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世界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化论文,意义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文化究竟有何世界意义，国内谈论不多，这还不完全是出于自谦，实实在在，的确是研究不够，没有作过深入细致的工作。最先关注这一问题的，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博士，他用了整整半个世纪，潜心研究中国古代的科技遗产，当他在这条艰难的道路上走了很长一段路程之后，兴奋地告诉世人：“一个多么光彩夺目的宝库逐渐打开了！”他写了一部前所未有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长达2000万言， 计划出7卷34部，现已出版了15部。他在《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一书的英文版序言中写道：“中国文献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又一个不平凡的发明和发现，考古证据或绘画实物证实中国的发明与发现比欧洲的或照搬采用的发明与发现一般往往领先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是二项式系数排列，还是旋转运动与直线运动相互转移的方法，或是第一台时钟中的擒纵装置，或韧性铸铁犁铧，或地植物学与土壤学的开创，或皮肤与内脏的关系，或天花痘苗接种的发现——不管你探究哪一项，中国总是一个接一个地居世界第一。”他又说：“当然，带有沙文主义思想的西方人总是试图将欧洲所受的古代和中世纪中国的影响缩小，但确凿的证据往往令人非相信不可。”（注：（美）罗伯特·K·G·坦普尔《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英文版序，21世纪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李约瑟博士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学者，他以公正的眼光和深邃的思想，系统、全面地总结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光辉成就，充分肯定了中国古老文明对于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在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引起我们许多的思考。
李约瑟博士孜孜不倦、卓有成效的工作，揭示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至少在文艺复兴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遥遥领先。”然而，他所关注的问题，恰好是我们忽视的问题。以往的研究，常常把中国文化局限在一个狭窄的圈子内，偏重于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即使提到科技，也只是大而化之地说一通，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的问题。对于中国古代科技，历来毁誉不一，或以“中国有四大发明”自诩，或以“中国古代无科技”相谤，各执一端，未能公允评价。中国人对自己祖先的发明创造，不甚了解，这一点似乎已被外国人察觉。美国记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西方受惠于中国》一文中写道：“迄今为止尚未披露的最大历史秘密之一是，我们所生活的‘近代世界’原来是中国和西方成分的极好结合。‘近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国，然而却鲜为人知。这是为什么呢？中国人自己也和西方人一样不了解这一事实。从公元17世纪起，中国人对欧洲的技术专长越来越迷惑不解，有很长一段时间反而遗忘了自己的成就。当耶稣会士向中国人展示机械钟时，他们竟然感到敬畏。中国人忘记了，首先发明机械钟的正是他们自己。”他接着写道：“中国人和西方人一样会惊讶地看到，近代农业、近代航运、近代石油工业、近代天文台、近代音乐，还有十进制数学、纸币、雨伞、钓鱼竿上的绕线轮、独轮车、多级火箭、枪炮、水下鱼雷、毒气、降落伞、热气球、载人飞行、白兰地、威士忌、象棋、印象术，甚至蒸气机的基本结构，全部源于中国。”他说了这一番话之后，提出了“为什么我们还不知道这些重大和明显的事情的真相”的疑问，他的答案是：“主要原因确实是因为中国人自己没注意到这些。如果做出这些发明和发现的主人自己都不再要求得到发明和发现权，如果连他们自己对这些发明和发现的记忆都淡漠了，那么这些文明和发现的遗产继承人何苦还要替他们去争回丢失了的权利呢？”（注：载（美）罗伯特·K·G·坦普尔《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21世纪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读到这里，笔者感到羞愧难言，无地自容。
罗伯特·坦普尔受到李约瑟博士的启发，从《中国科技史》和其他科技遗产中，选出了在时间上或科学内容上中国居世界第一的100 个事例，以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的形式，写成了一部《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在中国出版之后，又将书名译作《中国的一百个世界第一》。全书分为11个栏目；农业方面列举了铁犁等5项， 天文学和制图学列举了对太阳黑子现象的认识等5项，工程技术列举了铸铁、 蒸气机的原理、第一台控制机等18项，家庭用品和工业技术列举了纸、印刷术、纸币、瓷器等21项，医学和卫生列举了血液循环、糖尿病等7项， 数学列举了零的位置、圆周率π的精确值等8项，磁学列举了最早的指南针等4项，物理学列举了地动仪等7项，运输和探索列举了风筝、 陆地航运等13项，声音和音乐列举了大定音钟等5项，战争方面列举了火药、 火箭和多级火箭等8项。他所提到的这100个世界第一，有的固然是家喻户晓的，如造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但它们对开启近代世界文明的意义就未必为人们充分认识。可是，有的向来并不被人们看成重大的发明与发现，例如：风筝、马蹬、独轮车、纸牌等等而作者独具慧眼，道出了一番新意，由此给我们许多启发。
不过，从文化的传播来看，最先影响世界文明的恐怕还不是科学技术，而是物质。因为在语言、文字隔绝的情况下，那些精美而实用的东西首先引起外国人的极大兴趣，犹如外来的宝物使中国人感到稀罕一样，中国的丝绸行销世界而使人们关注中国，从而成为驱动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契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蚕丝的国家，“蚕神献丝”与“嫘祖养蚕”的传说很早就广为流传。岂止是传说，考古资料一再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了丝绸，在西安半坡村遗址中发现了一件保留纱罗印迹的陶碗，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灰土岭发现了一个被刀切割的蚕茧，在浙江吴兴钱山漾发现用竹筐盛着的丝绢残片和人字纹丝带，在江苏梅堰发现有蚕纹装饰的黑陶。到了殷周时期，蚕桑已盛，故《诗经》中每有反映，例如：《豳风·七月》有云：“春曰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小雅·巷柏》云：“萋兮裴兮，成是贝锦。”《秦风·终南》云：“锦衣狐裘”，还有人们熟知的“氓之蚩蚩，抱布贸丝”。春秋以降，“齐纨鲁缟”颇负盛名。乃至两汉，有绢、绮、菱纹罗、起绒锦、方孔纱、经锦、冰纨，官府在长安设有“东织室”和“西织室”，在陈留郡和齐郡设有“三服室”，四川的“蜀锦”也很驰名。张骞通西域以后，中国的丝绸西传天山南北路，再传至中亚的大宛（今乌兹别克）、安息（今伊朗）、条支（今伊拉克）、大秦（罗马帝国）及身毒（印度），然后辗转传到欧洲。当时，可能是丝绸中以绮为极品，西亚各国和印度都称中国为“产绮之国”。古希腊人称中国为“赛利斯”（Seres），意思也是“产丝之国”，据说， 最早提到“赛利斯”的是公元前416～394年在波斯宫廷充当医师的希腊人泰西阿斯。公元一世纪，罗马作家普林尼在《博物志》中作了描述：赛利斯国以树林中盛产细丝而闻名，丝是灰色的，悬垂于树上，赛利斯人把它采集后，放在水中浸湿，由妇女加以梳理，再精织成美丽的绮。看得出来，他们当时对丝绸的生产是不了解的，相信丝长在树上，然而，正是这种神秘感把他们吸引到中国来。公元六世纪，在西方文献中已有关于丝绸西传的记录，米勒《希腊文历史片断》载：“在查士丁尼统治期间，某一位波斯人向拜占庭人指出了孵化蚕虫的办法。在此之前的任何一名拜占庭人都不懂这种作法。这名波斯人自赛利斯人中返回，把这些蚕卵藏在了其手仗的空心中并成功地将之平安无恙地携往拜占庭。开春时，他将蚕卵放在桑叶上，桑叶形成了它们的自然食物。蚕虫诞生，长生并完成了其全部工序。后来，当查士丁尼向突阙人出示拜占庭出产的蚕虫和丝绸时，突阙人对此表现得惊呆了。“科斯马斯·因迪科普莱斯特《基督教国家风土记》载：“本处所说的地区完全位于左侧（东方），以至于使大捆的丝绸在相继经过位于大地内陆的许多民族之手以后便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到达波斯帝国。因为把泰尼扎与波斯分开的道路经陆路要比海路短得多，所以才有许多丝绸存在波斯。”由于中国向来以“农桑为立国之本”，丝绸在世界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丝绸光洁柔软、富有弹性，穿在身上轻凉透明、异常华美，因而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稀世之物，于是争相运销，形成了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牵动了欧、亚、非许多国家，把它们卷入了国际贸易的市场，把它们带入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网络，于是，陆路和海运渐次开通，人口流动、风气互通、宗教传播都随之而来，仅此一端，对世界文明就起了巨大推动作用。
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是世界上农业发展最早的国家，而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的发达程度超过其他国家，因而对以农业为基础的古代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世界上660多种主要栽培植物中， 起源于中国的就有136种，占20%以上，居世界第一。农作物的传播， 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势，由于人类生存的客观需要而自发地扩散起来，既不受国界和政治因素的限制，也不因语言、文字的阻隔而影响传播，无声无息地扩大栽培空间。苎麻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在中国开始种植了，《诗经·陈风》中所说的“东门之池，可以沤纻”的“纻”指的就是苎麻，所以古人多穿葛布，传到日本后称“南京草”，传到英国称“中国草”，大约在1810年移植法国，1855年移植美国，1860年引入比利时，后来才传到非洲。中国是茶叶的故乡，茶树品种资源丰富，培植了许多名茶，种植面积很广，唐代就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茶经》，大约在九世纪传入日本，十六世纪传入欧洲，十七世纪传入俄国，1780年传入印度，1893年传入斯里兰卡， 现为世界三大饮料之一。在农业时代，粮食作物的栽培始终占居优势，而中国很早便有了“百谷”，以后把稻、黍、稷、麦、菽称为“五谷”。中国与印度、印尼同为世界三大水稻发源地，大约在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新石器遗址中就发现了稻谷，朝鲜、日本及美洲的水稻均由中国传入。古书上所说的“稷”是指小米，“黍”是指高梁，它们都起源于中国的黄河流域，后来才传入朝鲜、日本及西亚、小亚细亚和欧洲。法国学者阿里·玛扎海里著有一本《丝绸之路》，副标题为《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其中谈到谷子和高粱，他说：“谷子和高粱是古代中国大陆上的农作物，通过丝绸之路而先传至波斯，后传到罗马。在罗马，仅仅在儒略·凯撒执政时期才知道了这种作物。罗马人称谷子为milium，因为其安息名称为（h）arezen，也就是hozaran（千粒）。其阿拉伯文名为dokhn、dourra、beyda和modjadi，其德文名字hirze 来自阿萨息斯（安息）或美尼亚名字herzen和erzen（hezaran和milium）。至于高粱，其名sorghum 来自一个伊朗语词sorkh-crzon， 意为‘红谷’，它是波斯文 gavers （来自gav大的，如同gav－thah、gav－sendouq等和（h）erz组成）的同义词。由此而产生了阿拉伯文中的djawers。 ……如果说美索不达米亚人或法老王时代的人在希腊—罗马人之前就知道了这些作物，但众所周知的是谷子和高粱于儒略·凯撒之前还是地中海地区的新作物，事实证明它们是通过丝绸之路而从中国传去的。”（注：载（美）罗伯特·K·G·坦普尔《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21世纪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大豆即古书上的“菽”，它的原产地是中国，外国人的大豆是最近200多年才传去的，大约100年前美国才开始引种大豆。此外，蔬菜类的萝卜、白菜，水果类的柑桔、荔枝、桃、梨、苹果、柿、杏等，还有许多花卉，都起源于中国。
中国古代的手工业也是很发达的，许多产品巧夺天工，在海外以瓷器最享盛誉。瓷器是中国文化的精华，它像是镶嵌在皇冠上的一粒珠宝，晶莹透亮，闪闪发光，放射出科技与艺术的光芒。瓷器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发明权属于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中就有了红陶，以后，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又出现了“黑如漆，薄如纸”的黑陶，秦代兵马俑陶器简直是世界奇观。汉代开始发明铅釉技术，东汉末年完成了由原始瓷器向青瓷的过渡，南北朝时期有了成熟的青瓷器，而在隋唐五代进入高峰期，宋代继续发展，越窑所产的“秘色瓷”名冠一时，有“九秋雨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之誉，柴窑的“雨过天青色”、耀州窑的“姜黄”、钧窑的“钧红”和“钧紫”、龙泉窑的“粉青釉”和“梅子青釉”都很出色。与此大致同时还出现了黑瓷，到宋代大盛，以定窑的“黑定”、福建的“乌泥建”、“黑建”、“紫建”最为著名。从南北朝起始有白瓷，它为影青、青花瓷、釉里红、斗彩、五彩、粉彩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是瓷器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唐代邢窑的白瓷“如银似雪，以箸击之，其音妙于方响”，宋代定窑的“象牙白”也颇名贵，景德镇窑系的“影青”十分精致，自元以降青花瓷异军突起，彩釉中有“釉里红”、“祭红”、“孔雀绿”、“娇黄”、“素三彩”、“郎窑红”、“美人醉”等精品，清代乾隆间瓷器达于高峰。中国瓷器的外传，最先可能是朝鲜、日本，自唐以来传至西亚，东南亚和南亚，以后再传入欧洲，在世界人民面前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文明世界。在中国瓷器风靡欧洲之时，欧洲人心目中的瓷器与中国是紧紧相连的，英国人称之为 China，它既是对中国的称呼，又是瓷器的名称，换言之，瓷器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法国著名小说《牧羊女亚司泰来》的男主人翁雪拉同常戴一顶青斗笠，在人们的思想上留下深刻印象，所以，当中国的青瓷在法国风行以后，人们便把它叫做“雪拉同”。大概在十六世纪以前，输入欧洲的中国瓷器很有限，大都通过阿拉伯人转手，因此在欧洲格外珍贵。据说，撒克逊选帝候粤古斯特二世曾用600名御林军从普鲁士国王威廉手里换取127件中国瓷器，成为世界外交史上的一大奇闻。1604年，荷兰海军袭击葡萄牙船“卡特丽娜”号，从船上掠取了中国瓷器60余吨，运到阿姆斯特丹拍卖，轰动了整个欧洲。瓷器只不过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一种产品，使外国人感到新奇的东西还有许多，当我们查阅英文字典时还会发现很多以“中国”命名的发明，例如：不倒翁被称为“中国翻筋斗者”，墨称“中国黑水”，白铜称“中国石”，锌白称“中国白色”、青称“中国蓝色”，此外，豇豆称“中国豆”，白蜡称“中国蜡”，楝树称“中国树”，月季称“中国蔷薇”，桐油称“中国木本油”，青菜称“中国菜”，还有“中华猕猴桃”等等。
外国人既然羡慕中国的物产，势必要学习中国的技术加以仿造，于是中国的科技也伴随着物产而走向世界。有关资料表明，中国向西方输出的技术很多，例如：链斗水车1672年传入欧洲，轮辗磨传入欧洲的时间是1607年，冶金鼓风机是1200年，旋转风扇是1556年， 活塞风箱是1500年，手拉织机是400年，车轮是1200年，弩机是1100年， 陀螺是1700年，风筝是1589年，钻井技术是1126年，铸铁是1300年， 敞肩石拱桥是1883年，铁索桥是1741年，艉舵船是1180年，火药是1200年，指南针是1190年，造纸术是1140年，活字印刷是1440年，瓷器技术是1800年。中西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时间差，譬如：手拉织机在中国一世纪就有了，欧洲在四世纪才出现；链斗水车在中国产生于二世纪，欧洲到十七世纪才出现；轮辗磨据说是八世纪产生的，传到欧洲已是十七世纪；敞肩石拱桥技术产生于七世纪，传入欧洲已是十九世纪了。周边国家受中国的影响当然比欧洲要大得多，特别是朝鲜、日本、越南。日本最善于学习，他们接受了中国的技术以后，不但很快运用于生产，而且加以改进、革新，譬如：日本“倭五王”时期，大致相当于我国的南北朝，有一批住在乐浪、带方的汉族工匠去到日本，称为“新汉人”，后来被编为豪族的“部民”，按行业分为陶部、鞍部、画部、锦部等，这些陶工便把制造硬质灰陶的技术传到日本。到了奈良时期，日本仰慕“唐风”，中国瓷器大量输入日本，亦有日本工匠随遣唐使团来中国学习技艺，开始生产上釉的陶器，后来，在宋代瓷器技术的影响下，日本瓷业兴起，加藤四郎随日僧在天目山学制瓷器，归国后在尾张的濑户开窑，世代为业，所制瓷器称为“濑户烧”，在茶褐色底上施黄釉。经过几百年的研制，到了江户时期，日本所产的“伊万里烧”竟然返销中国。又如铸造技术，也是“倭五王”时期传入，但他们经过模仿、消化、吸收，终于制出了“百炼精纯”的日本“宝刀”，使中国人感到惊异。日本从中国学去的纺织技术，后来新创出“倭缎”和“兜罗绒”等产品，而我国“杭州纺织局工亦仿为之”。因为技艺的传习，往往是一种民间的自发活动，模仿制造或偷师学艺更无人得知，所以疏于记载，但如果认真加以比较研究，世界上许多科学技术，的确源于中国。
应当说，受惠最早而又最多的是与中国邻近的国家，特别是朝鲜、日本、越南。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在地理位置上与中国距离最近，自古以来就有交往，得风气之先，而且因为他们引进了汉字，打破了文字的隔绝，有可能阅读中国的典籍，从而能够全方位地学习中国，包括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科学技术、典章制度乃至生活习俗，这便是所谓“汉字文化圈”。在这个文化圈内，最典型的就是日本，它整个文化都受到中国的熏陶，而且学得很深，有些在中国已经消失了的文化现象至今还在日本保存下来，某些方面甚至还有胜于中国，例如茶道、花道、书道、柔道、围棋等等。日本原先没有文字，借用汉字之初纯用“音读”，以后结合日语而改作“训读”，经过“万叶假名”的过渡，逐渐形成了“平假名”和“片假名”，从而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化影响颇深，从“大化革新”开始便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且随着中国儒学的演变而演变，王阳明的学说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日本的典章制度，大都仿效唐朝，即所谓“大唐法式”，虽然累有变革，但至今仍留下明显的痕迹。日本的佛教，实际上是中国汉传佛教的延伸，奈良时期的“南部六宗”与我国南北朝的“六师”一脉相承，平安时期传入了天台宗、真言宗和净土宗，镰仓时期由净土宗衍化出净土真宗、时宗、日莲宗等教派，又由中国传入了禅宗，主要是临济宗和曹洞宗。日本的神道教，虽与本土的原始宗教有密切关系，但深受中国佛教及儒家、道家思想的影响，后来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日本文学，明显地经历了“唐风文学”和“国风文学”两个阶段，前期基本上是仿照中国的文学，以后才发展起自己的文学，而且始终没有脱离中国的影响，包括“和诗”、“物语”（小说）、“狂言”、“能乐”等等。日本的“汉学”特别兴盛，研究汉字、汉文典籍，使用汉历，学习汉医。中国的书法艺术传入日本，经过模仿、改进和创新，形成了日本的“书道”，平安时期的“三笔”是“唐样”的楷模，假名产生后便出现了具有日本风格的“和祥”书法，以小野道风，藤原佐理、藤原行成的“三迹”。最具有代表性，以后又有所谓“黄檗三笔”。绘画先是“唐绘”，以后发展起“大和绘”，又兴起了“曼荼罗画”、“绘解”、“似绘”等。佛寺建筑也是如此，奈良时期多仿唐朝样式，镰仓时期受宋朝风格影响出现了“天竺式”和“禅宗式”，以后才逐渐与“和式”融合。日本的古典戏剧“能乐”和“狂言”，渊源于中国的“百戏”。被称为日本“国技”的相扑，其实是由中国传去的。大约在唐代中叶，围棋传入日本，很快风靡全国，出了不少高手，其精到超过中国。茶道、花道虽被视为日本民族极富特色的文化习俗，其实皆源于中国，但经过日本深化、扩充，又显得别具一格。诸如和服、和食、和式民居，节日、礼仪、姓名等等，都与中国民俗有关。通过对日本文化的剖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文化对世界的深远影响。
欧洲与中国相距甚远，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交往困难，所以，中国文化的西传主要是通过西亚中转，波斯、安息、大秦和阿拉伯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西方人接触中国文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是物质文明，例如丝绸、瓷器之类，科学技术的传播大概是唐代中叶以后。蒙古人西征使欧洲受到很大的震撼，并打通了中西交通的道路，于是渐有西方人来到中国，出身于意大利威尼斯巨商富贾之家的马可·波罗便是其中的一个。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因经商来到蒙古，晋见了元世祖忽必烈，后来陪伴使者回国去见罗马教皇，从他们的口中，马可·波罗得知在遥远的地方有个中国，十分神往。两年后，他父亲和叔父接受了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世的委派再来中国，马可·波罗随同前往。他在中国住了17年，学会了蒙古语、阿拉伯语、波斯语、汉语，随同忽必烈到全国各地巡视，到过中原、江浙、四川、云南等地，又在扬州做过3 年江南道副使，因而增加了不少见识。1295年回归故里，常向人们说起在中国的许多见闻，引起了威尼斯人的极大兴趣。不久，威尼斯与热那亚爆发了战争，马可·波罗不幸被俘，在狱中结识了比萨城作家鲁斯蒂切洛，于是根据他的口述和旅行笔记，写成了《马可·波罗行记》。这本书很快传遍欧洲，第一次较全面地向西方人展示了中国的文明，包括繁荣的商业、壮丽的都会、发达的交通、兴盛的文化，还有养蚕缫丝、运河开凿、活字印刷、通行纸币等等，使西方人大开眼界，知道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个强大的帝国。谁也没有料到，这本介绍中国的书，竟然引起了欧洲人的冲动和狂热，许多商人被书中关于香料岛的描写所吸引，渴望前来寻找香料产地，而书中“东方遍地是金黄”的说法，竟成了地理大发现的动因，哥伦布航行的目标就是中国和日本，“新大陆”只不过是后来的偶然发现，所以，在哥伦布的遗物中至今还保存着一部《马可·波罗行记》，书上批着密密麻麻的字。不过，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始终是不全面的，一方面是他们关心的是有实用价值的东西，另一方面是因语言和文字有很大差别，所以，有关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社会的许多方面，他们至今还了解不多，远不如朝鲜和日本。
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中国人和外国人是不同的，而且差距很大。原因之一，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形成了一个“重文轻理”的传统，把文学、艺术、哲学、史学当作“国粹”，不屑于研究医小历算，更不屑于谈工艺技巧。到了近代，研究中国文化的人，多数是搞文史的，对中国古代科技和世界科技了解不深，因而沿袭古人的习性，总是把意识形态的东西看得很重，以致掩盖了真正有价值的科学技术。原因之二，是近百年来，人们在列强侵略的思想重压之下，心态起了很大变化，由自大转为自卑，总觉得“不堪回首”，更不愿去提起“昔日的辉煌”，所以没有一个人象李约瑟博士那样孜孜以求地研究中国古代科技，总认为那些都是不中用的“老古董”，赶快丢掉“包袱”了事。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想保留的恰恰是中国最腐朽的传统思想和体制，而不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是对的，但缺乏理智，没有象欧洲“文艺复兴运动”那样，竭力去发掘古代有价值的文化瑰宝，加以弘扬光大。时至今日，整理古籍还是“经史子集”那一套，重在经史，不惜血本地翻印许多莫名奇妙的图书，甚至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幌子下，沉渣泛起，热衷于帝王将相、宫廷轶事、剑仙侠客、风流才子、风水术数。因为精力没有用在有价值的方面，看不见古代科学文化的意义，在思想上产生一个疙瘩，总认为古代科技与现代科技毫不相干，因而不承认中国文化具有世界意义。其实，尽人皆知的“四大发明”，对开启近代世界文明就有重大意义。大科学家弗朗西斯·培根认为，造纸与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对于彻底改造近代世界并使之与古代及中世纪划分开来，比任何宗教信仰、任何占卜术的影响或任何征服者的成功所起的作用更大。
1990年，在比利时马尔梅迪举行的国际造纸历史协会第二十届大会上，与会学者一致公认，中国是纸的发明国，蔡伦是造纸术的伟大发明家。蔡伦是东汉和帝时的太监，他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用麻绳、破布、废渔网及树皮造纸，改进了工艺，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纸张质量，为纸的推广普及开辟了广阔道路，“天下咸称蔡侯纸”。在此之前，中国古代使用的书写材料都很不方便，限制了文化的发展与传播。甲骨文是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费事不说，而且易于丢失，只能作简单记事。金文铸在青铜的钟鼎上，造价高，铸字难，只能是短篇小制。后来用竹简、木牍，写一本书要许多竹木，竟至需要车载斗量，“书载五车”。改用缣白虽然轻便得多，但费用昂贵，一般人是用不起的。有了价廉物美、轻便易写的纸，于是可以长篇大论地做文章，可以把大量知识保留下来，可以把信息传到很远的地方，也可以传授给徒子徒孙，文化、教育、科学逢勃发展起来，这是中国文化能够发达的一个重要物质条件。造纸术传入朝鲜、日本、越南最早，当在南北朝及隋唐之际。向西传播，纯属偶然。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年）， 唐朝与大食（阿拉伯）交战，唐将高仙芝全军覆没，被俘的士兵中，有几名曾是造纸工匠，他们被带到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后，将造纸方法告诉了阿拉伯人，于是在撒马尔罕建起了造纸厂。794年， 又在阿拉伯首都巴格达建立了更大规模的造纸厂。从九世纪起，在阿拉伯半岛东南的蒂哈马和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先后办起了造纸厂。大马士革纸在好几个世纪都是出口欧洲的主要商品，因此人们都误以为破布造纸是阿拉伯人发明的，直到1885年，经维也纳大学教授威斯特进行鉴定，才证明这种棉纸是中国发明的。1150年，在阿拉伯统治下的西班牙开始造纸，被认为是欧洲的第一个造纸厂。1276年，在意大利的蒙第法诺建立了造纸厂，以后发展成为欧洲的纸张出口基地。1320年，德国的科隆、梅因兹也有了造纸厂。到了十四世纪末，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都生产了纸张，从十五世纪起，以德国为中心继续向西传播，奥地利、俄国、英国及一些北欧国家相继出现了造纸厂，纸张遍及欧洲。造纸术传到美洲是新大陆发现以后的事了，1575年西班牙人将造纸术传到墨西哥，美国造纸始于1690年，以费城最早。1868年，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才出现造纸厂，造纸术开始在大洋洲传播。若不是中国的造纸术西传，埃及和西亚一带还使用低劣的苇纸，欧洲大陆使用的是厚重价昂的羊皮纸，整个世界文化的发展进程就会延缓下来，欧洲的“文艺复兴”就不可能迅速扩大战果。纸对现代文明的推动是巨大的，大量的图书、报刊、印刷品都要用纸，这在信息时代、知识经济的情况下更显得重要。纸币风行全球，人们用不着再携带沉重的金属货币。大量的货物包装需要用纸，还有建筑用纸、生活用纸等等。纸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全世界都受益于中国。
与纸相关的是印刷术，它是人类社会的“文明之母”，正如马克思说：“火药、罗盘针、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而印刷术却变成新教的工具，并且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创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推动力。”印刷术的发明权是属于中国的，它经历了雕版印刷、活字印刷两个发展阶段。在此之前，甲骨文的刻写、金文的铸字、竹简和木牍的刊刻以及石经、摩崖石刻，都孕育了印刷的某些因素，而印章和拓片直接导致了印刷的产生。雕版印刷创于隋唐之际，唐人冯贽《云仙散录》引“僧园逸录”云：“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 ”其时间在645～664年。1966年，在南朝鲜东南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内， 发现了一部雕版印刷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据考为武则天长安四年—唐玄宗天宝十年（704～751年）刊刻。国内所藏最早的刻本，是唐咸通九年（868 年）的《金刚经》。雕版印刷至唐末渐盛，宋代是它的黄金时代，宋元之际学者吴澄说：“宋三百年间锓板成市，布满天下，而中秘所储莫不家藏而人有。”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布衣毕昇用胶泥刻字，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称为“活字”。但活字发明后并未及时推广，直到宋末元初才由姚枢道先试行，元代江南一带改用木活字，王桢《农书》便是用这种方法印刷的，书后附有《造活字印书法》一文。雕版印刷最早传到朝鲜，时间大约是700年， 韩国陕川郡的海印寺尚存有双面雕版81258块。大约在奈良时代后期，日本也仿效中国刻印雕版书。 活字印刷在元末明初传入朝鲜，称为“陶活字”， 1395 年印成《通纲目》，以后转传到日本，再通过阿拉伯传播到欧洲。这里又发生了一个传奇的故事：中国的纸牌在蒙古人西征和十字军东征的过程中传到了欧洲，很快就在德国、西班牙、卢森堡、意大利、法国风行起来。在纸牌的推动下，欧洲也仿照中国的雕版印刷，现在发现最早的印刷品是1423年所印的圣克利斯多夫像，以后，意大利、德国、荷兰先后成为印刷基地，尤以威尼斯的雕版印刷最为兴盛。至于活字传入欧洲，可能是以中亚为中介，在吐鲁番地区发现了十三世纪的木活字，以后通过波斯传入欧洲，1294年波斯的大不里士出现了元代的纸钞，从此波斯文中有了“钞”这一名词。另一传播路线是蒙古军横扫俄国，然后占领波兰、匈牙利，在此之后不久，德国的活字印刷勃然兴起，1454年在德国的约翰·古登堡用活字印成了欧洲的第一部拉丁文《圣经》。印刷术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中国正因为印刷术发达，所以自唐宋以来留下的古籍特别丰富，《元典章》、《永乐大典》、《四库全书》这些宏篇巨著就是绝好的证明。欧洲在十四世纪印刷业的逢勃发展，为扩大“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影响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当今世界，文化传播具有重大意义，印刷术之功不可磨灭。
火药是中国的一大发明，它是用硝石、硫磺和木炭配制而成，着火后引起爆炸。最早记载火药的是唐初著名医学家孙思邈的《丹经》，其配置方法称为“伏硫磺法”，它是炼丹家的发明。不过，火药发明以后，中国人很少把它用于生产，而是用来制爆竹和焰火以供娱乐。到了宋代，火药被用作“火器”，北宋曾公亮的《武经总要》中记有引火球、蒺藜火球、毒药火球三种火药配方，北宋末年出现了“霹雳炮”、“震天雷”等杀伤力较大的火炮，南宋时又发明了“突火枪”之类管形火器。元代武功极盛，发明了“回回炮”和“西域炮”。火药与火器的西传，主要是通过阿拉伯帝国。当火药传到阿拉伯时，人们感到新奇，因看去象雪，故称之为“巴鲁得”，意思是“中国雪”，再传至波斯，他们还以为是盐，于是取名“中国盐”。到了十三世纪初，阿拉伯人掌握了火药的配方，并开始用来制造火器，阿拉伯兵书《马术和兵器》记载了此事，《单药大成》也记载了“中国雪”。火器的西传是通过战争，在蒙古军西征时，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深感火器威力强大，能在较远的地方发射，击中后一片火海，于是把它称之为“契丹火枪”，而称它的枪头为“契丹火箭”，到了十四世纪初，阿拉伯人开始制造“火筒”和“突火枪”，并加以改进而发展为两种“马达发”（火器）。那时欧洲人还不知火器，他们是在与阿拉伯人作战中吃了很大苦头，才学会制造枪炮，据西方文献记载，意大利始于1326年，法国始于1338 年， 英国始于1340年，德国始于1346年，俄国始于1382年，从此开始了新式的战争。火器对摧毁欧洲中世纪的骑士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如美国学者德克·海德所说：“如果没有火药，世界也许会少受点痛苦，但另一方面，中世纪欧洲那些穿戴盔甲的骑士们可能仍然在他们有护城河围绕的城堡里称王称霸，不可一世，而我们的社会可能仍然处在封建的奴役之下。”从这个意义上讲，火药乃是欧洲社会的“催命符”和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助产婆”。不过，后来这些兴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又用他们制造的枪炮去征服殖地民，用“洋枪洋炮”来攻打发明火药、火器的中国。然而，火药的真正意义，既不在于制造爆竹、焰火，也不在于制造枪炮，而在于开启了近代的文明。倘若没有火药，就不可能大规模地开采矿山，不可能大量修筑铁路、隧道和公路，更不可能开凿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许多艰巨的工程都难以完成。
指南针又是中国的一大发明。早在公元两千年前，中国人就认识了天然磁石具有指示南北方向的特性，并创造了简单的测向工具“司南”。到了宋代，出现了三种磁石测向工具，一种是以《武经总要》中所说的“指南鱼”，一种是沈括《梦溪笔谈》中所说的“指南针”，还有一种是陈元靓《事林广记》中所说的“指南龟”。指南针发明以后，在中国有两种用途，一是用于航海，二是测风水的“罗盘”。在指南针发明以前，海上航行“唯望日月星辰而进”，航程短而且多沿海岸航行。到了宋代，海运空前发达，远洋航行可达东南亚、缅甸、斯里兰卡、印度和阿拉伯，这固然与海外贸易的发展和造航技术的提高有关，但指南针的作用绝对不可忽视，因为在茫茫无边的大海里航行，很容易迷失方向。宋代航海使用指南针是有记录的，朱彧《萍洲可谈》说：“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吴自牧《梦梁录》说：“风雨晦冥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阿拉伯当时垄断通往中国的海上贸易，不少商人常住广州、泉州、杭州等地，且每搭中国大舶，因此而知指南针的奥妙。在阿拉伯文献中，最早提到指南针的是穆罕默德·奥菲的《故事总汇》，时间1230年。以后，通过阿拉伯人传到欧洲，英国斯蒂芬·F ·梅森在他著的《自然科学史》中写道：“在十三世纪，磁针罗盘在欧洲出现。”自从有了指南针，世界的航海事业突飞猛进地发展，1487年葡萄牙人迪亚士发现南非的好望角，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葡萄牙人达·伽马绕过好望角而达大西洋，麦哲伦完成了环球大航行，从此，世界第一次开始缩小，原先各自孤立而不相联系的大陆和国家被联系在一起，正如马克思所说：“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从指南针得到的启示，使人们去研究机械运动与光、磁、电的关系，为发电机的制造奠定了理论基础，以后又引发出雷达和无线电。总之，指南针的运用，为世界文化带来了黎明，加速了世界的联系和文明的发展。（注：以上参见沈立新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1月出版。）
“四大发明”的世界意义是大家公认了的，可是，独轮车又算什么重大发明呢？其实，独轮车就是传说中诸葛亮设计的“木牛流马”，它只有一个轮子，推车的人握住两根车把，可以在田埂或山间小道上自由行走，据说，还可以安上风帆，乘风疾行。人们之所以把它和诸葛亮联系起来，是因为它确实是一种高智能的发明，开辟了人类“车子化”的道路，以后的牛车、马车、自行车、火车、汽车都无非是它的发展演进形式。风筝，古代称为“纸鸢”、“风鸢”、“纸鹞”、“风鹞”，是小孩最喜欢的一种游艺，可我们玩了几千年却不得其真谛。西方人悟出了道理，揣摸天空的飞鸟而走上太空，于是发明了滑翔机、双翼飞机和现代的种种飞机，所以，在美国华盛顿的国家航空和空间博物馆里，首先陈列了风筝，还特别标明：“最早的飞行器是中国的风筝和火箭”。火箭也是儿童的一种小玩艺，点着了火，就冲上了天，到了二十世纪，“火箭”、“飞粉筒”、“百虎齐奔箭”、“四十九矢飞廉箭”、“一窝蜂”等，居然发展为多级火箭，把人造卫星送上了天，还有宇宙飞船。陀螺也是一种儿童玩具，谁也没有把它看成什么发明，可是，科学家恩里科·费米却根据陀螺稳定旋转的原理，解决了原子反应堆的关键技术问题，开创了原子时代。木偶戏是小孩最喜欢观看的，表演者用十个指头牵动绳子，木制的小人和动物就活动起来，演出了“哥哥打老虎”之类故事，然而，正是受了这种启发，人们发明了机械人。钓鱼竿上的绕线轮不是也很平常吗？但它终于导致了大吊车的发明。水磨被看成是一种落后的粮食加工工具，现在大都淘汰了，但它给人以宝贵的启示，水力可以转化为机械力，后来便发明了水轮机，利用水力发电。数学家们公认，“0”是中国人发明的，《九章算术》把它写作“初”、 “端”或“本”，的确，一切都是从0开始，但它并不等于“没有”， 在任何数字后边加上0，就可变成10、200、3000、40000……所以，如果没有0，整个数学就无法建立。算盘是由“筹算”发展起来的，在电子计算机出现以前，它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计算工具。总之，就在这些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事物中，却蕴藏着深奥的科学原理，饱含着中国人无穷的智慧，孕育着伟大的发明创造。不过，中国人向来对自己的发明漫不经心，非要别人点拨才会觉悟。更可悲的是，自己发明的火药、火器，经外国人一转手，变成了洋枪洋炮用来打中国，结果来了个“洋务运动”，羡慕西洋“船坚炮利”。
其实，中国的发明和发现还远远不止这些，可能是因为外国人不识或者难学汉字，对中国文化未能透彻了解，而中国人又没有深入研究，所以还有许多瑰宝没有被发掘出来。比方说，“天人合一”的思想，过去有人把它看成是一种落后的观念，可是，现代科学越来越证明，人必须与周围环境协调一致，保持生态平衡，致使“环境科学”成为当今的一项尖端科学。中医的“经络”是很奥妙的，它确实存在，但在人体解剖学上，谁也说不清它是什么，既不是血液循环系统或神经系统，也不是内分泌系统，据说日本人正在攻这个大关。针炙、推拿和气功，是一种不用或少用药物的治疗方法，如果能深入研究，病人就可以少吃许多药。中药看来也不受人重视，但这些天然的动、植物药，副作用比化学药剂要小得多，只不过我们目前还不能精确地测定它们的化学成分，不知道炮制、配伍和煎熬过程中的化学反应，所以还未能认识它的科学价值。中国的诗词、书画、戏典、古典小说，已达到相当高的艺术境界，在万紫千红的世界文化百花园中，不失为一朵朵奇葩。近年来，外国兴起了一股“中国热”，研究“汉学”、“藏学”、“蒙古学”、 “敦煌学”，还有些外国人学京戏、学相声，中国文化越来越走向世界，世界人民也日渐了解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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