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葛洪的思想、著述及其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著述论文,思想论文,价值论文,葛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对葛洪，过去学者更多关注他在道教和化学、医学上的贡献，对其在文学理论方面的成就虽也有论述，但尚未能联系他的生平与全部著作，对其在传统文化、士人品格、民族精神方面的坚守与承传进行探究与评价。在中国大陆，过去由于通行单一的政治标准，有的学者甚至对其作出完全否定的评价。比较而言，1949年以后的三十年，国外和台湾学者的研究要相对宽一些，也更深入一些。①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也有很大发展。除了多种道教史、道教思想的论著以外，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198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也有一些研究其哲学、政治思想与文学理论的论文发表，有几篇学位论文，对其美学思想及在逻辑学发展史上的贡献作了专门论述。王利器先生《葛洪论》于1997年在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出版，卢央《葛洪评传》于2006年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而杨照明先生《〈抱朴子内篇校释〉补正》洋洋七八万字的宏文，在王明先生《校释》的基础上对其文本、断句、词义作了细致入微的探讨，为《抱朴子内篇》的进一步研究在文本依据和解读方面奠定了更好的基础。②他的《抱朴子外篇校笺》(中华书局1991年)同样为《外篇》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此外，近年还出版了两种专著：武锋《葛洪〈抱朴子外篇〉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郑全《葛洪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这些都标志着相关研究的进展与成就。
但是，在对葛洪思想的认识、评价方面，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对其生平、思想各方面的研究，即使是在一些综合论述的论著之中，也往往是讨论某一个问题，专言这个问题，而不是从其生平、思想的各个方面看他提出一些看法、做一些事情的目的，不是在对他的生平、思想作总体把握的基础上，考虑其行为的现实根源与理论言说的针对性。我以为学者们之所以认为在葛洪的著作中有些矛盾的理论，在他身上有些不一致的行为，是因为我们未能联系他的家族、当时的社会、他的人生理想，来把握他思想上总的追求；未能考虑到各种主张、理论之间的联系与相互制约，未能弄清哪些话是为了避免政治上的忌讳而笼统言之，实际上则有所主指；哪些是旁敲侧击，借此言彼。
我觉得对葛洪这样一位重家庭传统、个人修养的思想家进行研究，一定要把他放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中，联系其家庭传统、人生目标去整体上认识他立说的思想根源、动机及其贡献。
葛洪生于名门世家，在《抱朴子外篇自叙》(以下或简称为《自叙》)中开篇先叙其姓名籍贯，以下说：“其先葛天氏，盖古之有天下者也，后降为列国，因以为姓焉。”接着从西汉远祖叙先世功业。然后说：“洪祖父学无不涉，究测精微，文艺之高，一时莫伦，有经国之才。”介绍其仕于吴，官至大鸿胪、侍中、光禄勋、辅吴将军，封寿县侯等经历。又说：“洪父以孝闻，行为士表，方册所载，罔不穷览。”介绍其先仕于吴，官至会稽太守，未赴任而晋军至，选拔人才，因荐任于晋，历任至邵陵太守的经历。并言其任肥乡令时，“举州最治，德化尤异。恩洽刑清，野有颂声，路无奸迹。不佃公田，越界如市，秋毫之赠，不入于门；纸笔之用，皆出私财；刑厝而禁止，不言而化行”。后任郎中令，“正色弼违，进可替不，举善弹枉，军国肃雍”。然后自言十三岁丧父，家道败落，“饥寒困瘁，躬执耕穑。承星履草，密勿(黾勉)畴垄”。他讲这些，正同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从颛顼开始历数家世渊源，直至其父，然后叙述自己游学经历的情形一样。在汉魏六朝子书中，如《太史公自序》之详叙其家世、生平与志向者，只葛洪这一篇《自叙》(王充《论衡·自纪》稍相近，但叙家世文字不多)。由此可以看出，葛洪认为自己肩负着这样的历史使命：即不能立功于世，也当立言、立德，以益于人，著于史。
我以为正是家庭的深刻影响及青年时的困难遭遇，激励他形成以继承家学为己任、以做一个正直士人为目标的人生理想。他在《自叙》中说：“累遭兵火，先人典籍荡尽，农隙之暇无所读，乃负笈徒步行借。”“伐薪卖之，以给纸笔”，尤其谈到在战乱频仍、世风日下之时他坚守作为正直士人的操守。为此，他不顾一切嘲讽、冷遇甚至打击，而坚持自己的处世之道。从葛洪的一生可以看出，他意在坚持、承传一个家族的传统作风，而实际上肩负起了承传民族文化使不坠失的使命。
(二)
十多年前读《晋书·葛洪传》，我觉得传末的四句赞语抓住了其精神的实质，体现了对其历史贡献较准确的评价。这四句赞语是：“稚川优洽，贫而乐道。载范斯文，永传洪藻。”所谓“优洽”，是言才思卓异而学问广博又融会贯通。③“载范斯文”应指其著《良吏传》、《隐逸传》、《神仙传》、《郭文传》及整理《西京杂记》等。《自叙》言其“又传俗所不列者为《神仙传》十卷。又撰高尚不仕者为《隐逸传》十卷”云云，则葛洪撰此类书，有保存佚史、标举高格的意思在内。“洪藻”是对其著述与文学价值的概括评价，认为它们都富于文采，能够永传于世。这几句同传中所说“洪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辩玄赜，析理入微”，以及“凡所著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赡”是一致的。四句赞语大体上概括了葛洪作为学人的一生。
葛洪在《自叙》中言“年十六，始读《孝经》、《论语》、《诗》、《易》”，又称“曾所披涉，自正经、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杂文章，近万卷”，而作《自叙》之时“齿近不惑”，则其四十岁以前主要读儒家经典，也抱着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的人生准则。看其四十岁以前生平，虽然也曾受学于道士郑隐④，但据《抱朴子内篇·遐览》所说，“郑君本大儒士，晚而好道，仍以《礼记》、《尚书》教授不绝”，则当时授于葛洪者，正是儒家经典，只以道书付葛洪而已。故当时石冰起义之后受义军大都督顾秘之召，将兵平乱。乱平之后他投戈释甲，后又接受稽任参军之请而募兵，因稽含被人暗杀而罢。但建兴三年于西晋王朝风雨飘摇之际，司马睿为丞相，他又受命任丞相掾之职，两年后西晋亡，晋愍帝已于先一年被刘曜所俘，于是司马睿即晋王位，葛洪被封为关内侯。至晋元帝司马睿因“下陵上辱，忧愤告谢”，葛洪的姐夫许朝也因谋讨王敦未成自裁而死，他才死了从政立功之心。葛洪青年时着力于儒家经典，“期于守常，不随世变，言则率实，杜绝嘲戏。不得其人，终日默然”(《自叙》)。读书之外，开始著述。他作《良吏传》、《隐逸传》等，同他“患弊俗舍本逐末、交游过差，故遂抚笔闲居、守静筚门，而无趋从之所；至于权豪之徒，虽在密迹，而莫或相识焉”的思想、行为一致，都是为了保存传统士人的正气。除了自身的坚守之外，还将所知保持着疾俗守正风尚者的事迹记录下来，使后人知道虽当世风颓败、渣滓浮泛之世，仍有忠于职守、心系百姓、廉洁公正、鞠躬尽瘁者；当世道颠覆、横波逆冲之际，仍有抛弃富贵、离世高蹈、洁身自守者。《战国策·楚策一》莫敖子华对楚威王中说，当吴楚柏举之战楚人战败、吴人入郢、昭王与卿大夫出逃、百姓离散之时，楚臣蒙谷“入太宫，负离次之典，以浮于江，逃于云梦之中”。吴军退去之后，昭王返郢，而典章法制不存，“五官失法，百姓昏乱”。当此之时，“蒙谷献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故莫敖子华以为论蒙谷功劳之大，“与存国相若”。我们看葛洪生当乱世，不但自己保持了一个正直士人的品格，而且将所可考知那些良吏、隐逸者等当中行为可为典范、可以唤起人之良知的事迹记述下来，这不正是承传民族的精神、保留民族的灵魂吗？《晋书·葛洪传》赞语中的“载范斯文”也正是说此。
葛洪并不以此为限，他认真思考从汉末至西晋末年一百余年中社会动乱、朝臣专权、军阀争斗、朝代更替的历史，“草创子书”，“立一家之言”。《抱朴子外篇》以《嘉遁》、《逸民》开篇，似乎是不关乎政治，其实此书全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嘉遁》篇云：
昔箕子睹象箸而流泣，尼父闻偶葬而永叹，盖寻微以知著，原始以见终。然而暗夫蹈机不觉，何前识之至难，而利欲之弥笃邪！……况能寤之主，不世而一有；不悦之谤，无时而暂乏。德不以激烈风而起斃木，事不以载珪璧而称多才。
这才是在当时他称许“嘉遁”的原因。《逸民》篇云：
夫倾庶鸟之巢，则灵凤不集；漉鱼鳖之池，则神虬遐逝；刳凡兽之胎，则麒麟不歭其郊；害一介之士，则英杰不践其境。
这才是作者同情逸民的关键。
书中有《汉过》一篇，陈澧曰：“此篇指斥当时之事，托言汉末耳。”王国维批曰：“《汉过》、《吴失》二篇，皆为晋而作。”其他如《君道》、《臣节》、《良规》、《时难》、《官理》、《务正》、《贵贤》、《任能》、《钦士》、《用刑》、《审举》、《擢才》、《任命》、《饥惑》、《刺骄》、《百里》(“百里”原由一县辖地衍为县令的代称)、《接疏》、《仁明》等，从题目即可看出其针对性，又如《酒诫》、《疾谬》、《省烦》等虽未必专门针对当时的政治而发，但也是与当时社会风气相关。《抱朴子外篇》全书多用辩难的方式结构成篇，也正说明它们是与当时一些权臣、显宦、名士的思想交锋，且也时时将矛头指向昏君、乱臣，言语十分犀利。
葛洪有大量医学著作，多为集抄前人成果而成。其《〈肘后备急方〉序》中说，他以著述之暇，兼及张仲景等医家之书如《秘要金匮》等近千卷，“患其混杂繁重，有求难得，故周流华夏九州之中，收拾奇异，捃拾遗逸，选而集之，使种类局分缓急易简，凡为百卷，名曰《玉函》”。他的目的很明确，是为了实用，为了更多的人使用方便。然而他又考虑到，即使这一套书，“既不能穷诸病状，兼多珍贵之药，岂贫家野居所能立办”？因而又编成《肘后救卒》三卷⑤：
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兼之以灸；灸但言其分寸，不名孔穴，凡人览之可了。其所用或不出乎垣篱之内，顾眄可具。苟能信之，庶免横祸焉。
其良苦用心可见。他在当时百姓流离、死伤无数的情况下，提供、保存、传播救人之法，这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乱后休养生息、恢复正常生活的过程中，甚至在以后一千多年的社会中，也具有很大意义。与其著《良吏传》等行为相比，前者是拯救灵魂，此则是拯救生命，都不只是关乎个人或一家、一族的事。因此，他学医，尤其是在乱世民生凋敝之际收集医药之书，同饥荒之年有良知的士人编集《救荒本草》类书的目的是一样的，也同他恪守儒家道德，一直以“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屈原《橘颂》)、“信心而行，毁誉皆置于不顾”(《自叙》)的志士自居的处世方法是一致的。
(三)
一千多年来，人们关注葛洪最多的是因为他是一位著名的道教学者、炼丹家、道教外丹派和道教神学的奠基人。他在历史上获得很高的声誉是由于此，得到完全否定性的评价也基于此。
关于葛洪从事道教理论的研习和著述，以至于晚期全身心投入道教理论的建设，主要是因为所处时代和人生经历使他看到，一直恪守儒家以维系人心、安定天下为己任的那一套，要承传正直士人的品格、承传孔孟的道统已不可能，而且连保住性命也做不到。
葛洪父子两代经历了两次亡国：其父葛悌经历了孙吴的亡国，因而后来荐仕于晋；葛洪生于晋朝，八岁时晋武帝薨，贾后干预朝政，诛杀大臣，朝政混乱一片。王族权臣间互诬互杀，朝臣名士被夷三族者非一。朝野刀光剑影，时时血飞尸横，天下岂安！故几处造反之帜揭起，而宗族间互相攻伐，未曾间断，士人与无辜百姓时有飞来横祸。当葛洪年方弱冠时，尚抱着安天下的愿望参与平定石冰之乱，如其《自叙》所言，“既桑梓恐虏，祸深忧大，古人有急疾之义”。乱平之后，他将所奖布匹“分赐将士及施知故之贫者”，脱身北上洛阳，欲广求异书，只是因“正遇上国大乱，百道不通”而作罢。可见在他看到朝廷政治斗争的激烈与从政从军的凶险之后，只想走端直的士人之道，不求显宦与财富，只求保持正直文人的独立人格，也不可能。葛洪三十四岁时刘曜攻陷长安，俘晋愍帝，西晋灭亡。次年宗室司马睿继位于建安，虽仅偏安，而内外仍不安宁。四十岁时王敦以诛刘隗、刁协为名，举兵反叛，晋元帝忧愤而卒。葛洪的姐夫许朝谋讨王敦，事败自杀，时之著名学者、作家郭璞也于上层斗争中遇害。在此情况下，任谁也难以坚持儒家“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一套。当时自上而下对社会道德、对人良心的摧毁粉碎，使人对他人的一切承诺都采取怀疑的态度，对外界的所有变化都采取警惕的态度与防御的手段。我以为这些是葛洪由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转向以道家思想为主导，又由道家而入道教的根本原因。
葛洪最终转向道教，自然也同他的老师郑隐的影响有关。郑隐本是大儒，晚而好道，又是葛洪叔祖葛玄的学生，对葛洪十分器重。不过，这只是一个诱因，主要还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现实，他所受家庭的教育以及自己的遭遇。大体说来，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他希望回避社会矛盾，离开官场的纷争，离开一些人为争权夺利而不断厮杀的环境。这在《自叙》中有明确的表露。他要担起承传诗礼世家的家庭传统，首先要能活下去，争取度过乱世，使子侄有可能继承下来。这应是他关注炼丹等长生不老之术的主要原因。他关注医学，也应同此有一定关系。
其二，从东汉末年太平道的黄巾大起义，到晋武帝咸宁三年(277)天师道陈瑞的起义，再到晋惠帝永宁元年(310)天师道李特、李雄起义等，道教成为社会动乱中一些人希望通过改朝换代或独霸一方改变命运的工具。另一方面，有些道徒如曾为赵王伦策划阴谋篡权的孙秀等，积极奔走，参与上层政治斗争，而一些世胄豪门也多信天师教。葛洪改造和完善道教理论，使道教长生理论同儒家所主张的封建伦理结合起来，又突显、强调了《太平经》中要求君要明智、举贤才、知人善任、听取忠善诚信之谏，不闭塞言路；臣要忠、民要顺等思想。葛洪认识到很多人在乱世之中经历种种难以理解、接受的事情，在心理上难以越过眼前的鸿沟崖坎；儒家的一套道理此时无法适应现实，只有虚幻的宗教学说才可以最大限度地使人回避对一切不公正现象的思考，用宿命的思想使他们放弃暴虐的手段。
对那些王侯将相、显宦豪门中以奢侈相竞、挥霍无度、不以下层人民的生死性命为事的人，只有宗教的轮回报应才能使其有所畏惧，只有出于养生的原因在靡费财物上才会有所节制。《抱朴子内篇·对俗》篇说：
为道者以救人危使人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行恶事大者，司命夺纪，小过夺算，随所犯轻重，故所夺有多少也。
《道意》篇说：
心受制于奢玩，情浊乱于波荡，于是有倾越之灾，有不振之祸，而徒烹宰肥腯，沃酹醪醴，撞金伐革，讴歌踊跃，拜伏稽颡，守靖虚坐，求乞福愿，冀其必得，至死不悟，不亦哀哉？
这些理论，对那些文化素养不高、又想长寿的人来说，总会起到一点导之向善的作用，这个作用是大儒高士的说教文章做不到的。这些对他来说不一定是有意、自觉的，但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要从下层社会减少社会动乱和社会灾难的程度，只能如此。
以上两点是联系在一起的。他在《养生论》中说：
夫爱其民，所以安其国；爱其气，所以全其身。民弊国亡，气衰身谢，是以至人上士，乃施药于未病之前，不追修于既败之后。
由此可以看出他谈养生的目的上至于民、国，下至其身，非仅出于一己之欲望。也因此，他的养生和道教理论中带有儒家的色彩，尤其是在修身、伦理方面。《养生论》中说：
且夫善养生者，先除六害，然后可以延驻于百年。何者是邪？一曰薄名利，二曰禁声色，三曰廉货财，四曰损滋味，五曰除佞妄，六曰去沮嫉。
穷人只求勿病，具备基本的生存能力，进而能养家糊口；只有富贵者才有长生的愿望。但很多富贵者的生活方式与其愿望恰恰相反。葛洪反复强调这方面的道理，无论如何，能多少转变一些身居显位、家藏万金之人的观念，使其在穷奢极欲之中有所节制，在聚敛盘剥上知其所止。葛洪作为一个无职无位的士人，于道教理论中提出这种思想，在减缓当时大量存在的社会疾病、社会危机方面，应该说是发挥了最大的作用。
在乱世中宗教是大量未受过文化教育的下层人所需要的，对一些受过教育的人来说也是需要的。西汉末年甘忠可作《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借天帝、真人的权威以言救世之道，有争取登上政治舞台的倾向，由于其理论与传统不合，甘忠可与其徒先后被下狱、处死或徙边，此后其学说长期以“黄老”之学的形式在上层社会中流传。东汉末年，道教在民间一些地方形成较大的影响，但是，以黄巾起义为活动高峰的太平教代表下层人民利益，有明显与社会不合作的造反精神。张鲁的五斗米教则以政教合一的形式割据一方。葛洪将道教的教义系统化，加强了神仙理论和方术理论体系，又将儒家的纲常名教与道家的戒律融为一体，使之成为一般人作为精神寄托的信仰，既消除了反抗统治者的内容，也不追求与国家机器的结合，而更侧重于引人向善、心理调适、完善人格，侧重于进行社会伦理、修身养性方面的教育。可以说，他一方面在当时社会矛盾极端复杂剧烈的情况下，在利用宗教缓和阶级矛盾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另一方面在道教作为宗教独立发展的方面，也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很多道教史研究者只注意到后一方面，从事自然科学史研究的学者则关注到其炼丹中在化学上的创获，而忽略了前一方面。
(四)
葛洪的转变不是突然的，而是有一个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儒家思想为主导转向道家思想为主导；第二阶段是由道家思想为主导，再转向道教的理论建设与活动。过去有的学者把葛洪及其著作同时存在儒、道两家思想看作矛盾的、互相抵触的，或者认为前期重儒贬道、后期重道贬儒，不稳定，或以为其转变是以某时期为界突然完成的，这些看法都是欠确切的。
实际上葛洪从青年时起所尊奉的儒家思想，已与传统儒家思想有一定距离，而体现出一些道家的思想因素。如其《自叙》言：“洪少有定志，决不出身，每览巢、许、子州、北人、石户、二姜、两袁、法真、子龙之传，尝废书前席，慕其为人。”但儒家是主张积极入世的，可见其在少年时思想上就已具有部分道家的因素。又，葛洪二十三岁时被授以伏波将军之职，照理这正是立功报国、光宗耀祖的机会，他却辞去而北上访书。因此，道家思想在他的青年时代即有，只是以后由于社会现实的原因不断向这边倾斜而已。
大多数学者认为《抱朴子外篇》成书在前，《内篇》成书在后，又根据其《自叙》认为均编定于建武中。“建武”为东晋元帝即王位年号，仅一年，次年三月改元为太兴，杨明照先生说：“是《抱朴子外篇》完稿之日，尚在太兴元年三月前，故云建武中乃定。”⑥我以为这是有问题的。《自叙》为几次增补而成，这可由其文本看出。其末有“洪既著《自叙》之篇，或人难曰”云云，接下又是一大段议论，可知其中时有联缀。《自叙》先说“今齿近不惑”，应是指三十八九岁，但后面又说：“洪年二十余……乃草创子书，……不复役笔十余年，至建武中乃定”，而建武年间他才三十五岁。并且，在这段文字之后又说“晚又学七尺杖术”，“晚”则更在“不惑之年”以后，按理应该在“知天命”以后。所以，我以为其《外篇》应初次编定于建武年间，后三四年中又有增补，而内篇之成在其后。其《自叙》说：“凡著《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颂、诗、赋百卷，军书、檄移、章表、笺记三十卷，又抄五经、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技、短杂三百一十卷，别有《目录》。”这显然是对其一生著述的总结。他“年十六始读《论语》、《诗》、《易》”，且“贫乏无以远寻师友”，自言“孤陋寡闻，明浅思短，大义多所不通”，并且读“自正经、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杂文章近万卷”，而又著书数百卷，内容如此广、杂，是不可能之事。如以这些都成于三十五六岁以前，那么他在三十六七岁以后的二十多年中干了些什么？他对炼丹的兴趣应在四十多岁以后，《内篇》中列《金丹》、《黄白》等，则显然成于四十多岁以后。
比较《内篇》与《外篇》，虽然《外篇》也有论及道的地方，但含义并不一样；《内篇》也有言及“仁”、“德行”，称“忠、孝、和、顺、仁、信为本”(《对俗》)，但侧重点不同。总体上说来，《外篇》之时其思想侧重于儒家，有的地方明显贬低道家。如《用刑》云：
道家之言，高则高矣，用之则弊。
其《自叙》亦云：
念精治五经，著一部子书，今后世知其为文儒已。
则至当初编《外篇》以至《外篇》编定之时，均以“五经”为主脑，愿以“文儒”名于后世。
但《内篇》中的观点正好相反。其《明本》云：
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
又云：
凡言道者，上自二仪，下逮万物，莫不由之。但黄老执其本，而儒墨治其末耳。
可见这里他是以道为本而以儒为末，道之中又以黄老道为正。
葛洪所尊奉的“道家”非老庄之道，而是黄老道，这一点已成为学者们的共识。但是，对于葛洪自青年时期至完成《抱朴子外篇》期间所尊奉儒家思想的类型或曰派别，尚缺乏深一层的认识。
我以为葛洪所遵从的儒学，并非思孟一派，而是荀子一派。不少学者的论著中言及葛洪思想中除儒家、道家因素外也有法家思想，强调法制，甚至主张以刑法治奸臣乱民，其实这是荀子一派儒家固有的。荀况主张以法制充实礼治，而不只讲礼。《荀子·礼论》中说：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
这是解说礼的起源，其实已含有对“法”的合理性的解释。《荀子·性恶》云：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尊礼而不废法，正是《抱朴子外篇》的主导思想。在《抱朴子外篇》中，表现《荀子》这种思想的地方很多。如《用刑》篇云：
仁之为政，非为不美也。然黎庶巧伪，趋利忘义，若不齐之以威，纠之以刑，远羡羲、农之风，则乱不可振，其祸深大。以杀止杀，岂乐之哉！
德须威而久立，故作刑以肃之。班、倕不委规矩，故方圜不戾于物；明君不释法度，故机诈不肆其巧。
葛洪认为人有私欲，只靠礼、靠仁德教化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仁政与法制并不是对立的。
《外篇》也特别强调加强君权和知人善任、选拔贤才、预防贪贿等问题。这也与荀况、王充、王符思想一脉相承，更是由于社会长期处于动乱之中，篡谋、逆反之事不断，很多忠正的官宦士人无所适从，甚至白白丢掉性命，给广大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的缘故。在不到百年之中，魏代汉，晋代魏，而西晋建国十一年晋武帝一死，从朝廷到郡县就再没有太平过。所以书中明确地说：
然则危亡，不可以怨天，微弱不可以尤人也。夫吉凶由己，汤武岂一哉？(《君道》)
若有奸佞翼成骄乱，若桀之干辛、推哆，纣之崇侯、恶来，厉之党也，改置忠良，不亦易乎？(《良规》)
也就是说，世代都会有商汤王、周武王这样能首倡革命之人，就看在位君王是否自省勤政，以国事为第一，并选用贤才、赏罚分明，又崇礼据法、御下有术，使臣下、亲近无可乘之机。书中又说：
昔周文掩未埋之骨，而天下称其仁。殷纣剖比干之心，而四海疾其虐。望在具瞻，毁誉尤速。得失之举，不在多也。凡誉重则蛮，貊归怀，而不可以虚索也，毁积即华夏离心，而不可以言救也。是以小善虽无大益，而不可不为；细恶虽无近祸，而不可不去也。(《君递》)
这是对最高统治者的告诫，既具思想家的深刻性，又表现出一个大德仁人的哲理性。这与他后来所倡导的一些道教思想理论也是相通的。其针对权臣说：
除君侧之众恶，流凶族于四裔，拥兵持疆，直道守法，严操柯斧，正色拱绳，明赏必罚，有犯无赦，官贤任能，唯忠是与，事无专擅，请而后行，君有违谬，据理正谏，战战兢兢，不忘恭敬，使社稷永安于上，己身无患于下。(《良规》)
因为从汉末至西晋，汉末的曹操专权、魏末的司马氏专权，以及西晋时赵王伦的篡位(301年)、东海王司马越的擅权(306年)等，都以安社稷为言，开始时一样多被比为周公、伊尹，所以书中说：
周公之摄王位，伊尹之黜太甲，霍光之废昌邑，孙綝之退少帝，谓之舍道用权，以安社稷。然周公之放逐狼跋，流言载路；伊尹终于受戮，大雾三日；霍光几于及身，家亦寻灭；孙綝桑荫未移，首足异所。皆笑音未绝，而号啕已及矣。(《良规》)
这是正告那些破坏法规礼数而为异谋的人：这样做自己的下场也并不好。整个南北朝的历史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我们联系《君道》篇所说“然则危亡，不可以怨天”及“汤武岂一哉”等语，可知葛洪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认为的只是强调君权，实在是当时不断的政变和为争夺君位而给社会带来巨大灾难的缘故。
日本学者大渊忍尔在《抱朴子研究序说》一文中，比较了《抱朴子外篇》与《潜夫论》、《论衡》的异同之后，认为《抱朴子外篇》在对世道的批判上对后两书有所继承，连篇名也多有相似之处，这是事实。但我们如果以之与《荀子》比较，就会发现《抱朴子外篇》与《荀子》的篇名也有相似之处：两书都有《君道》篇，其他如《勖学》与《劝学》、《臣节》与《臣道》、《钦士》与《致士》、《清鉴》与《非相》等，都很相近。应该说，王充、王符思想也是受荀子的影响，而葛洪所尊崇儒学为荀况一派，可以肯定。
本文第一部分指出《抱朴子外篇自叙》明显是受了《史记·太史公自序》的影响，表现了他要继承先人遗志，立德、立言而益于世。这只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司马迁的主导思想为黄老道家思想，而对荀况思想也有着深入的了解。《史记·荀卿列传》中说：
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机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十万言。
司马迁著《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西汉时代对荀学有正确把握的少数学者之一。他在《史记·自叙》中说：“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余甚惑焉。”对社会发展变化及一些社会现象的思考，突破了当时很多学者的认识范围。所以，在他的道家思想中，也含有儒家的成分。他给孔子以极高评价，便是明证。
葛洪所处时代比起荀况的时代来，更是混乱。他家族的变化、个人的境遇，虽与司马迁不同，但因事变而衰微，个人坠入无法摆脱的困境中，则是一致的。他们也都是由于家族风气的影响，不低沉、不自弃，不忘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由荀况、司马迁、王充、王符，到葛洪，都是居于政治核心之外(司马迁虽为史官，但为负罪之人，自比于被放逐的屈原、膑脚的孙膑、迁蜀的吕不韦、囚于秦的韩非)，属于“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的人。我们很难将其划为某一家，原因是他们既有广博的学问，对各家都有所了解，又纵观历史，对很多问题有着独立的思考，同时又特别关注现实，很多看法都是针对现实提出。这样，就不可能不对有些知识和理论作新的整合，并且随着现实的变化，在理论倾向方面有所变化、调整。
总之，我认为葛洪一生的行为和著述虽然前后期有所不同，但从基本思想和精神动力上说是一致的，即要坚守士人之家讲究纲常名教和正道直行的传统，并为此风气与传统不至坠失而进行各种努力。他后期思想同前期思想之间也不是断裂性的突然转变。由于社会现实的原因，在前期思想中已包含道家的成分，在后期思想中也极力将儒家应坚守的原则贯穿到道教理论中去。应该说，他在当时是作为民族的脊梁在维护民族优秀传统不至坠失的方面尽到了个人的努力。
注释：
①1977年在台北出版了梁云芪《抱朴子研究》(牧童)、尤信雄《葛洪评传》(文津出版社)，1980年出版了林丽雪《抱朴子内外篇思想析论》(学生书局)、陈飞龙《葛洪之文论及其生平》(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又出版了蓝秀隆《抱朴子研究》(文津出版社)。
②刊《文史》第十六辑、第十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③南朝梁王筠《昭明太子哀册文》云：“总贤时才，网罗英茂。学穷优洽，辞归繁富。”又《北齐书·杜弼传》：“卿才思优洽，业尚通远，息栖儒门，驰骋玄肆。”则“优洽”之义可见。
④据《抱朴子内篇·遐览》言郑隐于“太安元年(302年)”“知季世之乱，江南将鼎沸，乃负笈持仙药之朴，将入室弟子，东投霍山，莫知所在”，则葛洪受学于郑隐的时间应在太安二年(时葛洪二十一)之前。钱穆《葛洪年谱》云：“洪受学郑隐，当在二十以前十六以后之数年中。”胡孚琛《葛洪年谱略述》系于元康九年(299年)。我以为当系于永康元年(300年，洪年十八)。此年三月贾后矫诏废太子为庶人，后害死；旋即赵王伦等又矫诏废贾后为庶人，而司空张华、尚书仆射裴頠皆遇害，并被夷三族；隔数月，潘岳、欧阳建等被诬殒命，夷三族。葛洪正是受到这些惨烈事件的刺激，而始生出世之想。但当时并不坚定，故当朝中明选之人用事时，又曾出仕。
⑤今传《肘后备急方》八卷，而前代典籍《隋书·经籍志》等著录或曰六卷，或曰四卷，盖后人有所增益。《正统道藏》于《肘后备急方序》下注云：“亦名《肘后救卒方》也。”“卒”，古“猝”字，“救卒”即“救急”。
⑥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