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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世界大国”，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美国。的确，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迄今为止还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然而，它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是不是也处于前列的地位呢？这个问题大概很少有人想过。甚至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时，有人还会反问：“难道美国有思想政治教育吗？”
产生这样的疑问并不奇怪。首先，这是因为美国一向喜欢标榜自己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一些人也就天真地以为，在美国真是可以想说什么、想干什么就说什么、干什么，想怎么说、怎么干就怎么说、怎么干，自己不需要也不允许别人来“教育”、“引导”，也没有这样的人或者组织、机构来履行“教育”、“引导”的职责。其次，我们确实对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况了解得太少。思想政治教育成了美国研究领域中一个被遗忘的角落。这两个方面合起来，造成了很多人的误解。其实，美国不但有思想政治教育，而且它的思想政治教育搞得还很有成效，在维护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培养合格公民和资产阶级接班人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美两国政治制度不同，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属性也不同。但是这不能成为我们不去了解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情况的理由。相反，通过实事求是地研究、分析，我们不但可以进一步探索到美国之所以成为强国的奥秘，而且对改进我们自己的工作，提高我们的认识将大有裨益。限于篇幅，在此我们只能对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总体特点、学校课程、成效和经验等问题进行一次粗略的考察。
一、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
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说得上是“无名有实”。这是指，在美国，不象在我们中国，有一个统一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名称；但是它在公民教育、道德教育、法制教育、宗教教育、历史教育等等名义下进行了大量的实质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以这些工作，在内涵和外延上基本与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所指相对应。在学校里，有时就把这一块简称为“德育”。
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总体上有哪些特点呢？
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虽然名称有异，但其中心是政治教育，这却是很突出的。综观美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从争取独立到现在成为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资产阶级一直在抓政治教育，而且导向非常明确，旗帜非常鲜明，措施非常得力。由于美国没有历史包袱，从争取独立起就在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奋斗，所以它的爱国主义是与爱资本主义自然统一在一起的。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和政治功能。美国是一个迅速发展、崇尚变化的国家，相对主义、实用主义十分流行。然而就是在这种氛围里，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却长期保持了稳定性和连续性。资本主义及其优越性的教育、反共产主义教育、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教育、国民精神的教育——这四个方面的教育做到了一以贯之，毫不动摇，从不含糊。美国政府对待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及宗教教育的政策是不同的。总的说来，对后二者的政策比较宽松。然而在政治教育方面，却采取了许多“硬性”的行政措施。比如对学校教学计划中政治科目的规定，比如对教师、校长和督学按一定的政治道德要求进行严格的筛选，等等。可以说，美国在政治教育方面的虚伪性要比它在道德教育方面的虚伪性少得多。鲜明的阶级性政治性，这是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极强的社会适应性。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密切联系社会实际，根据美国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内容、方式、理论等，以满足社会的需要。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完全服从美国历史；美国历史的发展分为几个时期，美国思想政治教育就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探索出了一条适合美国国情的路子。
第三个特点是浓厚的学术性。实用主义是美国的“国学”，其精神渗透到美国生活的一切方面。实用主义的世界观是经验论的，但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却并没有停留在“经验”层次上，它有很强的理论性。美国的学术界是把它作为一个专门的对象，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它、研究它的。由于学校始终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阵地，所以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在理论上首先受教育哲学的引导。教育思潮的演变给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打下了明显的烙印。其次，美国思想政治教育受社会哲学、经济、政治、文化等思潮的影响也很深。科学主义、人文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批判主义、未来主义等思潮，既对社会现实和人们的思想实际发生了影响，又对思想教育的理论和方法起到了指导的作用。目前，所有这些思潮中反映出来的“怀旧”情绪，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回归传统”的倾向。可以说，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任何一次变动、任何一点改革，都有一定的理论在背后支撑着。
第四个特点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广泛性。首先这是指社会的广泛参与。无论是学校、家庭、社区还是大众传媒，无论是政党还是宗教团体，无论是家长还是教师，所有的人员、所有的场所、所有的时机都被利用来宣传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所有这些工作都是自觉的、互相配合的，形成一个整体的合力。其次这是指其方式的渗透性。比如，学校的所有课程都可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语文、历史、地理、政治、体育等科目自不必说，甚至数理化生这样的自然科学课程也渗透了德育的内容。更有数不清的博物馆、纪念地、庆典活动，等等，都能熏陶人们的思想感情。再次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尤其是调动受教育者的参与积极性。在这方面充分展示了美国人注重行动的天性。思想政治教育不仅重视“认知”和“情感”，而且十分注意“行为养成”。因此，有严密而完备的法规、纪律和各种管理制度与之配套。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如旅游、参观、志愿服务、体育比赛等等。再有一个特点，就是很注意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真实性。“道德情境”是美国思想政治教育中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十分常见的概念。
二、美国学校中的德育课程和其他课程中的德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冷战开始，美国从1947—1954年度过了一个政治上极其反动和黑暗的时代。其突出表现就是“忠诚调查”和“麦卡锡主义”。一时间搞得举国上下人人自危，一片恐怖。学校里也禁止共产党人担任教师，不准开设关于共产主义的课程。由于对麦卡锡主义横行期间政治压抑的反抗，教育界主张教育应该在价值观上“中立”、学校教育不应带倾向的呼声很高。再加上1958年“国防教育法”的颁布，从60年代初起，美国学校里的思想政治教育受到很大冲击。“重智育轻德育”以及智育方面的实用主义倾向在后来20年的时间里一直占主导地位。
80年代的教育改革以美国“国家教育优异委员会”于1983年4月发表的《国家在危急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这一报告为开端，前后历时十年。改革的缘起，在于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国际竞争的需要以及美国教育滑坡的局面长期未能扭转。《国家在危急中》详细列举了美国教育质量下降的13个标志，并针对性地提出一套五个方面的改革建议。此后，各州纷纷采取改革措施。在众多的措施中有一个方面就是“加强道德教育，整顿校纪校风”。
从90年代以来，美国中小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日益受到重视。布什任总统后，出台了一系列的重大举措来加强教育。1991年4月18日，布什签发了全美教育改革文件——《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这份纲领性文件提出了美国教育的4项“战略目标”和6项“国家教育目标”。后者中就有3项与德育有关：要求学生的历史、地理学科合格；成年后掌握在社会竞争中和履行公民权利与责任时必需的知识、技能；每所学校都没有毒品和暴力，提供一个秩序井然的有纪律的学习环境。1993年4月21日，上台不久的克林顿政府颁布了题为《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的全美教育改革计划。它在实质性内容甚至文字表述上，都与布什的《教育战略》基本一致。而且，克林顿政府为它的实现制定了更为具体的措施，有些具体的内容做了补充规定。如布什政府确定英语、数学、自然科学、历史和地理共5门为核心课程，克林顿政府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外国语和艺术。回想60年代只强调“新三艺”（数学、自然科学和外语），则90年代的课程调整的这种动向是值得注意的。它意味着，政治类课程，（在美国历史、地理课是政治课）和人文类课程正在加强。
从社会舆论来看，在学校里加强德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支持。几百所学校已经开设了价值观教育课，一些地区和城市制定了品德教育计划并开始实施。比如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该市不仅在教室里进行道德教育，而且还把道德教育扩大到公共服务广告和汽车保险杠上的粘贴标语上。华盛顿市也制定了“品德教育伙伴计划”。加强品德教育的想法得到两党政治家的广泛支持，全美两个主要的教师联合会也支持这个想法。波士顿大学伦理道德和品德教育发展中心主任凯文·瑞安说，如果品德教育失败了，“这也就是公共教育的死亡。社会将不会忍受无价值观色彩的教育”。
美国的教育体制不是中央集权制而是地方分权制。因此，美国学校的课程因州而异，同一州内不同的地区和学区之间也有相当大的差异，各学校之间、尤其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大多由教会开办）之间也不相同。尽管如此，美国学校的德育课程在多样性中还是有统一性的。在繁多的名目中包含着许多共同的基本内容。主要的名目有“公民科”、“社会科”、“历史科”、“人文科”等。
美国社会科从诞生之初，就以培养好公民(good citizenship)的知识、能力、态度为目的，亦即非常注重社会有效性，就是说，培养好的家庭成员、好的社区一员、好的公民、好的国民、好的世界公民，就是社会科的目的。同心园扩大的课程安排是符合这个目的的。其基本的认识论是实用主义，教育哲学是进步主义，教学论的基本概念是“经验”。从社会学角度看社会科的教育功能，可以说就是引导和帮助学生实现“社会化”(socialization)。总的说，美国社会科的课题是公民教育，并在公民教育的目标之下统一历史教育和地理教育。
关于政治、法律制度的课程，其教学目的是教育学生从社会背景去认识美国的制度，做一个遵守法律和忠于美国制度的公民。这些课程都设计得非常具体巧妙，没有那种呆板的“学究气”。例如：芝加哥大学开了一门叫“美国总统制”的课程，要求学生了解政府行政部门的背景、起源及历史沿革；历届当选总统的品格、思想、意识和领导能力；领导人的施政方式；总统和国会、政党、法院、公众舆论、利益集团等的关系；等等。可见，美国的政治法律课程善于从学生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具象”入手（如总统这个人物），上升到“抽象”，由点到面，层层剖析，深入浅出，而不是停留在从理论到理论的“原理”或“概论”上。
美国大多数大学都实行学分制，即修满了一定的学分就可以拿到文凭。但是不是对德育课程不感兴趣就可以不学习呢？不是的。在号称最自由的大学里，学校仍采取了一些硬性的行政措施，来规定和保证学校教学计划中的政治科目。一位从美国俄亥俄州留学归来的学者曾告诉笔者，她就读的那所大学规定，修满若干个学分（比方说30个学分）就可获得学士学位。其中政治科目占3个学分。假如你拿不到这3个学分，即使别的学分拿得再多，也永远拿不到学位——因为你只有27分。类似这样的规定在不少学校，在不同的州里都有。
通识教育，又叫普通教育，以区别于高等院校中的专业教育。大体上相当于我国教育界理解的基础素质教育，其中主要是人文素质。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把普通教育课程与专业课程的关系比喻为掌心与五指的关系，“数学和科学、文学和语言、社会和社会研究、艺术、职业教育，这些手指都从共同核心向外延伸。所有的人，不管他们将来作何打算，都将从共同核心中得到约束。这是一个接受共同文化的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专业教育教给人什么事能做、怎么做法；普通教育则解决有什么必要做，达到什么目的。普通教育是为了使人理解和鉴赏专业教育的意义、要点及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它为人们“提供明智生活的基础”。另外一位著名教育家祖克也认为，需要建立新的综合性的课程：它应该从各种知识中寻找素材，与人们日常所遇到的问题相关连。例如“美国生活的问题”、“科学与文明”等。[1]由于他们非常强调普通教育课程是所有课程教学的共同核心，所以普通教育课程又叫做“核心课程”。
具体的课程，以哈佛大学为例，1959—1961学年度一年级学生的选修课为“人文学科五门（戏剧和历史中以及传记和小说中的情节转折和人物个性；人的理想和西方思潮中的世界；文学导论；喜剧态度的应用；戏剧的体验）；社会科学六门（西方文明发展史绪言；西方思潮中的自然人和理想人；欧洲历史上的理想和社会的变化；现代世界中的自由和权威；盎格—美洲历史上法律的作用）；自然科学六门（现代物理学基础；物理学导论；科学事业；生物科学原理和问题；光、原子和星球；地球——它的现在和过去）”。
1978年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H·罗索夫斯基针对哈佛原订的《普通教育大纲》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弊病，发表了题为《高等教育编年史》的报告，并提出了新的《公共基础课计划》。同样是针对一年级学生，要求修习的有五个领域的知识（即“文学和艺术”、“历史”、“社会分析和哲学分析”、“外国语言和外国文化”、“数学和科学”），一共十个科目，学生可选其中七、八种。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也在其提交的研究报告（题为《学院：美国本科的经验》）中提出了核心课程的框架，即：(1)语言，最基本的联系工具；(2)艺术，美学素养；(3)渊源，生活的历史；(4)制度，社会结构；(5)自然，行星生态；(6)工作，职业价值；(7)认同，发现自身的存在及其意义。这个框架和罗索夫斯基的公共课计划都把原来只限于西方文化遗产的内容扩大了。而且，该基金会主席博耶还指出，普通教育的“主要问题不在于选择的课程是旧的还是新的，是学科的还是主题的，而在于是否有助于学生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是否有助于学生发现人类的共同经验。”
由于通识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专业教育的不足，具有综合的教育效果，所以很受学校的重视和学生的欢迎。据调查，在美国现在已有95%以上的大学开设了通识课程。如康涅狄格州立大学开设的“职业与文明”，考察人类进化与职业的关系，内容涉及到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美国大学的医学院、法学院、商学院、管理学院普遍都有职业道德课，甚至工学院也开设工程伦理学。开设通识课程，不仅可以使学生的知识结构更为合理，更大的意义还在于“保存和扩大美国社会所必须的伦理和社会价值”。它的德育作用是很突出的。
专业课程对于大学生更是重要。专业教育可以在二个层次上帮助学生实现社会化。第一个层次是帮助学生掌握从事某种专业（职业）的知识和技能，第二个层次是塑造学生与专业工作相关的价值观。因此美国大学很注意在专业教学中渗透德育。卡耐基基金会主席博耶指出了专业课实现价值观教育的方法，那就是任何一门充实的专业课程的学习都要对三个问题作出回答：这个领域的历史和传统是什么？它所涉及的社会和经济的问题是什么？要面对哪些伦理和道德问题？例如计算机科学系的学生要学习技术史和信息革命的社会影响等课程；建筑学、遗传学、工业化学专业的学生，要求考虑其工作的社会与伦理影响；学工程技术专业的学生，必须学会如何适应和改革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学物理学的学生，应讨论物理学在历史上的影响、它对现实社会的影响以及物理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等。这样可以激发学生去关心和思考与专业有关的社会伦理问题，通过这种主动的探索去积极地接受社会的价值观念。显然，通过这种方式进行专业教育，更有利于德育目标的实现。英国高等教育学者阿什比曾称赞美国人在这方面领悟到了新的思路。[2]
三、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与经验
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如何呢？我们可以通过下列材料窥见一斑。根据国际民意测验会会员组织在80年代中期进行的一次八国青年动向的调查[3]，赞同“国家利益重于个人利益”的观点的，各国青年均在一半以上，比例最高的是美国青年，达70%。对于“国家生机依靠青年，青年不为国家出力就意味着背叛”的观点，美国青年赞同的达81%，（土耳其为86%，巴西为84%，瑞典为76%，英国52%，日本、法国和联邦德国均为40%），也算较为突出的。对于“本国最引为自豪的是什么”，美、日、英、法、土的青年均回答：“历史和文化遗产”，（瑞典是“自然环境和资源”，德国是“科技”、巴西是“体育”）。联想到美国青少年在中国人心目中较为普遍的“个人主义者”形象，以及诸如吸毒、酗酒、暴力、性乱等等社会问题，可以说这个调查结果是出人意料甚至是难以置信的。这个事实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再举一例。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罗珀舆论研究中心主任埃弗雷特·莱德(E·Ladd)曾在1995年1月号的《读者文摘》杂志上撰文分析了该杂志1993年对美国4代人的主要信念和价值观所做的一次民意测验。莱德认为，这次民意测验不仅证明代间存在深刻分歧的看法不能成立，而且证明代间观念惊人地相同[4]。
被调查的4代人分别是“消沉的一代”（年龄63岁和63岁以上，以下简称A组），“沉默的一代”，（年龄49—62岁，以下简称B组）、“生育高峰出生的一代”（年龄在31—48岁，以下简称C组）、“悠闲的一代”（年龄18—30岁，以下简称D组）。下面是各组对所提问题的回答：
“你是否真正相信〈独立宣言〉中的话，即人人生而平等，拥有上帝赋予的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回答“是”的，A组69%、B组66%、C组71%、D组68%。
“只要勤奋工作就能成功，这种信念是否仍被认为是正确的？”回答“是”的，A组78%，D组为74%。
“是否应限制收入”，回答说“不”的，各组总平均为74%，其中D组达78%。
“你是否觉得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好的居住点”，回答“是”的，A组85%，B、C组均为81%，D组为73%。
当请被调查者用从“妙不可言”到“糟糕透顶”的尺度评价自己的家庭生活时，85%的回答是自己的生活“妙不可言”或“非常美好”，其中B组最高，达91%，D组为82%。
在所有的年龄组中，88%的人说，他们始终信仰上帝。83%的人认为，“我们相信上帝”是适当的国家格言。10人之中有9人认为，儿童“在被抚养长大时养成宗教信仰的习惯”是重要的。
据此，莱德的结论是，《读者文摘》的资料表明，美国人的基本信仰、见解和价值观念在各代人之间是相同的，诸如自由、民主和更高的道德习俗等基本原则继续受到大多数人的广泛和持久的支持。
社会学家们的追踪调查还表明，60年代造反运动中的学生领袖，现在已经从“体制之外”走到了“体制之内”，“愤怒的一代”已经不再愤怒。他们继承了这个世界，并将带领美国走向新世纪。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就是93年登上总统宝座如今又在竞选联任中获胜的比尔·克林顿。
美国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政治观、价值观教育取得如此成绩，首先是与美国政府的坚定的方针、政策和指导思想分不开的。如前所述，美国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长期以来保持了高度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这就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沿着一个稳定的方面推进。这些内容也就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美国人。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是在美国社会中通行的价值观念，其中心是“爱美国”——爱它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相信它是世界上最合理最优越的，由爱和信任而产生信念和忠诚。美国的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虽然都面临多元社会中教育与个人自由选择的矛盾，但矛盾发生的层面不同。在道德教育中，这个矛盾发生在没有共同的道德标准、道德规范和统一的道德教育目标上，所以只好各行其是。而在政治教育中，这个矛盾则是发生在教育方式和学生对教育方式的选择上，可以称得上不拘一格，而政治教育的目标和内容则是确定不移的。
其次，美国政治教育以素质培养为本，注意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功能。我国有些学者认为，美国的德育工作以“重行轻知”为特点。这种看法值得商榷。如果说，美国人的“重行”是指德育活动要贴近生活，重视生活体验和社会实践，而不是指单纯从行为上管束，那还是符合事实的。而说美国人“轻知”，则很难令人信服。美国的德育（包括政治教育）不但重视有关知识的传授和观念的灌输，而且非常重视学生思想政治品德方面的认知、判断、推理能力的发展，以及意志、探索、独立自主的精神和平衡人际关系的协作态度的培养。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着力点放在帮助受教育者学会思考，学会“怎样”选择上，通过对选择方式和过程的引导和推动，达到把教育对象引到既定的教育目标上的目的。上文提到的在美国通行的几种德育模式大多是按照“设置场景——引导角色进入——体验——选择”的过程展开，其中无不贯穿学生的思考活动。由于注意调动受教育者的内在因素，鼓励他们参与教育过程，所以，在这种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人，不仅会掌握学到的知识和规范，而且具有适应社会、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自觉性。就是说，从前受到的思想政治教育，对他的一生都会起到方法论的作用。由于重视政治素质的培养，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其效果互相强化，形成了良性循环。而我们对于思想教育的方法论功能却研究得很少，意识也很淡漠，这种状况亟待改变。
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向我们提出了不少问题。比如，搞思想教育能不能淡化政治教育、或者用道德教育、心理咨询等代替政治教育？在我们这样一个宗教传统淡薄的国家，如何发挥信仰、理想的精神作用？又如，如何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性？如何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队伍建设，等等，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注释：
[1]马骥雄主编：《战后美国教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159—161页。
[2]张晓明：《美国大学的道德教育》，《高等教育研究》1992年，第1期。
[3]孙和庚编译：《青年动向大调查》，《青年一代》1986年，第2期。
[4]埃弗雷特·莱德[美]：《揭露代沟神话》，明博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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