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国方[1]2003年在《虚拟组织与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组织制度创新》文中提出虚拟组织是在新的全球经济竞争形势下，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而逐渐演化形成的一种新的组织形态。虚拟组织在诸多领域的成功实践预示着其在国防科技工业领域也将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变革亟需先进理论指导的背景下，本文将虚拟组织理论引入国防科技工业组织制度创新的范畴中，以期在理论上探讨提高我国国防科技工业运行效率，从而最终使我国国防科技工业更能适应军事和市场需求的方法和途径。 本文着重探讨虚拟组织理论对于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组织制度创新的应用价值，并尝试进行我国国防科技工业虚拟组织模式的设计和这一模式的运行保障分析，最后提出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组织虚拟化的一般策略及虚拟化面临的现实困境。
李亚平[2]2012年在《知识管理提升国防科技工业核心竞争力的机理及评价研究》文中认为国防科技工业是维系国家安全的战略产业，担负着提供高技术武器装备和发展军转民高科技产业的历史重任。国防科技工业要获得持续稳定的发展，必须具有竞争性的战略优势，而国防科技工业要具有这种竞争优势，就必须建立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因为核心竞争力是持续竞争优势之源。跨入21世纪后，知识经济飞速发展，一个国家或企业的战略资源将是知识资源，知识管理在国防科技工业中的应用会给其带来持续发展的动力，从而形成和提升国防科技工业的核心竞争力。因此，本文通过研究知识管理对国防科技工业核心竞争力的内在作用机理，旨在从知识管理的角度为提升国防科技工业的核心竞争力提供借鉴。论文对国防科技工业知识管理与核心竞争力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并对两者的现状做了深入分析。首先归纳总结了知识管理的概念、知识管理的模型，在此基础上对国防科技工业知识管理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分析了核心竞争力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对国防科技工业核心竞争力的内涵进行了界定；接着分析了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知识管理和核心竞争力的现状。为接下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论文分析了知识整合提升国防科技工业核心竞争力的机理。介绍了知识整合的内涵、功能和内容；在此基础上界定了国防科技工业的知识以及知识整合的内涵，从显隐知识整合、个组知识整合、内外知识整合、新旧知识整合四个方面构建知识整合提升国防科技工业核心竞争力的作用模型；从四个方面分析了知识整合的国防科技工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过程。论文研究了知识学习提升国防科技工业核心竞争力的机理。阐明了知识学习的内涵、特征与作用；分析了国防科技工业的内生型和外生型知识学习来源；分析了知识学习提升国防科技工业核心竞争力的作用过程及互动关系。论文剖析了知识共享提升国防科技工业核心竞争力的机理。阐明了知识共享的内涵与类型；分析了知识共享对国防科技工业核心竞争力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构建了知识共享提升国防科技工业核心竞争力的过程模型；从内生型知识共享和外生型知识共享两个方面分析了知识共享提升国防科技工业核心竞争力的过程。论文研究了知识创新提升国防科技工业核心竞争力的机理。分析了知识创新的内涵、内容及功能；阐述了知识创新提升国防科技工业核心竞争力的途径；最后分析了知识创新克服国防科技工业核心竞争力刚性，进而提升其核心竞争力的机理。论文对知识管理提升国防科技工业核心竞争力的效果与效率进行评价。分别建立了知识管理提升国防科技工业核心竞争力效果与效率评价的指标体系，然后对效果与效率评价方法进行了选择，其中效果评价采用模糊积分方法，效率评价采用DEA方法。选取航天工业5家典型企业为对象，分别对其进行了效果与效率评价的实证分析并进行了综合分析，为进一步提高知识管理提升国防科技工业核心竞争力的效果与效率提供了一种新的决策依据。论文系统提出了知识管理提升国防科技工业核心竞争力的对策。主要包括：营造与知识管理相适应的现代企业文化；建立知识整合的管理体系；加强知识学习，提高组织的学习能力；强化知识交流，实现知识共享；加速知识创新等五个方面的对策。
韩华[3]2007年在《军口863项目固定资产采购决策与动态评估研究》文中指出863计划属于我国最高层次的科研计划之一,863计划的军口部分与我国军队和国防建设有密切关系,也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如何从制度层面保证军口863计划投入的巨额资金的实施效益及特定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价值与实际意义的问题。论文首先从军口863项目固定资产的管理现状和科研机构的相关政策和管理制度的变革两个方面分析了军口863项目固定资产管理模式变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提出了军口863项目固定资产的一体化管理模式,并分析了实施一体化管理的原则、任务和重点要解决的几个问题:(1)建立专门的军口863项目固定资产管理机构;(2)建立固定资产投资制度;(3)建立固定资产评估制度。其二,根据军口863项目的特点,应用虚拟组织理论,分析了军口863项目组织制度的现状和传统科研组织面临的挑战,提出了军口863项目新的组织制度——虚拟合同研发组织。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从军口863资产管理中心——虚拟核心组织的资产管理中心——虚拟项目小组的相应资产管理部门的固定资产的叁级资产管理机构。明确了一体化管理模式下军口863固定资产管理中心的管理重点为采购决策与动态评估。其叁,展开了军口863项目固定资产的投资管理的研究,重点分析了固定资产的预审和固定资产的采购。借鉴招标的国内外现状及经验,分析了对军口863项目设备实施招标采购的必要性和意义,提出了采取公开招标的两阶段招标方式的具体招标流程;应用博弈论,分析了招投标过程固定资产管理中心和供应商之间的博弈关系,建立了招标的激励模型。其四,根据目前常用的评标方法,结合军口863项目固定资产招标采购的特殊背景和用途,提出了适于军口863项目设备招标采购的综合评标法。基于多属性决策理论、区间数理论和熵理论建立了综合评标模型;针对熵权确定的非线性优化模型,提出了一种改进的对偶算法,证明了该算法具有局部Q—超线性收敛性,并验证了该算法在实际运算中的有效性。其五,分析了军口863项目固定资产的产权和经营等环节的特点,论述了动态评估在固定资产产权转让、出租和处置等重大决策中的作用。针对现有的国内外评估方法在军口863项目固定资产评估中的不足,给出了符合军口863项目特点的固定资产的重置成本与广义成新率的确定方法;基于多属性决策理论、层次分析法和模糊数学理论建立了确定广义成新率的多级模糊评价模型。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乔玉婷[4]2012年在《武器装备竞争性采购的产业组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武器装备竞争性采购对于提高装备建设的质量和效益具有重要作用。竞争性采购的顺利推进有赖于产业组织数量、规模、结构和能力的优化，需要产业组织的发展与之相适应。从事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的产业组织随着国家经济体制和武器装备获取方式的变化而不断演进。本文从武器装备采购方式演变的维度将产业组织历史演进划分为叁个阶段并对其进行述评。武器装备竞争性采购需要建立融入国家创新体系和国家工业基础的新型产业组织。竞争性采购通过降低承包商的机会主义行为和由于资产专用性可能获得的可占用性租金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并影响产业组织的形态、边界、组织创新和治理。与此对应，产业组织通过内部创新、组织治理和组织边界的合理控制降低其交易费用，提高组织效率，使其成为竞争性采购下组织选择的优先形式。本文以交易费用为切入点，遵循威廉姆森的“叁分法”，从企业组织、中间性组织和市场组织研究武器装备竞争性采购的产业组织问题，构建本文分析框架。主要结论有：企业组织是面向武器装备竞争性采购的基本组织单元，具有典型的科层特性。竞争性采购对企业组织的影响路径主要包括对企业的竞争战略、企业边界、内部治理和投融资的影响。企业组织要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组织革新与军民融合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竞争性采购对同质与异质企业的长期和短期边界、有形和无形边界具有不同影响。企业要根据自身核心竞争优势和特点选择恰当的企业边界，并以合适的方式融入企业网络组织。用“减法”思维对企业进行“瘦身”，形成“小实体、大网络”的格局。根据企业组织的资产专用性程度和企业所提供武器装备的重要程度实行不同的改制模式和股权结构。通过企业预算约束硬化、融资结构优化和投资理性化实现企业资本运行优化。将军民融合作为企业组织治理的重要方式。产业集群是一种介于科层企业组织和市场组织之间的中间性组织，是武器装备竞争性采购下的一种组织创新和政策工具。首先，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以湖南省为例识别面向竞争性采购的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结果表明湖南省在合成材料制造业集群、有色金属压延加工业集群、电子元器件制造业集群和其他通用设备制造业集群方面具有集群总体竞争优势，应延伸产业链，在武器装备的分包和配套层次为竞争性采购提供产业和技术支撑。其次，在定量识别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的基础上，本文构建GEMS模型，以湖南省军民两用特种材料集群为例，评价其产业集群的竞争力。结果表明该集群GEMS值为423.506分，具有较强竞争优势。但其本地和外部市场得分较低，存在一定的集群发展风险。最后，提出基于集群剩余的内部网络治理和基于价值链剩余的集群外部治理建议。军民融合是集群在竞争性采购下一种重要的治理方式，将产业集群的军民融合模式归纳为“依托型”、“互动型”和“嵌入型”。市场是一种交易性组织。理想的市场追求交易成本最小化，竞争性市场存在着降低交易费用耗散的趋势。有效竞争下“寡头主导，大中小共生”的市场组织是竞争性采购下市场组织的理想模式。交易费用是造成装备采购市场较高行政壁垒和结构壁垒的重要因素。潜在企业进入对军方有利。潜在企业进入的前提是其在装备市场获得的利润要能补偿进入的交易费用和对于专用资产投资引致的沉没成本。民用企业进入装备采购市场初期应主要以互补共生或合作竞争的形式，从而减少自身进入的交易成本。装备采购市场的垄断以及市场失灵需要政府管制。市场交易费用节约下武器装备竞争性采购的市场治理应通过改革军工集团的行政垄断、设计竞争保护“影子团队”、扶持和保护中小企业等方式培育竞争主体；弱化装备采购市场的市场壁垒和降低企业退出市场的沉没成本来构建装备采购的可竞争性市场。应明确政府定位，清晰管制边界；合并管制条文，提高管制绩效；丰富管制手段，防止管制“俘获”来规范政府管制行为。
袁中华[5]2011年在《我国新兴产业发展的制度创新研究》文中指出2007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之后,这一危机不断向其他国家蔓延,继而发展成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给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带来深刻影响,尤其是在经济格局方面将可能导致其重新洗牌与调整,全球步入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发展历史的经验表明,新兴产业总能在战胜重大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孕育和成长,以其特有生命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摆脱经济危机的根本力量,并在危机过后,推动经济进入新一轮的繁荣。当前,无论是后危机时代的强烈需求,还是科学技术内部所积蓄的能量,都正在催生着一场以新能源技术和生命科学重大突破为标志的技术革命。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主要发达国家纷纷调整产业发展方向,出台新兴产业发展战略规划,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加快对新兴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布局,力争通过发展新技术、培育新产业,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率先走出危机,抢占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战略制高点,新一轮的产业、技术革命正在酝酿。新兴产业作为一种新的产业形态,具有高风险、高投入和高收益等不同于传统产业的独特特征,其发展规律、模式、制度需求等均与传统产业有着较大区别,政府的政策引导与制度保障显得相当重要,因此,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以促进各种资源在新兴产业的集聚,在新一轮经济发展中调整产业结构,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坚持进行各项体制、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但从整体而言,仍然存在诸多的问题：在融资制度方面,商业银行对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持作用甚微,创业投资的发展时间较短,创业板的发行节奏缓慢而远不能满足众多创新型公司的融资需求,政策性银行由于功能性定位而处于服务缺位状态。在人力资本培育制度方面,人才教育制度与社会需求脱节,企业培训制度供给不足,激励制度不健全而难以充分激发创新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人才在各个产业之间自由、合理流动的机制有待完善。在科技制度方面,科技管理机构重迭、多头交叉,缺乏科技投入的长期增长机制,企业尚未成为真正的技术创新主体,产业化比率低下,科研生产“两张皮”现象严重；在政府管理制度方面,立法不成体系且协调性差,财政投入增长机制没有落实,财政支出方式缺乏效率,税收优惠政策针对性不强,税种设置不合理,财税政策对新兴产业激励、引导作用尚不明显。所有的这些问题,都需要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有效破解新兴产业发展的制度瓶颈,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本论文的分析脉络大体如下：首先对新兴产业及其相关概念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进行界定,厘清有关制度、制度创新的概念,并系统梳理有关产业发展的一般理论。然后对新兴产业的形成动因、发展路径进行理论研究,并运用行业面板数据对影响新兴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尤其是考察了制度变迁对新兴产业发展的贡献程度。接下来分析制度在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定位,阐述新兴产业发展所需的制度系统,并运用制度分析法研究新兴产业制度创新机制以及运用演化博弈思想动态分析制度创新模式,从而为本文后续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以及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论文接下来的叁章分别结合我国制度建设的实际情况,就我国新兴产业发展的要素培育制度创新、企业制度创新以及政府管理制度创新进行详细论述,提出了较具可行性、操作性的观点。最后,论文以成都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实践为案例,说明新兴产业发展所需的制度系统及其创新。本文的主要结论有：(1)新兴产业形成的动因主要有：“技术推动”模式、“需求拉动”模式以及“技术推动-市场拉动”综合模式。新兴产业发展路径主要有：市场自发培育式、政府培育式以及市场自发与政府扶持相结合模式。(2)制度与资本、技术、人力资本构成新兴产业发展的内生性要素,但制度高于技术,制度高于资本,是首要的因素。制度对其他叁大要素均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资本、技术、人力资本在某个产业集聚的数量和质量,取决于制度环境和具体的制度安排；制度能够促进人才、资本与技术之间的耦合。新兴产业发展的制度系统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包括要素培育制度、企业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其中要素培育制度包括了融资制度、人力资本制度和科技制度,企业制度由企业组织制度、企业产权制度、法人治理制度、管理制度等构成,政府管理制度包括财税制度、法律制度和产业政策等。非正式制度则涵盖了价值观、意识形态、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等内容。(3)实证检验的结果显示,我国新兴产业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是实物资本的投入,尚未走出传统产业“粗放型、数量型”增长方式的一贯模式,向“集约型、质量型”增长方式转变势在必行。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对新兴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显着,其主要原因是尚未建立较为完善的人力资本制度和科技制度,限制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在新兴产业发展中作用的发挥。制度因素已经成为新兴产业发展中仅次于实物资本之后的第二大拉动因素,但应该看到的是,尽管非国有化、市场化、外向化进程仍在不断继续,政府扶持力度也在加大,仍存在较大的制度创新空间,应坚持各项制度、机制的改革与创新,并注重制度之间的耦合性,使之成为新兴产业发展的首要拉动因素。(4)由于与传统产业相比对制度的特殊需求,新兴产业的出现必将导致制度的非均衡,而且这种制度的非均衡会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也即新兴产业从诞生开始,总是或多或少要经历一段“制度真空”时期。因此,政府和企业应加强对新兴产业发展规律、影响因素、适应的制度、技术和产业发展趋势等方面的基础性研究,尽量减少认知时滞,缩短制度非均衡存在的时间,尽早形成有利于新兴产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由于制度创新仅在潜在收益大于创新成本时才发生,新兴产业出现后引发的制度失衡并不必然导致制度的“适应性”创新,“制度真空”时段的长短取决于是否有某个外部的力量来改变潜在收益与制度创新成本之间的比较。而危机作为一种典型的外部力量,将给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对政府而言,要充分利用好危机之后给新兴产业带来的发展机遇,适时创新制度,转危为机。主体的创新收益大于创新成本,还只是该主体进行制度创新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制度供给存在外部性。对创新主体而言,只有当与其他主体合作条件下的创新利润大于不合作条件下的创新利润时,该主体才会从事制度创新活动。而一旦所有主体在合作条件下的创新利润小于不合作条件下的创新利润之和时,演化稳定策略取决于初始状态。(5)要素培育制度是新兴产业发展的核心制度。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资本(实物)、人力资本和技术这叁大要素,对于新兴产业而言亦不例外,只是其对这些要素需求的特征(特性、数量、质量)与传统产业有所区别,这些要素的供给与集聚,都是在一定制度背景和制度安排下进行的,因此,要素培育制度是新兴产业发展的核心制度,该制度与新兴产业发展的耦合与适应程度会直接影响到新兴产业的发展速度与质量。(6)企业制度是新兴产业发展的微观基础。鉴于新兴企业的特征,结合现代企业组织发展的新趋势,未来新兴企业组织形式将朝着扁平化、虚拟化、网络化、模块化等方向发展。(7)政府管理制度是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政府管理制度包括法律制度、财税制度以及产业政策,通过这些制度功能的发挥,能够起到“引导”、“激励”、“服务”和“规范”作用,从而有效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包括：(1)运用行业面板数据验证制度变迁对新兴产业发展的贡献。尽管在产业经济学的经典教材中新兴产业的概念早已有之,但在本次危机之前,对新兴产业的研究相对较少,再加之目前尚未有专门的统计口径对新兴产业的发展相关数据进行核算,以前的研究仅从定性的角度分析新兴产业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尚缺乏对新兴产业有关问题的定量研究。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产业的发展主要在于投入要素,本论文的一个创新就在于将制度变迁作为一个内生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并借用高技术产业的历史统计数据运用行业面板模型,对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尤其是制度变迁对新兴产业发展的贡献程度进行实证验证,以准确分析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2)探索新兴产业发展的制度系统,运用新的方法研究制度创新机制与模式。宏观的制度系统、制度创新机制与模式研究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属于基础性研究,但对特定产业发展的制度系统及其创新的研究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一般是借用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分类与研究方法。本论文在具体分析新兴产业的制度系统时,不囿于其框架,对新兴产业的制度系统进行大胆的尝试性探索,将其分为要素培育制度、企业制度以及政府管理制度,当然,其可行性还有待商榷。同时,借助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新兴产业发展的制度创新机制进行研究,并尝试运用演化博弈的思想,探讨新兴产业发展的制度创新模式,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这是本文的另一创新之处。(3)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制度创新设想与思路。制度创新有渐进式与激进式之分,而且对于我国而言,更多的是采取渐进式的制度变革方式,因此,本文大多数制度创新也遵循这一思路,但论文仍提出一些比较有创新性的制度变革建议。例如在融资制度创新中,为了解决商业银行进入新兴产业领域的“两难”选择,论文提出了叁种比较有创新意义的思路：构建风险保障机制、创新信贷管理办法以及构建科技银行功能,并针对每一思路提供了切实有效的实施路径；另外,在融资制度方面,还提出了组建科技政策性银行的大胆建议,也设计了组建政策性银行的叁个渠道；在企业知识产权制度创新中,为消除专利实施中的授权障碍、促进专利技术的推广应用、实现集成创新与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建议在新兴产业中建立与推行“专利池”制度,并对构建模式的选择、专利池的规划、组建方式、管理及规制等方面的内容提出了初步设想。在政府管理制度创新中,基于我国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的双重任务,论文提出要通过有效的产业政策,实现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耦合发展的思想,并从耦合的叁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论述。
肖丕楚[6]2005年在《传统优势企业转型研究》文中指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成的规模比较大的国有企业和国有存量资产,尤其是重化工业、原材料制造业和采掘业内的传统优势企业,构成了我国工业体系的重要基础和支撑,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它们曾经具有的竞争优势不断丧失,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现代优势并没有建立起来,表现为制度残缺、流程缓慢、组织机械、经营困难,缺乏自生能力,并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包袱。而且,和其他类型的企业相比,传统体制的弊端和痕迹在国有大企业中表现最为突出和集中,改革的难度也更大。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如果这部分庞大的存量资产不能够得到有效盘活,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就缺乏相应的微观基础。 传统优势企业是指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企业指标进行评价,并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能够有效运行和具有一定优势的资源消耗型的大型国有企业(包含国有控股企业)。从时间上看,它主要指建成于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尤其是“一五”计划和“叁线建设”时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仍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一批骨干企业;从投资主体来看,它主要是由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直接兴办和经营的大型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从组织机构和形式来看,大多数依旧采用传统的科层制、官僚制等刚性的大型组织结构;从行业分布来看,它包括冶金、石化、机械制造、纺织、食品等传统产业领域的企业;从空间分布来看,它们广泛分布于东北和中西部地区,成为老工业基地的重要微观基础和载体。判断一个企业是不是传统优势企业,可通过时间判断标准、产权主体标准、企业规模标准和产业分布标准四个标准进行界定。 中国落后地区工业化路径的选择与传统老工业基地的崛起,需要用一种全
陈强[7]2005年在《转型期中国国有科研院所的改制问题研究》文中指出中国以政府为主导的科技体制，曾经对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科学技术体系的建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高度听命于计划的科技体制越来越显露其弊端。主要表现在：科技与经济脱节，科技力量重复分散，研究机构运行机制单一，缺乏活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技体制进行了以改革拨款制度、建立技术市场、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为主的运行机制的改革，使我国的科技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的良好局面已基本形成。但从总体上看，仍未能完全摆脱旧有体制的束缚。科技资源配置不合理，科技与社会、经济发展脱节的问题依然存在。鉴于发展中国家实现科技跨越式发展的迫切要求，以及保护某些重大科技成果的”外部性”(即公共产品的特性)对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作用，政府在科技领域中的主导作用仍然是不可替代的。在某些特殊的战略性科技领域，甚至还需政府来直接组织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活动。但是，必须承认的是，大多数的国有科研院所必须走向市场，只有在市场的竞争中，才能最大程度地提高科研院所的研发水平，也才能更好地使科研成果与市场相结合。随着科研院所改革的全面展开，科技体制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科技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提高我国科研机构的创新能力。本文从科技体制的创新对现实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入手，先后对科技创新理论、制度变迁理论以及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进行了理论文献的综述，从中看出若想保持持续高效的增长就必须坚持改革交易成本高的制度安排。进而，本文分析了中国科技创新体制变迁的历程，分析了在这一变化的过程中对国有科研院所的改制起着重要作用的外部环境以及内在的推动力。本文对国有科研院所改制中的产权界定及其运营，给以详细的分析，并通过国际比较的方法对改制的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建立了目标模式。在产权界定及其运营的介绍，确定了改革的目标模式之后，本文又对改制后的国有科研院所，应该在公司治理结构和融资结构上的优化进行了详实的分析。论文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对国有军工科研院所的改制进行了研究。论文以规范与实证的研究方法为主，并适当采取历史、比较以及数理的方法，以我国科技体制的改革为制度背景，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入分析了中国国有科研院所在改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乐庆玲[8]2010年在《国家创新发展中的信息服务制度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基于信息化的国家创新发展中,信息服务业已成为支持自主创新和科技、经济、文化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先导行业。从知识创新的社会化推进,到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不仅需要进行信息服务技术、网络手段与方法更新和信息服务业务拓展,更重要的是,要求创建与创新型国家制度相适应的信息服务制度。随着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国信息服务转型与制度变革正在由浅层次向深层次深化,现已步入结构性调整、战略化改组、功能全面转变的攻坚阶段。多元化的信息服务构成,多样化的运行体制、错综复杂的隶属关系,主体不明的产权制度导致整个信息服务产业发展的诸多问题,从而也提出了信息服务制度研究这一新的课题。为此,本论文以“国家创新发展中的信息服务制度建设研究”为题,试图从国家制度变迁与信息服务制度演化的历史视角去探寻当前创新型国家制度下的信息服务转型轨迹,通过创新导向下的信息服务制度供给与需求分析,探索信息服务制度建设的目标和定位,剖析信息服务制度创新的关键因素,研究基于自主创新发展的信息服务制度设计。围绕研究思路,论文全文分为8个部分,除引言和结语外,正文分为6章,其主体内容如下：第1章将信息服务制度放到国家宏观制度框架下进行考察。从制度以及制度相关概念引发对国家制度以及信息服务制度内涵及其运行机制的的思考。在历史演进的视角下分析国家制度变迁与信息服务制度演化的互动机制,并将我国国家制度变迁中的信息服务制度演化轨迹与国外对比,从中探索出一般规律。第2章着眼于创新型国家制度下的信息服务转型分析。结合创新理论,阐释了当前我国面向创新的国家制度建设框架,从国家创新与信息服务的关系入手,审视了创新促动下的信息服务转型现状,并引入制度视角探讨了信息服务转型中的路径依赖,同时对信息服务制度的供给与需求进行了分析。第3章对信息服务制度创新的目标定位与路径选择进行了研究。从信息服务制度创新的动力机制出发,分析了信息服务制度创新过程中创新主体扩散的进程、一般构架和功能定位,探索了适合我国国情的信息服务制度创新模式和路径,指出信息服务制度创新的有效因素,提出了信息服务制度建设分层实施的方案。第4章在制度设计相关理论基础上对信息服务制度设计的方法进行了研究。思考了面向创新的信息服务制度功能设计,并探索了几种设计方法在信息服务制度建设中的应用。第5章对信息服务制度的评价体系和方法进行了探讨。初步探索了信息服务制度评价的构成要素以及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指标权重的确定,提出了信息服务制度评价的一般方法并分析了信息服务制度的反馈机制与制衡、监督机制。第6章以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和中国化工信息中心为案例分析了信息服务制度创新现状和进展情况。最后基于上述研究,本文作出了总结,并对面向创新的信息服务制度建设进行展望,作为作者下一步研究的基础和方向。
郭韬[9]2008年在《基于复杂性理论的企业组织创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企业组织创新是企业组织系统演化的重要内容,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复杂性理论”为企业组织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在企业组织创新领域引入复杂性理论的思想与方法具有特殊意义。在当前组织创新的研究中,复杂性理论视角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论文尝试在复杂性理论的视角下对企业组织创新理论展开研究。本论文回顾了创新理论、管理组织理论和复杂性理论的演进过程和主要内容,全面解析了管理学中对“组织”的定义,在系统回顾国内外学者对“组织创新”涵义界定的基础上,将企业组织创新的含义界定为:企业组织创新是企业对其组织子系统的创新,即企业的管理者和其他成员为使企业系统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或满足企业自身内在的成长需要,对企业的机体、运行方式的创造性的调整、开发和完善过程。论文认为,企业组织创新的内容包括企业组织结构的创新,企业组织流程的创新,企业组织文化创新等。论文构建了企业创新系统,将企业创新系统划分为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等四个子系统,分别分析了企业组织创新与企业创新系统中的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相互作用。论文分析了企业组织创新中自组织与他组织的一般原理,从企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企业系统自身的复杂性和企业组织创新的主体的复杂性叁个方面,分析了企业组织创新的环境与主体的复杂性机理。本论文构建了企业组织创新的动力系统和阻力系统。企业组织创新的动力包括内部动力和外部动力。其中外部动力包括来自企业的一般环境因素的间接动力和来自企业的特殊环境因素的直接动力;内部动力来自企业生存与成长需要的根本动力和来自企业内部直接动力。在企业组织创新的动力系统中,生存与成长的动力是企业组织创新的根本动力,是企业组织创新动力系统的核心要素。某一个直接动力因素可能会独立引发企业的组织创新活动,也可能由若干直接动力因素共同作用引发企业的组织创新活动,但归根到底组织创新的动力都来源于根本动力因素。企业组织创新的阻力也可以分为内部阻力与外部阻力,其中外部阻力包括来自企业的一般环境因素阻力和来自企业的特殊环境因素的阻力;内部阻力包括来自于企业成员个体的阻?源于企业组织层面的阻力。在企业组织创新的内容方面,论文详细分析了组织结构创新、组织流程创新和组织文化创新的内容,并从复杂性理论韵视角,对组织结构创新、组织流程创新和组织文化创新进行全面解析。在企业组织创新的过程方面,论文从企业组织创新的一般过程入手,总结提出企业组织创新过程的五阶段模型;借鉴复杂性理论中的自组织临界态理论,对企业组织创新的临界点进行了分析和判定:借鉴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对企业组织创新过程的涌现性机理进行了分析。论文从企业系统动态演化全过程的视角分析了企业演化进程中不同阶段组织创新活动的特点。在此基础上,论文借鉴复杂性理论,从企业系统演化全过程中组织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组织创新活动引入的负熵流实现企业持续成长、企业组织创新的效果是维持企业系统演化过程中组织系统的鲁棒性叁个方面,阐述企业系统演化过程中组织创新的复杂性问题。论文构建了企业组织创新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应用系统动力学仿真实验工具,对实际企业KF公司的组织创新进行了仿真实验。通过KF公司组织创新的系统动力学仿真,验证了模型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并为KF公司的组织创新活动提供了借鉴。最后,论文从自组织理论视角出发提出:在企业组织创新活动中,应引入并加强自组织管理思想,建立柔性化的组织结构促使组织系统形成耗散结构,基于自组织管理推动企业管理者的角色应转变为“信息传递者”、“沟通组织者”的角色,应建设自组织的员工群体,应增强组织创新动力为企业机体的自组织进化创造条件,应把握组织创新的分叉点,应通过诱发混沌提高组织创新的质量。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视角出发提出:应加强企业系统中适应性主体与介主体的适应性学习,强化企业系统的正反馈机制,培养具有高度适应能力的企业员工,应培植有利于企业系统自适应演化的多元文化,应保证流的渠道和传播速度,从观念创新入手优化企业系统的行
赵雪凌[10]2007年在《成长期民营建筑企业组织结构变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从重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到2005年国务院出台《关于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民营建筑企业的发展遇到了难得的机遇。民营建筑企业是我国建筑业中最具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建筑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经过了近二十年的发展，很多民营建筑企业已经走过了艰苦的初创期进入到迅速扩张的成长期，在不断壮大的过程中，很多民营企业也感受到了成长的阵痛。成长期民营建筑企业面临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但无论是产权纷争，还是资源分配不均匀，乃至人才问题和发展问题，我们都能找到隐藏在背后的组织问题。组织是企业运行的载体，很多问题都能从组织中找到根源，也可以通过组织状况的改善来得到解决。因此本文试图从企业组织结构的角度入手，揭示阻碍民营建筑企业成长的组织层面的原因，找出问题，发现症结所在，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希望对处在成长期困惑中的民营建筑企业有所借鉴。本文根据对我国民营建筑企业生命周期的划分，主要研究探讨处在成长期的民营建筑企业存在着怎样的组织问题和困惑，结合学术界关于组织的主要理论(包括西方传统的组织理论、组织经济学、组织社会学和组织变革理论)及其基本思想，为研究成长期民营建筑企业的组织变革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基于系统论、组织经济学、组织社会学和生命周期理论对民营建筑企业的组织变革动因进行了剖析，并分析了影响民营建筑企业组织变革的相关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优化成长期民营建筑企业组织结构的基本思路。为此，本文主要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对民营建筑企业生命周期进行了划分。本文将民营建筑企业的生命周期划分为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同时，本文还根据民营建筑企业的发展特点，将其成长期进一步细分为成长初期、成长中期和成长后期。叁个时期的特征分别是：①成长初期的民营建筑企业刚刚走过艰苦的初创期，企业谋求的是生产规模稳步上升，进一步占领市场。在这个阶段，企业不宜过于冒进，首要任务是明晰产权关系，为今后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对管理组织的变革适宜做小幅度调整。②成长中期的企业要突破地域和行业的限制，谋求大规模和多元化发展。在这个阶段，企业可以通过管理组织变革帮助实现这一目标，比如横向、纵向或混合性的联合。③成长后期的企业在不同区域和不同行业已经占有相对稳定的市场，这时为了谋求更稳定的发展，顺利步入成熟期，必须对管理组织的集权和分权程度进行调整，适当分权。第二，对企业组织变革的基本理论和最新理论成就进行了综述。包括：西方传统组织理论(古典组织理论、行为科学组织理论和系统管理理论)、组织社会学、组织经济学和组织变革理论的基本思想。第叁，对成长期民营建筑企业存在的组织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本文从组织制度、产权制度、管理制度等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阐述：组织制度方面的主要问题包括：一是组织的机械化，实行集权化管理；二是民营建筑企业高层管理幅度过大；叁是部门设置混乱；四是基层组织管理效率低下。产权制度方面的主要问题包括：一是投资主体单一化，产权结构封闭化；二是企业产权的界区仍不清晰，产权结构模糊化。管理制度方面的问题主要包括：高度集权的家长式管理、缺乏科学的管理体系与管理手段、缺乏制度化规范化的协调机制和岗位职责不明。第四，对成长期民营建筑企业组织结构动因进行了剖析。基于组织系统论的解释：我国民营建筑企业组织变革的外在动因包括：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和宏观政策是民营建筑企业组织变革的首要因素；外部市场环境是推动民营建筑企业变革的重要因素。根据系统理论，组织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外部环境的变化是企业组织结构变化的外部诱因，同时，外部环境中竞争压力也会输入到组织中，迫使组织进行变革。民营建筑企业组织变革的内在动因归纳为克服传统层级组织的弊端、通过并购或者联合获取优质要素、通过组织变革增强核心能力和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四个方面。基于组织社会学的解释：根据总体生态论，我们很容易理解民营建筑企业的组织变革是其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生物性本能，在变革的过程中要注意组织惯性的障碍；制度理论较好的解释了组织趋同的现象，并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民营建筑企业组织变革中制度因素的作用机制；资源依赖理论则从管理资源的角度较好的解释了民营建筑企业组织结构调整的不同行为。基于组织经济学的解释：主要是依据交易费用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假定企业是寻求交易成本节约的，在选择不同的组织形式时，企业会选择交易成本较低的控制结构。如果想降低企业之间的交易费用，基本思路就是将外部交易内部化，这种内部化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扩大企业经营范围或者寻找合作伙伴，与其建立合作关系。基于此理论，合理解释了民营建筑企业横向、纵向和混合型的企业集团形成的动力。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解释：根据格雷纳的五阶段模式的结论，企业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面临着不同的主要矛盾和危机，而这种主要矛盾和危机将决定企业组织结构的变革方向。成长期民营建筑企业为避免进入过早多元化和过于集权化的陷阱，必须对组织进行适时的改革和创新。第五，对影响民营建筑企业组织变革的相关因素进行了梳理。其中外部因素主要包括政治制度、外部市场、社会文化和技术变迁；内部因素主要包括企业的发展阶段和发展规模、企业的发展战略和企业文化。这些因素的共同特点是既有可能成为推动力量，也有可能成为阻碍力量，只有认识到它们的存在及作用机制，才能够更好的为民营建筑企业组织变革所用。第六，对成长期民营建筑企业组织结构优化的基本思路进行了探讨。①企业上层建筑即财产组织的重建，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产权制度的变革，主要通过产权清晰化和产权多元化来实现。产权清晰化的主要途径是尽快“摘帽”、自然人之间产权的清晰化和自然人与法人之间产权的清晰化。产权多元化的主要途径是外部产权的融合及内部产权的融合；二是治理模式与治理结构的变革，内生型的民营建筑企业公司治理模式是逐渐演进的，核心是家族经营，变化趋势是股权结构由一元化向多元化发展，监督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日趋完善，决策由专制集权向科学发展。外生型民营建筑企业的突出特点是由非家族式治理模式向股份制治理模式演进。因此，构建股份制治理模式，实现科学决策是当前的治理模式变革的目标。治理结构的实现要通过外部和内部治理机制的优化来实现。②管理组织结构的治理与创新，按在成长期所处阶段划分为叁类：处于成长初期的民营建筑企业，要朝向大型企业这一端发展，可以考虑朝综合性的工程建设总承包公司或者专业的承包公司发展。组织形式上可以采用首席项目经理制这种强矩阵结构。处于成长中期的民营建筑企业，应以资产为主要联结纽带，通过兼并、合并、控股、参股等形式，形成核心层、紧密层、半紧密层和松散层等四个层次的建筑企业集团，使成员企业形成生产经营上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关系。处于成长后期的民营建筑企业，可以建立多维立体组织结构，根据公司具体情况从不同角度建立事业部的划分维度和部门维度。③基层组织的重整与再造，主要是从项目经理部和项目经理责任制两个角度入手。项目经理部是否固定要结合企业的具体情况，要同企业主要的组织架构紧密结合。对于处于成长初期的企业，项目经理部的设置可以采用强矩阵式结构，即项目经理部依据需求临时组建，项目部成员来自于各个职能机构。但是设置专人负责项目管理工作、负责对各个临时项目部的管理以及协调项目部和职能机构负责人之间的关系。对于处于成长中期的企业，项目经理部的设立要立足于施工管理，实行两层分离建立适应项目管理的运行机制。对于处于成长后期的企业，项目经理部的设置要同事业部的划分结合起来。项目经理责任制的调整是通过建立复合考核指标体系、激励机制创新和监管机制的实现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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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国家创新发展中的信息服务制度建设研究[D]. 乐庆玲. 武汉大学. 2010
[9]. 基于复杂性理论的企业组织创新研究[D]. 郭韬.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08
[10]. 成长期民营建筑企业组织结构变革研究[D]. 赵雪凌. 东北财经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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