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文化的发现与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现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以来，古蜀文化（又称早期蜀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是探索中华古代文明发源与格局的重大进展。它证明长江上游这方沃土同样是以华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的根系所在，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传统的策源地之一。
一、古史传说与考古信息
蜀是我国古老的华夏民族的一个成员。据《帝系》、《山海经》、《竹书纪年》、《世本》、《史记·五帝本纪》等所载古史传说研究：黄帝子昌意“降处若水”（今鸦砻江），与当地（岷山）蜀山氏联姻，蜀山氏女昌濮生颛顼（高阳），“封其支庶于蜀”。颛顼之后名声显赫者有舜（虞）、禹（夏）和陆终（祝融八姓，楚），蜀与之同祖〔1 〕。蜀地原有土著居民，蜀山氏应是岷山上氐羌之一支，颛顼封支庶于蜀为统治者，而后沿岷江而下定居成都平原，营造宫室城邑。成都平原发现的龙山时代古城年代似有先后，约在距今4900～4000年间，其文化性质与三星堆一期、绵阳边堆山、汉源狮子山等遗址相同，应该是三星堆古城文化的源头。目前的研究可知：龙山时代的成都平原——蜀的心腹之地也与中原同步处于文明时代的黎明，早期国家（或酋邦）已经诞生。它以花边口高领罐、宽折沿器、喇叭口器、戳孔圈足豆、盘、绳纹罐、大口尊形器盆、缸、杯等为其陶器的文化特征。细心者会发现这些陶器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江汉石家河文化有渊源关系，合理的推论当是蜀原与夏、楚之先有族缘关系。
蜀在商周为一西土大国〔2〕。殷墟卜辞有：“王供人征蜀”、 “至蜀有事”、“蜀其受年”、“蜀射三百”等。周原卜辞也有“伐蜀”的记载；西周《班簋》铭有“作四方望，秉繁蜀巢”，以蜀来表示西方。按例此蜀乃地名，又是蜀人所建之国。卜辞中的蜀的地望虽有歧义，近来因三星堆的考古发现而被多数学者所认定应在四川境内〔3〕。 广汉三星堆遗址是目前所知四川境内发现的最大最丰富的先秦遗存，分布面积达10余平方公里。据三星堆第三区发掘，在2.5 米厚的文化层堆积中：上面叠压着很薄的晚期地层，从现代、清代、唐宋、汉代到东周，底部有一层厚约20厘米～50厘米纯净淤泥。早期文化层按层位关系与遗迹遗物的类型学分析，可分为四期：
第一期：陶器种类单调，以泥质灰白陶平底器为主，也有少量夹砂褐陶。器形有罐、盆、缸、戳印孔圈足豆、盘等，没有小平底器与三足器。纹饰有绳纹、戳压纹、篦划纹、凹弦纹、附加堆纹等。遗迹不多，有小型的圆形与方形房址。属于龙山时代的文化面貌，与新津宝墩古城出土物很相似。经[14]C测定年代约在距今4700～4500年。
第二期：文化面貌变化很大，陶器种类增多，泥质陶比例减少，变为以夹砂褐陶为主。典型器物群开始出现，如小平底罐、高把豆、封口
、高领罐、瓶形杯、鸟头把勺等。绳纹变粗、有戳印的圆圈纹、菱形纹、人字纹等。重要遗迹有木骨泥墙长方形地面房址，儿童屈肢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城墙基址也属于此期。虽与第一期间似有缺环，但有明显的承袭关系，如戳印孔圈足豆、平底罐等基本一样。据文化因素分析有与中原二里头文化及二里岗下层相接近者。[14]C 测定年代距今约4070～3600年左右。
第三期：陶器种类繁多，夹砂褐陶占85%，典型器物组合与第二期同，新出现圈足簋、三足炊器、高领小平底罐（即“三星堆式发酵大罐”）、长颈壶、平底觚、尖底盏等。豆把花样多，有麻花形、竹节形、纺缍形等。纹饰以绳纹为主，出现云雷纹、米粒纹、网格纹等。还有刻画的文字符号。有镂孔的漆木器、发达的陶塑造型制品，大口尊形或盂形的坩锅，玉石礼器等。重要遗迹有榫卯屋架带隔墙（即套间）的大房址，单边墙基残长30米。出土精美的金、铜、玉、象牙等稀世珍宝的一号祭祀坑也属本期的后段，据坑内出土的云雷纹瓿、羊首牺尊、龙虎尊、联珠纹盘等铜器分析，时代当在中原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期之间。可能与商王武丁在位年代相当。地层出土物测定年代约在距今3600～3200年间。
第四期：夹砂褐陶上升到占90%，典型器物组合有变化，尖底器（杯、盏、罐、钵等）与竹节把豆增多，小平底罐与封口体形变矮。二号祭祀坑从层位分析属于本期的前段。从坑内出土的牛、羊首圆尊、兽面纹方尊与圆罍分析不会晚于殷墟三、四期。据地层出土物测定年代约在距今3100～2875年间，下限约当在西周灭殷前后。
可见三星堆遗址古蜀文化源远流长，可以与《华阳国志·蜀志》所载古史传说相对勘。常璩写道：“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蜀的繁盛期时代约当商王武丁前后至殷末周初，此间的蜀地已形成巨大的城市文明系统。
三星堆古城坐落在今广汉市西郊外约8公里的台地上， 北部被鸭子河（古雒水，今湔江）冲毁，城中有马牧河穿过，此城是由时代先后的数城相套压的，最清楚的是建于第二期的大城。在河间台地上可见高约4米～6米，基宽40米左右的堆夯土城墙，有的墙上还可见砌筑土坯，东墙残长1100米左右，南墙残长800米左右，西墙残段可见， 东西墙间距约2200米左右，城内面积推算在3平方公里左右。城内住的是上层人物。有10余平方米的木骨泥屋，也有大型的梁架厅堂。出土大量的饮食器、漆器、玉器、礼器与乐器，陶塑艺术品有猪、绵羊、水牛、虎、鸮、杜鹃、象、蟾蜍等，还有双手背绑，双膝跪地，头颅被砍的人牲石像。城南是神巫们举行“燔”、“燎”、“沉”、“埋”祭祀活动的宗教圣地。祭祀坑中出土成吨的青铜器，包括巨大的神像、人像、神树和礼仪器，罕见的黄金权杖、金面罩，金箔等，展示了高度发达的手工艺技巧和完善的原始宗教仪轨。加上陶器上发现的文字符号：X、等等。雄辩地证明古蜀文化在4000多年以前已具备成熟的文明社会的主要标志。
古蜀文化并不只有三星堆一处，而是有着辽阔的地域分布。以宝墩古城为代表的龙山时代蜀文化及以三星堆古城为代表的夏商时代蜀文化以成都平原为轴心，西至川西山地的雅安到攀枝花一线（如沙溪、狮子山等遗址），南到云南昭通一带（如闸心场遗址等），北到汉中盆地（如白马石类型遗址及城固铜器群），东至鄂西峡江地区（如罐釜类型诸遗址，或称白庙类型）。这个范围大体与《汉书·地理志》所述秦汉时“与巴蜀同俗”的区域相当。值得注意的是，各遗址含有三星堆古蜀文化因素的多寡，与该遗址对成都平原的距离成正比，呈现古蜀文化向外传播的波圈现象。我们可以套用《史记·西南夷列传》的叙述称为：“华阳之地君长以百数，蜀最大，此处有城邑、冶金业、灌溉农业，礼仪中心，艺术和文字符号。”
二、古蜀世系的推论
按《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所记古史传说的蜀国世系是：蚕丛、柏濩（或作柏灌、伯雍，形近而
）、鱼凫、杜宇（望帝、蒲卑或蒲泽）、鳖灵（鳖令，即开明）。他们并非个人名号而是某一王族统治时代的称号。我们可将其分为三世：1.蚕丛、柏濩为开国之世，由岷江上游迁入成都平原发展成早期国家（或酋邦），最近此地发现的龙山时代古城群乃为其遗存。2.鱼凫、杜宇为鼎盛之世，蜀国的经济、文化高度发展，尤其在杜宇之世农业生产与政治礼制均有长足发展，并影响邻近区域，广汉三星堆遗址等为其遗存。3.鳖令为扩展之世，随着巴人因受楚人胁迫西进，带来新的文化因素，形成传统意义上的“巴蜀文化”。1980年新都晒坝发掘的甲字形土坑木椁墓，出土巴蜀铜器与印章，又出“邵之食鼎”等鼎、敦、壶、盘、匜、勺等战国中期楚文化的典型器物组合，被认为是荆人鳖灵之后，开明王朝某王的陵墓是有道理的。
当然，古史传说只是后人口碑相传的历史的投影，本身决非信史。以此与物证对勘，切不可过分穿凿，否则年份似乎精确到屈指可数，而与实际恐失之千里。例如《华阳国志》说：开明传十二世为秦所灭，时为周慎王五年（前316）秋冬，若依每代30年上推， 杜宇传国当在春秋。其实常璩所记只是传说材料，所谓“世俗横传”未可尽信。西周中期后古蜀地尚未见能与杜宇盛世相应的地下物证。相反地，三星堆古城推断为鱼凫、杜宇之世的证据则更多。
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内埋藏的都属庙堂供奉的大型成套祭典用品，而又均被有序地砸坏、燔烧、堆入坑内，再填土夯实。此非仓促行事，而是有目的有步骤的巫术厌胜活动。据推断是因天灾人祸需要奉献祈禳，甚至造成政权（兼神权）的转移所举行的“改庙毁器”的祭典遗迹。
一号祭祀坑的入埋时代在第三期后段相当于殷墟早期。其中出土一根长1.43米的黄金皮杖（木芯已焚毁），杖的上端雕刻鱼、鸟、人图案。下有两个人头（圆杖两面可见完整的图像），戴锯齿状冠，大耳悬坠，立眼阔口，庄严肃穆，俨然王者相。上面有两组相同的鱼鸟图；每组两只举翅勾喙的鸟的后面是两条鳍尾奋张的鱼。有自人头方向射来的羽箭压着鸟颈，而箭镞已深深射入鱼头。此杖华丽高贵，还配有青铜立雕龙杖首，决非等闲仪杖，而是与王权神权有关的信物。由图案解读，自上而下正好是“鱼”、“凫”（鱼鹰）”、“王”，故很可能即是传说中鱼凫王朝的权杖。鱼凫朝为杜宇所替代，杜宇得国“改庙毁器”，即将前朝王权象征物与庙堂用器一起在庆典时行巫术厌胜活动而燎埋了。
二号坑的入埋年代是在第四期之初相当于殷墟晚期。三星堆四期文化逐渐出现由盛而衰的趋势，城内地层堆积中时有凸镜体的沙砾层，似累被水淹。在第四期文化层之上有一层厚约50厘米的富水淤泥层，中断了当地的繁荣，上面所压东周秦汉以降地层只出零星遗物，已非都城风貌了。这水淹城毁（有迹象表明此后的政治文化中心已移到成都附近）的现象，似可与《蜀王本纪》所载杜宇“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望帝“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的传说相印证。正是神灵（杜宇的保护神）不能制止洪水，只好祭埋入地；开明治理了水患（当非一日之功），就取得了政权，这或许就是二号坑传来的远古信息。
三、古蜀文化区的地理环境
古蜀文化区的生态环境与地理位置很适合初期文明的发生，并影响其文化特质甚钜，试举四端：
1.这里物资丰裕，水源充足，气候宜人。《山海经·海内经》有对“广都之野”即成都平原的古时的写照：“其城方三百里，盖天下之中”、“百谷自生，冬夏播种”、鸾凤歌舞、百兽群处〔3〕， 当非虚言。据每个遗址地下出土的孢粉分析当时属于暖湿的湖沼丛林环境，有丰富的禾科植物（栽培作物？），据动物骨骼可知，饲养猪、马、羊，猎取鹿、猴、犀。《史记》、《华阳国志》所记更是“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纻，鱼盐铜铁”，瓜果药材，漆蜡丹砂，应有尽有。难怪本世纪初俄国植物学家瓦维洛夫就把从鄂西到川西的山区及低地作为全世界作物栽培八大中心之首，列为最大也是最早的农业起源中心〔4〕。这在“以农立国”的古代华夏文明中举足轻重， 我国历史上多次以巴蜀粟米救灾济困，甚至有人挟此以问鼎中原，当是实情。
2.这里的地势有利于初期文明社会的安定过渡和顺利发展。四周高山屏障，内部江河丘陵交错，限制了北方车、骑武装的侵袭。北有秦岭隔断西伯利亚寒流南下，东南面山原不高，从太平洋、印度洋来的暖湿气流进入盆地后，受阻于西南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而长期滞留，改善了本区的水热条件。加上地形复杂，不可能有大面积的水旱灾害，山上旱山下补，山下涝山上补。这种环境的多样性与多变性促使人们养成巧思勤作，不畏险阻，善于因地制宜的精神风貌。所以古蜀文化所创造的梯田、索桥、栈道、井盐、火井、蚕桑等都是华夏文明宝贵的共同财富。
3.这里的地理位置有利于古代交通。若东出三峡即是江汉平原，与南北向的随枣走廊相交，可北上河洛，南走五溪、南岭，俯视长江下游。北有斜贯西北高原与东南低地的汉水通道。《战国策·燕策》所记游说之士的描述，并非全为凿空：“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岷江），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江陵）。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江，四日而至五渚（洞庭入江口）”，这与李白名句“千里江陵一日还”有异曲同工之妙。西面紧挨着横断山区的“藏彝走廊”，向北接甘青高原通中亚、北亚，向南直接南中，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欧非交通。《史记·西南夷列传》记张骞“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蜀贾的国际贸易很早就在“南方丝绸之路”上行旅了。近有研究者以为蜀文化中的黄金杖、青铜雕像、晴蜓眼料珠等在中土无例可循，或传自西亚〔5〕。 于是李白《蜀道难》：“蚕丛与鱼凫，开国何茫然”的千古之谜，终因考古发现而露出谜底倪端。其实高山是挡不住的，司马迁早说过：“（巴蜀）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史记·货殖列传》），当是他出使西南夷亲见的实情。而且古代民族在山区健行，肩负畜驮，何劳舟车，更何况山麓河谷往往有不断的人烟村寨可供商旅行歇，只要政通人和、民族和睦，交通无虑。倘若民族反目，村寨小国就会作梗，汉代通身毒道受阻，实非蜀道之难，而是民族闭隔所致。
4.这里的山间、河谷往往有大小不等的串珠状冲积平原——坝子，其中最大的成都平原面积达7337平方公里。这种平坝平整肥沃，便于灌溉，连同周围的方山丘陵开成梯田堰渠，形成一串连绵不断又互相间隔的农业社区与人烟村镇，于是“坝子文化”成为古蜀文化区特有的人文地理景观。据蒙文通先生研究古巴蜀境内就有数百十个小部落小诸侯“戎伯”，司马错说“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狄之长”，蜀就是这些戎伯的首领〔6〕。 古蜀文化区就是这种“坝子文化”“戎伯文化”的集合体，正因为有了成都平原这个高度发达的古蜀文化为核心，带动这些小坝子上的发展不平衡的文化综合体的氏族部落，才形成了一个在华夏文化圈内独特的经济文化区域。这也规定了这里的文化物质斑驳不纯，具有“杂交优势”，兼收并蓄，广为接纳而形成独树一帜的蜀文化风格。
四、古蜀文化与华夏文明
古蜀文化的文化复合体的特征在人体装饰上尤为明显。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神人像、头像、人面像近100件， 可以观察到：发式有西南盛行的辫、披发、椎结，又有东南流行的断发，和中原常见的笄和冠。贯耳文身当然是东南文化区的特征。衣着有右衽、交领、对襟；半臂、深衣、短裙、铠甲。赤足系镯或着靴鞋。身姿以双手捧物两脚分立为恭敬，以危坐为燕居。面部特征既有长脸高鼻，也有扁脸阔鼻；眼睛普遍是外角高于内角；方颌大耳，无不阔嘴紧闭，极少张口露齿。以“纵目”兽耳与鼻梁架云者为神灵。可见本区民族系属复杂，而本底一部是氐，一部是濮，加上华夏与东夷的融入，形成的人们综合体，颇具杂交优势。
蜀文化既自有特色，又是中华古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之一。与夏商周秦楚文明有着明显的亲缘关系。例如炊具不用鼎鬲，而用釜罐，有一种异形的三足炊器，颈下加宽沿外侈如锅，俯视如今四川的泡菜坛子，而下有分裆甚高的三款足，实际是改造了的鬲形器。封口与二里头文化出土物相似，而身瘦高超过足高，三个管足细长，别有情趣。铜礼器不见中原习见的鼎、钟、爵、斝、角、觥，而以尊、罍为中心，铜器花纹与铸模是三分法而不是中原习见的四分法。舞戈上下有锯齿，可能仅此一例。牙璋则时代既早，形制典型多样，还有明确的手持、插地等献祭方式，一破过去陈说，似为古蜀文化的首创。古蜀以信奉祖灵与神树为中心的“泛萨满教”。超大型的纵目面具当是开国祖先蚕丛的神像配件。神树崇拜更是独树一帜。二号坑出土大小神树6株以上，最大的一株残高3.96米，树干上套铸3层27株枝叉，其中有9枝的果实上每枝站有1只勾喙鸟（顶部残缺，应有10鸟），有一龙张牙舞爪沿树干蜿蜒而下，真可谓“龙凤呈祥”，熔南北文化于一炉。另一株神树的树篼下有三神巫跪守，树枝上裹有金箔，是名副其实的“金枝”，枝上悬挂各种铜制鸟兽神人，圆牌扇贝。这应该是萨满巫师们沟通天地的天梯。我国东方有神木“扶桑”，西方却有这样的“建木”、“若木”，《淮南子·坠形》记：“建木在都广（成都平原），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影，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在青铜时代有这样突出的神树崇拜的遗物，在世界文明史上实为仅见，它为我华夏文明的艺术宝库增添了荣耀。
五、古蜀文化的消融
辉煌发达的古蜀文化到西周中期却突然黯淡失色，春秋时期的蜀文化面貌不清。这时受楚所迫西进的巴文化，注入了一丝活力，形成了传统所说的巴蜀文化，在原来的古蜀文化区内到处留下春秋战国时的船棺葬或铜器窖藏等遗存，但毕竟难以与秦、楚等相提并论。东周中原文献所记巴蜀史实甚阙，如《春秋左传》有巴无蜀，检阅春秋经传中巴凡11见，均与楚史有关。蜀凡9见，却都不是这个蜀，而是鲁邑的同名者〔7〕。只有《山海经》记巴蜀神话传说较多，故吕子方、蒙文通先生认为其中的《海内经》、《大荒经》是巴蜀的作品，《五藏山经》、《海外经》则可能是接受巴蜀文化后的楚国作品〔8〕。那末， 古蜀文化为什么在千年辉煌后会很快消融呢？！主要原因是古蜀文化区的人文地理条件犹如一把双刃利剑，既有利于向文明过渡的一面，又有利于持久发展的一面。试举四点：
1.秦灭巴蜀，依此兼并六国统一中华，从政治上打破了承袭氏族部落社会以来文明初期地域文化隔阂的畛畦，造成文化大一统的总趋向。因为古蜀文化本来与中原及秦楚文化是亲缘文化，在文化发展的全过程中，他们之间都存在着双向或连锁式的交流与联系，所以古蜀文化体系很快被涵化融失在中华古代文明之中，这是顺理成章逻辑发展的结果。这也再次论证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表述〔9〕。
2.古蜀文化区内地理环境复杂，没有华北、华中那样广阔的原野可供骋驰，进取心不强，偏安之心甚重，难以问鼎中原。“坝子文化”的发展又极不平衡，这数百十个境内“诸侯”，有的已阶级对立建立国家；有的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容易受到四邻的文化影响，区内的向心力受损，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文化实体。
3.本区的核心古蜀文化的发祥地成都平原规模不大，物产虽然丰富，能供应一族一国进入文明社会，若是数雄并峙加上天灾人祸，也定会出现底气不足的困境。成都平原地处青藏高原东缘，西山坡面迎风，夏雨集中，谚曰“西蜀天漏”，江、沱泄洪不及常酿洪水灾害，于是开明氏兴起，杜宇氏国破退入西山，三星堆城邑（瞿上）化为废墟。若与秦据八百里秦川，楚处江汉云梦之地相较，当然属于劣势，故要想兼并全区问鼎中原，则缺乏经济文化发展后续实力。故有学者指出商周之间有一个“由蜀化楚”到“由楚化蜀”的变动〔10〕，是有道理的。
4.本区内部氏族部落林立，社会发展又参差不齐，没有形成强有力的集权政府，军事力量又较差。因长期无劲敌，武力萎缩，加之地形所限，只有步卒短兵，没有战车长兵。天险虽可凭，却与发展交通相矛盾，秦蜀间金牛道的开通已预示巴蜀之难保。加上巴受楚迫，西进与蜀为世仇，纷争不休，又都缺乏具有魅力的首领人物为核心，一旦为强秦利用，必定各个击破，落得国破民散，文化也自然被涵化了。
注释：
〔1〕李学勤：《帝系传说与蜀文化》， 《四川文物·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1992年。
〔2〕饶宗颐：《说卜辞之蜀》，《先秦史与巴蜀文化论集》， 历史教学社，1995年。
〔3〕参见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4〕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
〔5〕霍巍：《广汉三星堆青铜文化与古代西亚文明》， 《四川文物·广汉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1989年；段渝：《古代巴蜀与南亚和近东的文化交流》，《社会科学研究》，1993年第3期。
〔6〕〔8〕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7〕参见杨伯峻等：《春秋左传词典》，中华书局，1985年。
〔9〕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特点》， 《群言》，1989年第3期。
〔10〕参见郭德维：《蜀楚关系新探：从考古发现看楚文化与巴蜀文化》，《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