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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1977）认为“尾巴”等概念是它所激活的“原型场景”（相当本文所说的认知框架）的“透视焦点”，显著度因此很高；Langacker（1987∶183－89）则称之为“凸显”（profile）， 上图中用粗黑线表示，而它们激活的“动物有尾巴”、“房子有屋顶”、“某人有爸爸”等默认“关系”称为“基底”（base），图中用大方框表示。“动物”“房子”“某人”作为这些“关系”的一部分自然也是由它们激活的。这种默认关系，其默认程度甚至比上面“他提出意见”这个关系的默认程度还要高。在“他的意见”中我们还可以把“提出”一词补出来，而“兔子的尾巴”要是把“有”补出来会很别扭，有的根本补不出来，如“去年的夏天”“明天的上午”。同样，重音能改变相对的显著度，“兔子的（尾巴）”（“兔子”重读）就能成立。这样的解释还能较好地说明“的”字的功能，看以下例子：
（15）铅笔折了 *铅笔的折了
用铅笔（整体）转指铅笔尖（部分），不加“的”字转指成立，加了“的”字转指就不成立。如何解释这种对立呢？原因显然在于“的”字的功能。认知框架有具体和抽象之别。铅笔和铅笔尖，这种“整体—部分”的认知框架是具体的，涉及的是铅笔这个具体事物。而当我们说谓词代表的“关系”是整体，体词代表的“事物”是部分时，这种“整体—部分”的认知框架是抽象的，涉及的是“关系”这个抽象的概念。“铅笔尖”和“铅笔的尖”，有“的”和没有“的”不一样。关于这个“的”字的性质和功能争论很多，有的谈得很复杂。从认知的角度看很简单，结构助词“的”的作用就是把抽象的“关系”概念凸现出来（注：赵元任（1968：5.3.6.1）认为， “的”的作用跟表强调的对比重音差不多，张敏（1998：249 ）进一步明确中心语前带“的”的修饰语具有“述谓性”，即表示“关系”；两者结合起来，“的”的功能就是“凸现关系”。）：“铅笔的尖”把“铅笔有尖”这个“关系”凸现出来（姑且用“有”来表示这种关系）。这个“关系”在“铅笔尖”中也存在，但是并没有凸现出来。也就是说，当铅笔尖折了我们说“铅笔折了”时，我们是以具体的“整体—部分”作为认知框架的，铅笔是整体，尖是部分；而用“铅笔的”来转指“尖”时，我们是以抽象的“整体—部分”作为认知框架的，“铅笔有尖”这个抽象的“关系”是整体，尖是部分。这样来认识“的”字的功能十分符合我们的直觉，把“的”叫做“结构助词”就是因为“的”的作用是凸现结构关系。
范继淹（1979）曾指出以下的互补对立，问其中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16）我的（书） *我的（母亲）
*我书 我母亲
从转指的规律和“的”字的功能来看这就不难解释了：“我”和“母亲”之间的“关系”是个默认值，因此可以不加“的”说“我母亲”；这个默认关系又由“母亲”激活，所以“我的”不能转指“母亲”。相反，“我”和“书”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默认值，因此必须加“的”来凸现，说“我的书”；“书”不能激活这个关系，所以“我的”可以转指“书”。
4.2 容器和内容的相对显著度
一般情形下总是容器比内容显著。用容器转喻内容也是司空见惯，我们几乎意识不到是在运用转喻。“他喝了三瓶”，喝的是瓶里的酒；“这本书你改一改”是要你修改这本书的内容。到杂货铺买料酒，售货员问你“要瓶的还是散的”，买中华烟，你可以说“要盒的不要筒的”。相反用内容转喻容器就比较特殊，收废品的也许会说“我要啤酒的不要料酒的”，但一般说“我要啤酒瓶不要料酒瓶”。上文（2）和（6）右列各例受限制就是违背了转喻的一般规律，因为中心语代表容器，而X代表内容。过去习惯于称这两者具有同一性，但同一性并不能确切说明两者之间容器和内容的关系，例如“托运”是“手续”的内容，“访美”是“报告”的内容，“经理”是“身份”的内容，“半年”是“时间”的内容，“故事”的内容是关于“灰姑娘”的（注：马真（1981:81）指出，“这种定语是用来指明中心语的具体内容的”。古川裕（1989）进一步作了论证。）。过去所举的“的”字结构“自指”的例子实际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中心语不在认知框架内，如“*迟到的（原因）”，“*学外语的（目的）”，一种就是中心语代表容器， 两者的区别如下（左列是前一种情形，右列是后一种情形）：
（17）她跟丈夫离婚的理由缺乏共同语言的理由（站不住）
学外语的目的 （达到）出国的目的
（讲究）批评的方法 （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
生病的原因（是着了凉） （缺席是）生病的原因
在特殊的情形下内容反而比容器显著，这时内容就可以转喻容器。一种情形是交谈双方已经知道是在谈论某种容器，关心的是容器的内容，例如：
（18）说起电影，老王爱看打仗的，不爱看言情的。
（19）吆喝很多，这是卖糖葫芦的，还有卖果子的。
（20）我经常想起的问题很多，业务的、生活的，大事小事。（北京人：100个普通人的自述）
还有一种情形是在谈论“有没有”装有某种内容的容器，内容也是注意的中心。句子一般有“听说”“见过”“有”等动词出现，表容器的一般是“事情”“情形”之类的抽象名词：
（21）我听说过女大夫、大学生嫁殡葬工的（事情），小说、故事，恐怕不是报告文学吧？
（北京人：100个普通人的自述）
（22）我没听说过用鸡蛋面条当糖衣炮弹的（事情）。（王朔：玩的就是心跳）
（23）……一般说是后来居上，但也会有例外，历史上不少见儿子比爸爸更糊涂的（情形）。（《读书》1989.9:80）
（24）哪有好人叫这种名字的（情形）。（玩的就是心跳）
有关语境或上下文如何改变显著度，下面第5节还要详谈。
4.3 恒久性状和临时性状的相对显著度
用“区别性”和“描写性”的对立来说明转指的规律只适用X 为形容词（或名词）的“的”字结构，X 为动词时不适用（注：用黄国营（1982）能否加“不”的测试法（描写性的不能加“不”）也不管用，例如“*托运的（时间）不成立，但可以说“不托运的时间”。）。（9）左列“白”等性质形容词是区别性的，右列“雪白”等状态形容词是描写性的。然而，这样的说明还没有说到根子上，人们还是会问，为什么X为描写性的状态形容词不能转指。从根本上讲， 要用一类事物的性状来转喻这一类事物，这种性状必须是恒久的性状而不是临时的性状。如果某一类纸具有白色这种恒久性状，我们自然可以用这种性状来转指这类纸。如果某一类纸的颜色随阳光温度的变化而变化，我们自然很难用它临时呈现的颜色来转指这类纸。性状必须具有恒久性才具有区别性，而描写可以用临时的性状。在给事物定位时，我们一般以固定的事物为参照点来给流动不居的事物定位，不大会反过来。例如，说“墙上那颗钉子旁边停着一只蚊子”很自然，而“墙上那只蚊子旁边钉着一颗钉子”就不大说，因为人在知觉上很容易建立起跟墙上那颗固定钉子的联系。用事物的性状来指称事物，也是一种抽象的定位，是在头脑中以事物的性状为参照点给事物定位（参看Langacker 1993）。
沈家煊（1997：247—8）证明，性质形容词表示的性状具有恒久性，状态形容词表示的性状具有临时性，这里不再详说。可以补充的论据是“白纸／白的纸”和“*雪白纸／雪白的纸”之间的不对称。 如前所述，“的”字的功能是凸现抽象的“关系”，纸和白之间的关系是恒久的，因此不必加“的”直接说“白纸”就能表达这种关系；纸和雪白之间的关系是临时的，因此必须加“的”说成“雪白的纸”才能表达这种关系。
性状的恒久性和显著度又有自然的联系：一类事物的恒久的性状才能在人脑中形成关于这类事物的显著的印象。也就是说，认知上恒久的性状显著度高，临时的性状显著度低。黄国营（1982）和陆俭明（1991）曾指出，“状态形容词+的”转指中心名词必须前加“这／那”，如“那／这黄灿灿的是油菜花”，“你别买那水叽叽的”。那是因为指示词具有增加显著度的功能：把某样不太显著的东西指给别人看，就能使它成为注意的焦点。以上分析也适用于X为名词的“的”字结构，例如，“铁的（架子）”和“*铁的（纪律）”， 后者显然是一种临时性的比喻。
4.4 名词的“可及性”和显著度
除了上面这些影响显著度的因素外，不同类型的名词还有其固有的（intrinsic）显著度差别。不同名词的所指或代表的概念， 人在认知过程中跟它们建立心理联系（mental contact）的难易度是不等的，Dixon（1979:85）和Silverstein（1976 ）等称之为名词的“可及性等级”（acceSSibility hierarchy）， 有许多句法现象都是这种等级的体现。这种等级的背后实际是生命度（animacy）和显著度的差异， 生命度越高，显著度越高，可及性就越强。越是显著的事物自然越容易建立跟它们的心理联系。本文讨论的问题涉及名词可及性等级的这一部分：
专有名词＞普通名词
专有名词的显著度高于普通名词。一个事物正因为比较显著才给它起一个专名。人们经常用专名来泛指普通概念，例如用西厢记里的红娘转指媒人，用伯乐转指善于发现人才的人。在媒人中那个红娘最显著，善于发现人才的人中伯乐最显著。我们说“在东南沿海再造几个香港”，因为在国际性大都市中香港特别显著。正因为如此，词义的演变有一种不对称：词义的泛化远远多于词义的专门化。“江”原来指“长江”，后来转指江河，因为江河中长江最显著。反过来用普通名词来转指专门事物的情形不是没有，但要少得多。这就解释了（5）和以下对立：
（25）北京的（老百姓）*老百姓的（北京）
天安门的（琉璃瓦）*琉璃瓦的（天安门）
5.语境的调控机制
过去说句法规则有“强制性”，又说语境有“调控性”，也就是有了足够的语境，一般不能转指的“的”字结构也能转指。 （袁毓林1995）既然语境能起调控作用，“强制性的”句法规则也就等于虚设。语境究竟怎么个调控法也没有说明。从认知模型出发可以避免这种理论上的矛盾，并可对调控机制作出说明。
5.1 语境调控显著度
首先，话题可以把一般不在认知框架内的概念临时纳入认知框架内。例如，“技术”一般不在“人开车”的认知框架内，但如果当前的话题就是“技术”，这样的语境也就把“技术”临时纳入当前的认知框架里，于是有例（1）的表达。从认知上讲，话题就是一个“参照点”， 通过它建立跟其他信息的心理联系（参看Langacker 1993）。又例如，“钱”和“处所”一般不在“吃东西”的认知框架内，但成为话题后情形就不一样（注：过去在判别能否转指时把“是……的”句式排除在外，因为这个句式里的“的”字结构几乎都能转指（范继淹1979，袁毓林1995）。其实，原来受限制的转指在这样的句式不受限制，原因在于转指的对象是这种判断句的话题。“是……的”句式中的“的”有的是表示事态或情态的，如“我是昨天进的城”，“我是决不答应的”（参看马学良、史有为1982，李纳、安姗迪、张伯江1998），与转指无关，不在本文考察之列。）：
（26）她说有两块钱，说是上车后到餐车吃夜宵的。（北京人：100个普通人的自述）
（27）大食堂是工作人员用餐的，小食堂是首长进餐的。
在“打人”的认知框架内没有“钱”，但如果“出钱雇人打人”是当前的话题，情形也就不一样：
（28）王大栓：打女学生的钱，我不要！
小二德子（另拿一块）：换换，这块是打男学生的，行了吧？（茶馆）
话题的另一个作用是使认知框架中原来显著的概念成分变得相对不显著，从而使它可以成为转指的对象。例如：
（29）这里有许多种动物的尾巴一兔子的、狐狸的、还有……
（30）钱老人的理解是比祁老人和韵梅的高明得很多的。（四世同堂）
（31）青年高尔基和青年周树人一留胡子前的。（玩的就是心跳）
“尾巴”“理解”“周树人”等通常不能是转指对象，原因如前所述是显著度较高，但这里它们都是当前谈论的话题，显著度就相对降低。在心理上由于刺激的持续呈现，人对刺激的反应反而会变得迟钝，这种效应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所谓“熟视无睹”和“多见不怪”。同样，话题在言谈中的持续性（topical continuity）也会降低相关成分的显著度。前面（18）－（24）各例是语境降低容器相对内容的显著度。
语境也能使认知框架内原来不显著的成分变得相对显著，从而使它不能成为转指的对象。如果中心语是语境强调的对象（一般加特殊重音增加其显著度），就都不能转指：
（32）这不是布兜，这是弟弟的书包（*这是弟弟的）。
他画人物不行，他画的风景还不错（*他画的还不错）。
（33）（连）电影他都不感兴趣。* 他都不感兴趣的（电影）
（连）小钱他也计较。*他也计较的（小钱）
我们可以把语境的第一种作用也解释为调控显著度：处在认知框架内的成分比不处在认知框架内的成分显著，因此把原来不在认知框架内的概念临时纳入认知框架，其实也就是提高这个概念的显著度。这样，“X的”转指中心语的条件，概括起来就是：中心语代表的概念一方面要有一定的显著度（处在认知框架内），一方面其显著度又不得超过X所代表的概念。语境调控显著度时是一把双刃剑：能把原来不显著的变得相对显著，能把原来显著的变得相对不显著。这有心理学上的证据：
前面那张“图形／背景”图如果注意黑的部分，显著的图形是花瓶，白的部分是背景。如果将此图置于黑色的大背景上，原来的图形就不再显著，变为背景的一部分，原来不显著的背景变得相对显著，成为图形（两个面对的头像）。
5.2 语境的调控力度
语境改变概念显著度的力度大小有一个总的倾向：两个概念的距离越近，作用力越大。黄国营（1982：104）已经注意到这一点。看例子：
（34）a.*我的眼睛大，她的不大。
b.我的眼睛比她的大。
（35）a.*瑞宣的手很热，她的冰凉。
b.瑞宣的手碰着了她的，冰凉。（四世同堂）
（36）a.*开车的时间变了，到站的也变了。
b.到站的和开车的时间都变了。
虽然都是比较对照，但是两个成分处在一个单句或一个短语中要比分处两个小句的距离近（指实际距离和心理距离）。
（37）a.*我毁了他的生命，但他又毁了你的。
b.我毁了他的生命，但他又毁了我的。
（38）a.*我知道你的弱点，我也知道他的。
b.我知道你的弱点，你也知道我的。
互相作用的两个概念比不是互相作用的两个概念距离近。
（39）a.*老王的意见明天去，我的今天去。
b.老王的意见你已经知道了，我的你也该听听。
概念上（b）句的“意见”和谓语“听／知道”之间的联系较紧密， 而（a）句“意见”和谓语的联系很松散。因此， 我们虽然不能绝对预测一定的语境是否一定能允许转指， 但我们可以作出较弱的预测：对（34）－（39）而言，如果（a）这样的句式允许转指，那么（b）这样的句式一定也允许转指，反之则不然。
有许多语法现象既不是可按严格的规则作出完全的预测，但也不是完全任意的、根本无法预测的，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受倾向性的原则支配，因而是可以作出解释的或是可以作出较弱的预测。“的”字结构转指中心语就属于这种语法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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