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融体系在西部大开发中的四大职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开发论文,职能论文,金融体系论文,西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2 文献标识码：A
1 金融业在西部大开发中具有核心与枢纽作用
现代经济是货币经济。当人类进入现代文明，伴随经济结构变动和产业革命的是金融革命。商品经济在时间上延伸，在空间上连绵不断地扩张，即外化为现代市场经济。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商品的生产以货币积累为起点，商品交换以货币为媒介，社会财富的分配以货币为手段。随着社会经济系统中行业发展、产品生产的多元走向，生产与消费的结构转换节奏加快，社会分工细密化的趋势，以及交易行为日益复杂，产品、劳务的链务不断加长和发生局部性替代，判断不同交易主体，交易市场间的联系与影响日益困难。这些表面似乎无关的因素被货币联系在一起。“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们对实际经济的把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货币的控制，货币运行在市场总体运行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中国20年改革的取向即市场化过程，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决定着不同区域、行业和部门的经济发展水平。出于种种原因，西部地区计划经济的包袱仍很沉重，要追赶东部地区，缩小经济发展差距，必须加快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的步伐。资金是国民经济系统的血液，金融这一子系统则起着导管的作用。若以金融系统可以创造存款货币、加快资金周转而论，则具有“造血”和提高“血液循环”效率的功能。金融组织、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的创新与发展将改变生产者、交易者的相互联系与依赖程度或“内连度”(degree of interconnectedness)，产生交织着物流与现金流的市场主体间的新的协同运动，从而也影响和决定着产出和交易量[1]。要解决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的问题，必须重视西部金融市场建设，加快西部地区的金融改革与金融深化。
金融系统的一般功能存在于以下方面：①提供交换媒介和储藏手段，从而加快商品流通与价值转换，节约流通费用和交易成本，并克服生产、消费的非连续性和非同步性引致的失调。实现非金融资产向金融资产的转移，这种转移意味着资本品投入的增长；②动员和分配储蓄，从大量储户手中聚集储蓄资金，并输送到投资者手中；③转化与分摊风险不同储蓄者与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或承担风险的能力不同，从事风险投资和风险管理的金融与准金融机构使经营活动的风险与收益相关连，设计并提供风险各异的金融资产，将不同风险在经济单位之间予以分配；④提供促使经济活动趋于稳定的机制与工具[2]。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门可以进行政策搭配，通过金融体系间接作用于实际生产过程，避免经济剧烈动荡。
2 西部经济发展滞后的货币主因是资金低效率配置
西部经济发展滞后于东部地区的直接原因之一是货币金融因素。一是货币资金流量不足，二是资金使用效率不高。
中央制定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动因在六个方面，其中解决东西部经济差距的矛盾被置于重要地位。由经济发展差距所导致的地区间利益差距的矛盾关系实际上已构成对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可持续发展与实现现代化目标、处理民族关系和加强国防安全的掣肘或潜在冲击。
我们以国际上通用的衡量一国国民收入分配状况的基尼系数指标分析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这一系数在1984-1988年和1992-1996年两个高增长、高通胀时段迅速上升。据统计，我国1995年的基尼系数为0.45，是亚洲最高国家之一，超过全部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仅次于拉美和非洲个别国家。同期英国的基尼系数为0.37，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分配上的反差用库兹涅茨的"U"型曲线假说似乎可以解释，但同我国现存所有制结构却相违背，有悖于经济理论关于基尼系数与所有制结构的相关性分析。理论结构认为不同国家之间国有资产比例高则倾向于有较低的基尼系数，即分配状况更趋公平。但我国国有资产比重远高出亚洲其他国家和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缘何有较高的基尼系数或者更为悬殊的分配上的差距？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在改革以后不断被拉大。统计分析表明，地区间经济差距对全国基尼系数的贡献率在50%以上[3]，据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披露的信息，东部沿海地区的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和山东五省人口与西部大体相当，但国内生产总值(GDP)是西部的2.5倍以上。东西部差距在90年代进一步拉大。东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比1990年为1.53:1，1995年上升为1.76:1。通过不同侧面、在不同视野中可以对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巨大悬殊状况作不同解释，但最为直接的是货币金融因素。
西部经济发展滞后的货币因素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由中央政策意向以及区域性市场机制障碍主导的货币资金流量不足；二是企业制度改革滞后与金融市场缺乏竞争所制约的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使西部地区货币资金“量”与“质”的相互转换在改革开放20年后并未实现良性循环，不能互相加强、促进，而是相互制约、削弱。
观察东西部资金流量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东部地区资金投入年均增长12.2%，西部同一指标为7.9%；东部资金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3.6%，西部为30.7%。造成区域间资金流量差异的因素大致有五个方面：第一，中央财政对西部投资明显下降。“一五”到70年代末中央对西部投资占全国的比例基本维持在20%以上，80年代下降为16.3%；第二，在对外经济开放格局中由于中央对外商的税收优惠政策向东部倾斜以及区位差异，西部吸引外资的相对规模很小。以西北地区为例，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吸引外资占全国比例一直在1%略强的水准上。1992-1995年西部六省三自治区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比例在1.82%～3.81%之间[4]。第三，西部通过金融市场直接融资所占份额低。以1992年为例，东西部直接融资比为4.41:1；第四，信贷投放规模小。1992年全国银行贷款额中，东部占51.2%，西部占18.4%，西部人均贷款占东部的51.6%。1996-1998年西北地区贷款增加额占全国的比例在5-7.5%之间；第五，西部地区存在资金净流出的情况。80年代中期西北五省、区银行系统存贷款结构中除陕西以外均为存差。陕西1994年也由贷差变为存差，这一方面表现出资金积累状况向好的态势，但也说明面临辖区内企业经营状况不佳，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下降时资金逃逸的迹象。就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对资金投入的需求状况而论，这是全国区际间资金的逆向流动。
据以上分析，在现象层面上将西部经济落后的货币因素归结为资金流量不足看来有事实依据。但西部地区各级政府、工商企业和金融机构以及理论界不可将分析的着眼点停留于此。不论原因为何，西部经济落后的货币金融因素主要是资金使用效率低。我们以全民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资金利润率为例，1992年陕西为1.66%，甘肃为2.2%，宁夏为0.62%，青海为0.015%，新疆为1.33%[5]。当年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为8.46%。分析西北五省（区）信贷资金GDP产出情况，百元信贷资金的GDP产出量呈逐年下降趋势。1994-1998年每百元信贷资产GDP产出量年递减4.10元，下降幅度大于全国平均水平。1991年西部资金平均周转次数比全国慢近一次，百元资金利税率比全国约低30%。
对西部地区资金效率状况保持清醒的认识，在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西部地区货币资金投入不足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的前提下，对于制定什么样的金融发展战略以深化区域金融改革，如何充分提高仍属有限的社会资金的效率以加快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 金融体系在西部大开发中的四大职能
围绕西部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资金供给不足、经济结构不合理、融资方式单一、生产的商品化和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偏低以及观念较落后、保守，探讨金融体系在西部大开发中的具体职能。
第一，筹集西部大开发的资本金。美国西部开发经历了上百年时间，中国西部大开发少说也要50年，使人均收入接近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结构、生态环境发生实质性改观，经济与社会发展全面进入良性循环轨道。由于西部幅员辽阔，经济基础薄弱，所以仅仅依赖某一方面的投入难以满足发展所需资金。不同国家开发落后地区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我国政府已经明确将逐步增加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这为解决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解决了部分启动资金，财政投资也将长期向西部倾斜。但我们同时应该注意到两种因素：一方面，1993年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收入有所好转，中央政府可支配的财力在增加；另一方面， 1998年以后适应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为了扩大内需，由政府支出推动的财政赤字加速增长，财政赤字规模将受到一定安全区的制约而不可能无限膨胀。所以，解决资金问题的困扰必须综合考虑多种潜在因素，坚持吸引多元投资主体参与西部大开发建设。除中央和地方政府充分发挥政策导向作用外，金融系统是吸引国内民间资本和国外资本的主渠道。因为只有依靠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以及对金融工具的健全运作才能体现均衡的货币价格，合理界定金融交易所产生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使货币资本所有者在资产选择与转换的序列过程中分享收益，而合理分享收益是影响货币资本集中和流向的根本原因。
西部大开发的资本金来源于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国内近两年发生持续的通货紧缩，说明国民经济面临重大的产业结构转换与升级，东部地区需要给原有产业寻找新的市场定位，向劳动力成本低的西部迁移，快速发展20年后所积累的资本也需要发现新的投资机会和投资区域，银行系统出现规模可观的净储蓄余额，对放款资金的行业与区域结构也相应地要做出重新安排。应该说，西部大开发所面临的国内资金供给的起点是非常好的，关键是看我们的统筹规划与金融运行做得好不好，有没有好的融资机制。国外方面，自1967年英镑危机后国际金融危机仍频，其实质说明了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过剩问题的严重性，假如能分散巨量国际游资的相当部分能量，不啻可以强力推进我国西部开发，还可为国际金融体系安全及全球经济稳定做出贡献。为此，西部地区要借我国加入WTO之机，加快金融部门的对外开放。
第二，调整经济结构，包括调整产业结构和改革所有制结构。由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工业布局以及资源禀赋和自然条件的影响，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主要特点是工业倚重生产原材料和能源初级产品，农业基础薄弱，轻、加工业及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1993年，江苏、广东、山东、浙江各省的轻工业产值都分别超过西部轻工业产值的总和。理论研究表明，原材料和初级加工产品即使在市场经济中相对价格也趋于走低，这意味着生产者利益受到侵蚀。西部地区要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不能走我国改革以来主要依靠增量调整的老路，必须借重于盘活存量资产，通过资产重组——收购、兼并、破产、租赁、出售和资产置换等方式对生产要素重新配置。资产重组、资本运营离不开金融系统的综合性服务功能。
全国经济发展快的省（区）也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快的省（区）。西部地区的所有制结构特征是公有部门比例高，其中国有经济战线长、规模小、机制不灵活和效率低。以陕西为例，国有企业目前占80%以上，而广东在90年代初非公有制经济已达46%，与公有制经济在数量比例上几乎平分秋色。随着西部金融制度的创新及金融组织的多元化趋势，必将给西部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解决这两类企业资金匮乏的现状。应该说，金融部门与企业有一定对称性，传统国有银行选择国有企业为主要融资对象，既有体制因素，也存在观念上的制约。而非国有金融机构选择融资对象将不受非经济利益因素的束缚。
第三，通过金融市场增加直接融资比例，改善金融与企业部门的财务结构。已如前述，西部地区通过证券市场融资占全国比例远低于东部。江苏省1992年人均债券融资248元，西部多数省（区）不足50元。发展和开放西部金融市场对辖区内企业尤如“放水养鱼”，活水正在于企业不仅仅依赖银行系统的信贷资金，可发行债券、股票及商业票据等金融工具筹集不同期限、不同用途的资本金，更好地适应商品市场变动引起的生产波动以及货币供求的变化。这不仅仅是一个融资规模问题，融资方式、融资结构的变动可能达到下述效果：克服现存国有企业负债比例高、债务成本高和负债中国有银行贷款偏高等因素；在全社会范围内适当降低国有经济比重，增加非公有制经济的数量与比重；在不同企业内部优化产权配置，涌现出更多混合所有制经济单位，实际上使技术、资本、管理、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实现优势互补，对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进行优化组合。这些都有利于动员不同利益主体对西部大开发的深度参与，最终结果是提高生产要素效率。西部大开发不能沿用单一的财政与国有银行为主体的融资机制，是区域体制转化非常重要的方面，具有深刻的经济学与社会学蕴涵。
第四，实现优胜劣汰，加速区域经济的货币化进程，强化参与主体的金融意识及经济素质并更新观念。通过金融市场可以实现对具体生产项目、企业、产品的选择、诱导、迁移和淘汰功能，并配合合理的利率水平，使西部地区的新增项目有比较好的起点，并不断使资源由低效率项目、产品和企业退出。金融市场是最为活跃和富有张力的市场，也是集中人类智慧的大熔炉，对金融市场活动的参与有助于树立市场经济新观念，强化经济活动者的竞争意识。市场经济需要西部人调整传统的义利观，提倡人们合理的追求利益，保持“不满足”感，在恪守一定法律、伦理与道德等社会规范前提下坚持义利并重。
金融业发展也必将提高西部地区的金融相关比率，加快货币化进程，促进商品流通，打破市场分割，避免过度投资，提高投资的社会收益率。有市场未必有效率，市场经济的效率主要取决于市场“游戏规则”的设定和主体素质。但我们不能等经济主体素质很高了才搞市场经济。经济与金融史反映出商品生产发展引致商品交换的规模与空间范围的扩大，商品流通的矛盾运动又推动着金融发展。但是，金融发展也无疑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强有力的反向刺激与促进作用，在特定情况下，即使商品生产尚较落后，金融发展也有助于使经济趋向繁荣。西部经济发展除争取中央政策支持外，必须重视资本、技术、人才及信息等因素的作用，更不可看轻金融体系的功能。
收稿日期：2001-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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