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目录学研究的回眸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目录学论文,中国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167（2004）06-0005-06
中国目录学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学术泥土之中，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目录学经历了漫长的知识积累、经验总结的阶段后，于20世纪步入了理论目录学发展征程，它已经走过了科学发展的全过程而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科学。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经过我国几代目录学家的辛勤耕耘，在目录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因此，认真总结百年来中国目录学研究的成就，分析其局限，思考其未来的发展趋势，是每一个目录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1 20世纪中国目录学研究的辉煌成就
马克思说：“对人类生活形成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2页。）我们正是围绕着回顾百年，反思其局限，预测未来发展的思路展开的。
20世纪的中国目录学无论从时空上，还是从具体内容上都应当成为一个完整的历史研究阶段，这正如王国强在其所写的《二十世纪中国目录学研究纲要》一文中认为：“（1）中国目录学从20世纪开始踏上理论目录学时期的里程，在得天独厚的历史契机中，使自己成长为真正的科学；（2）20世纪中国目录学是走向现代化历程的重要历史阶段；（3）20世纪中国目录学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都不是传统目录学的简单延伸，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有结果；（4）20世纪中国目录学第一次面向世界，与异域目录学发生了广泛接触和激烈的碰撞；（5）20世纪中国目录学有自己内在的发展逻辑，起承转合，与社会文化发生了更广泛的联系。这样，不仅在时空上，而且在具体内容上，20世纪中国目录学在中国目录学史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历史研究阶段”。（注：王国强：《二十世纪中国目录学研究纲要》，《图书与情报》，1993年第1期。）
1.1 古典目录学发展的总结
20世纪初，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史上出现了划时代的新文化运动，主张彻底抛弃固有传统，全盘输入西方文化，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文化学术的各个领域。中国目录学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到清代目录学被誉为“显学”。因此，在20世纪初至40年代，是中国古典目录学与西方目录学新旧并存的阶段。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介绍和评价西方目录学的著译，如1909年孙毓修在《教育杂志》上连载“图书馆”一文，介绍西方目录工作和杜威十进分类法；1922年朱家治在《新教育》杂志上刊登“欧美各国目录学举要”，推荐了美、英、德、法等国各种书目38种；1926年杜定友撰《西洋图书馆目录史略》；1930年英国福开森著《目录学概论》，由耿靖民翻译；1935年闵锋译《西洋目录学要籍及名辞述略》；1944年张遵俭撰《中西目录学要论》等。
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西学东渐，西方目录学著作及其目录学理论和方法介绍到中国来，对我国书目工作实践和目录学理论研究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目录学研究呈现出丰富多彩、纷繁复杂的局面，目录学家的目录学思想非常活跃，由于目录学家的知识结构不同，认识事物的观点各异，形成了许多不同的派别。李小缘在其所著《中国图书馆事业十年之进步》中对这一时期的目录学家划分为四派：史的目录学家、版本目录学家、校雠目录学家、介于三者之间的新旧俱全者。史的目录学家注重总结我国目录学的历史，阐明古典目录学的起源、原理、方法、目录学家派别等。30年代出版了一批专著，如刘纪泽《目录学概论》（1931）、余嘉锡《目录学发微》（1932）、刘异《目录学》（1933）、汪国垣《目录学研究》（1934）、周贞亮《目录学》（1935）、程会昌《目录学从考》（1937）等。其内容涉及到关于目录学史的整体研究，目录学的起源、意义的研究，有关古代书目的研究，目录学家的研究等。余嘉锡著《目录学发微》是其精华之所在。他从目录学的起源、目录学的意义、古典书目的功用、体例、类例沿革等方面予以总结。他认为我国古典目录学的根本思想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他认为：“从来目录学之意义”，“要以能叙学术源流为正宗”，得出了“目录学，学术之史”的结论。校雠目录学家强调将目录学与校雠学融为一体，将目录学作为整理和阅读古代文献的方法。代表作有刘咸炘《目录学>（1934）、胡朴安、胡道静《校雠学》（1934）、蒋文卿《校雠学史》（1934）、陈钟凡《古书校读法》（1943）、张舜徽《广校雠略》（1945）、蒋伯潜《校雠目录学纂要》（1946）等。蒋伯潜的《校雠目录学纂要》将校雠学与目录学融为一体，认为校雠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提出研究学术源流派别，是学术史的任务，不是校雠目录学的任务，但研究目录学者必须洞悉历代学术源流。版本目录学家导源于尤袤的《遂初堂书目》对版本的记载。代表性著作有：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1918），叶德辉《朗园读书志》、《书林清话》（1920），钱基博《版本通义》（1933），柳诒征《中国版本略说》（1934）等。版本目录学家重在古籍版本的考订和版本研究历史与理论的总结。《书林清话》以笔记体裁总结了我国清代版本目录学研究的成果，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版本目录学专著。所谓“新旧俱全者”既强调中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又重视吸取西方目录学新的方法和技术，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开辟新的方向。这方面的代表作如：容肇祖《中国目录学大纲》（1928）、毛坤《目录学通论》（1934）、程伯群《比较图书馆学》第四编《书志目录学》（1935）、马导源《书志学》（1934）、姚名达《目录学》（1933）与《中国目录学史》（1937）等。融合派的人物是姚名达，他的主要代表作是《目录学》和《中国目录学史》，《目录学》是给一般图书馆员和读者做一把开门的钥匙用的，全书分原理、历史、方法三第二十章。他创立的论、史、法目录学知识框架，形成了层次分明的结构体系，为后来许多目录学教材所沿用，影响甚广。《中国目录学史》不以时代为纲，而是分专题直述，使其源流毕具，一览无余。他在《结论篇》中总结回顾中国传统目录学时写道：“我国古代目录学之最大特色，为重分类而轻编目，有解题而无引得，分类之纲目始终不能超出《七略》与《七录》之矩蠖”。他提倡主题目录，反对十进分类，主张精撰解题，不赞成详列篇目。他希望统一分类和标题，使治书之业，寻书之法，易学易做，目录学成为人人所共知的最通俗的常识。
1.2 新中国目录学研究的进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目录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虽然目录学在古代历史地位很高，到了清代已成为一门“显学”，20世纪以后，“各大学文学系课程内多有‘目录学’一科开设”，目录学作为读书治学的门径和科学研究的指南，普及到了文化学术界。但是，目录学作为研究书目情报的产生、传递和利用过程规律的科学，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目录学研究的发展，应当指出的是：广大目录学工作者在研究中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此同时，中国图书馆学会和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学会下设的目录学研究组织，以灵活多样的方式开展有组织的研究活动，不仅推动和促进了目录学研究活动的深入，而且又为目录学情报交流开辟了一条重要渠道。
1983年8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目录学专题学术研讨会在沈阳召开，会议收到论文220篇，入选参会的64篇，围绕着目录工作如何为四化建设服务和国内外目录学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两大主题进行研讨，涉及内容广泛，参加人员既有各类型图书情报部门的实际工作者，又有从事目录学教学和研究的目录学工作者。会议疏通了目录学情报交流渠道，而且也是新中国目录学研究成果的一次险阅。1991年5月，第二届全国目录学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会议对书目工作性质、作用与其他文献工作关系和目录学教学问题进行了讨论。1994年9月在太原以“迎接新时代挑战的目录学”为题召开了第三届全国目录学学术研讨会，会议围绕现代目录学理论研究、应用研究、比较研究以及书目情报工作自动化、标准化、书目情报服务等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讨。这次研讨会找到了目录学在当代科学发展中的位置，展示了目录学研究的阵营和力量，对进一步拓宽目录学研究领域和深化目录学研究内容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一大批目录学专著发表和出版，展示了目录学研究者们的雄厚实力，说明了这一时期在目录学理论研究、目录学史研究和目录学应用研究取得了辉煌成就。
1.2.1 新中国目录学理论研究的进展
1.2.1.1 目录学研究对象问题
目录学研究对象问题是目录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开展了以“目录学研究对象”为中心的关于目录学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后因“文革”动乱开始，讨论被迫中断了10年，80年代在认真总结评述50年代出现的各种论点的基础上，继续开展讨论，目录学家从各自不同角度提出了有关目录学的定义及其研究对象的看法。彭斐章、谢灼华在“关于我国目录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一门科学的对象是研究某一个领域或某一个方面的规律（即本质关系）。目录学作为一门科学，应当是研究规律的。他们根据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的：“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了某一门科学的对象”的论断来分析，认为“揭示与报导图书资料与人们对图书资料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构成了目录学领域里诸矛盾现象中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也就是目录学的研究对象”。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多数同志认为目录学的矛盾说，决定了目录学逻辑起点的范围和界限，确立了应当从目录学学科自身发展的特殊矛盾及书目情报活动的本质与发展规律的角度来探讨目录学的实质。矛盾说正为多数人所接受。
1.2.1.2 书目情报理论研究
书目情报概念是80年代中期从前苏联引进的。书目情报是关于文献的知识与效用信息的集合。书目情报作为现代目录学研究基点，体现了信息时代目录学的本质特征，是现代目录学真正确立的标志。以书目情报作为现代目录学研究基点，拓展了现代目录学研究内容，扩张其渗透力，提高了目录学的社会地位，加速了目录学由传统向现代化过渡的进程。书目情报理论研究和现代目录学研究基点的确立是20世纪目录学研究的又一辉煌成就。出版了一批关于书目情报理论和应用研究的论著，如彭斐章《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管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组织》（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柯平《书目情报系统理论研究》（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还有一大批论文发表，如王友富“80年代以来我国书目情报理论研究之进展”（《图书情报工作》，2000年第12期），柯平“试论以书目情报为基础的书目控制”（《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91年第3期），彭斐章“面向未来，重塑辉煌——跨世纪目录学研究基点的选择和学科制高点的确立”（《图书馆与资讯研究论集——庆祝胡兆述教授七秩荣庆论文集》，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37-54页），柯平“21世纪书目情报系统展望”（《高校图书馆工作》，1999年第2期）等。
1.2.1.3 目录学研究的内容范围
书目情报作为现代目录学研究基点确立以后，导致了现代目录学研究内容上的深刻变化。彭斐章在其所著《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管理》一书中，将现代目录学研究与发展归纳为10个方面：目录学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目录学的理论体系建设；目录学的量化研究；书目控制研究；书目情报消费研究；书目情报产业化及产业化政策研究；目录学的文化研究；国外目录学理论研究；目录学学科思想史；目录学应用研究与分支学科研究。目录学应该面向社会，首先是目录学研究的内容要面向社会，这就是目录学最鲜明的时代特征。
1.2.2 新中国目录学史研究的进展
我国目录学界对目录学史的研究一直持有较浓厚的兴趣。目录学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按照“古为今用”的方针，采用批判继承和发展的观点，对目录学史进行了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出版了一些专著，如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1984），吕绍虞《中国目录学史稿》（安徽教育出版社，1984），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中华书局，1981），罗孟祯《中国古代目录学简编》（重庆出版社，1983）等。还发表了一大批有关目录学史的研究论文，这些论著显示出如下特点：试图从联系的、整体的观点出发，将目录学史的发展和当时的社会历史以及文化联系起来，对目录学发展的特点及其规律进行研究；近现代目录学研究有所加强；对目录学家和古典书目的研究范围比以往扩大了。到了90年代，目录学史的研究已加强和深化对我国传统目录学的研究，把目录学置于社会这个大系统之中，从社会发展、文化积累和学术变迁等角度考察传统目录学思想的演进过程，把目录学史的研究深入到学术史，学术思想史中去，将它推向一个新的水平。如来新夏的《古典目录学》（中华书局，1991），该书主要按照历史发展顺序，有重点地论述古代著名的古典书目和有成就的古典目录学家，给读者提供关于古典目录学较系统的知识。周少川的《古籍目录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该书包括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应用方法三部分，作者很重视为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服务，在分析评价各个时代书目文献时，注意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引导读者认识和利用各种书目文献，加强其导读功能。李万健的《中国著名目录学家传略》，该书从我国目录学家中遴选出30余位在目录学史上有重大贡献的名家，以传记形式介绍他们的生平事迹，突出其在书目实践活动和理论著述方面的成就；该书虽以人立传，但联系起来又能使读者清晰地看到中国目录学的发展脉络。乔好勤的《中国目录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该书注意从联系的、整体的观点出发，联系学术文化思想，系统地总结从古至今各个时代目录工作和目录学的演变过程，将当代目录学的发展作为整个目录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向人们展示了一幅从殷商到今天目录学发展的完整的历史画面。余庆蓉、王晋卿的《中国目录学思想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该书从孔子一直写到今天，介绍评价了其间有代表性的目录学家及其著作，是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和阐释中国目录学思想发展史的著作。
总之，历史是不能割断的。没有过去，就没有今天，不懂得过去，就无法了解当前，也就不可能预测未来。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我们拥有丰富的目录学遗产，其中有些具有时代局限性的内容，也有不少是历久常新，在今天仍具有现买意义的内容。采取民族虚无主义全盘否定的态度是不对的，应当采取科学分析的方法，抛弃过时陈旧的内容，继承和发扬我国古典目录学的优良传统，这对建设现代目录学是完全必要的。
1.2.3 新中国目录学应用研究的进展
时代呼唤目录学研究贴近社会，要求目录学研究以整个社会文化为背景，紧跟时代演进的节拍前进。20世纪目录学研究最大的变化是目录学研究内容开始贴近社会，目录学应用研究取得了显著成就。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理论是目录学应用于社会，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开拓与演化的一个研究领域，是现代目录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彭斐章《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一书是在获得了国家教委“七五”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的资助，向全国几百个单位不同读者进行问卷调查和跟踪服务体系的优化与改革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与研究之后写成的。该书的主要特点之一在于，改变了传统目录学主要从文献角度对目录学原理进行探索的局限，而将重点放在读者书目情报需求的特点和规律的研究上。这方面的重要成果有：胡昌平《信息服务与用户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娄策群《文献信息服务》（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朱天俊《应用目录学简明教程》（光明日报出版社，1993）；倪晓健《书目工作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郑建明《当代目录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柯平《文献目录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就是以目录学的方法为中心，显示出目录学的实用性。目录学应用研究的发展极大地影响到目录学教学，2003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目录学》（修订版），增加了书目文献编撰法的内容，最近由武汉大学牵头，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的目录学教授合编的《目录学教程》，被列入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吸收了近20年的目录学研究成果，阐述了现代目录学理论，体现了应用目录学的体系，将对目录学教学产生积极的影响。
2 网络环境下中国目录学研究的现实思考
当今社会是一个以高新技术革命为标志的信息化社会。信息的社会化和社会的信息化，一方面为社会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如传统的印刷型、缩微型文献资源，还有以数字化形式记录的以多种媒体表达的、分布式存储在因特网不同主机上的，并通过计算机网络通讯方式进行传递的网络信息资源等：另一方面则改变了书目情报工作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手段。信息化社会的大环境，促进了书目情报工作的变革，为中国目录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使得中国目录学以一种创新思维方式来研究目录学与整个科学的融合，探求目录工作实现数字化、网络化的途径。
回顾中国目录学20世纪走过的漫长道路，确实有许多东西值得借鉴。在网络环境下，中国目录学研究增长了许多新的知识点，如：网络书目控制研究、网络书目情报理论研究、网络书目情报服务研究、网络书目资源重组的研究、元数据研究等，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网络环境下中国目录学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实践：
2.1 网络文化研究
从整体上讲，研究中国目录学无疑离不开中国文化研究。文化是一个涵盖极广的概念，举凡与人相关的一切皆是文化。目录学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目录具有文化积累功能，文化传播与交流功能，文化导读与开发功能，文化控制功能等。文化是目录学研究的基础，文化比较是目录学发展研究的手段。因此，从文化出发研究目录学，首先必须研究目录学产生发展的文化动力；其次必须研究目录学基本内容的文化构成，文献系统、书目情报系统、人类文献需求行为系统等是目录学最基本的内容，这些系统实际上也是文化系统的子系统；再其次，必须研究目录学与其他学科的文化渗透。这样目录学与其他学科都将因文化的存在而形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这也正是目录学文化研究的意义所在。网络文化对信息社会人类的思维方式、文献需求行为等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目录学的发展与网络文化的研究将紧密联系在一起。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和设备，无论是目录学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的研究，还是书目实践活动的研究等，都将与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等学科进一步交叉融合、相互渗透。在信息源来源广阔、信息类型复杂多样、用户数量不再受传统时空限制的网络时代，目录学的学科价值也将日益突出和显现。
2.2 网络书目控制研究
书目控制是控制论和目录学相结合所形成的产物，书目控制研究是将控制论原理应用于目录工作而逐渐形成的一门目录学分支学科。1948年维纳发表了《控制论》，1949年芝加哥大学的著名学者伊根和谢拉随即发表了《书目控制绪论》一文，提出了“书目控制”的概念，将控制论的一些定律和公式引入目录学，从内容和物质形体两个方面探讨了书目控制的手段和方法，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受到重视。1967年，UNESCO在一份报告中认为“书目控制就是通过建立书目集中管理体系，对文献流实行宏观控制，以便最有效地实施文献资源合理而充分的使用，有时表示一种活动或过程即书目数据生成、存储、操作和检索的过程。”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计算机互联网的蓬勃兴起，网络书目控制逐渐成为目录工作活动的主体，形成目录学理论与实践的“契合点”，成为普通目录学著作介绍和研究的重要内容。IFLA于1997年首次发表了《书目记录的功能需求》（FRBR），提出了书目控制理论的新的模型。该模型一经问世就受到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关注。与印本文献一样，网络虚拟文献也需要书目控制——有技术地组织和检索以便高效率地使用。网络环境改变了传统的文献信息源，将目录学的文献源从有限扩大到无限Cyber空间。信息资源的无限无序以及信息质量的良莠不齐都给用户检索和利用信息资源带来了新的困难，书目控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对网络资源进行书目控制，就是以网络资源作为控制对象，以书目系统作为控制手段，以存储和检出所需的特定信息资源为目的的一种控制行为，包括选择控制、描述控制、检索控制和规范控制四个方面。选择控制属于书目宏观控制的范畴，它的重点是对冗余文献信息和不稳定信息资源的控制。描述控制属于书目微观控制的范畴，它是通过对文献形式特征的揭示来实现的。其重点是对每一种具体的书目文献进行记录、描述、排列，每一条记录就是关于某一书目文献的载体特征及内容的信息记录，所有的记录按一定的规则严格编排，形成书目数据库。检索控制与描述控制同属于书目微观控制的范畴，它是通过对文献内容特征的揭示来实现的，其重点是在对文献资源进行形式特征描述的基础上，对信息资源内容进行分类标引和主题标引，其目的是在文献资源和用户之间建立一种特定的对应关系，并通过特定的语言来交流，满足用户对特定信息资源的需求。规范控制又称作权威控制，它是一个与描述和检索都密切相关的问题，是目录发展成熟至一定程度的产物，一般用来指与保持标目的唯一性、系统性有关的一系列活动。它的重点是通过确定标目范围、统一标目形式及建立参照关系来实现目录的揭示与集中和查询功能，它的目的是给使用者提供更多更有效的查询途径，适应大范围内书目资源共享的需求。通过对网络资源实行选择控制、描述控制、检索控制和规范控制，可以为用户提供共同的数据环境和基本条件，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就可以实现网络数据资源的共享。因此，网络环境下的书目控制研究，应该开拓视野，要与目录学研究基点与学科制高点相吻合，为世界范围的文献资源共享开辟新途径，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书目控制理论和实践体系。
2.3 网络书目情报理论研究
书目情报理论是传统书目工作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新思想，它的出现被认为是目录学理论的彻底革命，结束了国外目录学以具体书目成果为核心的历史。书目情报研究包括书目工作研究、书目情报需求、书目情报评价等，是中国目录学研究的基点，对书目情报的研究，有利于扩张目录学渗透力，培育目录学理论的新天地，提高目录学的社会地位。在网络时代，用户对信息的需求呈现出类型多样化、资源全球化、服务方式多样化、对浓缩性与综合性的信息精品需求越来越大的趋势，根据齐夫省力法则，用户对信息的需求更讲究时效性。这一切都是传统的目录学理论与方法难以解决的问题。目录学的根本目的就是向读者全面揭示文献的相关信息，打开人类丰富的知识宝库。书目情报是关于文献知识和效用信息的集合，是浩瀚信息资源海洋的导航，自然成为目录学研究的基点。只有对书目情报需求、书目情报评价等加以深入的研究，才能解决网络时代资源需求与用户满足的矛盾，才能体现信息时代目录学的本质特征。
2.4 网络书目情报服务研究
网络环境下的信息爆炸使用户的书目情报需求空前强烈。当前读者的书目情报信息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以传统的印刷型载体的信息为主的需求转向对多元化信息的需求；从国家、地区性的书目情报需求转向全球信息需求；从对原始信息的需求逐步转向对数字化信息的需求。用户对书目情报需求所产生的变化，使得书目情报服务必须相应变革。网络环境下书目情报服务的发展首先就是要树立网络书目情报服务的观念，提高书目情报服务人员的网络信息服务意识，积极把馆藏信息资源转化为网络资源，加强数字化信息资源建设；同时充分利用网上信息资源以及本馆的虚拟馆藏，建立起文献信息与网络信息资源相结合的、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文献信息保障体系，引进先进的信息技术以及网络先进的服务手段，保证书目情报服务工作的顺利开展。
网络环境下的书目情报服务也不再局限于图书馆的狭窄范围，它将置身于社会这个大环境，服务于整个社会。书目情报服务作为信息服务业的基本成分，随着社会信息化与信息社会化的进程，它的社会化是信息经济发展的需要与必然。书目情报服务的开展应以市场为导向，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层次用户对信息的需求变化，随时调整服务内容，开发具有特色的信息产品并将其推向市场，积极参与市场竞争，按市场规律、价值规律、竞争规律开展主动服务。书目情报服务必须树立市场经济观念，改变过去被动地等用户提出需求然后解答的服务方式，开展个性化主动服务，针对每个用户特性需求进行针对性的服务，利用自己的信息资源主动吸引用户，向用户宣传自己的书目情报产品，加强经营意识和经营组织的建设。
网络书目情报服务研究是书目情报服务在网络环境下的新发展。其研究内容涉及网络用户的书目情报需求及其书目查寻行为，网络情报源建设；网络书目情报服务的方式及模式，网络环境下书目情报信息的揭示、组织、传播与利用，网络书目情报资源的开发，网络书目情报服务的评价等一系列新课题。这些是时代赋予目录学工作者的新任务，也是目录学网络时代生存与发展所必须深入研究予以解决的新课题。
2.5 知识组织智能化的研究与书目资源重组的实践
书目情报活动的实质和核心是知识组织。作为目录学学科研究基点的书目情报是关于文献的知识和效用信息的集合，具有压缩性、二次性和知识性等基本特征。它是经过分析和综合的有序化的知识，书目情报流的本质是知识的通讯，书目情报的本质就是一种知识通讯活动，其形成的每一环节都与知识组织紧密相关。由于信息量的剧增以及传递速度的加快、信息存在方式的多样性和用户需求的层次性及多样化，要求知识组织向智能化发展。
书目资源重组就是在网络环境下，将原有的图书馆自动化系统与网络时代数字化图书馆所采用的新技术、新标准、新模式进行全面的大整合。具体地说，就是要将图书馆馆藏书目数据库、电子文献资源库、二次文献数据库和光盘检索系统、多媒体数据库系统以及Internet虚拟图书馆系统整合在一起，用相关的技术构建成网络体系，用Web页格式组织和链接相关文献资料，建立网络环境下检索文献信息资源的新模式，使得读者在同一界面下实现多方位的远程异构系统的文献检索。
书目资源重组的具体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现有的馆藏书目数据库系统、OPAC系统进行全面的改造和功能扩充，包括引入Z39.50检索协议，实现网络环境下的互操作；采用合适的Metadata格式，对各种类型的网络资源进行编目；使用XML作为交换和处理元数据的通用语言，实现数据的网络传输等。二是对馆藏各类文献目录体系、检索模式进行整合重组。
2.6 网络资源的组织、管理与控制研究
网络资源是当今信息社会中信息载体的主体，对无序化网络资源进行整理和揭示是中国目录学研究的新任务。网络资源组织、管理与控制的研究包括网站分类技术、全文检索技术和元数据等。
2.6.1 网站分类技术
网站分类技术是依据传统的文献工作原理，借鉴文献分类法的基本原理，对大众性的网络资源划分方法进行适当的规范、改造，使其能在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信息查找的同时，满足人们对专业性、学术性信息的检索和获取。
2.6.2 全文搜索技术
全文搜索是运用搜索引擎来实现的，是面向文本的一种最常用的主题检索途径。搜索引擎是由自动索引智能软件来完成网络信息自动搜索和标引功能的。搜索引擎能通过逻辑组配方式进行字面匹配检索，但非相关性信息的干扰依然很大。因此，用词表来规范检索用语，在搜索引擎的软件系统中内置检索词语控制系统，是未来目录工作对于网络信息工作的一个切入口。
2.6.3元数据（Metadata）研究
元数据是用于提供某种资源的有关信息的结构化数据，是一种数据结构标准。简单地说，是关于数据的数据，它规定了数字化信息的组成，其作用在于规范对数据的组织，以利于检索和传递。元数据格式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书目的一种变体，它的功能与书目卡片的功能大体相似。即通过描述、组织和寻找因特网资源，进而对网络资源进行有效的控制。因此对网络信息资源的管理，越来越依赖于对元数据的有效管理。1997年，文化部科技司提出“数字式中文全文文献通用格式”的研究项目，由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承担此项目的研究。1998年研制成功并试用，他们根据元数据方案，利用TRS中文全文检索系统平台建立了数字图书馆和图书搜索引擎。目前已建立元数据记录数百万条，首次实现了文献编码、目录著录和文献内容的一体化处理，覆盖了普通图书、古籍、连续出版物、缩微文献、多媒体资料等绝大多数文献类型，并可支持中文文献从编码、目录到文本内容的全文检索。元数据正在成为网络环境下实现资源共享的重要标准格式之一，是对MARC的重大革命。目前，我国图书馆学界正在掀起建设数字图书馆的高潮，对元数据的标准规范、置标语言、应用框架、本体论等也有了更深入的研究与探讨。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元数据应用项目为北欧元数据项目，旨在评估现有元数据格式，发展都柏林核心并将其与北欧机读目录格式相互转换，为北欧因特网文献提供元数据检索服务。元数据继承并吸收了文献揭示理论，使其与现代技术有机结合，在网络环境下焕发出新的活力。
新一代的元数据语言——可扩展标记语言XML（Extensible Markuplanguage）是继Html之后的又一种Web标记语言，它为用户提供了灵活的标记扩展机制，使得不同内容的资源能以格式良好的（Well Formed）自定义的标记元素来表现。XML是万维网联盟于1988年创建的一组规范。它是一种元数据语言，用于定义不限定数量的特殊标识语言。它的每种标识又可以有多种属性标识，并且每种标识不限定顺序，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同时由于XML采用可读的英文单词（多数是简写或组合的单词）作为标识符号，因此其格式简洁、可读性强。积极开展对元数据及其应用体系的研究，是网络环境下目录学发展的需要，更是建设数字图书馆和实现资源共享的需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网络环境下的目录学研究内涵变得更加丰富，外延更加扩大，有着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和新视角，各类信息业的蓬勃发展，尤其是网络信息的发展与目录产品竞争势态的呈现，使得中国目录学所应担负的历史使命问题更加突出。中国目录学研究者一方面要积极参与网络信息资源建设、开发和利用这一世纪工程；另一方面要寻找科学地揭示与有效地报道网络信息资源的最佳途径，开创网络时代目录学研究的新天地。
回顾百年历史，我们为拥有优良的目录学传统而骄傲；展望未来发展，我们为再铸目录学辉煌而感到任重道远。时代为目录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契机，我们一定要紧跟时代演进的节拍，认真把握目录学学科的研究基点和制高点，不断开拓创新。我们深信，目录学有着光辉的过去，一定能够再铸目录学的辉煌。
注释：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2页。
②王国强：《二十世纪中国目录学研究纲要》，《图书与情报》，1993年第1期。
③何多源：《论“目录学”及“参考书使用法”应列为大学一年级必修课程》，《教育杂志》，1939年第29卷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