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海德格尔思想转变的原因_存在与时间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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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0年代以来国内外日益升温的海德格尔思想研究中,激烈争论而悬而未决的问题之一是海德格尔的思想是否发生了可以称之为前期和后期的转变问题。由于它关系到如何理解海德格尔的思想发展过程、内容、实质,因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就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这里将着重分析海德格尔思想发生重大转变的原因,分析的思路是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所存在的问题和时代进程的促动这两个方面来进行的。

一、《存在与时间》的逻辑结论

海德格尔在1927年发表的标志其哲学产生的巨著《存在与时间》中,试图通过对此在生存的分析而赢获“存在”的意义。根据《存在与时间》的内容,可以作出海德格尔的前期人学思想的实质判定。然而,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进行的思考在理论上是存在着种种问题的,而且其思想的个体性人学实质与30年代中期以后的整个人类生存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这些都促动了海德格尔从前期人学思想向后期人学思想的转变。

根据海德格尔此在生存论分析的整个内容可以看出,海德格尔的此在的“本质”在于生存这一根本思想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此在生存的自身选择性、自身决定性。此在总是面临和实际地处于种种可能性之中,它的去存在即是去选择某种可能性,去实践某种可能性;它选择和实践什么样的可能性,最终是经过它自己来决定的:“因为此在本质上总是它的可能性,所以这个存在者可以在它的存在中‘选择’自己本身、获得自己本身,它也可以失去自身,或者说绝非获得自身而只是‘貌似’获得自身。”(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译本,第53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无论此在获得自己本身,还是失去自身,最终都是此在自己作出的选择和实践。二是此在生存的被制约性。此在的任何一种生存虽然最终都是此在自身的选择和实践,但这决不意味着他的选择和实践不受制约。相反,此在的选择和实践总是一种“在世”,总是一种与周围之人之物打交道的烦。海德格尔所说的此在生存的“被抛”性质指的正是这种情况:“在在世中包括这样的情况:此在被交付给它本身,总已经被抛入一个世界了”(第232页)。此在“存在着,且不得不存在”(第135页),它不得不在一个世界中存在。这就是说,此在的生存必然要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

如果说,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作的此在生存论分析,在实质上包括此在生存的自身选择性和被制约性的话,那么,海德格尔当时所强调的应是此在生存的自身选择性,这从海德格尔此在生存论分析的两个主要之点可以得到证明。一是海德格尔认为,“此在的非本真状态并不意味着‘较少’存在或‘较低’存在”(第54页),也就是说,并不是此在的完全消极的现象,并不是此在无责任的选择,而是此在的一种逃避式的选择。如果说,此在的非本真生存归根到底在于此在自己的选择的话,那么,此在的本真生存更是如此了,因为这种方式的生存是从常人中收回自己:“从常人自身的生存方式转为本真的自己存在的生存方式;而这必定以补做某种选择的方式来进行。补做选择却意味着对这一补做的选择进行选择,意味着决定要从本己的自己方面来能在。”(第321页)二是海德格尔对此在的历史性的分析,海德格尔把此在在本真决心中的源始历事(Geschehen)标识为“命运(Schicksal),提出只有有决心的人即选择本真方式而生存的人才有(即领会到)命运(第450-455页),并把此在的共同历事(民族或共同体的历事)标识为“天命(Geschick),提出只有在传达中、在斗争中天命的力量才解放出来,天命构成此在的完整的本真历事(第511页)。这也表明,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的自身选择对此在的生存所具有的作用是更加根本的,而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对此在生存的作用则是第二位的。

其次,根据海德格尔未完成的《存在与时间》,我们能够推出下述关于一般存在与时间的关系。

在这里,必须先行澄清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这一书名中的“存在”是哪一种意义上的存在。《存在与时间》这一书名中的“存在”是一般意义上的存在,是“一般存在问题”这一句式中所指的存在,而非“此在的存在”。此在的存在是此在这种特殊存在者的存在,是生存意义上的存在。海德格尔写作《存在与时间》的目的是要从对此在的存在这一存在的突出样式的分析而突入一般存在的意义,他明确说:“此在的存在机制的提出仍只是一条道路;目标是解答一般存在问题”(第436页)。

按照海德格尔这种所指,遵循海德格尔在进行此在生存论分析时所提出的目的、内容和思路,我们对海德格尔所要阐明(而未完成)的存在与时间的关系可以作如下推断。首先,从目的这方面来看,海德格尔一开篇就非常明确地指出,《存在与时间》的目的“就是要具体地探讨‘存在’的意义的问题,而其初步目标则是把时间阐释为使对‘存在’的任何一种一般性领悟得以可能的境域”(第1页)。因此,在海德格尔看来,“时间”是理解存在的关键。《存在与时间》这一书名的用意就是要表明这一问题。其次,从内容和思路这方面来看,海德格尔对此在生存的时间性的分析表明,无论是此在的非本真能在还是此在的本真能在,无论是此在的寓于世内照面者的存在、在一个世界中与他人的存在、为自己的生存可能性之故的存在,还是此在的这三个环节的统一整体的存在(烦),都奠基于时间之中,或者说,是“时间性到时”使此在的一切方式的生存成为可能:“时间性到时,并使它自身的种种可能方式到时。这些方式使此在形形色色的存在样式成为可能”(第389页);“时间源始地是时间性的到时;作为这种到时,时间使烦的结构之建制成为可能”(第392页)。简言之,时间使此在的生存或存在成为可能。即然时间是理解此在这种特殊存在者的存在(生存)的源始性的东西,即然此在的存在总是一般存在的一种样式,所以也应该从时间出发理解一般存在,理解了时间的本质,也就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理解一般存在。因此,从这些方面来看,海德格尔通过对此在生存的时间性的分析而试图突入存在概念所应得出的结论是:从认识论的角度说,时间是理解存在的境域;从本体论的角度说,时间本身就是存在的境域。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正文最后关于“时间本身是否公开自己即为存在的境域?”的提问,正是对这一问题的肯定性回答。根据海德格尔对此在的生存与时间的关系的理解,我们对存在与时间的关系可以作出更具体的推论:(一般)存在奠基于时间的绽出到时,时间使(一般)存在成为可能。这样的推断或许过于大胆,但却是合乎海德格尔此在生存的时间性分析的逻辑的。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的生存与一般存在有着特定的关系。一方面,此在的生存总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存在则总是一般的或普遍的存在,正因为如此,“存在概念的普遍性不反对探索的‘特殊性’(Spezialit-

t)”(第39页),另一方面,此在本身就“存在论地”生存着,它的生存总包含着对存在的领悟,不管这种领悟是如何地模糊和不确定。由此,可以对海德格尔关于此在的生存与一般存在的关系作出如下推论:此在的生存是一种突出样式的存在,它本身就蕴含着一般存在,理解了此在的生存,也就至少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了一般存在。正因为如此,海德格尔在论述存在问题的优先地位时才说:“于是乎存在的问题不是别的,只不过是把此在本身所包含的存在倾向极端化,把先于存在论的存在领悟极端化罢了”(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译本第19页。)。

按照海德格尔从此在的存在到一般存在的思路,他关于存在与时间、关于此在的生存与一般存在所应得出的上述两个结论都应是围绕对此在的“本质”在于生存的分析得出的。此在的“本质”在于生存,在于去存在,这才突出了时间性的意义。此在的生存或去存在是通过时间性的到时而实现的,一般存在的动态的发生过程也应如此。所以时间是一般存在的境域。同样,此在的“本质”在于去存在表明了此在生存的动态性,而一般存在本身也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过程。所以,此在的生存总是一般存在的一种特殊形式。

二、理论思考的深化和时代现实的促动

从理论上看,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所应得出的两个结论是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推敲的,而他的“此在的本质在于生存”这一根本思想和此在生存论分析的个体性实质,与20世纪30年代中叶以后人类社会出现的新的重大生存问题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理论思考的深化,时代现实的促动,最终推动了海德格尔思想从前期向后期发生了转变。

第一,他关于存在与时间之间的关系所能得出的结论——时间是一般存在的境域这一结论,在实质上等于是把时间看成是存在之根基的东西,看成是存在得以可能的东西,但实际上,存在与时间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哪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存在总是时间中的存在,而时间也总是存在的时间,因此这一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海德格尔后来正是自认寻找到了比存在与时间都更根本的东西(即大行,Ereignis),才对存在与时间之间的关系作出了新的思考。

第二,他关于存在的意义问题、关于此在的生存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本身就是还未解决的问题。就存在的意义问题来说,虽然时间是存在的境域,理解了时间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存在,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毕竟没有提供存在的意义究意是什么的说明,所以,存在的意义问题就是有待解答的问题。另外,虽然此在的生存是一般存在的一种特殊样式因而与一般存在有一种内在的关联,但是此在的生存与一般存在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是同等并列的关系,还是互相规定的关系,还是某一方决定另一方的关系,却是未有揭示出来的。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的第一部前两篇出版之后,特别是在30年代以后显然在断续思考这些问题,并且逐步得出了自己的确定的结论。

第三,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的“此在的‘本质’在于生存”这一实质性人学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的时代问题的产生,也需要进行重新思考。如前所述,在《存在与时间》里,“此在的‘本质’在于生存”包括此在生存的自身选择性和被制约性(被抛),海德格尔当时把此在生存的自身选择性看成是此在形成自己本质的主要方面。但是30年代以后,人类社会的发展把人类生存的被制约性方面尖锐凸现出来。例如,30年代后期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突出地表明了人类生存发展的社会规律的制约性,表明了人类还处于自己生存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的盲目支配之中。又如,20世纪以来科技、经济的发展对自然界所造成的破坏反过来带来了自然界对人类的无情报复,突出地表明了人类生存发展的自然制约性,表明了人类的生存发展必须尊重自然界本身的规律。海德格尔的“此在的本质在于此在的生存选择”的思想,与时代所凸现出来的人类生存发展的巨大制约性现实,显然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这就促使海德格尔重新去思考人特别是人类的生存本质,并提出人的生存本质从根本上是被大行所决定的人学思想(注: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论述,参见拙文:《现代人的无家可归——析海德格尔对现代人类历史的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第四,人类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发展中所出现的新的重大现实对海德格尔的“此在生存论分析”的个体性实质提出了严重挑战,提出了这种此在生存论分析所无法解答的关系到人类整体生存的重大问题。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中心内容是对此在生存的分析。一个前提性的问题是,这个此在是哪一种意义上的此在?是个体意义上的此在还是人类意义上的此在?是个体的人还是人类的人?从海德格尔的分析来看,这个关键性的此在所指的,主要是个体的此在或个体的人,而不是人类的此在或人类的人。

首先,海德格尔对此在的在世这一基本机制的三个环节的分析充分表明了这一点。此在在世的第一个环节——“世界”,不仅包括了此在的生存中所照面的非此在式的存在者(上手的存在者和现成的存在者),而且还包括了此在的生存中所照面的其他此在。“对最切近的周围世界进行‘描写’的结果是:他人随同在劳动中供使用的用具‘共同相遇’了”(第145页),他人在这个世界中也以在世界之内的方式来照面。在世界中来照面的他人,显然是相对于在世界中存在的某一个体此在来说的。在世的第二个环节——“常人”,指的是每一此在与其他此在共同存在,这表明,存在虽总是共同存在,但出发点却是每一个个体此在,即从每一个此在来说的共同存在。在世的第三个环节——“在之中”,说的是现身情态、领会和沉沦(闲谈、好奇、两可)。显而易见,现身情绪、领会都是从个体此在来说的,沉沦也是个体此在的沉沦,这都不是就人类整体来说的。

其次,海德格尔关于此在本真整体存在的证明更是无容置疑地表明了这一点。此在的可能的整体存在——“向死亡存在”,所指的不可能是整个人类的向死亡存在,而只能是每一个别此在的向死亡存在,死亡总是每一个体此在的死亡,“每一此在向来都必须自己接受自己的死”(第288页)。同样,此在的本真能在的见证——良知决心,是此在从常人的平均存在中收回自己,这当然也是就每一个体此在来说的。无疑,向死亡存在与良知决心也可以在人类整体存在的意义上生成,但这也只能是建立在每一个体此在的向死亡存在和良知决心的基础之上。而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关于此在的生存的分析,显然不是指这种意义,而是指个体此在的意义。

问题就在这里。个体此在的生存不等于民族、人类整体的生存,两者是两种境域的生存。因而,个体此在的生存论分析不等于人类整体的生存论分析,个体生存问题的解决不等于人类整体生存问题的解决。而在海德格尔1927年出版的《存在与时间》第一部的前两篇以后的30年代到50年代,人类社会出现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提出了关系到人类能否存在、如何存在的严峻尖锐的现实问题。30年代中后期到40年代中期发生的残酷无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整个人类的存在从根本上成了疑问;40年代以后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已开始对人类生存的根基——地球自然造成了破坏;从1917年出现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二次大战后出现的社会主义阵营及其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立矛盾,也带来了人类历史走向何方的深层问题。(注:关于海德格尔所处的时代,应另专门进行分析,此不详细说明。)这样一些如此尖锐如此深刻的涉及到人类整体存在的问题,显然靠对个体此在生存的分析是无法解答的。像海德格尔这样的大思想家,不可能面对着这些巨大的震撼心灵的人类生存问题而置之不理,他必然转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他30年代中期以后直到50年代乃至到70年代的思想轨迹便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正是这些原因导致了海德格尔人学思想的变化和发展,因而也就使海德格尔无法再去续写《存在与时间》的未完成部分。如果说,海德格尔在写完《存在与时间》第一部的前两篇后马上续写第一部的第三篇和整个第二部还是可能的话,那么在由于种种因素而耽搁多年以后、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再去按原来的思路续写剩余的部分就是不可能的了。所以,海德格尔在1953年《存在与时间》第七版序言中说:“这版删去了迄今一直标有的‘第一部’的字样。时隔四分之一世纪后,第二部将不再续补了,除非我们打算重写第一部。”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海德格尔的思想究竟向什么方向转变了,这就是:他将从重在对存在以及存在与时间的关系的思考转向重在对在他看来比存在与时间都更加根本的事情(大行)的思考,从重在对个体的人的思考转向重在对人类的人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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