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分配理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学派论文,理论研究论文,经济学论文,分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分配制度与所有制结构不断地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相应作出调整。改革初期提出按劳分配，主要是为了打破过去盛行的绝对平均主义，对激发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制度的完善，国有企业改革促使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由以公有制为主体、非公有制为补充逐步演变为公有制与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同时，由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形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也逐步进行了调整，强调按生产要素的贡献进行分配，最终形成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分配方式和改革中出现的一些其他问题(二元经济结构、市场机制不完善等)共同导致了巨大的收入分配差距。 一、分配制度的理论基础 (一)多产权分配说 市场经济中存在多种分配形式是由生产要素的所有权或产权直接决定的。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角度，以马克思关于生产要素的多种产权状态与生产成果的多种分配形式，以及两者之间相互关系的全面系统的论述为基础，程恩富、汪桂进(2003)概括为“多产权分配说”，也就是说，按资和按劳等多种分配方式由多种产权关系决定。我国现阶段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产权制度是形成这种分配制度的理论前提。生产成果的多种分配形式是由生产要素的多种产权关系决定的。现实中，我国大量的社会财富是各类生产要素参与创造的结果，所有者理应从剩余产品中取得相应的回报。在参与财富的生产过程中，这会对提供更多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产生激励作用，从而使得在全社会范围内资源配置更加合理，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才能在更大程度上得到满足。 (二)按贡分配形质说 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表现形式，是在创造财富和价值的过程中根据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具体贡献进行分配，而其经济实质是在要素创造财富和活劳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根据生产要素所有者提供的要素数量及其产权关系进行分配。用哲学上的形质来表达，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表现形式与经济实质，可简称为“按贡分配形质说”。由于阶级局限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认为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形式就是其本质，主张按贡献分配。而程恩富、汪桂进(2003)提出的海派经济学观点力图体现“三个代表”，既分析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形式，又揭示其经济实质，以形式与实质相统一为基础，用“按贡分配”这一新的术语，这与西方经济学是有本质区别的。 二、收入分配的现状 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主要表现在总体收入分配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区域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四个方面。 (一)我国总体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扩大 近10年来，我国的基尼系数持续上升并且超过国际警戒线，一方面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加速扩大，另一方面财富集中度快速提高。2005年，我国20%的最贫困人口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为4.7%，而20%的最富裕人口占总收入比重高达50%。另外，从1988年到2007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7.3倍上升到23倍。世界银行报告指出，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聚集在少数人手中，在全社会财富分配形成金字塔形结构(李炳炎，2010)。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在转轨国家中居于前列。与此同时，中国最贫困的20%人口所得与其他转轨国家相比最少(董全瑞、张建，2010)。 (二)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虽然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总体呈现逐步增长的趋势，但城乡收入之间的差距却呈扩大趋势，李炳炎、江皓(2005)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78-1984年)，城乡收入总量迅速提高，二者收入差距逐步缩小；第二个阶段(1985-1991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继续提高，但增速下降；第三个阶段(1992-2009年)，城乡居民绝对收入迅速拉开。在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同时，城市和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也逐步扩大。朱妙宽(2006)认为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和生活质量差距更大，高于名义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除了表现在家庭收入上，还体现在分配公共投资的和分享公共产品方面，如农村的文教卫生、水电交通等公共设施都比城市要差。同时，农村居民在享受现代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机会和条件上，明显低于城市居民。 (三)区域收入差距继续扩大 地区收入分配差距是指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我国在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具有区域优势，加之国家的一系列扶植政策，其在经济上迅速发展，形成与中西部之间的差距。同时，我国中西部地区省际收入差距也很明显，由于不同省份的自然条件、资源、交通、历史以及政策等因素不同，导致在生产力水平和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着较大差距(李炳炎，2010)。因此，在分析各省之间平均数的差距的同时，还需要研究各省内部，不同地市、不同县市的差距(朱妙宽，2006)。 (四)行业收入差距迅速拉大 目前，行业收入差距是收入分配不平衡的主要因素，对其原因的分析有很多。其中，李炳炎(2010)认为垄断行业与低收入行业间形成收入差距，是因为垄断行业凭借其地位排斥竞争，获得较高的资金回报率，导致无法形成公平、合理、稳定的市场竞争环境，阻碍经济持续发展。在国有企业内部的分配关系分析中，提出由于普遍推行高额年薪制、股票期权制以及不同单位、不同岗位人员的灰色收入等原因，导致国企高管人员与普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对于不同所有制单位收入差距问题，朱妙宽(2006)认为在国有经济单位与城镇集体经济单位之间存在着明显收入差距。除工资收入外，国有经济单位员工各项福利待遇高，是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 三、影响收入分配的因素 在对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现象分析之后，学者们也深入研究了成因。这些原因主要包括所有制结构调整、劳动收入增长缓慢、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相关经济政策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 (一)所有制结构调整 程恩富(2010)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调整是导致劳动收入份额降低的主要因素。在收入分配中，劳动者的经济社会地位与劳动收入份额相互关联。如果劳动收入份额越低，则劳动者的经济社会地位就越低。统计资料表明，在我国多种类型的所有制经济中，劳动收入份额较低的一般是非公经济，其工人的平均工资也较低。公有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较高，且其平均工资也较高。因为私有经济的雇主为了达到利润最大化，往往压低工资，降低劳动报酬占比，从而使得雇主和资本更多地得到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好处。我国在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公有制经济比重下降，大量的国有和集体企业被私有化，大量私有经济获得发展，各地不断加大对外招商引资力度，这些均导致了劳动报酬占比的下降。而在私营经济中，工资完全由资方来决定；政府和工会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工人的发言权丧失，工人不能通过工会维护自己的权利；缺乏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相应地，工人的社会保障待遇和福利待遇被大大削减。因此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是我国劳动收入份额降低的主要原因。 由于国有企业在改革的过程中，缺乏有效监督机制，导致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李炳炎(2012)认为由于近几年我国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国有经济的比重逐年下降，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则不断提高，形成非国有经济发展快于国有经济的基本趋势，这种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收入分配格局变化，扩大资本收入份额，缩小劳动收入份额，从而拉大贫富收入差距。 (二)劳动收入增长缓慢 由于不同的劳动生产率会造成一定的收入差距，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会产生较高的劳动报酬。造成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收入增长缓慢，而资本收入增长过快。从资本生产率的角度解释，如果资本生产率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在收入分配过程中，就会导致财富向资本的一方倾斜，劳动收入份额减少，同时增加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程恩富(2010)认为作为居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工资性收入比重的下滑与工资增长缓慢相关。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增长缓慢，由于不少用人单位对农民工实施歧视政策，导致其工资增长幅度低于城市职工。我国目前处于未就业或未充分就业状态的劳动人口有1亿～1.5亿，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工资收入无法相应提高，导致了在国民收入中工资收入占比的持续下滑。因此，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同时会导致资本收入和政府收入比例的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扩大仅仅依靠工资获取收入的居民与依靠资本获取回报的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一个主要表现在于劳动要素所得过低。我国劳动者报酬不仅没有占主体地位，反而呈逐年下降趋势，没有分享应得的收益。由此可见，资本要素所得比重过高，劳动要素所得过低是影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因素(赵哲、董全瑞，2009)。企业为了形成劳动力竞争优势，降低劳动者工资、生活条件和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这样不仅降低了劳动要素所得，还导致近年来“民工荒”的出现，不利于良性的用工机制的形成。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虽然我国逐步实现了资本、管理、技术等要素的市场化，但发达国家和国内都通过设置种种壁垒阻碍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导致劳动力市场缺乏流动性(董全瑞，张雪珍，2007)。 (三)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主要表现为：二元经济分割、分配制度扭曲和市场发育不完善等。李炳炎、江皓(2005)认为我国城乡隔离的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户籍制度是在收入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形成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使农村劳动力缺乏流动性，只限于农村和农业，这也形成了城市居民的利益刚性和城市偏好。同时，我国现阶段实施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这种分配制度本质上承认收入差距。因为居民收入量不仅与劳动贡献正相关，还受到所拥有的物化生产要素的影响。不同要素所有者占有要素的数量与质量差异是造成个人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冒佩华(2006)认为我国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完善，如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和信息市场等还处于起步阶段，市场体系发育的不成熟导致要素价格市场化程度低，也使得权力资本进入市场更便利，从而造成要素收益权的“错位”。国有资本的流失是由资本市场的不成熟和不规范造成的，资本收益权的错位必然导致国有资产(资本)流入个人手中。同时，垄断部门凭借其强势力量，在市场上形成不公平交易机制。通过强势市场地位强化市场壁垒阻止要素流动，难以实现完善的市场竞争，垄断者及其依附部门则获取大量收入。 (四)相关经济政策不完善 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我国对不同地区实行不同的经济管理体制甚至特殊的照顾政策，这些政策导致区域企业间的机会不均等和竞争不公平，东部地区企业在产供销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形成了与中西部地区的梯度差异，促使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另外，税种不健全，缺少不动产税、遗产与赠予税等收益类税种，无法对个人财产存量及其转移进行调节。由于没有开征社会保障税，难以解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安置及其生活困难等问题(李炳炎、江皓，2005)。税收制度对高收入调节方法不完善。一些个体、私营企业主、外资企业从业人员和媒体从业人员等高收入群体由于收入不透明，无法进行有力调节，与普通劳动者形成巨大的收入差距(周肇光，2008)。经济生活中存在大量非法经营、偷税漏税、侵蚀国有资产等严重的非法致富现象，对此的法律监督缺失，不能有效地打击黑色收入、灰色收入和保护合理收入分配，导致居民与暴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拉大并走向悬殊(赵登峰、冒佩华，2008)。 (五)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首先，城乡社会保障出现巨大差异。以城乡二元经济为基础，城市中的大多数居民享有较高就业、较高补贴的社会保障，而农民则以传统的家庭保障为主，其保障水平远低于城市，社会化程度低的管理服务也无法适应快速发展的经济。其次，缺乏保护低收入阶层的制度设计。虽然初步建立各种扶贫、最低工资保护制度和就业援助，但一些问题仍会出现在管理和执行过程中，这样会导致一些低收入家庭重新返贫。再次，城市中的社会保障水平与所有制高度相关。个体工商业者基本没有相关的社会保障，而在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享有较全面的保障，集体企业和单位的职工与国有企业职工工资相比则较低，但高于个体工商业者。最后，国有企业内部高级管理人员不仅工资高于普通职工，而且享有一定特权，有普通职工没有的福利性补贴，这样也会形成一定的收入差距(李炳炎、江皓，2005)。 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对策分析 (一)壮大和完善所有制基础 程恩富(2010)认为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首要条件是壮大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所有制基础。所有制关系决定分配关系，在全社会范围内劳动收入的占比要维护和积极提高，就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促进公有制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包括国有经济和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以及混合经济中的公有制成分。公有经济是现代社会化生产力发展的市场主体，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也是提高劳动收入的重要途径和经济力量。多年来的事实表明，劳动收入的占比不断下降，是由于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日渐削弱。应当总结这方面的教训，进一步发展壮大和完善公有经济，防范削弱公有经济的私有化思潮。这对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刘国光(2011)认为贫富差距的扩大和两极分化形成的最根本的因素，是所有制结构和财产关系的“公”降“私”升、化公为私，导致财富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因此，应阻止化公为私的所有制结构转换，需要强化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坚持以国有经济为主导，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中国退“民”进的趋势。 (二)构建劳动者维权机制 程恩富(2010)认为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必要条件是构建国家主导型劳动者维权机制。目前，我国在非公企业就业的劳动者占70%以上，政府无法干预工资收入，但可以通过积极措施协调劳资关系，通过工会和职工的积极参与，矫正劳资谈判力量，保护和改善职工的权益。我国政府可以借鉴利用德国企业在董事会中的雇员比例制和收入共决机制，加强工会力量和在工资决定中的谈判作用。通过劳资谈判，抑制雇主对于工资过分压低，建立工资形成的共决制度。同时，国家应主动承担起保护和提高职工权益的重任，如加强立法调节，制定和有效实施保护职工权益的法律法规，严格检查落实劳动合同法和法定劳动时间，保障劳动者利益。目前，我国劳动报酬普遍偏低，为提高劳动报酬，国家应以平等为前提，保护体力劳动者权益。落实各项法律规定，确定司法框架，把劳动者工资纳入合约框架内，政府需要认真履行监察的职责，企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行为要进行查处，以便保护劳动者的权益(董全瑞、张雪珍，2007)。 (三)严格实施最低工资制度 程恩富(2010)认为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基础条件是严格实施最低工资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建立劳资政三方协调机制，可以有效缓解劳资冲突。在三方合作劳资关系模式中，为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最低工资制度应发挥重要作用。我国应发挥政府与工会的作用，严格实施最低工资制度，这样才能改善劳资分配，提高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缓解劳资矛盾。最低工资制度可以强制性转变企业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非公企业发展模式以低工资、低技术为主。虽然雇主受益，但是工人无法分享社会发展成果，低成本发展模式使社会承担环境污染等成本。通过强制实施最低工资制度，政府可以促进公平竞争，淘汰劣质企业。如果由劳动力市场自发作用，会趋向生存工资，不会形成合理的劳动力成本决定机制。因此，实行统一的工作场所最低安全标准和周工作时间标准，实施最低工资制度有利于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合理的劳动力成本形成机制。 (四)完善政府职能 市场经济本身有很多的局限性，需要政府加强宏观调控，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改革。程恩富(2010)强调政府是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经济主体。以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基础，通过财政收入与支出，政府对功能收入分配和规模收入分配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在分配领域，政府要运用税收、社会保障、公共福利等机制，采取事先防范和事后纠正相结合的方法，使分配差距日趋合理化。政府财政收入中，直接税的比重越大，间接税的比重越小，财政对最终收入分配具有明显的调节作用。财政支出的结果和方向会对最终收入分配产生直接影响。政府要控制财政支出增长速度，加强财政收支的社会监督，增强政府支出的透明度。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需要降低政府行政管理费支出，对于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支出和文教科卫等方面要不断增加。田家官(2012)认为国家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是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加快西部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对欠发达地区给予政策上的倾斜，鼓励东部地区的企业到中西部投资，带动和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 刘国光(2010)提出在财政收入方面，降低间接税收的比重，提高直接税收的比重。同时，在直接税收上降低中低收入者的所得税负，提高资本、非劳动所得等资产的税负。在财政支出方面，大力减少行政费用比重，厉行节约，增大公共福利、社会民生和再分配转移支付的比重。朱妙宽(2011)认为目前应完善各类企业所得税制度和个人所得税制度。各类企业所得税应由25%的统一比例税率改为累进制税率，对垄断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税收加大稽查力度，提高垄断利润的税率。要调整个人所得税的费用减除额，以年平均生活费用为基础；要逐步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征收办法，按家庭成员全部收入(包括各种工资外收入)为基础，实行按户综合征收，逐步建立家庭收入、财产和纳税档案。 (五)实现农民收入增长 要实现农民增收，政府应在工作中实现指导思想上的一体化，注重城乡经济社会的统筹发展。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以支农为主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财政投入，可以采取多种财政支农方式，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和科教投入、农业补贴、地区性援助等。抓好实施粮食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和新技术推广补贴等直补政策。建立城乡统一的产权制度，改革农村土地、住房的产权制度；以居民身份证管理为主，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取消就业歧视和限制，建立城乡统一的教育制度和就业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财税金融制度，改变农村资源净流出的局面等(李炳炎、向刚，2010)。 由于农业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政府从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支持各种组织发展壮大，增加农业技术研究的投入，推广技术成果，利用政府的优势传播技术信息。鼓励农民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组建多种形式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如建立企业型组织。同时，要解决小农户与市场的对接问题，通过组织解决农产品销售，不断扩大规模，树立品牌和节约运输、洽商等费用而获得更多利润(董全瑞、王宇飞、丁万明，2006)。简化国家税制，统一城乡税制，逐步实现城乡税制并轨；减轻农民负担，实行成本扣除和优惠税率(李炳炎，2010)。 (六)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缩小社会成员收入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此，田家官(2012)认为一是扩大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在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基础上，改革和完善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实现“住有所居”。二是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逐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教育保障制度，加快建立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李炳炎、江皓(2005)认为应针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失业救济标准适当给予提高，建立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向农村贫困地区增加转移支付，逐步将农村贫困户的救济纳入全社会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 周肇光(2007)强调我国层次性社会保障体系应当分类指导，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医疗保健等。全面推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保障职工基本医疗需求。继续发展社会福利的社会化，建立可靠、稳定的社会保障资金筹措机制，加强社会保障行政监督和社会监督，为实现保值增值，可积极探索社会保障资金投资运营方式，提高社会保障资金的管理水平。 五、未来研究方向 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通过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形成主要原因的研究分析，已初步形成一些缩小收入差距的方法和对策，其中以政策性建议为主。这些研究对政策的提出和实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未来研究方向将针对引起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私有制经济成分的急剧扩大，所有制结构调整导致公有制比重下滑。只有维护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改善所有制关系，不断扩大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促进共同富裕。标签：所有制论文; 收入分配论文; 收入差距论文; 劳动经济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城市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工资结构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政治经济学论文; 城乡差异论文; 社会保险论文; 扩大基础论文; 城乡差距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