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禅让制”漫谈尧舜人才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尧舜论文,思想论文,人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当人类刚刚从母系氏族演进到父系氏族的时候，由于生产力水平仍很低下，其生存条件相当困难，各部落为取得较之他部落优越的生存环境，纷纷通过战争扩展疆土，掠夺财富。在频繁的决定氏族命运的战争里，拥有一位大智大勇，深具号召力的领袖，显然将为本氏族取得胜利奠定基石。这一时期，领袖的作用是很明显的，西方史家国此称之为“英雄时代”。在华夏，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几位名震史册的氏族大英雄——尧、舜、禹。他们的成功，亦不是偶然因素致成的，他们的更替、发展，首功应推这一时期的民主选才制度——禅让制。正是由于禅让制，才使得舜、禹得以从千百万人中脱颖而出，使英雄的疑聚力得以继续，率领华夏诸族，发展、壮大演进为后来的汉民族。
那么，具有如此巨大推进力的禅让制，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制度呢？《辞海》释之为：“部落联盟推选领袖的制度”。用现代人才学的行话解释，就是一种用民主方式推荐、考察、试用、重用人才的制度。
二
据史载，尧是十岁时由唐侯保举而成为氏族首领的。在位七十载，以八十六岁之高龄，自觉身体适应不了氏族发展的需要，惟恐己之一失而贻害百姓，要求部属“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以“践联位”。“众皆言于尧曰：‘有矜在民间曰虞舜。’尧曰：‘然，联闻之。其如何？’岳曰：‘盲者子。父顽，母嚣，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尧曰：‘吾其试哉！’”
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尧的选才范围是很宽的，不论贵贱、亲疏、远近、名气大小，只要是真贤哲，皆在遴选之列。尧之所以确定这么大的选才范围，其思路是很明确的：只有全方位开放，才能泯灭私心，以公心为度，推选出真才实学的干才，使华夏氏族不断进步。
倘若尧把遴选范围定在嗣子之内，亲固然可谓至亲、但却不一定是部落中的最优秀分子，甚至可能选出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劣子。可贵的是，尧对自己的子嗣知之甚祥，当有人提出可由其子丹朱继位时，尧断然驳斥：“吁！顽凶！不用。”为什么不能搞任人唯亲呢？尧说是很透彻：“权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如果尧不是为公计，而是一味地为子孙计，从家天下着想，以他的功德与声望是不难办到的。但尧在公与私、病众与病寡的抉择里，始终把握“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的准则，做出了伟大的选择。
又假设尧把选贤范围限定在近臣之中，从有限诸人中凭一己之印象、好恶，来挑选统御天下之领袖，恐怕也将贻害于华夏氏族。幸喜尧同时体察到了这点，且又对群臣的人品素质了如指掌，在选贤的范围上没有多加限制，在舜之前，尧与群臣为“谁可顺此事”作过多次讨论，众议颇多，大人提出“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尧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认为他以言惑众，言行不一不足取。共工者，资帝之后，为尧之叔祖，与颛顼争帝，怒触不周之山，当时又位居三卿之列，从身世、地位、名气来说都显赫得多。但在尧看来，既然是选济世治国之才，就不能单凭这些功劳、地位，而要作更全面的考察。尧的这一思想也是在实践中得来的，尧最大的教训可能在用鲧治洪失误上。尧曰：“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氏其忧，有能使治者？’皆曰鲧可。尧曰：‘鲧负命毁族，不可！’岳曰：‘异哉，试不可用而已’。尧于是听岳用鲧。九岁，功用不成。”尧知鲧不可用而勉强用之，非但浪费了九年宝贵的时间，而且由于鲧“堵塞”之法不当，使洪害更大，终至民怨沸扬，酿成终身之恨。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因此当四岳举荐虞舜后，尧一方面不因其名不扬而轻视之，同时也不因赞赏而轻信之，而是采取“吾其试哉”的办法，对舜进行长期跟踪考察。首先，尧妻之以二女，“观其德于二女”，再将九孙交舜训导，“以观其外”，从舜治家育人观其治国之能。凡三年，二女“甚有妇道，尧九男皆益笃。”“尧善之”。随后，尧再测试舜治国能力，“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乃编入百官，百官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为官一处，一处平成。此外，尧还对舜的谋生本领进行了测试，“使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以观舜的分析，应变能力。凡此计二十年的考察，才使尧认为“舜之是授天下”。
然而，尧虽认为舜“谋事至而言可绩，……女登帝位”的想法，却仍不是撒手不管，任其行事，而是扶上马再送一程，任命舜为摄政，站在一线，而自己退到二线敦促、指点。这样又历经八年实践，才荣登帝位。
三
舜的选出，首功归于禅让制，倘若是“联即国家”，率土之滨莫非我土，率土之民莫非我臣，还有谁愿意另选高明呢？而且积威之下，又有谁敢另荐贤能呢？当然仅有死制度是不行的，舜的成功，是与他自身的坚持不懈的主观努力分不开的。
舜与其他侯选人相比，客观条件是相当差的，六代为庶人，远居乡野，而且成长环境也很不利：生母早死，父更娶，父盲且顽，继母嚣，弟傲，常欲杀之，及有小过，则受罪。但舜并不自暴自弃，而是在艰苦环境中磨炼自己的情操，“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且“曰以笃谨，匪有解。”至二十岁便以孝而名闻乡野。舜家境不好，为生计“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四海飘流。但即使迫于生计而辗转迁徙，也不忘以德化人，“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乡民纷集，“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在乡野民众之中享有很高声誉。
舜执政后，恐一己之疏而成万民之害，更加勤、谨、慎。摄政伊始，二月东巡、五月南巡、八月西巡、十一月北巡，一年之内巡视各地，并将五年一巡狩列为定制。其后舜又象以典型、修五礼、齐七政，同律度量衡，制定了大量典章制度，因此司马迁称“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舜在用人选贤上比尧更大胆、彻底，选贤任能，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而且赏罚分明，敢于除恶扬善，汰劣升优，对荐贤不当着，追究其连带责任。“欢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四岳举鲧治洪水，尧以为不可，岳强请试之，试之而无功。……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放欢兜于崇山，……殛鲧于羽山”，天下咸服。然而对有真才实学者，却大胆任用，史载“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谓‘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至于尧，尧未能举。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外平成。”对于先哲先圣，舜不怕他们的名望、功绩超越自己危及其政治前途、敢于择其长而授其权。对于后学，舜也善于察其善而任其职，以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按这一思想，舜把他的选才标准浓缩成一句话：“奋庸美尧之事苟，使居官相事。”大量启用契、弃、皋陶等无名之辈，并跳出狭隘观念，将有杀父之仇的禹委以重任，继承父业治理洪水。为了使禹、契等能善守其职，顺利成长，舜最早提出了人才考任制度，对他们“三岁一考功，三考绌陟”，给他们施加压力，使“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民各伏得其实”，其中“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通九州”。
四
禹的处境似乎更为恶劣。其父鲧，为人“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天一谓之梼杌”，为人所共弃。益因治洪无功，被舜殛于羽山，而：“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这样，禹不但要在世人对鲧的詈骂声里遭受殃及，而且还要置身于舜诛鲧而可能产生的戒备、敌视心理中。这无疑使禹背上了动辄得咎的额外包袱，迫使禹在无休止的工作中加倍偿还，以图改变世人“强盗的儿了是强盗”的庸俗观念。禹就是在这种压仰的环境里成长成熟的。在舆论的压力下，禹通过自己不息的追求，在世人面前树立了一个标准政治家的形象：“为人敏给克勤；其惠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就因这一卓越的品质，才使舜打破偏见，不避仇隙，由禹继承父业，治理日趋严重的洪灾。
禹上任后，“伤先人父鲧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左准蝇，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因其功绩巨大，最终被舜选为接班人。
禅让制是不是世人为孔圣“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论道而杜撰的一个大幻想，这我们暂且不说，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禅让制作为与世袭制相对立的政治制度，它的被传扬是寄托人们的某种政治理想。实行禅让制必须公而忘私，只有在这一基石支撑下，禅让制才能得以存在和延续，而一旦私欲扩张，公心泯灭，禅让制便走进了坟墓。同时还应看到，禅让制是一种荐贤任能，与被荐者在实践中不断追求自我完善相结合的机制，只有当两者和谐地统一时，它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