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社会民主的困境_社会民主主义论文

转型期社会民主的困境_社会民主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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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主义是一个具有多层面意义的思想和政治运动,也就是说它既是一种思想意识,也是一种政治运动。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社会民主主义是与社会民主党(包括社会党、工人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活动联系在一起的。而社会民主党人用以表示自己信念和政治纲领的价值体系就是人们所说的作为一种思想运动的社会民主主义。因此,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把它视为这两者的结合,即遵循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实践。也正因为如此,社会民主主义是一个变化的概念,是随着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实践变化而变化的。

围绕如何取得政权,社会民主主义分裂为两条道路

早期的社会民主主义(即第二国际时期)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的同义语,作为第二国际成员的各个社会主义党派共同认可的目标是消灭私有制和消灭剥削,许多社会民主党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围绕着如何取得政权,第二国际内部的社会民主党中间存在很大分歧。这种分歧后来演变成了两条道路的分裂,即由欧洲大多数社会民主党所接受的改良主义道路和以俄国十月革命为代表的革命道路之间的分裂。社会民主党人主张用和平的、渐进的方式,即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也是20世纪20年代接受改良主义道路的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基本政治主张。可是,当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真正作为既定政治秩序中一支重要力量开始参与执政时,它们发现自己所宣称的纲领和政策目标与其现实的政治需求之间存在很大的矛盾,尤其是作为其纲领目标所追求的根本性社会改革即生产资料的社会化限制了它作为一支稳定的执政力量的现实需求。

二战后,欧洲各国社会党经历了第二次转型

面对战后的冷战背景,欧洲民主党寻求在传统自由资本主义和苏联集权的共产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这就是由1951年社会党国际所表达的“民主社会主义”。这种“民主社会主义”明确表示奉行一种多元主义的世界观,即不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还是其他宗教或人道主义原则,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建立一个社会公正、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制度。这样一种多元主义价值观的最典型表示就是德国歌德斯堡纲领所提出的自由、公正和团结。这也是迄今为止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的基本表示。它实质上体现了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想的一种结合。通过这样一种中立的世界观,社会党国际将不同倾向的政党纳入到其体系中,各国社会党也由此致力于从一个传统的阶级党(工人阶级政党)向一支稳定执政力量的“人民党”的转变。与之相应,作为一种政治实践,社会民主党淡化了自己传统的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目标,转而致力于通过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方式营建福利国家。通过这次转型,社会民主党不仅成为欧洲最主要的稳定执政力量,同时也为战后各福利国家的发展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可是,如果按照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来理解,这种改革离传统目标越来越远,因为它是承认在资本主义的民主制框架下进行以社会平等为目标的社会改革为特点的。因此,这种“民主社会主义”带有了更大的伦理性质,更为强调社会主义的道德价值而非经济制度的意义。

面对新自由主义的冲击,社会民主主义开始了痛苦的转型

20世纪70年代以后,伴随全球化的新发展和传统福利国家积累弊端的日益暴露,新自由主义强势崛起,社会民主党则普遍进入了一个政治上的暗淡时期,它显示了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原则的危机。当代英国著名的自由主义者拉尔夫·达仁道夫以“社会民主主义世纪的终结”来表示这种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尽管这一说法引起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强烈反应,但接连的政治失利促使了社会民主党开始了一次新的痛苦转型。在思想意识方面,它主要表现为与传统社会主义目标的进一步脱离。面对现实社会主义失败的压力,社会民主党人的现代化者主张放弃“民主社会主义”而接受“社会民主”意义上的“社会民主主义”,实际上是明确接受了资本主义是唯一的选择,即便所放弃的“社会主义”目标只是一种道德或象征意义上的,如英国工党修改党章第四条。它表示了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进一步结合。在政治和政策方面,这一在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化”旗帜下进行的转型事实上放弃了带有显著国家干预主义特征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在政治和政策手段方面实行更多的国家权力下放和利用市场机制,在突出机会平等的口号下推进减少福利依赖的社会福利改革;而在党的基础和组织方面推进中间化的改革,淡化自己的工人阶级色彩,寻求日益广大的、多元的中间群体的支持。这一转型一度收到了良好的政治效果,尤其是在1990年代中后期一度出现社会民主党在欧盟15个成员国中的13个国家社会民主党(社会党以及工党)领导执政或参与执政的盛况。在此背景下,以布莱尔为代表的打出了“第三条道路”的旗帜,并将其标榜为“新世纪的新政治”。

但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以及“第三条道路”在中左翼阵营中引起广泛争议。社会民主主义阵营内部更为传统的力量指责它对新自由主义作出了过多的妥协,淡化或事实上放弃了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目标。而其他更为激进的左翼力量则直接表示社会民主党已经新自由主义化。这种争议还造成了一些社会民主党的分裂迹象,最为突出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前总书记拉方丹在与施罗德领导的现代化力量分道扬镳后,与左翼政党民社党(PDS)联合组成了左翼党。

金融危机与福利国家的困难改革使社会民主主义力量陷入尴尬状态

理论上,对于以强调国家控制和社会公平为特征的社会民主主义来说,这本应是展示自己价值的一个机会。可事实上,金融危机却令转型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失去了方向。正因为如此,在对新自由主义方式的普遍质疑声中,欧洲社会民主党事实上承担了连带责任。更为痛苦的是,一度被认为是“成功”的转型现在却面临一种尴尬的选择。社会党人表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解决之道不在于新自由主义或极端左派,而在于社会民主。问题在于这种社会民主究竟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方式?从长期来看,回到传统的国家主义道路显然不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一些社会民主党人提出要将社会民主的控制战略在欧盟以及全球层次上展开,而这种控制战略的核心是重新利用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和投资战略。可是,虽然严重的经济危机表明在新的全球化时代依然需要对无序的市场进行有效的调控,但在目前全球化的竞争环境没有根本性改变、欧洲传统福利国家的改革依然困难重重的背景下,在国家政策层面上简单回到传统的国家干预主义控制道路并不是一种理想的选择,而要把这种国家层次上的控制手段运用到国际层次上,恐怕更非简单之事。社会民主党在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的失利和近年来法国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接连失利都表明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困境。

实用主义的改良政治是社会民主党的最大的政治特色。比之于一些僵化的极端左翼政治力量,社会民主党人的这种实用主义的立场无疑为其赢得了更大的政治空间。可是,这并不意味这种实用主义的政治改良内含的矛盾的消失。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就是试图对此作出一个新的解释。可迄今为止所显示出的趋势仍主要是在价值观念上更多体现出向自由主义的回归,而在政治议程方面更多表示了对新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的妥协。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社会民主党人的困境表明,作为一种激进主义的政治代表,如果不能够提供一种取代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的替代性方案,其作为一种稳定执政力量的合法性也会受到怀疑。

总之,社会民主主义是一个多层面的历史的概念,涉及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内容,不能把它视为一种既定不变的思想体系或政治运动。对于我们来说,不能简单从一个层面来理解社会民主主义或判断其价值,而应该从它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不同问题、它所提供的政治解决手段及其效果中分析其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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