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际政治学的三个伦理向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伦理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55（2006）06—0001—05
20世纪以来，国际政治以其历史演进的强大逻辑力不断地催生并推动着人文精神新的启蒙和进化。西方国际政治伦理主义正是这种背景下人类文化思索的一个理论成果。本文将围绕西方国际政治学的三个伦理向度，即国际政治与伦理价值、女权主义与国际政治伦理、全球问题与生态伦理等进行分析，期待深化相关理论的研究。
一、国际政治与伦理价值
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造成了空前的灾难和浩劫。战争使人类在更深的领域中反思自己的道德品行。于是，一种以伦理、道德、正义为基本元素而构建的理论体系——理想主义开始兴起。其代表人物是：伍德罗·威尔逊、艾尔弗雷德·齐默恩、大卫·戴维斯、约翰·霍布森等。战后，国际社会再次发生新的变化，成为国际伦理主义新发展的社会动因。其中，“冷战”体制、核爆炸与核威慑、南北冲突的加剧等因素的出现，突出一个焦点问题：国际政治的伦理关怀。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理论中占统治地位的并不是理想主义随之简单延伸出的新伦理主张，科学行为主义和传统主义学派才是占主导地位的学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际政治学伦理向度的消失。实际上，在科学行为主义学派和传统主义学派中，伦理主义的解释一直是该理论体系的基本支点之一。它同一体化论、博弈论、体系论等一起完备了科学行为主义和传统主义学派的政治主张。
理想主义伦理政治向度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际政治的伦理境界与人性化诉求。理想主义的伦理释义，首先以人性为原点确立其理论体系的逻辑支点，并赋予国际政治伦理意义的人文关怀。按照他们的逻辑，国际政治与人类的人性密切关联。人性存在善恶之分，国际社会就会存在正义与邪恶的状况。前者带来和平，后者导致战争。因此，理想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地推进正义伦理的进步。应当说，对国际政治进行人性化定位，既是国际政治伦理主义的哲学基础，也是逻辑底线，更是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第二，伦理与战争的逻辑联系。该学派的一个假设是，人性是善良的，战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战争的有利可图使一些人的良知误入歧途，一旦唤醒良知，消除误解，世界便可以得到拯救。例如，他们坚持认为，尽管人性是善良的，但是，人的本性中存在着愚昧和无知，正是这种愚昧和无知，使人类不能避免战争。当然，理想主义者同时强调，对战争的性质应当进行伦理语言的思考和评价，而不能简单评判。因为，即便核战争在道德上也并不一定完全不道德，世界上存在着比人死亡更罪恶的东西。于是，他们提出两种战争模式观：防卫战争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是道德的和正义的；如果这场战争使罪恶受到惩罚，并尽可能地发扬人道主义，就是正义的战争。问题的关键，是看这场战争是不是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看权力的使用是不是为了法律目的。同时，他们提出一个定式：“权力的道德约定性问题，即权力只有在道德原则下使用，或禁止使用，或限制使用，或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根据目的来确定也许要使用，或者必须使用。”① 这表明，理想主义者将道德对权力和战争的意义给予了极大的注意。在这方面，理想主义者的主张与后来的现实主义的看法产生了较大的分歧。于是，崇尚对国际政治进行伦理主义释义和权力主义解构的两大学派的思考方式和技术操作，构成了影响至深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不同方程式。第三，国际和平的伦理治理。理想主义的逻辑框架是：人性本是善良的或是可以通过教育和环境的改变而变好的。通过道义和精神教育就能呼唤出人类的良知。一旦人类的教育程度提高了，理性思维进步了，道德状态升华了，战争就可以消除。为此，理想主义者提供了人类避免战争的方程式：通过提高教育水平，造成公众舆论压力，形成热爱和平的国际主义精神，使人类避免战争。应当说，一战后的相当一段时期，理想主义将民族自治、集体安全、裁军和公开外交等政治原则道德化，打出“民主”、“自由”、“自决”的旗号，这在欧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不过，理想主义的国际伦理释义存在许多问题。诸如，理想主义脱离国际社会的现状，主观臆断并放大伦理的国际作用；感性化地对待人的善性和国际矛盾的解决；忽视政治权力争夺、国家利益冲突和无政府状态的客观存在；将国际合作、集体安全简单化等，这使其理论体系存在巨大漏洞。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他们对国际道德、国际组织、国际法和国际文明的问题做了广泛的提示，从覆盖面和论述角度上看都超过了前人。这一点是为什么现在国际政治中的全球主义学派和自由主义学派仍然不时回溯早期理想主义的重要原因。……人们可以发现今天的国际政治学者无法丢弃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政治与伦理之间的复杂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讲，国际政治与国际道德之间的冲突。”就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关系而言，缺少了理想主义这个对立面，现实主义就不可能达到已有的高度。②
科学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卡尔·多伊奇、莫顿·卡普兰等。传统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马丁·怀特、肯尼迪·华尔兹和斯坦利·霍夫曼等。尽管这两种学派存在许多分歧，但是在国际政治的伦理向度上却达成了许多共识，主要体现在：第一，围绕伦理“所有权”的学派之争。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科学行为主义和传统主义学派在相互攻击对方范畴分析、模式分析、策略研究和计量研究等方法论和结论时，都指责对手对伦理、道德的忽视，以此表明自己对国际伦理的关注。前者认为，传统主义学派过分强调权力的作用，忽视了伦理、道德等重要因素，后者则批评科学行为主义过分强调实证而忽视了哲学、历史、伦理的因素。由此可见，上述两大学派之争不是将国际政治伦理问题边缘化，而只是方法论的分歧。第二，道德观与价值论。在探讨国际体系和一体化问题时，价值的伦理关照进入了上述两大学派的学术视野。马丁·怀特认为，价值是指一种长期形成的观念模式。它对国际政治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国际关系价值主要体现在四个维度上：国际社会的规范准则；国际秩序共同标准；反映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干涉原则；国际道德观念。有人认为，怀特的价值观为国际政治学提供了“一个规范基础”。③ 而在莫顿·卡普兰的价值理论中，国家利益包括价值，价值分为八个方面的内容：财富、权力、福利、尊重、正直、知识、技能、感情，并表现为安全、自由、完整和民族尊严。其中，伦理问题是重要因素。④ 第三，国际政治与伦理。一是国家伦理人格化。两大学派都强调，国家具有人格化特征，具有道德上的权利和义务。正是国家的义务和责任构成了国际伦理的主要内容。伦理道义与维护人权和世界秩序密切相关。国际政治应当强调伦理道义，而伦理道义应以安全生存和相互依存为原则。二是战争与人性伦理。两大学派坚持认为，冲突和战争与人的本性密切相关。战争源于人的自私、愚蠢和误导的冲动。只有改变人的私念、恶性和权欲等道德品行，才能避免战争。三是伦理与国际治理。在斯坦利·霍夫曼那里，均势、秩序和伦理是其国际政治理论构建的三个核心问题。他强调，用道德伦理的手段克服无政府状态，主张对武力实行道义的限制，提倡国际礼让、信守诺言、反对武力；维护人权，尊重主权；用伦理和道义的力量推行正当的政治行为的开展，结束世界上行为无节制、局势不稳定的状态，并崇尚和追求一个更加美好和完善社会的建立。⑤
科学行为主义和传统主义学派之间的论战历时不长，但是影响巨大。在这场论辩中，双方在国际伦理与国际政治的逻辑命题中进行了“友好的握手”。这表明：国际伦理分析的学术向度是必要的价值取向。在这方面，他们共同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对前人，他们拓展了更为广泛的领域，丰富了人们对国际伦理价值的研究。对后人，他们关于国际政治的伦理向度产生了积极影响，以至于在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那里，伦理与道义的思考再次获得新生。不过，他们更多的是以两种方式阐释自己的理解。新现实主义继承了传统现实主义关于人性恶的基本观点，对人的伦理本质持悲观态度，认为人的本性易被欲望驱使，是邪恶的，势必会发生冲突，战争就是自然的和正常的。新自由主义抛弃理想主义人性善的观点，但又不完全同意现实主义的性恶论。而是强调人的智慧和国家理性的重要性。不过，正是由于这一点，国际政治伦理主义在各个学派的争论中成为一种新的理论思潮。在它们的挑战和争鸣中，国际政治伦理主义显示了自己的价值。
二、女权主义与国际政治伦理
国际关系女性观的伦理向度是近年来的新现象，是社会变革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反映。安·蒂克纳、丽贝卡·格兰特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人物。女性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在对带有性别偏见的国际政治知识进行批评的基础上，把女性研究引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丰富国际政治学的伦理思想。
第一，前提批判：两个理论维度的缺陷。（1）古典男权主义的错误。女性伦理主义者注意到，在西方古典政治学概念中，男性被分工从事社会公共领域的活动，如立法、作战、参与谈判等。而妇女被分工从事私人领域的活动，如家务劳动、生育或持家等。政治社会是以男人为主的社会。社会关系中的威严、正义、秩序、法律等特征都是以男性为基础的，女性则被排斥在政治中心之外。这种思想被西方传统的国家关系理论所接受。上述理论遭到了女权主义者的批评。其一，她们认为，将女性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缺乏理性能力”。因为，“把妇女局限在家庭的私人领域内否定了妇女的主观性”。而“私人家庭领域的存在是公共生活领域的前提”。⑥ 其二，妇女以其独特的知识方式成为知识建构的主体之一，在与男性的比较中，“在思考道德时，男人强调权力和规则，而女人则集中于责任和关系”。男性与女性的区别只是“关心差异”，对政治社会来说，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其三，对于复杂的社会来说，男性主体理论显然是片面的解释，而“通过妇女的经历看世界会带给我们更加完整的世界画面；因为被压迫者比压迫者更能理解压迫的根源，这使她们更清楚地了解生活中更深层的现实”。⑦ （2）现实主义的偏见。女权主义者主要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汉斯·摩根索。她们认为，汉斯·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充斥着“男人的偏见”，其权力与利益、权力与道义的概念也是男人的概念，女权道义在政治现实主义中无立足之地。总之，摩根索的国际政治理论“实际上是与男性观密切相关的”。女权主义者认为，传统现实主义“并不是基于对人性的多元考虑之上，而是一种片面的男性体能性的考量；它在政治理论中排斥了妇女的关注和贡献。新的国际政治理论或世界政治理论，应当建立在重新评价性别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以及女性的特殊作用之上。”⑧ 从现实主义原则与新女权思想原则的比较中，我们发现：其一，二者都不否认人的自然状态的客观性法则，所不同的是前者以男性为惟一的人的自然属性为基点，来奠定自己的权力学说，而后者则强调对人的自然状态的解释应当以完全的人性进行理解。可以说，对政治及权力的性别理解的差异成为二者分歧的主要症结所在，并影响了他们的价值取向。其二，按照前者的逻辑，在所谓权力、利益、伦理、道德、国家等的话语体系中，男人是惟一的政治角色。他们将以政治主人的身份在家庭、国家、共同体和国际关系等公共领域出现。而女权主义则要求重新思考家庭、国家和国际政治的所有行为，重新思考男性／女性、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安／和平等范畴的意义。其三，权力观依靠男性的威严和性别优势建立起来，还是更宽容地包涵男性和女性的“完整性人类”。很显然，前者的境界似乎更狭窄，而后者更宽容、更豁达。在这个意义上，后者包围了前者，并通过发展反映妇女的知识方式的理论，使妇女成为知识的主体。
第二，文化认同与女性地位。（1）女性与完全人类。女权主义者认为， 男权主义的错误在于否定妇女是“完全的人类”。而实际上，世界的强壮与虚弱、理性的与感性的、独立的与依赖的、公共的与私人的，还有文化的和自然的事物都是由男人和女人共同促成的。人性应包括男性和女性，二者缺一不可，应当全面地反映人性的完整性。（2）安全与女性。女性主义强调，传统安全概念必须进行新的修正，对女性的伦理关怀应成为安全概念的重要选项。传统安全观强调暴力、权力、战争似乎是男人应当享受的权利，而在实际上，理性、安全、权力等观念可以适宜于对女性的理解。因为，女性可以“扮演民族道德价值的监护人”，“妇女对前线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⑨ （3）国际政治与女性参与。①女权主义认为，妇女和自然界、孩子存在天然的联系，这种联系贯穿于文化、语言和历史中。生态运动和妇女运动之间的联系在于，它们都强调与大自然的平等相处，而不是支配大自然。女性更有利于世界的和谐。⑩ ②女权主义认为，妇女以多种身份和独有的方式参与国际政治：“世界上的妇女经常成为地方和平和环境运动的领袖”；“妇女对前线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妇女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和男人一起战斗”(11) ③女权主义强调思考家庭、婚姻、种族歧视、难民问题、安全与和平等问题时，必须考虑妇女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第三，很显然，女权主义对国际政治理论的贡献是巨大的。（1）女权主义成功地将性别伦理，特别是女性伦理关怀引入国际关系理论中，丰富了国际关系理论。她们认为，性别应当被看作是国家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变量。必须纠正以往理论中对女性的政治偏见。女权主义的努力建立了国际关系理论新的文化认同框架，改变了传统的以男性为主体的权力安全与道德知识体系。（2）女权主义的宽容与客观包容了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安·蒂克纳的境界值得赞赏。她认为，“女性主义对个人认同的重新定义并不一定是用女性主体代替普遍的男性主体。”仅仅强调女权主体，“没有从普遍的男性主体的地位开始建构知识主体，就会陷于对差异的敏感，而不能保持客观。”(12) 这比起男性权力观的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来说，更具有包容心和征服力。（3）女权主义制造了一种新的国际语言。在这个话语体系中，它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新的理论元素，建立了新的文化认同，开拓了新的研究空间，也建立了新的思想领地。
三、全球问题与生态伦理
在这里，全球问题主要是指，在战后，尤其是冷战后，伴随科技革命的发展和现代化的历史变迁，国际社会的生存环境给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带来的一系列困境和难题。全球问题的结构性困境体现为：世界人口增长问题；自然环境恶化问题；自然资源短缺问题等。上述问题的复合性立体式并发给国际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制造了历史性难题。这必将对世界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造成巨大压力。它引发了多个纬度的争论，构成了人类对全球问题进行伦理关注的前提。
第一，气候变化与国际道德责任。在这里，有两种声音（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是明显对立的。来自维护发达国家的观点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主要来自于落后、愚昧地区民众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所谓“沙漠化过程”完全是某些发展中国家错误的发展政策所致。这种政策所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速度，已经超过了国际社会的道德容忍度。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舆论认为，发达国家的大众消费结构、工业高能消耗结构和对世界的掠夺性开发，才是导致地球变暖的原因。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换取本国的利益，是缺少公正、平等和道德的表现。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傲慢态度和虚假表示更证明其对人类，尤其是弱势国家缺少伦理关怀。应当说，上述问题的争论十分激烈。
第二，人口与环境关系的伦理追问。同样的，有两种学派给予了伦理注释。一是新马尔萨斯主义。很显然，该派别在整体上继承了马尔萨斯的主张。人口与环境关系的伦理追问上，他们强调在处理人类整体利益与部分利益的关系中，标准的设定是问题的关键，即应当尊重各国政府的现实选择，还是应当建立所谓的共同的国际标准。在现实生态危机条件下，如过度追求所谓人权利益，就有可能使人口增长无法控制，环境、粮食等问题会更加突出，人口爆炸的结果，就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死亡。“做好事”的结果是所有人的同归于尽。于是，他们得出结论：让一部分人活下来要比让所有人死亡更道德。简言之，盲目发展人口，必然影响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二是新自由主义。实际上，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正好与前者相反。支持该种说法的理由是，影响经济发展和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是复杂的，社会、政治、制度等因素都会影响上述问题的出现，仅仅将这些问题的原因归咎于人口增长是不公平的，也是不道德的。实际上，人口增长促进创新和技术进步，促进市场的扩大和贸易的交流。它正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也是整合生态环境的必要保证。可见，关于人口与环境关系的伦理追问，呈现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路径。
第三，全球经济与环保伦理意识。有关学者认为，出现全球问题的结构性困境的原因是诸多的，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全球经济的无度开发和缺少道德约定。在这里，有三种情形值得伦理关注：一种是全球经济的增长方式与伦理。以往经济增长方式中的粗放性模式，以牺牲大量资源和生态环境为代价，使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失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缺少伦理关怀。一种是经济运转模式与伦理。资本主义经济缺少理性主义和伦理精神的有效支持。在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模式中，利润和市场为第一要务。资本主义的本性导致对资源的过度开发，从而导致地球气候变暖和生态恶化。它自然地引起反资本主义伦理向度的出现。另一种是经济发展态势与伦理。如果在可持续经济发展的逻辑中分析，就会发现：资源的大量短缺、物种的急速消失、环境的不断破坏等，对人类的发展逻辑制造了一系列困境。这直接导致世界体系理论一个关键话题的产生：全球主义取向中生态因素的伦理关照。上述背景引发一个关键的命题：在人类可持续发展视阈下，对全球生态危机和环境污染的认识以及对人类命运的道德关注。这集中体现为：人类中心主义与道德关怀，即国际生态的和谐发展究竟是人类的工具性对象，还是人类生存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在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来解释其行为的道德性，还是对所有的生命存在都进行必要的伦理关怀？
在以往的国际政治学里，有一种试图将道德评判问题从国际事务的研究中排斥出去的思想传统。持这类观点的人，要么认为道德问题只能是个人的事情，要么将有关国际政治与道德的讨论说成是乌托邦式的东西。生态环境的出现和严峻化，对这种旧的思想传统造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在讨论生态政治时，不论属于哪个派别，所有学者都承认，道德问题和价值判断是无法回避的。可见，与以往国际政治学理论有所不同，生态伦理的主张不是一味地在所谓权力与道德、战争与伦理之间进行徘徊，而是在更加广泛的全球视野中试图发现危害整个人类的秘密。他们借助全球化和主权弱化的事实，开始对人类中心主义发起挑战，并以人类整体性危机的忧患意识警告人类：除了必要的制度、体制、模式的变革外，道德和伦理的人性关怀可能是更具有战略意义的选择。应当说，这种境界已经超越了国家和地区的界限，更具有征服未来的效应。
客观地分析，西方国际政治的伦理关怀和研究方法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它进一步纠正了仅仅将国际关系与权力相联系的传统现实主义的偏见，将伦理和道德因素列入到国际政治的运算方程式中，赋予国际政治更丰富的内涵；它拒绝仅仅在所谓理念和价值观上抽象地谈论伦理与国际政治问题，而是更贴近对国际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它拓展了国际政治学的理论视野和境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将性别问题，特别是女权问题引入国际政治的伦理分析系统是女权主义的一个突出贡献。在一定意义上讲，尽管国际政治伦理主义的某些分析框架和部分结论仍值得商榷，但它对国际政治的伦理向度、思考方式以及对人类正义、博爱、道德的向往，却令人产生由衷的敬仰。
收稿日期：2006—08—19
修改日期：2006—09—26
注释：
① Kenneth Thompson,Masters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0,p.38.
②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0—61页。
③ Kenneth Thompson,Masters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p.51.
④ Morton Kaplan,System and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John Wiley and Sons,Inc.,Publishers,1957,p.149.
⑤ Stanley Hoffmann,Duties Beyond the Border,Syracus University Press,1981,pp.1—2.
⑥ 约瑟夫·拉彼德：《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M]，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7页。
⑦ 同上，第208页。
⑧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28—629页。参见“Hans Morgenthaus.Principles of Political Realism:a Feminist Reformation”,p.37.
⑨ 约瑟夫·拉彼德：《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第214—215页。
⑩ 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9页。
(11) 参见约瑟夫·拉彼德：《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第213—221页。
(12) 约瑟夫·拉彼德：《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第223页。（该著作中的引文部分皆转引自女性主义者安·蒂克纳论文《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认同：女性视角》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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