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的逻辑与改革的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逻辑论文,方向论文,行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认识行政改革要从现有的行政现象出发，而不是从本来就匮乏的行政改革理论出发。在各种纷繁芜杂的行政现象背后，是否存在着一定的深刻联系，并且由这些深刻联系形成了稳固的影响因素，使各种行政现象纠缠在一起，成为维持现状的决定性力量，也使行政改革动弹不得。从各种典型的、为众人所熟知的行政现象入手进行分析，从中发现惯常行政现象背后的潜在逻辑，有助于对行政改革方向和重点的把握。
机构改革、人员精简与“膨胀—精简—再膨胀”
行政改革的经常性主题是精简机构和人员，这也是行政改革的标志性事项。自1982年以来，我国平均每5年一次的行政改革，精简机构和人员是最受关注的焦点。但是改革的结果并不理想，反复的增长化解了不停的精简，始终没有大的突破。而且近年来的趋势是财政供养人员不断增加，表现为事业单位改革停滞、新的行政事业编制继续增加，比如各级公务员招考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管理队伍从无到有、政法队伍持续扩充、基层村官和社区工作者不断增多等等。就是由保安公司招收培训、机关事业单位付费使用的保安人员也大量增加，成为城乡初、高中辍学青年的就业出路。这种扩大机构、扩充人员的现象是政府自身所鼓励、支持和完成的。那么，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管理任务增多的需要。不论是因为经济发展到某一水平就必然出现社会矛盾，还是因为各种社会问题积重难返造成的社会问题凸显，社会矛盾增多和加剧确是当前国内政治、社会的现实。虽然政府上下经常用“加强社会服务与管理，寓服务于管理之中，在服务中管理，在管理中服务”这样的提法，以这样先“服务”后“管理”的措辞淡化管理色彩，但是众多部门的设置和人员编制的增加，却是出于这种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需要。
二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一大举措。大学的持续扩招必然导致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随之而来的是高学历人才的增多及就业期望值的增加。同时，职业教育的不成熟、就业观念的保守与陈旧，必然导致一方面高级技术人才缺乏，一方面大量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这是近十余年高等教育持续扩招所带来的后果。这样，就出现了新的“上山下乡”，“村官”的出现是一个突出的代表。除了“村官”，在一些地区，还设置了类似于“社区工作者”这样的岗位，面向大学毕业生招考，解决户口和编制，参照事业单位待遇和薪酬。这些岗位的设置，一方面一定程度地缓解了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基层工作队伍，有一定可取之处。但在实际运作中，不管“村官”还是“社区工作者”，由于基层难以留住人才、公务员招考越来越强调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以及为基层工作者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导致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就业这一举措不是如决策者设想的那样使大学毕业生发挥个人专长、促进基层各项事业发展，而是成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缓冲和跳板，推迟、延缓了就业问题，而不是解决了就业问题，也没有为基层留住更多的人才。而且，在实际中，这些“村官”、“社区工作者”大多成为同级准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承担各种具体事务，帮忙打杂跑腿。其中不乏优秀者，被借调到乡镇、街道或区县一级政府部门工作，从事迎来送往和各种辅助性行政事务。这种现象，既变相、廉价的增加了政府行政工作人员，又损害了政府形象，使大学毕业生过早地沾染了各种不良行政习气。
三是提供公共服务的需要。近些年来，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由外而中，已经成为普遍共识，早已正式进入各种政府文件。但是，政府办事的一般规律也是必然规律，就是要有机构、有人、有钱，增加新的职能就要相应增加新的机构、人员和经费，提供服务也不例外。因提供服务收取费用似乎不易察觉，但各种税收已经完成收费在前。多年来政府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使政府对于增加机构和人员较少因为财政困难而放弃。增加机构和人员，则表现为增设不同的办、中心、所等等行政、事业机构，配备编制和人员。这样，因为旧的管理职能未能减少，新的服务职能增加，而且在服务的职能背后隐藏着新的隐性的管理因素，所以成立这些机构不是问题，增加编制人员更不是问题，整体就表现为政府和事业单位的规模不断扩大、人员持续增长。
以上这些原因比较浅显和容易理解，但是比这更为复杂和不易察觉的，还有造成机构和人员精简倒退的其他重要因素。政府部门扩大自己的机构和人员是一种本能，行政领导增加自己的下属也是一种本能，因为这意味着势力的扩大、组织分量的加重、个人工作负担的减轻等等。这种逻辑，“帕金森定律”已经涉及。而在当下的中国，这种机构和人员增加的背后似乎还有更深的逻辑，这种逻辑也许是中国特有的逻辑，即养人求稳定的逻辑。每个家庭有一个国家财政供养人员，比如公务员、事业单位干部以及与政府部门有关的其他组织就业人员，因为利益关系就可以稳定这些家庭或亲属，形成社会稳定器。而且，在就业压力较大的发展阶段，进行大规模的政府机构削减和人员精简本身是不明智的。
对于习惯于有庞大财政支出的政府来说，供养一些人员的费用几乎微不足道，供养一个普通公务人员的费用一年也不过几万元，而政府因为一个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是以千亿计。据官方媒体披露，新中国建立以来到1977年，在大约2万多亿元的总投资中，因决策失误造成的浪费至少有1万亿元。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八五”期间投资的400多个全国重点项目，2/3没有效益。“十五”期间，我国公共决策的失误每年估计达1000亿元人民币左右。①对于这些每年以千亿计的损失来说，养人几乎算不上问题，更何况供养这些人员实际承担了很有效用的稳定功能。而且，政府愿意花钱养人还有一个更为合算的考量是，政府养人比花钱维稳更经济。有资料表明，2009年度全国维稳经费5140亿，已接近军费开支。中央政府公共安全支出增长幅度达47.5％。②如果这个数字过于笼统，那么有人统计过2009年辽宁公安支出223.2亿元，以该省4300万人计算，人均要负担维稳费用达500多元；2009年广东惠州仅租用监视器材就花了至少3664万元；广州市2007年维稳费为44亿元，比当年用于社会保障就业资金35.2亿元还多。③这些数据更能使人切实体会维稳支出的庞大，以及因为维稳造成的浪费和负担。政府花钱养了人，进入体制的这些人绝不会成为上访闹事的主体，其效用远比支出无度的维稳经费花的更值、更有效果，所以即使花费昂贵，也要养人用人。政府的逻辑是，社会不能提供岗位，政府就提供岗位；社会养活不了这些人，政府来养这些人。这种维护稳定的政治功能和行政追求的效率、经济本身就是矛盾的，而后者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前者。因此，转变政府观念、精简政府职能等等都显得不太重要，因为养人就要使他有事干，政府已有不适应需要的职能不能撤销，反而要不断增加新的职能，过度管理、多头管理、层层管理便属正常。
就业方向多元与公务员职业成为首选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改革和开放的主要领域为经济领域。伴随经济领域的改革，社会领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只拿就业来说，人们的选择面和选择权增加了，各种大小企业、社会组织均成为就业的选择。但是，与90年代一个时期官员“辞职下海”不同，公务员职业现在成为大学生的就业首选，次之是国企、事业单位等，总之要与政府有关系，高校毕业生竞相要到“体制内”去。虽然各种公务员考试竞争愈加激烈、报考人数持续扩大，但是各级政府部门都在招考工作人员，不同层面、不同类别的公务员考试、事业单位考试名目繁多，从中央、省、市到县、乡镇、村、社区无一不有。其原因，一方面如上文所说是因为政府能够提供这些岗位，愿意养这么多人，也能养得起这么多人；另一方面，是因为“官本位”的历史文化意识在当代“就业难”问题下的强化。
按常理，一个经济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多元的社会，人们的就业观念和就业选择都会更加多样，“官”就不再成为炙手可热的职业。有人介绍盖洛普民调公司调查结论，在美国相当一部分人的理想职业是自己当老板或从事农、林、渔行业，律师、医生、大学教授、会计师、审计师等职业性行业更是入围美国人最理想的十大职业。而在美国最理想的十大职业中，公务员一职则无缘榜单。④虽然美国的情形只具有参考意义，但我国的情形明显与此恰恰相反，而且与经济社会的多元发展并不协调一致。当然，竞相到“体制内”去不仅仅是一种高校毕业生的选择，也是政府有意无意地引导和吸纳，其重要表现就是招考“有基层工作经验”的报考人员比例逐年增加，尤以国家公务员考试为甚。这就成为一个汲取吸纳功能，一层层、一次次的将社会其他领域内的精英人才吸纳到政府部门来，而到基层去接受锻炼就成为进入公务员队伍的门槛和“镀金”过场，难为多元的经济社会领域留住人才。
精英人才应该遍布社会各个领域，而不能仅仅集中于政府部门，否则是一种严重浪费，也会造成社会创新和活力不足。组织和人事部门及具研究机构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政府机构却在尽力吸纳各领域的精英，使之尽收囊中。原因及背后的逻辑何在？一方面，解决过去多年大学毕业生直接进政府部门造成的不了解基层实际这一弊端；另一方面，是为了扩大进入公务员队伍的范围，形成一种开放性竞争机制，扩大开放程度。前者是一种短期纠偏行为，后者则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一样是影响政治进程和社会流动的大政方略，承担了有效促成有利于政治稳定的社会流动的功能，这是人事行政背后的政治逻辑。
对于有效促成有利于政治稳定的社会流动而言，如果政府单有扩大进身官场的渠道，设置能够吸纳各行业和阶层社会精英的开放渠道是不够的，必须有吸引精英趋之前往的动力。这种动力除了以上分析的“官本位”、“就业难”等原因外，还依赖一种超出其他行业的竞争优势所形成，这种超出其他行业的竞争优势就是——特权。没有这种竞争优势，就很难解释“官本位”影响长期存在，为什么近几年公务员职业愈来愈成为首选？公务员职业的吸引力表现在各种特权方面，这些特权程度不一地体现在住房、养老、子女入学、伙食、出行、旅游、灰色收入、前呼后拥等等方面，这些大多都是实实在在关系公务员个人甚至家庭成员的便利和福利。而且由于当前社会不公、贫富分化加剧、“住房难、上学难、看病难”等等社会难题导致这些特权在当前社会显得尤其重要，甚至牵涉一个人和家庭的长远福祉。人总是生活在现实中，公务员及其他体制内职业因特权成为职业首选，而政府正可利用这种特权造成的职业吸引力吸纳社会精英，使精英聚合在政府的双臂之下、行动在体制之内。政府主动吸纳和精英主动靠拢，形成政治稳定所乐于见到的情状。而吸纳和进入都需要维持，否则难以持续和长久。特权不仅是吸引精英的比较优势，还成为维系行政部门运作的必要手段，这将在下面的分析中看到。
职业付出与补偿和获得
虽然社会上经常评论政府部门工作清闲舒适，但是真正进入公务员队伍中的人会发现在“众人瞩目”的光鲜背后不为人知和难以理解的压力及疲惫。行政工作就其“公”的方面来说，也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是公务员经常抱怨工作辛苦、太累的原因。比如，一项工作需要反复的深思熟虑、严密设计、认真执行。而由于政府机关公文行政讲究措辞和形式，程序行政讲究层层上报和批示，因此，为了辅助工作的推进，大量的人力、时间都用在了过分的文字和程序事务上。方案从上到下一改再改，甚至经常全盘推翻、数易其稿，很不容易确定方案。实行之初，为了召开工作会议又要设计方案，再次层层审批，难免几经修改。等到决定开会，又要编印装订文件材料、安排布置会务、准备领导讲话等等，又是和工作本身一样甚至更加繁琐多样的文字、程序性工作。工作推行时，又经常要调研、发信息、写简报、总结、汇报，这些事情耗尽心力，却较少真正研究工作的推进状况，既发生“目标置换”，又产生“弄虚作假”、“一片大好”。一定程度上，形式主义导致上级判断工作效果好坏的标准是信息报送的是否及时、会务安排的是否完美、讲话撰写的是否有水平、汇报材料是否整理的好等等。但从上到下，大量行政人员甚至临时借调人员忙于这些文山会海的事务性工作，经常加班熬夜、顾不上吃饭，到了“废寝忘食”的境地。从上到下，如此辛劳、经常令人紧张烦躁的工作，当然不能不抱怨“忙”和“辛苦”了。
但是，政府内外经常批评行政部门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也经常将职业稳定、工作清闲作为描述公务员行业的惯用词句。事实有些时候确是如此，在政府部门的确存在苦乐不均的现象，否则无法解释社会公众所诟病的公务员无所事事、行政部门无所作为现象。但是，政府部门工作忙闲的一般规律是——越是靠近领导核心越是公务繁忙。因为服务领导需要事无巨细、时无早晚，每一日、全天候工作。由于越是居于组织上层，承担领导职位，越是拥有和享用特权。因此，越忙者越能接触特权、享用边际特权，并模仿、向往以之为职业目标。而的确，越是接近领导核心，越是容易被安排和提拔使用。这种特权就成为贴身服务领导所获得的丰厚报酬，所以公务人员均以能接近领导、服务领导为荣，以未来的可以预期的回报补偿现在往往难以承受的工作压力。
而除了这样的经常性一般压力，公务员还面临职业晋升带来的各种其他压力，如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与外界的公关运作等等，这种压力也经常将个人私域带进政府公域，形成人身依附关系，造成人性的扭曲。行政工作的辛劳甚至压抑，其中又经常缺乏平等、自由和舒畅的工作气氛，再加上由行政浪费、“无意义”产生的怀疑、困惑和迷茫，导致特权甚至腐败就成为维系工作动力和平衡心态的手段。特权是公务人员的兴奋剂，特权所带来的各种物质利益和享受，以及虚荣心、面子等心理满足感成为公务员职业的极大动力。而当公务人员以此来维系心理平衡、形成工作动力，政府也只能允许特权和腐败成为一种维系行政系统正常运行的必须。政府也只能一面反腐败，一面继续纵容腐败；一面提倡减少特权，一面继续制造特权。
在一个“官本位”延续几千年的社会，特权一定是造成政府管理成本过高、职务消费失控、奢侈之风日盛等等现象的根本原因。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政府对于“大国形象”的追求和塑造，以及对于形式、仪式感的过分强调，形式主义愈演愈烈，成为浪费公帑的严重因素。特权之下“公”与“私”的“爱面子”以及“给面子”，也成为一种以正当面目出现的腐败。由于特权和腐败得到纵容和默许，所谓的减少政府开支、公开政府信息、官员个人财产申报、减少“三公”(公费出国、公款吃喝、公务用车)消费，本身也是宣传号召的意义大于实际操作的意义。因为这是公务人员上下维系工作运行、实现心理满足的必然选择。即使政府公务人员的福利和政府的工作一样某些时候是浪费的，但这种特权和浪费满足了国人“占小便宜”的心理共性，维护了大家的“面子”，满足了大家的虚荣心，是受欢迎的。但其更深的社会影响是，特权造成的不用自己花费就可以享受服务、占有物资的习惯，使“占便宜”、“占公家便宜”成为社会风气，“有的占、能占、会占”成了大家羡慕和学习的对象，清廉端正、自己花费成为没有面子和被人笑话的事情。政府公务人员的特权已经蔓延到比照行政层级的事业单位、国企、高校、社会组织等等广泛的领域，成为一种社会普遍现象，其对整个社会的危害深且无处不在。
多元治理与政府独大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治理”理念在我国格外流行，成为实践界尤其是理论界的新宠。对于“治理”来说，其主张社会权力主体的多元化，政府不再一权独大，社会组织、公民团体都是权力的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和处理。与之相应，公共的事、社会的事、公民自己的事不一定要由政府来主持和处置，社会组织、公民团体和个人可以自己完成，无需政府操持和介入。在这样的基础上，治理也主张政府、社会组织、公民团体的合作，共同处理公共事务。这种主张从上个世纪末以来一度成为世界范围内行政改革理论的新潮，国内研究机构和部分政策文件也使用和提出了“治理”理念。但是，实际状况是我们感受不到其他“治理”主体的出现和参与，社会组织无法独立、有效参与社会事务的处理，除了形式上是公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和社区居委会，其他公民组织的成立比社会组织的成立更是一个禁区。原因何在？
按照一般的解释，这是因为社会力量发育不足，政策法规不健全等等。但是社会力量发育不足，不是社会本身的问题，而是政治和行政问题，是因为不允许社会力量发育壮大。政策法规不健全，不是因为健全不了，而是因为没有需要，也没有着手健全立法。在这背后的逻辑，是因为我国的政治讲究“占领阵地”。因此，虽然经济上搞经济体制改革，但绝不允许私企规模超过国企规模，行政上搞行政体制改革，但绝不会让社会力量超过政府力量。比如，我国的人民团体本身具有一定的社会组织属性，但近期因为中央对于加强社会管理的重视开始提出加强人民团体工作的趋势，就是考虑到一方面发挥新时期人民团体的作用，一方面在切实发挥作用的同时防止在人民团体之外出现新的、更大的社会团体。共青团之外出现新的更大的青年组织、妇联之外出现新的更大的妇女组织、工会之外出现新的更大的工人组织，包括出现有学者主张成立的“农会”，基本上是难以为现有政治条件所接受的。
正因为这样，虽然要实行“治理”、“公共管理”，要让政府避免越位、错位，逐渐归位于市场、社会组织和公民团体及个人，但这种西方国家的理论逻辑在我国则尚未有真正实行的条件。政府是不会轻易让位的，而是在防止其他主体抢位、占位，因为这关系到丧失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党和政府的领导地位，容易引发政治动荡，影响社会稳定。由此可以窥见，西方行政理念和制度在我国适用的困境和难度。因而，将西方行政改革理念直接适用中国是粗率的，对于行政改革报以盲目乐观也是轻率的。对于关心行政改革的人来说，对于政府的改革理念要做认真分析，寻找行政背后尚未明言的政治考量。因为行政改革的这种困境，导致经常出现政府所说和所做不一致的情形，这当然也是政府诚信受损并起到示范效应导致社会诚信丧失的表现。实际上，没有政府愿意做一个丧失诚信的政府，但是当行政改革和政治需要成为一对矛盾，行政改革从来都受制于政治需要，不得不有难言之隐。
行政改革方向
行政现象的复杂性是因为它直接关系统治、稳定等等政治的方面，并且经常是出于政治的需要而造成行政上的各种事实。行政背后是政治的影子，是政治的逻辑，是政治逻辑支配着行政现象。政治需要吸纳社会精英、调动体制热情、维护政治稳定，行政改革经常在政治问题以及根本上由政治问题决定、影响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的制约下，变得脆弱、短期化、缺少稳定性和执行力。政治过度集权、集中下的行政，只讲效力，未必讲求透明、经济和节约，缩小政府规模、提高政府效率、评估政府绩效、公开政府信息等等也就无从谈起。
正因为行政和政治的深刻联系或者行政本身就是政治的一部分，因此在政府部门和学界较易认为中国的行政改革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改革。但由于上述原因，没有政治上的一定变革，行政改革很难有实质进展。⑤如果行政改革能够持续使政府职能、规模、运行发生一定的改进，那么必然对政治产生一定的影响，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行政改革才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政治改革的功能，反过来又对政治改革发生影响，推动政治改革的进展。
因为行政改革的复杂性以及各种行政问题的相互缠绕，行政改革就需要整体设计、系统推进。目前的行政改革经常作为一个必要但又不必需的事项出现在党和政府的各种报告、规划等文件中，但自上而下不论中央或地方都很难将工作的重点和注意力放在行政改革方面。从我国的政治结构出发，这除了有一定适合改革的条件，还需要有一位对行政改革问题有深刻认识、并决意改革行政的领导人的出现。具体到行政改革的操作方面，面对一个势必更加开放和多元的社会的到来，对于需要始终掌握改革主动权的党和政府来说，改革是必需的，而改革似乎要注意到以下这些方面：
改革的方向仍然是一个职能优化、规模适当、经济高效的政府的出现，专注于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提供基础设施和基本服务，使公民可以在合理的限制而又不感到压制之下自由选择生活方式和发挥个人智慧，这也是中国解决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乃至文化问题的方向。按照行政学的基本原理，政府职能决定政府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但是，若要转变或削减政府的某一职能，不是等到这个职能转变完成了再来取消机构和人员，而是反过来，通过取消机构和人员彻底转变政府职能。否则，只要机构和人员在，就会证明自己有继续存在的必要，这个职能没有了，就会创造出新的职能继续维持自己的正当性。这样，既错失了随着职能转变削减机构和人员的机会，又造成很多新的不合理、不需要的政府职能的出现。削减机构和人员虽然确实有一定的引发动荡之险，但是却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举。目前所提出来的诸如“大部制”、“缩减地方政府设置层级”等等直接意在削减政府层级、机构和人员，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的各种行政改革举措，也会因此而变得易于实行。如果因为历史条件限制难以采取大规模的剧烈改革，采用日本国家公务员管理中使用的由《总定员法》规定一个编制上限不容突破的办法也是一个可以借鉴的考虑。
消除特权不是政治改革和行政改革的唯一，但却是影响至深、关系深远的着力点。只有消除特权带来的行业优势和公众趋之若鹜，公务员职业才会回归到正常的职业行业中，改革所需要削减的机构和人员才会情愿离开，并逐步得到消化。各种精英也才会愿意并安于在其他行业就业，发挥个人的热情和创造力。而反过来，政府部门所吸引到的才是那些真正有热情、操守、济世情怀和奉献精神的人。一个没有了特权的职业，不但其对外部的影响减少，而且那些因为等级差序表现出来的特权上下有别也会减弱，这有助于一个人格平等、合作和谐的公务员群体内部氛围和文化的出现。
特权的消除，必然促进政府信息的公开。只有没有了因为特权和特权利益所带来的隐私，公开政府的信息才可能被政府接受，而公开政府的信息才谈得上监督政府。政府信息的公开，那些重复设置的机构、没有必要的程序、不合理的审批、巨大的行政浪费等等行政弊端才会因为众目睽睽而难以继续存在。“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只有愿意让政府运行的各种真相公之于众，腐败才有可能被发现和禁止。伴随特权消除和行政信息公开，例如“官员财产申报”、“问责制”等改革措施才会因为内部阻力变小而获得推进。“政府诚信”才能做到并因之带动“社会诚信”。
特权本身就是不公平，也是造成官民关系紧张、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当政府部门不再因为特权而高高在上、引发不满和社会诚信危机，当政府不再因为政治需要而叠床架屋、养人行政、浪费公帑、纵容腐败，当政府不再因为需要拥有庞大的组织规模保证规模优势，那么适当的政府才会出现，政府的职能和规模才会恰当而富有效率。当政府适当而富有权威，社会也才会因之而变得更富生机、活力和和谐。这样，社会进步和谐又促进政府不再那么过度紧张、处处设防，一切围绕政治稳定而浪费大量的人、财、物、力。无论如何，政府把等量于军费的钱用来针对一部分公众，用比社会保障费用更多的资金来维护国内稳定，是不正常的。我国古代的政治文明早就说明了“堵”和“疏”的关系。反而，如果把这些资金用来均衡贫富差距，健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其效用、价值和意义要好得多、正面的多。总之，当政治环境的改善使得行政不再承担那么多的政治责任，行政背后政治的逻辑不再那么复杂和重要，行政的改革和进步才能轻松走上富有成效的轨道。
目前中央政府所力推的“公车”改革以及中央机关预算信息公开，虽然面临重重困难和不可预知的结果，但是从中可以观察出改革倡导者对于类似或甚于“三公”特权危害之深的认识逐步强化，并逐渐摸索和实行以改革特权促进行政改革，赢得社会支持。此类改革值得持续关注和研究。
注释：
①许耀桐：《论十二五期间的行政体制改革》，《人民论坛》2011年第5期。
②关武君：《天价维稳不是长久之计》，《社会科学报》2009年5月27日。
③熊传东：《天价维稳的无底洞有多深》，http://news.xinhuanet.com/observation/2010-06/09/c_13341139.htm.
④席韬：《中国官场政治生态：制度与现实的透视》，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799112011-1-21.
⑤白智立、杨沛龙：《中国政治变动的条件与公共行政的变革》，谢庆奎、佟福玲：《服务型行政与和谐社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61-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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