克的名言“由古知今”“由今知古”正表明了这种关系。〔11〕
由上所述，可见新史学是把历史学看作是现代历史学家对过去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的构建。但这还不够确切，新史学的另一个重要的建树是更明确了历史研究对象的特点。这个对象就是人，多数的人，社会的人。布洛克明确地说：“从本质上看，历史学的对象是人。还是让我们把它称为‘人类’吧。复数比单数更便于抽象，相对而言，复数是语法形态更适用于一门研究变化的科学。地形特征、工具和机器，似乎是最正式的文献，似乎是与其缔造者完全脱离的制度，体现了现在和过去的对话，可以更明确地表述为现在的人（历史学家）与过去的人的对话。”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处于不同时间和空间的人，对他们的研究就不可能与研究无生命的东西（譬如说化石）一样。顺便说一句，这也是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的重要区别之一。处于任何时代的人都是活生生的人，他们都是有思想、有感情的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念，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而这些思想、感情、观念、看法又不是凭空产生的，都受各自所处的社会环境、时代氛围、普遍观念、风俗习惯等的制约。因此，当代的研究者与过去时代的人实际上是处于不同文明的人，前者对后者的研究只能是理解，是“对话”，并且必须借助于文化科学。这里只简单的指出两点：第一，既然是对话，是处于两个不同文明中的人的对话，那就是双向的；不论是主体还是客体都不是消极被动的。双方都有由各自文化培育的对世界的看法，判断事物的标准，都有自己的价值和兴趣。处于当代文明中的历史学家必然要从当代科学达到的水平，从当代人的标准、价值去理解过去，去进行辨别；但当代人的观念和过去不同时代的人的观念是大不相同的。很多过去发生的事情，当代人是很难理解的。随便举个例子。没有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当代青年人就很难理解它。这还只是发生在20年前的事，更不必说发生在久远的过去的事了。而过去历史研究中常容易犯的错误之一就是把当代人的看法去取代过去时代人的观念，这样就使得很多问题不好解释，或干脆解释错了。因而新史学要求必须根据各种史料（顺便插一句，这里的史料范围已大大超过了传统史学认定的史料范围）去了解过去时代人们的观念、看法，特别是他们内心的意识、心态、情绪。然后再把了解到的过去时代人们的观念和当代研究者从当代水平出发的看法结合起来，即把当时社会的自我评价与当代科学评价结合。第二，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人不能被割裂开来，孤立地分别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考察，而是必须进行综合的总体的研究。再说一点，除了人以外，历史学并不是不要研究经济结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文学艺术等等，只是要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应该有别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艺评论。也就是说，应注意把这方面的研究与对人的研究结合起来，要注意在这方面人的活动，作用或反映出人的关系等等。
其次，是历史学家与史料的关系问题。与传统史学不同，在新史学看来，历史学家与史料的关系绝不是消极被动的。历史学家不是被动地搜集史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史料的收集者和考据者。年鉴派明确提出“问题史学”的主张，认为历史学家是从提出和形成问题开始自己的工作的。他在开始研究工作前已有明确的问题，已有符合当时历史学水平的有关自己专题的知识准备，已有适应当时时代和环境的历史思想。这就使他有可能不是无明确目的地去搜集史料，不是被动地任由史料的文本摆布。布洛克认为：“由于没有明确的目的，人们就可能老是在那些深奥冷僻又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做文章，不冷不热的博学游戏无非是虚掷光阴，把手段当目的，为考据而考据简直是在浪费精力。”〔12〕历史学家事先提出的问题和他原有的专业和思想准备，确定了他对文献的选择和对所研究的文献的态度。可以说，正是由于他根据自己的专业方向和研究兴趣努力的结果，才使这些文献成为他的研究史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些新史学家甚至说，史料是由历史学家自己“创造”的。这个意思是说，文献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它只有当历史学家根据自己提出的问题有目的地去发现，并尽可能地从中获取信息为自己的研究服务时，才成为有用的史料。新史学极大地扩大了史料的范围。既然历史学要深入全面地了解过去时代人们的活动和思想，那末，一切与人有关的，可以反映人的活动、思想、存在、爱好、生活方式等等的各种东西就都可以成为史料。不仅如此，新史学家还认为，历史学家可以通过提出问题的方法迫使沉默的史料开口说话，迫使那些不会说话的东西提供有关创造它们的人和社会的信息。史料大都是由人创造的，是人的思想和活动的产物。因此，对待史料不仅应该经过考证辨别其真伪，而且应该研究创造史料的人的思想、心态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社会心理、文化内容。如果前者是对史料的“外证”的话，后者就是“内证”。
总之，不论是史家与过去的关系，还是史家与史料的关系，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相比，都把它颠倒了过来。这足可表明史学观念的根本变化。自然，史学观念的变化并不仅仅表现在这方面。其他如对客观历史的综合研究，克服历史上曾经合理地把完整的历史分割成专题史的传统做法，以及打破与相邻学科的隔阂，实行跨学科研究等等。年鉴派第三代主要代表之一勒高夫指出：“‘年鉴派’之所以能根本改变历史学，靠的是三个基本思想的结合：一，对历史学家、历史文献和历史事实之间关系的批判；二，建立总体史的意图，这种总体史应包含人类社会活动的一切方面；三，史学和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实践。”〔13〕这三个基本思想，确如勒高夫所说，是相互结合的，可以很好地表明西方史学观念的变革。但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指出，在这三个思想中，第二，三个思想在以年鉴派为代表的新史学之前，一些新史学的前辈或多或少地都有所涉及；而在第一方面，似乎以年鉴派为代表的新史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研究实践中都有特别突出的贡献。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这些变化只是新史学朝着同一方向的继续发展，是在不断调整中的发展。毫无疑问，在这发展调整过程中，西方新史学还会出现许多新的问题，很值得我们继续注意，但这已是另一个题目了。
注释：
〔1〕参见法国历史学家安德烈·布吉耶尔的《年鉴派史学的演变和现状》，载《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6页。
〔2〕参见拙文《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 载《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当代西方史学的演变与中国史学》，载《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2期等。
〔3〕例如， 美籍南斯拉夫历史学家斯托扬诺维奇把新史学的范型概括为“结构—功能主义范型”（斯托扬诺维奇：《法国的历史方法：年鉴派的范型》，伊萨卡1977年）；俄国历史学家古列维奇认为，很难说作为西方新史学主要代表的年鉴派有统一的“范型”（古列维奇：《历史综合与年鉴派》，莫斯科1993年）。
〔4〕参见斯通《叙事史的复兴：对新的传统史学的思考》， 载《过去与现在》第85期（1979.11）。
〔5〕参见霍布斯鲍姆《叙事史的复兴：若干评论》， 载《过去与现在》第86期（1980.2）。
〔6〕安德烈·布吉耶尔：《年鉴派史学的演变和现状》， 载《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第126页。
〔7〕安德烈·布吉耶尔：《年鉴派史学的演变和现状》， 载《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第126～127页。
〔8〕法国年鉴派—新史学大都对哲学理论问题不感兴趣， 这是众所周知的。然而，这并不说明他们对于与历史研究实践有关的理论问题不感兴趣。相反，他们很注意历史学自身的理论方法论层次上的理论探索。法国年鉴派第三代主要代表之一勒高夫在同俄国历史学家古列维奇的谈话中指出：“大多数法国历史学家对历史哲学抱有敌意是没有问题的，费弗尔和布洛克也这样，但他们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敏锐地感觉到即使不是理论探索的必要性，至少也是方法论和认识论探索的必要性。”（古列维奇：《历史综合与年鉴派》第299页）
〔9〕转引自古列维奇《历史综合与年鉴派》第37页。
〔10〕史料考证本身的价值不能否定。问题是，考证学毕竟不是历史学的全部，而且也不是主要部分。这在今天更为明显。
〔11〕参见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32～39页。
〔12〕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第66页。
〔13〕勒高夫同古列维奇的谈话，载古列维奇《历史综合与年鉴派》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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