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严复的近代化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近代化论文,严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甲午之战中国败于日本，对中国知识分子震动很大，他们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近代化进行了反思，感到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派的近代化不足以救中国，遂进行了新的探索，提出了以“变政”为核心的改革主张。在戊戌时期的先进思想家中，严复既有较好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又受过比较系统的西方文化教育，因而他的改革思想能够博采中西，从多方面对中国落后的原因进行独具特色的分析。
（一）洋务运动近代化与专制制度的制约
中国的近代化，从洋务运动至甲午战争已历时30年，在抗御外侮、收回利权、培养人才方面虽不无成绩，但却未能从根本上扭转积贫积弱之势。而近代化与中国几乎同时起步的日本，却在这30年间突飞猛进，远远走在中国前面。一成一败，原因何在？
严复考察了以引进西方利器、建立近代工业为核心的洋务运动后指出，自鸦片战争以后，海禁大开，中国开始仿行西法，创办了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兴办了新式海陆军，建立了新式学堂，派遣了留学生，等等。这些新政措施都是西方的“至美之制”和“富强之基”，然而用于中国却“迁地弗良”，未能收独立富强之实效。原因在于，汽机兵轮、天算格致等只是“形下之粗迹”，洋务派虽将之引进中国，但由于缺乏适合新型生产力和新式人才成长的社会环境，这些西方利器在中国不能起到抵御外侮、起衰振弱的作用，而只是“盗西法之虚声，沿中土之实弊”，并没有把握西方近代化的“命脉之所在”[①]。严复认为，中国的改革必须分清“标”和“本”，摆正标与本的关系。他指出，近代化有标有本，“标者，在夫理财、经武、择交、善邻之间”，偏重于物质层面的改造；“本者，存夫立政、养才、风俗、人心之际”，注意于制度与思想层面的改造。两者关系如何？“势亟，则不能不先事其标；势缓，则可以深维其本”[②]。也就是说，在国家民族的危机存亡之秋，应先治标，否则国将不存，无以立本；而当没有亡国的直接威胁时，则应以治本为重，否则标无基础，也难致富强。严复指出，洋务运动之所以不成功，问题出在其指导思想，即所谓“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③]。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认为不同质的事物可以各取所长，加以拚接，构成一种兼具双方优点的新事物，而不管它们是否具备接受或同化异质事物的基础。严复批判了这种观点，强调体用的一致性。他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强行拚接，只能产生一种非牛非马的怪物[④]。
如何治本？严复认为，必须实行变政，即从根本上进行政治改革，以民主取代专制。他指出，几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是造成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自秦始皇以来的历代皇帝，都将国家看作私产，竭天下之财富以满足一己私欲，即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做法违背了民立君的本意。民所以立君，是因为社会上存在着相欺相夺的现象，使人民不能正常地生产和生活，人们便根据“通功易事”的原则，选择“公且贤者，立而为之君”，以协调处理公共事物。因此，“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通国之公仆隶也”。然而历代帝王非但不能兴利除害，反而是社会上的“尤强梗者”，“最能欺夺者”，失去了为君的资格，成为窃国大盗，理应废之。他认为，西方所以富强，是因为实行民主政体。中国也必须“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建立起三权分立，君与民同受宪法之治的君主立宪政体，才能够兴教化、尽地力、兴商务、辟道路，收到近代化的实效。但严复又指出，中国几千年来实行君主专制统治，专制精神不但是统治阶级公开的意识形态，而且浸润于国民性之中，成为专制的精神基础，历代帝王之所以能够窃民之国，与儒家三纲五常思想的毒害不无关系。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是维护君主专制最好的思想武器。历代帝王看准了这一点，强行以之统一学术，统一思想，统一人心，造成了两个恶果：其一，由于人为地泯灭竞争，扼杀了学术的进步；其二，由于思想被钳制，造成了盲从、虚伪、作假、无耻的国民劣根性和民力、民智、民德的卑下[⑤]。不解决这个问题，不但鼓吹变政者有倡无和，而且即使建立起立宪民主政体，也是有名无实，摆脱不了专制的阴影。因此，严复认为必须“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彻底改造中国人民的素质，造就出具有强健体魄、近代思想和近代道德的新型国民，实现人的近代化，才能为工业化和民主政治的实现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以近代思想改造中国人的精神素质
如何实现人的近代化？严复认为关键在于“开民智”与“新民德”，改造中国人的精神素质。严复指出，中国人的非理性思维方式、专制思想、人治思想和儒家义利观严重地阻碍着中国人接受新思想和新制度，必须以西方近代思想加以改造。为此从1895年至1909年，他以主要精力从事翻译工作，译出了西方近代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逻辑学的代表著作，比较完整地介绍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有所谓八大译著，即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名学》和《群己权界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耶芳斯的《名学浅说》。这些著作介绍了构成西方近代思想的要素——科学理性精神、民主观念、法制思想和劳动价值学说。
1、科学理性精神。严复十分重视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他认识到非理性思维方式极大地阻碍着中国人正确地认识世界，指出：“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⑥]非理性思维方式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不存在质的发展，只有量的变化，古人对事物的认识就是终极认识，古书成训就是千古不移的真理，只要领会了古圣先贤的教诲，就可以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严复指出，尽管古人也采用形式逻辑的方法，特别是演绎法去做认识世界的工具，但由于他们据以进行演绎推理的大前提只是不容怀疑的古训，因而其结论也往往是错误的。这是中国的“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⑦]的重要原因。根据这一认识，严复译介了西方的自然进化论和逻辑学。《天演论》论述了生物界的演化，其意义不仅在于以“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与天争胜，适者生存”的道理向中国人民敲响警钟，促使他们从沉睡中惊醒，投身于改革和救亡的斗争中去，以竞争求生存，更重要的在于传达了一种新的思维方法，指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系、发展变化的，其发展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这就使中国人摆脱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精神束缚，能够从发展变化的视角去观察认识世界并进而改造世界。严复的逻辑学诸书则阐述了如何通过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正确认识事物的方法，指出作为演绎推理的大前提必须是经由“内籀”（即归纳法）研究了个别的具体的事物，抽出其中的共性，即所谓公理公例，再据此进行演绎推理，并经过客观事实的反复考验，才能得到可以确信的科学知识。这就有助于克服中国人以尊天从古为依据的非理性思维传统，有助于他们从古书古训的沉重压抑下解放出来，而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和自身规律去认识它，并由此奠定了清除封建意识形态，接受近代思想的科学的认识论基础。
2、以自由为体的民主观念。中国两千年来实行封建君主专制，没有民主传统，也没有民主观念，孟子所主张的“民贵君轻”只是君赐的民主，并不是人民享有自主自立之权的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洋务运动主张“中体西用”，忽视制度层面的改革，没有给中国带来独立富强。康有为、梁启超总结了近代化的经验教训，指出西方之所以富强，并不仅仅在于船坚炮利，坚船利炮不是西方社会的“体”，民主政治才是它的“体”。严复的思想更为深刻，他认为，民主并不是近代化的根本，它不过是自由在政治上的一种表现，如果只有民主政体，而人民并不享有法律范围内的自由，那么这种民主只是形式上的民主，其实质仍为专制。由此可见，民主也是“用”，自由才是“体”。他指出，西方所以富强，中国所以贫弱，关键在于“自由不自由异耳”[⑧]。因为，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以光复古希腊文明的形式出现的，而希腊文明的实质并不是爱智求知的科学传统和民主共和的政治体制，而是彻底的自由主义传统和人文主义精神，是人在自然界面前的能动精神和在社会中的自由独立身份。科学和民主是其结果而非原因。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以“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和“天赋人权”的理论，宣扬人生而平等，在相当程度上把握出了古希腊文明的精神实质，击中了封建专制的要害，剥夺了“君权神授”理论依据，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敢于争取自己天赋的权利。这正是中国封建统治者最为害怕和反对的。严复指出：“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又说：“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⑨]严复观察中西文明的差异，眼光是锐利的。不唤醒人民的自由意识和独立人格，只偏重于启发其求知精神和救亡意识，致使人们缺乏无所畏惧地追求真理的心理素质，民主便难以扎下根来，科学也难以取得进步。
3、以平等为基础的法制思想。中国封建社会实行人治，成文法中只有一些禁止性的刑法条文，它规定了人们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而缺少涉及人民应该享有的权利及政府与人民相互关系的基本法，不利于民主思想的传播和民主政治的建设。有鉴于此，严复翻译了孟德斯鸠的《法意》，介绍了西方近代法制思想，其一是自然法，认为人们生而平等，没有尊卑贵贱之分，平等就是宪法的精神。其二是社会契约论，主张主权在民，政府由人民公举，政府的存废取决于它是否遵守与人民所订契约，如果它违反契约，人民有权更换政府。严复认为，西方人之所以爱国，视国事为己事，关键就是主权在民，“民各奉其所自主之约，而非率上之制也”[⑩]。其三是法律与自由的关系，严复认为只有依法行事才能保障自由，“自由就是做一切法律许可的事的权利”。在相互依存的社会中，有违法行事的自由，就没有依法行事的自由。其四是权力制衡论，严复指出不受制约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如果政府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人民也就不再享有自由。如何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呢？必须“以权力牵掣权力”，使国家的不同权力机关互相制约，互相监督，才能保障人民的政治自由[(11)]。严复重视法制建设的思想，接触到近代化的重要课题，只有一切依法行事，才能激发人民参与改革的热情，才能避免“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由执政者的个人品质、好恶与进退决定改革命运的不利状况，使近代化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4、劳动价值学说。几千年来，儒家义利观占据统治地位，它表面上讲义不讲利，实际上封建统治者按照权力的大小取利，根本不顾正当的经济规则。严复认为这是近代化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他说：“而治化之所难进者，分义利为二者害之也。”他认为义和利二者不能截然分开，口头上重义轻利而实际上以权谋利，不但不合于义，也不能使国家获得长久真实的利，只有按照经济规律取利，才能使“义利合，民乐从善”，治化大进[(12)]。什么是经济活动的规则呢？严复认为就是由亚当·斯密所阐述的劳动价值学说，即商品的价值由包含于其中的劳动所体现。他在所翻译的《原富》中指出：“功力者，物相为易之真值也。而百产之值，皆可以功力第高下矣！”他还从供求关系、地理位置及产品质量对价格的影响等方面，对亚当·斯密的理论进行了修正和补充。这种思想对于中国的近代化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适应了建立在机器大生产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的需要，提供了其理论依据；一方面，它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在传统的自然经济状况下，个人的经济活动与市场联系甚少，人民很难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不得不寄希望于超自然的崇拜或高高在上的君权。经济上的离散性和政治上的依附性产生不了民主思想，这种状况不改变，即使将民主政体从外部移植进来，也很容易变形失真。为了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必须有一个使之能够生存和发展的经济环境，这就是近代商品经济环境。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所遵循的是按照价值规律的等价交换原则，这种交换的等价性决定了它的平等性，并进而要求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民主。严复所主张的经济自由和劳动价值学说正是体现了近代化的经济实质。
（三）严复思想的历史意义及其局限性
严复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近代的学术和思想，完整地概括了近代化的精神要素，为古老的中国从精神上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大门，使中西文化开始在思想层面上进行更直接的交流，为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专制，争取独立和民主，发展近代科学，建设近代工业，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严复的近代化思想主要有如下三方面意义：第一，强调“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与天争胜，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它对中国人民是很大的震动，不但使戊戌时期的爱国知识分子奋起投入救亡运动，而且激励了几代热血青年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第二，提倡自由平等自主人格的近代民主思想。严复所阐述的“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思想比较科学地阐明了民主的实质，它告诉人们，民主若不以自由为基础，就是假民主；自由若不以民主为归宿，已不是近代意义上的自由。只有建立在自主和平等基础上，受到理性和法制约束，同时又不盲从外在权威的自由，才能真正促进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巩固。这种重视自由的民主思想有助于中国人民认清专制政治的实质，从其压抑下解放出来。严复强调人的近代化，指出无论近代工业还是民主制度，都是由一定发展程度的人来操作，中国同西方之间的最大差距在于人的素质，不解决这个问题，不但宣传政治改革者有倡无知，遭到冷落，即使建立起民主立宪政体，也是有名无实，摆脱不了专制的阴影。没有近代素质的人，近代工业和民主制度就失去了基础，成为无本之木，难以茁壮成长。如果仅仅强调民族独立，注重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的改造，而忽视精神层面改造的意义，便难以根除落后的内在根源，难以克服近代化的思想障碍。独立富强民主的愿望就可能落空。因此严复十分重视教育，主张以普及国民教育作为近代化的下手功夫。他这种以人的近代化为核心的“新民”思想成为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先声。第三，提倡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近代科学认识论。这种方法在近代科学思想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它有助于克服敬天法祖的迷信盲从思想和缺乏发展观念的阴阳思想，为中国近代科学的起步和中国人民接受近代民主思想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严复对西方近代思想的介绍和宣传适应了中国由物质层面改革向制度层面改革转变时期的思想需要，打击了为封建君主专制辩护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和“君权神授”的思想，批判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有助于唤醒了中国人的自主意识和竞争精神，为民主的变政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为中国人民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认识武器。总之，严复的近代化思想不但有助于实际的改革活动，而且有着深远的影响，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界有振聋发聩的启迪作用，并影响到几代中国青年，促进了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兴起。
严复的思想所以能够有如此的作用和影响，除了思想本身的力量之外，与他在介绍西方学术时所采用的方式也有很大的关系。严复为了使近代思想能够为中国人民所理解，在西方思想的中国化方面颇下了一番功夫，在其译著中，他或者用西方近代思想重新解释中国古圣先贤的精意微言，或者用中国人所熟悉的例证和语言来表述西方思想。这种处理中西文化的方式表明，严复考虑到了中国人的历史习惯和民族感情，力图使中国文化在平等的基础上与西方文化进行交流，有助于中国人民接受近代思想。但是这种处理中西文化的方式也有着时代的局限，当严复将西方思想中国化时，不可避免地将一些封建因素融入其中。例如，他一方面希望中国人民自主意识的觉醒，自觉参与改革，一方面又将人民大众看作群氓，有待于先知先觉者的启迪和拯救，所以在其译著中没有使用大众化的语言，而是使用了典雅的古汉语，这就大大减弱了其思想的力量和影响。他还曾以天降灾异来论证变革的必要性。当人们接收了严复的新思想时，也不知不觉地将这些封建因素一同接收下来，使中国的改革带上了某些封建色彩。这是我们在研究其思想时不能不指出的。
注释：
①严复：《原强》；《原强修订稿》；《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
②严复：《拟上皇帝书》。
③冯桂芬：《校邠庐抗议》。
④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
⑤严复：《辟韩》。
⑥严复：《原强》。
⑦严复：《穆勒名学》按语。
⑧⑨严复：《论世变之亟》。
⑩严复：《原强修订稿》。
(11)孟德斯鸠：《法意》。
(12)严复：《原富》按语，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