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溪《字义》与日本十七世纪哲学辞典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字义论文,日本论文,辞典论文,哲学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加才 译）
陈北溪(1159—1223)是对十七世纪日本新儒学哲学发展有较大影响的中国思想家。但令人费解的是，北溪《字义》[1]对日本德川(1600—1867)早期哲学思辩的框架和内容的贡献，却被严重地忽视了。本文试图揭示北溪《字义》在日本的流传过程和这一时期日本学者林罗山(1583—1657)对传播《字义》所作的贡献，以及《字义》对十七世纪兴起的哲学辞典的影响。这些辞典包括山鹿素行(1622—1685)的《圣教要录》、伊藤仁斋(1627—1705)的《语孟字义》、荻生徂徕(1666—1728)的《弁名》等。尽管这些日本思想家所写的著作，其出发点有的甚至是批判新儒学的。揭示《字义》与这些著作的联系，对于了解日本人对新儒学的接受和反应，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
新儒家的文本，象朱熹的《四书集注》，在德川时期的前几个世纪就已出现，但北溪《字义》直到16世纪90年代，估计是紧随丰臣秀吉(1536—1589)侵略朝鲜(1592—1593)之后，才传到日本的。到那时，《字义》已有了8个中文版本。日本人首次读到北溪《字义》是在其成书的三个半世纪后，显然是随丰臣秀吉的兵败而带回的那些抄本，即1553年的朝鲜版本。但这些朝鲜版本是最早的，至少是最早的中国版本之一的重印本，即所谓的元代本。
当《字义》到达日本后，由于某种原因林罗山得到了这本书，可能是他与了解新儒家文本的朝鲜战俘有联系。林罗山在1621年之前，就按照1553年朝鲜版抄本，把《字义》译成了汉日对照本。林罗山的译本是在1628年首次发表的，1632年又重版，1632年的版本印刷了三次，这表明，在那时这本书有很大的市场。17世纪30年代林罗山开始写《性理字义谚解》，1639年完稿，在他死后的1659年出版。
《性理字义谚解》是日本最早的新儒学文本之一。它保证了所有那些读得懂假名和少量汉字的日本人，能有机会了解北溪对新儒家的解释。在《谚解》中，林罗山几乎阐述了每个术语，例如，当他阐述陈宓的《序》的时候，他还解释了“序”这个词的含义。除了与新儒学有关的概念外，林罗山的《谚解》还向德川时期的日本人全方位介绍了从宋到明整个时期新儒家文献的内容。林罗山致力于既对小的观点进行注释，又对大的著作进行介绍，目的在于，他希望《字义》中的任何部分，即使对受教育很少的日本人来说，也不是神秘的、不可理解的。
在林罗山的《谚解》出版的时候，北溪《字义》已经成为日本德川早期最有影响的新儒家文本之一。近年来玉悬博之研究表明，一位以京都为据点的新儒家大师松永尺五(1592—1657)，大概继承了藤原惺窝(1561—1617)的学说而撰写了《彝伦抄》（伦理学选集），此书在分类上、方法上均以北溪《字义》作为模型，《字义》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其哲学思想的来源[2]。松永尺五于1640年发表的《彝伦抄》，表明了早在德川时期，日本人就认为北溪《字义》的结构和方法论是值得效仿的。
日本人在哲学辞典上作出努力的，首先是林罗山和松永尺五，后来是古学学派的学者。他们的努力形成了德川早期哲学文献的真正风格，其渊源则可追溯到《字义》。正如后面要讨论的，山鹿素行于1665年发表的《圣教要录》，有关部分同样也以北溪的《字义》为模型。而且，熊谷荔墩（壮年期在1670—1680年）在其《性理字义首书》（北溪《字义》的注释本）（1670年日本版）的跋语中已指出：
“北溪《字义》的精义深思，是颇难解读的，因之林罗山的《字义谚解》在这期间一直很流行。人们从中直接得到了好处，吾亦受益非浅。”关于《字义》的讲义，从山崎暗斋(1618—1682)的朱子学的崎门学派成员中流传下来有三种手抄本，最早的就是浅见斋(1652—1711)的《性理字义讲义》。伊藤仁斋在其日记中讲到，1682—1683年冬天，他曾讲授过北溪的《字义》。而此时，他的《语孟字义》辞典(1705)即将完成。《语孟字义》如果不是在内容上，至少在方法论和概念体系上明显是模仿北溪《字义》[3]。在17世纪中后期，北溪和他的《字义》很流行，以致于荻生徂徕的弟弟荻生观(1673—1754)，将“北溪”的日本译文"Hokukei"作为他的“号”[4]。此人曾做过江户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的侍从，当时并不是一个著名的儒家学者。
北溪对林罗山理解和传播新儒学的重要性，大部分德川思想研究者都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只有阿部吉雄的那本《日本朱子学与朝鲜》是个突出的例外。阿部承认，《字义》是林罗山学说的中心内容，它把林罗山和山崎暗斋对新儒学的理解区分开了。后者是德川早期主张以字义正诂的方式理解、研究朱子学说的代表人物[5]。林罗山的《谚解》（8篇——4倍于《字义》的篇幅）是一部不朽的阐述概念的长篇著作。《谚解》表明北溪对新儒家思想的解释，萦绕在他头脑中的程度。尽管朱熹与吕祖谦的新儒家文选，即《近思录》对山崎和后来的德川新儒学思想也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并没有引起林罗山同样的注意，林罗山就从未写过一本《近思录谚解》之类的东西。
对于林罗山以及德川早期试图理解复杂的新儒学的日本人来说，北溪《字义》提供了朱子学语义学上结构合理的阐述，这种阐述使他们能很快、很容易地理解那些本来很分散的论述。通过对25个（25组）术语的系统定义（这些词或词组对于朱熹的《四书集注》、黎靖德的《朱子语类》及朱子和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是非常重要的），北溪《字义》对哲学启蒙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符号学钥匙。陈荣捷把《近思录》描述为“硬果壳中的新儒学”[6]，如果这个比喻正确的话，那么，北溪《字义》这本更简明，但更系统的著作，是按字典编纂方式写成的写在“针头上的新儒学”。
从镰仓(1185—1336)早期开始，朱熹的《集注》在日本存在好几个世纪了，但朱熹《集注》一直流传在未受专门训练的学者手中，他们无法对其基本的思想作更简明的阐述，所以，它们真正的含义被淹没在热衷于宣传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佛教禅宗”的自由取材的语义学之中。在《惺窝先生行状》中，林罗山注意到：尽管好几代日本人读到汉、唐时儒家经典著作的集注，但是在日本，惺窝时代还很少有新儒学学者。为了与对新儒学文献知识渊博的老师取得联系，惺窝先生渴望到明代的中国进行访学。他在1596年的尝试，由于恶劣的天气而失败了。惺窝先生未获成功的尝试，集中反映了在既没有知识渊博的老师，又没有简明的入门书的情况下，迷茫的日本知识界试图洞悉儒学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之精微的努力。对于这样的日本人来说，北溪《字义》无疑是上帝的恩赐。
并不是把所有的功劳都归于北溪《字义》，值得注意的是，《字义》在日本出现后，临济寺的新儒家思想学者象藤原惺窝、林罗山等人突然割断了他们迄今一直作为支撑其研究的寺院的联系，在一系列明显接近于《字义》的辞典或著作中，如在惺窝的《扳名性理》和林罗山的《春鑑抄》以及《三德抄》（大约在1629年）中，显示出其学说有自主性。而且，在一个世纪内，一系列日本学者写了好几本书，他们责备朱熹及其追随者在概念上对儒家思想的曲解，而这些著作却特别象《字义》。似乎可以看出，将新儒学作为一个语义系统不论是吸收还是后来部分排斥，是日本人通过熟知北溪《字义》以后才产生的。在日本的中世纪，新儒家的概念是根据三教合一的方式来理解的，哲学辞典还没有作为一个种类出现，相对说来，德川时期哲学辞典产生并逐渐增多。如果没有《字义》的话，人们很难想象会出现松永尺五的《彝伦抄》、山鹿素行的《圣教要录》和伊藤仁斋的《语孟字义》以及荻生徂徕的《弁名》(1717)。
二
陈荣捷对北溪《字义》的翻译，为那些对东亚思想史有很大疑惑的学者们提供了帮助。可是陈的译本所依据的是1840年惜阴轩的版本。这个版本虽然比较完整，但较为晚出。1553年朝鲜版的内容与陈译的文本在许多相当重要的方面存在差异。正是1553年朝鲜版的北溪《字义》的概念体系，影响了素行、仁斋、徂徕所编辞典的体系的发展。下面我们依次将这本书的术语列出来：
卷一
卷二
1.命13.诚
2.性14.敬
3.心15.恭敬
4.情16.道
5.才17.理
6.志18.德
7.意19.太极
8.仁义礼智信20.皇极
9.孔门教人求仁 21.中和
10.程子论仁 22.中庸
11.忠信 23.礼乐
12.忠恕 24.经权
25.鬼神
后面间接提到的上述概念体系，证明了北溪《字义》对山鹿素行的《圣教要录》、伊藤仁斋的《语孟字义》以及荻生徂徕的《弁名》的影响。例如，在《圣教要录》第二、三卷中，素行讨论了下列的术语：
卷二卷三
1.中1.性
2.道2.心
3.理3.意、情
4.德4.志、气、思虑
5.仁5.人物之生
6.礼6.易有太极
7.诚7.道原
10.鬼神
11.阴阳
12.五行
13.天地
仁斋的《语孟字义》中的概念体系是这样的：
卷一卷二
1.天道 1.忠信
2.天命 2.忠恕
3.道3.诚
4.理4.敬
5.德5.和直
6.仁义礼智 6.学
7.心7.权
8.性8.圣贤
9.四端之心 9.君子小人
10.情
10.王霸
11.才
11.鬼神
12.志
12.《诗》
13.意
13.《书》
14.良知良能 14.《易》
15.《春秋》
16.总论四经
徂徕的《弁名》是所有德川早期哲学辞典中内容最多的一本，其中有下列术语：
卷一 卷二
1.道1.元、亨、利、贞
2.德2.天、命、帝、鬼神
3.仁3.性、情、才
4.智4.心、志、意
5.圣5.思、谋、虑
6.礼6.理、气、人欲
7.义7.阴阳、五行
8.孝悌 8.五常
9.忠信 9.极
10.恕
10.学
11.诚
11.文质、体用、本末
12.恭、敬、庄、慎独 12.经权
13.谦让、逊、不伐
13.物
14.勇武、刚强、毅
14.君子与小人
15.清廉、不欲
15.王道与霸道
16.节俭
17.公、正、直
18.中庸、和衷
19.善良
这些文本的概念体系不完全一致，可是，在这些文本中，一些概念群确实以相同或类似的顺序出现了。例如，除了徂徕的书以外其他所有的书中，“道、理、德”都是按那个顺序讨论的。同样，在每一本书中都包含了一组心理学上有联系的术语，包括“性、心、情、志、意”，虽然在每一文本中顺序并不相同，但总是邻近出现的。另一组术语，包含“忠信、忠恕、诚、敬、恭敬”，在素行、仁斋、徂徕的书中，这些概念体系以各种组合的方式出现。此外，儒家美德包括“仁义礼智信”和“中庸”以不同程度和不同组合出现在德川时期的辞典中。除了素行的辞典外，其他辞典都提到了“权”。最后，每一文本都以很大的篇幅讨论了与鬼神有关的宗教哲学问题。
三
这些相同点的出现并非偶然，它们也无法通过其他任何一本新儒家文本予以解释。更不用说17世纪德川时期的日本与北溪《字义》发行量相当的书了。朱熹的《四书集注》并不是按哲学术语进行有序的系统的讨论，而是按《大学》、《论语》、《孟子》和《中庸》四本书阐述的顺序来进行的。当然，北溪讨论的术语在朱熹的《四书集注》中都出现过。但是，由于《集注》在外表形式上的不同，没能提供象素行、仁斋和徂徕的著作那样，以术语进行排列形成有序的辞典编纂而进行讨论的系统模式。朱熹的《四书集注》的确也解释了术语的含义，但是书中解释的术语在很大程度上不完全是哲学术语，也就是说，朱熹解释了各种哲学与非哲学的概念，他的注释的重要部分理应是哲学术语，但解释这些术语既不是他考虑的唯一目的，也不是其出发点，他的目的在于把“四书”解释出来，而不在于给术语下定义。
同样，《近思录》是按主题来写的文集，如“道体”、“为学大要”和“格物穷理”。它没有提供一个与素行、仁斋和徂徕所编辞典十分接近的模型。另外，这些术语在主要的与哲学有关的讨论新儒家的问题中可能会定义，但《近思录》本身并不致力于对这些哲学术语进行系统的定义。即使规定《近思录》内容的要目、段落之间也较松散，表明它只是一本杂集，而不是系统的有序的文本。如果德川时期哲学辞典存在新儒家先驱的话，那么，从上面提到的概念的相类似（如果不是相同）的顺序排列这一点就可看出，北溪《字义》就是其先驱。
有人可能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虽然北溪《字义》确实影响了一两本书，但后来的著作，如徂徕的《弁名》，看上去跟《字义》相似，是由于受早期文本（素行的《圣教要录》和仁斋的《语孟字义》的影响，而不是直接受北溪《字义》的影响。然而，如果说《圣教要录》影响了仁斋或徂徕，但他们从未承认这种影响，而且从他们从没有提及这本书及书的作者素行这点来看，仁斋和徂徕读过这本书是值得怀疑的。人们几乎很难想象仁斋和徂徕没有听到过素行或他的非正统的《圣教要录》，是因为在1665年这本书出版后，他即遭流放。而且，仁斋和徂徕辞典的注释中，也未能无可争辩地表达来自《圣教要录》的影响。于是，根据《配所残笔》，素行是林罗山的学生[7]，正如阿部吉雄曾描述过的，北溪《字义》对林罗山的学问有显著的影响，据此，素行熟悉《字义》应该说不是牵强附会的假设。
仁斋的《语孟字义》可肯定地说是受北溪《字义》的影响。因为仁斋正是在完成《语孟字义》的同时，也就是在1682—1683年冬，他作了一系列关于北溪《字义》的演讲。认为仁斋对于《字义》的评论基本是持批评的态度，这种假设是较为可靠的。仁斋在《语孟字义》中对北溪关于许多术语的阐述提出了批评。毫无疑问，仁斋的《语孟字义》影响了徂徕的《弁名》，因为徂徕在创立他自己的儒家语义学过程中，经常引用并批评仁斋。尽管如此，本文认为仁斋对于徂徕有影响，并不排除徂徕同时直接受北溪《字义》影响的可能性。《弁名》使用的一个非常独特的典故“白鲞大王”，把《字义》与《弁名》联系起来了。“白鲞大王”是出现在北溪《字义》中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概念，北溪用之来嘲讽淫祀。这一概念若不详加阐述，对德川日本人来说当然是生疏的。徂徕对这一深奥术语的娴熟使用，表明他对《字义》及出现在十七世纪日本的有关《字义》的文献相当熟悉，而《弁名》并非通过《语孟字义》或其他任何新儒家文本间接地受北溪《字义》的影响。
除了对概念的选择及排序以外，从引用了《字义》中可找到的对关键概念的解释也可看出来。比如北溪把“道”解释为“道路”，素行、仁斋和徂徕都重复了这一说法。虽然对于“道”的解释可追溯到记录在《朱子语类》第六卷中朱熹和他的门生的谈话，但是它不大可能是素行、仁斋和徂徕灵感的源泉。截至1665年即素行《圣教要录》问世之时，北溪《字义》已在日本出版了三次，而《语类》却尚未出版。可见，《语类》不可能是素行灵感的源泉。
尽管《语类》于1668年出版了，（同年《字义》又出了一版，两年后还出了另一版）但是《语类》140卷的篇幅决定了它不大可能成为仁斋篇幅仅2卷的字典的源泉。而且仁斋在批评《字义》时，反复而且明确地提到北溪。他对《字义》的了解是无容置疑的，但仁斋的批评没有提到《语类》，这表明仁斋要么对《语类》不熟悉，要么他的观点与《语类》一致。但《语类》把朱熹描述为持正统的哲学观点的，人们几乎无法假设，仁斋熟悉这本书又不对该书提出异议。
仁斋和徂徕甚至几乎重复了北溪对“道”的解释，当人们考察了以下三点时，就可以获得有力的证据：①重复了“道犹路也”这一说法；②这一说法在对“道”的辞典编纂式的分析中上下文的位置；③对“道”的辞典编纂式的分析和后面部分的内容之间的关系。北溪、仁斋和徂徕把“道”看作象一条路，都出现在对“道”进行哲学分析的开头语中。对“道”的辞典编纂式的讨论，是对哲学术语的系统的语义学分析这一更大工程所不可或缺的。但局部和整体的联系的类似的一致，表明仁斋和徂徕是受《语类》对“道”的解释的影响这一假设是缺乏根据的。还有其他许多渗透在素行、仁斋和徂徕所编纂的哲学辞典中尽管小、但明显的借用，表明《字义》是那些思想家借以分析儒家术语的范本。
四
人们如果没有认识到北溪《字义》对于程朱哲学语义学解释方面的贡献，就可能会想象：素行、仁斋、徂徕他们的辞典著作纯粹产生于本民族。人们如果没有认识到林罗山在传播北溪《字义》文本中所起的作用，就可能为认为，素行等人与林罗山的思想是完全对立的。人们只要细读一下丸山真男的《日本德川思想史研究》就可以看出，如果人们不能深刻地认识到上述两点，那么，他所形成的对德川早期思想史的解释是多么的牵强附会。
狄百瑞在《新儒家正统思想与日本德川早期的心性之学》中，他提到“十七世纪日本的新儒家思想往往是对明朝思想的重述”。事实上并不止于此，晚宋哲学的某些方面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这些方面并没有被日本思想界充分地认识到，尤其是陈北溪哲学方面。
阿部吉雄的《日本古学派的哲学》揭示了罗钦顺的《困知记》的影响。他们宣称林罗山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罗钦顺对程朱哲学的阐发。虽然正如阿部所讲的，林罗山可能手抄了罗钦顺的朝鲜版的《困知记》，但是，这个文本没有象北溪《字义》那样得到林罗山过多的细节上的注意，例如，林罗山并没有对《困知记》象对北溪《字义》那样，作一个本国语的详细解释。而且，在17世纪的日本，《困知记》的出版记录并不表明，它是比《字义》更为杰出的文本[8]。另外，素行、仁斋和徂徕的辞典都模仿《字义》，而不是《困知记》，这似乎可以看出，《字义》至少对于在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德川哲学思辩的影响，超过了《困知记》。
本文所揭示的北溪《字义》和德川早期哲学辞典的联系说明，在研究当代早期的日本思想时，对于北溪《字义》应该引起更多的注意。
（本文编译自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东西方哲学》43:4(1993.10)。蒙作者与出版社惠允，在此一并致谢。）
注释：
[1]陈荣捷把北溪《性理字义》译成了英文《新儒家术语解释》，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本文的评论以1632年日本版为基础，该版内容比陈译本少得多。
[2]见《日本思想大系》第28卷，东京岩波书店，1984年第505—512页。
[3]见《日本思想大系》第33卷，东京岩波书记1985年版第622—623页。
[4]小川贯道《汉学者传记及著述集览》，东京，1977年再版第110页。
[5]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学与朝鲜》，东京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251—252页。
[6]陈荣捷英文《近思录·序》第Ⅸ页。
[7]见《日本思想大系》第32卷第318页。
[8]长泽规矩也《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东京，1986年版第105—106页、109页。《困知记》首次于1658年出版；与此同时，《字义》在1621年，后来在1628年及1632年出版。1659年林罗山的《谚解》首次出版。《困知记》以后的版本为1663年，1667年版，而《字义》的版本又在1668年和1670年出现。《字义》的最后一版已有详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