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阿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理论_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论阿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理论_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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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是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颇负盛名的学者。最近10余年来,阿明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些主要理论问题,如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扩张问题,不发达资本主义的“不发达”问题,发达与不发达的经济关系问题等,都作过详尽的探讨。在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中,阿明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始终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利益,严厉地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这些基本的理论倾向,使他成为国外最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一。他的一系列理论,也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在当代的“新发展”。

本文仅对阿明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中的一些最具特色的观点作一评析。

一、对资本积累新模式的探讨

对当代资本积累的性质及其模式的研究,是阿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

阿明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资本积累表现为世界范围内的资本积累,反映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由于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分为“中心”(发达资本主义)和“边缘”(不发达资本主义)两大形式,因此,资本积累也相应地分为“中心型资本积累”和“边缘型资本积累”两种不同的模式。阿明对这两种资本积累模式的基本性质作了深入探讨。

阿明所谓的“中心型资本积累”,实质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模式,它以“自我集中”为核心,受追逐剩余价值的内在动力所驱使。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根据当时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状况,曾对这种积累模式作过精辟的分析。如《资本论》第1 卷中对工人劳动创造的新价值所作的“工资的收入”和“资本的剩余价值”的区分,《资本论》第2卷中对两大部类的生产比例关系的论述, 揭示的就是“中心型资本积累”模式的特点。马克思的分析表明:在“中心型资本积累”模式中,剩余价值率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一种客观的必然关系。剩余价值率从根本上决定了国民收入在社会上的分配结构,即工资和剩余价值的区分,从而也决定了国民收入在社会上的需求结构,即工资用于劳动者个人的消费,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用于积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表明了劳动按一定比例分配于社会再生产的两大部类中,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内所进行的增加实际工资的斗争只是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客观要求相联系的。总之,马克思已提出了“中心型资本积累”模式反映发达资本主义制度实质这一论点的基本内涵。

阿明根据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中心型资本积累”模式的特征和作用作了分析,并把这一分析看作是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逻辑延伸。他认为,“自我集中”是“中心型资本积累”模式的特征。从历史上看,在发达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在工人的实际工资不按必要速度增加的情况下,积累总是要求市场稳定地进行对外扩张。但是,自19世纪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实际工资出现快速增长,资本主义市场的对外扩张采取了资本输出这种新的表现形式,从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积累也就具有了内在生殖或不向外扩张的特征。因此,这种以“自我集中”为特征的资本积累,对发达资本主义必然发生两个方面的作用:第一,自我集中的资本积累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排他性。发达资本主义内部只包含一种主导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我集中的资本积累具有摧毁一切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作用。第二,自我集中的资本积累成为利润率下降倾向表现的必要条件。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内部,由于对自我集中的资本积累模式的追求,使得利润率不断趋于下降;对更高的利润率的狂热追求驱使资本越出积累的发源中心,去寻找阻止利润率下降的其他途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资本输出。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吸收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量资本,国内市场渐趋狭小,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发展出口部门,生产那些成本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品,满足世界市场的需要。然而,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起来的出口部门,并不足以吸收所有的劳动失业者,致使出口部门的工资率仍然偏低,剩余价值率偏高。这样,在世界市场上,必然出现大量的剩余价值从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流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象,流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剩余价值成为“中心型资本积累”的一个来源。

阿明所谓的“边缘型资本积累”,指的是处于资本主义“边缘”地带国家的积累模式。它是一种与“中心型资本积累”相对应,并受到“中心型资本积累”控制的资本积累模式。这种“边缘型资本积累”模式的特征,就是资本积累具有“外向性”和“依附性”。所谓“外向性”主要是指资本积累不是在国内而是在国外进行,这和不发达国家主要为了出口而进行的生产密切相关。在不发达国家,出口部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先进的,它主要是满足那些寄生性社会集团,即大庄园主、富农、买办贸易资产阶级、国家官僚等消费方面的需要;而其他经济部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则是落后的,它为出口部门提供了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因此,“中心型资本积累”模式中所特有的那种工资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已不复存在,所存在的只是出口部门同奢侈消费之间的客观关系。所谓“依附性”则是指“边缘型资本积累”模式的运行依附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积累。不发达国家出口部门和奢侈消费品供应部门所需要的大量投资以及技术等,依附于跨国公司并受跨国公司的统治。显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这种资本积累的模式没作过分析。

阿明指出,从社会的观点来看,边缘型资本积累模式必然导致“群众的贫穷化”,即农业小生产者和手工业小生产者的无产阶级化,农村的半无产阶级化,以及组织在村社里的农民趋于贫困化而没有无产阶级化、城市化、城镇地区公开失业和就业不足的大规模增加等等。“群众的贫穷化”的出现,是以保证少数人收入日益增加而使他们能采取欧洲式的消费模式为代价的。

阿明对当代世界资本主义范围内资本积累问题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资本积累理论研究的视野,对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积累的类型及实质有所启迪。

二、对不发达的性质、根源及其出路的思考

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理论问题的研究中,阿明以维护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利益为基本出发点,以对世界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分析为背景,对不发达的性质、根源及其摆脱不发达状况的出路等一系列问题作了深入思考。

阿明指出,西方资产阶级学者都把“不发达”看成是相对于“发达”来说的一种落后现象,认为这种“不发达”是任何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都必然要经历的过程。这种“传统”观点实际上把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状等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的未发展状况,这是极其错误的。

阿明也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认为,马克思在论及英国侵略者侵略中国的问题时也曾提到,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也会象英国一样发展资本主义。这说明马克思也曾有过“不发达”是一种落后现象的提法。后来,列宁和毛泽东对马克思的这一提法作了“修正”。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一文中第一次指出,当帝国主义在世界其他地区得到发展以后,其他地区和国家不可能再顺利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在这些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薄弱”的环节,只可能选择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制定了通过革命的办法改变不发达的现状,寻找社会经济独立自主发展的战略和政策。列宁和毛泽东都把不发达看成是帝国主义列强剥削和掠夺的结果,它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不发达状况具有不同的性质。阿明认为,面对战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现状,我们当然不能象鹦鹉学舌般地简单重复马克思或列宁、毛泽东的已有结论,必须采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去解决当前的具体问题。

阿明确信,当代的“不发达”,实质上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特殊结构,即“边缘资本主义”结构,表现为世界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一个方面,即“边缘型资本积累”。

“不发达”作为特殊的“边缘资本主义”结构,具有四个主要特征。首先,最为突出和明显的特征就是农业资本主义在国民生产部门中占主导地位;其次,国内的主要从事商业的资产阶级,从属于占统治地位的外国资本,它们只能在外国资本政策规定的严格范围内发展;再次,边缘地区特有的官僚政治得到了发展,这就是说随着边缘国家的民族独立,国家资本主义有了很大的发展,国家官僚机构成了社会的主要驱动力;最后,无产阶级化还未完成,边缘国家的无产阶级并不完全或主要地是由现代化大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所组成,它还包括了农民群众、城市失业群众等,他们还未被结合进世界市场体系而无产阶级化。“边缘资本主义”结构的这四个特征,反映了当代边缘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和阶级关系方面发展的一般趋势,表明了“边缘资本主义”正在产生着一种受中心国家的工业和金融资本统治的、以农业资本主义发展为基础的、国家的官僚政治得到发展的特殊的社会经济结构。

“不发达”作为世界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的“边缘型资本积累”表明,“边缘”的“不发达”本身只不过是世界资本主义积累过程受制于“中心型资本积累”的一个方面,它具有“外向性”和“依附性”特征。

阿明进一步分析了“不发达”形成的根源。他认为,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与“边缘”结构下,“边缘”是按照“中心”的要求被结合进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的发展过程必然要受到“中心”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在中心资本主义的控制和影响下,边缘国家内部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三重畸形”。这“三重畸形”就是:(1)出口畸形,即不发达国家的产品出口是为了适合发达国家的需要而进行的;(2)第三部类(生产奢侈品部类)畸形, 即不发达国家内部市场只侧重于奢侈消费品的需求;(3)积累过程的外向性, 即不发达国家的剩余价值成为发达国家资本积累的源泉。在阿明看来,边缘国家内部经济发展的“三重畸形”是造成其“不发达”的根源。

在对“不发达”根源分析的基础上,阿明进一步提出了摆脱不发达状况出路的问题。他认为,不发达国家“三重畸形”的存在,决定其社会经济不可能求得自主的、成熟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发达国家要求得社会经济的自主发展,只有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走出来,即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脱钩”。

阿明这里所说的“脱钩”,不是“闭关自守”,也不是拒绝参与世界科学技术的合作和思想的交流。“脱钩”指的是根据价值规律组织一个反映民族基础和民众内容的、在经济选择上具有合理性标准的体系,这一体系不受由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价值规律统治的那种经济合理性标准的影响。这里所谓的“具有民族基础和民众内容”的价值规律,指的是社会净产值(扣除生产消耗以后增加的价值)应该按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的劳动量进行分配;这里所谓的“世界资本主义”价值规律,指的是反映发达国家所达到的生产率水平的“统治价格”体系。阿明强调,选择“具有民族基础和民众内容”的价值规律,还是选择“世界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其后果是截然不同的。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抉择,不能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价格”体系作为基础性的“参考价格”。

可见,阿明“脱钩”主张的积极意义在于:根据“具有民族基础和民众内容”的价值规律,而不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去选择合理性的标准,改变民族国家的发展战略屈从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所谓“全球化”战略的现状。

三、对不发达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探讨

在提出摆脱不发达状况的出路就在于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脱钩”这一基本命题的基础上,阿明进一步探讨了实现“脱钩”的方式问题。阿明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看作是实现“脱钩”的唯一方式。

在对不发达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分析中,阿明提出了以下一些观点:

第一,不发达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一种必然趋势。阿明认为,从那些已经半工业化的国家如南朝鲜、新加坡等的发展状况来看,它们的工业虽有所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并不表明资本主义背景下“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差距在日益缩小。实际上,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大规模转移加速产生了一种新的、仍然是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在这种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中,处于“边缘”地位的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继承了那些发展范围有限的工业;而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则保持着那些具有最大发展潜力的工业。只要存在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与“边缘”的结构,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就只能是一种依附性的、被控制的发展。

阿明强调,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摆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统治的每一次严肃的行动都会引起种种冲突,也都会引起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憧景。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选择社会主义决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就象古巴选择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并非是一种偶然的现象一样。不发达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只会构成一个世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代,而不是全世界性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他相信,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同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脱钩”具有客观必然性,社会主义在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决不是意识形态上或道德上“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求得社会进步和取得真正独立的必由之路。

第二,不发达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含义。阿明采取了整体与局部的分析方法,考察了不发达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他认为,在全世界范围设想的“过渡”,必须以“边缘资本主义”的解放作为开端。在资本主义已经具有全球性并在全世界规模上组织生产关系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只能在世界范围出现。因此,“过渡”的含义应该包括“社会主义目标”和“过渡结构”两重规定。“社会主义目标”是就世界范围而言的,这一目标不能用经济主义的条件加以限定,但也不能离开经济问题,否则它将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过渡结构”是就个别国家而言的,它不只意味着公有制的发展或重工业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意味着把现代化技术与改善群众的境况结合起来,在科学技术研究的方向上进行巨大的变革。经济的增长和建设世界性社会主义文明之间是没有矛盾的;完全的社会主义必定将建立在具有高度生产率的现代化经济的基础之上。只有坚持“社会主义目标”,不断完善“过渡结构”,才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不发达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才能使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彻底摆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控制和剥削,走上真正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

第三,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阿明根据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情况,提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五个基本原则:(1)必须迅速地进行更为彻底的第二次土改,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合作社,使农业生产有所发展,使农民得到好处;(2)工业化进程建立在主要是为了发展农业的轨道上;(3)收入的相对均等化;(4)把现代化的技术和传统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以解决失业、资金缺乏和技术改造等问题;(5)最大可能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外部世界保持独立自主的地位。 同时,阿明也强调,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必须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同国家必须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详细地制定社会主义革命的政策策略,这是不发达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关键。

四、对新国际经济秩序问题的理论思考

所谓“新国际经济秩序”,是指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消灭了剥削和控制的、真正体现平等互利、互助合作原则的世界经济体系。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是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强烈愿望。

在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的理论分析上,阿明是一个“悲观论”者。他认为,“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各种目标,如要求提高由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口的原料价格,使以廉价劳动力和大量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口的工业品得到新的发展,促进技术转让并减少转让费用等等,是符合不发达国家愿望的。但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与“边缘”结构下,在不发达国家服从于不平等的专业化型式、经济具有“依附性”特征的情况下,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求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的主张是不切实际的,它必然表现为一种“全球性的妥协”。

阿明认为,使经济关系在世界范围内有所改变的可能性,只存在于西方、东方和中国之间,而不是在南方和北方的关系方面。因为东方和中国具备了进行本国建设的先决条件,并在平等的基础上进入了国际分工。对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在还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情况下就要求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这本身就是一种幻想;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性经济只能表明,它们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扩张的主要目标。

阿明强调,不发达资本主义要求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的主张,只有在不发达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以后,才能表现出它的实效性和有益性。因此,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在新国际经济秩序中获益,就必须消灭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状况,而消灭依附状况的当务之急就是在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建立起一种新型的社会结构,即社会主义结构。

对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实现社会主义结构的措施就是自力更生。阿明主张,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战略主要是从农业和工业着手,为农民群众服务必须首先集中力量改变农业生产率,为城市群众服务必须放弃供应地方市场的奢侈品生产和输出品生产。这两个方面所需要的社会体制必须是社会主义的,因为社会主义是进步和独立的一个根本条件。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真正自力更生的民族经济的发展,才能真正建立起符合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利益和愿望的新国际经济秩序。

阿明把扭转和改变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局面,看作是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关键所在,把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看作是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先决条件,这对我们思考新国际经济秩序问题是有重要启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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