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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艺争鸣》上先后读到王彬彬《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与肖乾《聪明人写的聪明文章》两文，①颇有一点感想，写出来就正于贤者。
王彬彬在他讥评中国文人的“过于聪明”的文章里，引肖乾文章作例子，指责他不敢像吕荧那样在批判胡风的大会上说真话是世故保命，并对肖乾提出的：“要尽量说真话，但坚决不说假话”的主张提出批评。王彬彬说：“这里，其实涉及到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一个重大的道义问题。如果说真话是一种绝对命令，那么，便不管后果如何，都要坚持把真话说出来，然而，在肖乾先生看来，显然原则，道义，在个人的身家性命前，都是次要的。……在说真话与说假话之间，往往根本就没有中间地带可供逃遁。”
王彬彬这种要求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奋不顾身、绝对地说真话的议论，咋听起来似乎很令人神旺，其实，细想一下，这不仅迂润而远于事理人情，而且对一般善良的弱者厚责无谅，有违于贤者知人论世之道。
鲁迅说过：“我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②我以为，这不仅是论文评艺之道，也是知人论世、评说社会中人的种种言动之道。
就拿王彬彬颇有微辞的孔子来说吧，他主张“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这并没有什么错。社会状态决定了人们的言行的方式。在政治清明的时候，人们不妨直行直言，而在政治昏乱的时候，人们就常常保持行为正直而言辞谦顺乃至沉默寡言了。社会常态如此，孔子不过说出这个事实，并把它上升为对自己立身言谈的一个自律准则罢了。这说明孔子并不是飘在云端，一味大言炫世的圣人，而是生活在人世间、谙熟人情世态的贤者。在这些地方，王彬彬所嘲讽的“很富有现实感，很善于识时务，很聪明”并不是孔子的缺点，而是他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的长处。
全面地看孔子，不难看到，孔子的这种现实感和洞察人情世态的聪明，并不有悖于他也有讲理想、讲操守的一面，不然，也就不会有“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也”，“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那些话了。
孔子的这种现实感，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社会斗争中的策略思想。如“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鲁迅所主张的“壕堑战”，倒是与孔子这一主张相通的。二是在对人对已的道德要求上，实行“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在这方面，孔子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即他对子张说的：“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即尊敬贤人，也能容纳普通人，赞美善举，也能同情做不到这种善举的人。我认为这样的态度倒是比较切实的，有人情味的。
被王彬彬说成“深通世故”却“偏不世故”，“拒绝世故”的鲁迅，其实只是在向社会上黑暗的主力鏖战的时候，才是奋不顾身，蔑视一般明哲保身的世故的（但在斗争策略上，他仍主张“壕堑战”）；至于论及一般普通人的弱点，论及友人的错失，他却是充分注意到世态人情，社会条件，很富有孔子所说的“友谅”的精神的。
例如，三十年代初，日本有一批原来很激进，很活跃的左翼作家，在军阀政府的残酷镇压下，迅速地转向右翼，当时称为“转向”。有人对此颇多讥讽，鲁迅却说：这些人忽然转向，当然不对，但那里——即日本——的迫害，也实在残酷，是我们在这里难以想象的。鲁迅的话，既有原则性的批评，也有联系当时当地的客观条件加以分析而来的某种谅意，并且把仇恨引到法西斯制度上去。
再比如，鲁迅在复魏猛克的通信中曾这样谈过，自己为萧伯纳辩护的原因：“你疑心萧有些虚伪，我没有异议。但我也没有在中外古今的名人中，发现能够确保决无虚伪的人，所以对于人，我以为只能随时取其一段一节”。③这里最发人深思的，还不是鲁迅对肖伯纳“有些虚伪”的谅意，而是鲁迅对古今中外名人都难免会有一点虚伪的惊人透彻的洞见和谅察；这也反证了在复杂的社会斗争中，即使是名人，绝对地，无条件地说真话，做到一点虚伪也没有，也是很难很难的。这种谅察的说法当然不是赞美和提倡虚伪，而是反对完人之说，防止苛论。
可见，对鲁迅的战斗精神及其知人论世的方法，也还要多一些全面的体察才行。
孙犁对孔子强调的“友谅”和鲁迅的知人论世，颇有独到的会心。他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指出：“人类社会之所以能维持下来，不断进步，除去革命斗争之外，有时也是互相谅解的结果。”④“谅，就是在判断一个人的失误时，能联系当时当地的客观条件，加以分析。”⑤他举了历史和现实中一些很有意思的例子，作了入情入理、意味深长的分析。
例如，历史上，司马迁曾慨叹自己触犯皇帝犯罪入狱后的遭遇，说“家贫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孙犁指出，这是对“友”的伤心悟道之言。同时也指出：“但是，对于朋友，是不能要求太严，有时要能谅。谅是朋友之道中很重要的一条。评价友谊，要和历史环境、时代气氛联系起来。比如说，司马迁身遭不幸，是因为他书呆子气，触怒了汉武帝，以致身下蚕室，朋友们不都是书呆子，谁也不愿意去碰一碰腐刑之苦。不替他说话，是情有可原的”。⑥孙犁的这一评析，确是入理近情之言。这不仅是不能对司马迁的朋友们提出脱离实际的不情之请，而且是深知压迫之重、专制之酷的知世之言，那潜然的愤火，是烧向压迫者那一边去的。
又例如，柳宗元被贬谪流放后，谈到自己的经验教训：“平居闭门，口舌无数。况又有久与游，及岌岌而掺其间哉！”孙犁对此议论道：“例如在前些年的动乱时期，那些大字报、大批判、揭发材料，就常常证实柳氏经验。那是非常时期，有的人在政治风暴袭来时，有些害怕，抢先与原来‘过从甚密’的人，划清一下界限，也是情有可原的。高尔基的名作《海燕之歌》，歌颂了那么一种勇敢的鸟，能与暴风雨博斗。那究竟是自然界的暴风雨。如果是‘四人帮’时期的政治暴风雨，我看多勇敢的鸟，也要消声敛迹”。⑦是呵，十年动乱，“四人帮”的法西斯行为，其手段之残忍，用心之刻毒，残害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是中外历史没有前例的。孙犁充分注意到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在评说当时背景上发生的人与事时，自能体物缘情，不作苛论。这不是无原则地原谅朋友、亲人的“划清界限”的行为，而是体谅这其中怯大于劣，情有可原，投以微讽也就可以了，不用厉言疾色斥为“卖友”。这也是孙犁的厚道聪明之处。
准此，对肖乾所举的例子应如何评说，也就很清楚了。吕荧是可尊敬的贤者，但像他这样书生气的人，是一种特例，不能用来责众；我们可以赞美他，但对被吓得目瞪口呆的不敢再置一辞的多数无自卫之力的与会者，却也绝不能苛责苛求，相反应给予矜怜同情。这也是孔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的意思。肖乾回忆往事，深觉在任何情况下无条件地说真话，实行起来很困难，于是退而其次，提出“尽量说真话，但坚决不说假话”的主张，我以为是很实在，很近情理的，并没有什么可责难之处。倒是我觉得他的律已责众，还是很严的。其实，在当时的情势下，不仅缄默者应当得到同情谅解，就是迫于压力附和批判说了些违心之论，写了点顺风文章的同志，在他们自己有所悔悟，总结了经验教训之后，也是可以谅解的。“尽量说真话”和“坚决不说假话”以及在一生中“确保决无虚伪”，等等，都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我们臧否人物，论定是非，还是切实一点为好。
这样看来，在知人论世中提倡一点“谅”，实际上也是一种体察物理人情的聪明。这样的聪明是不能嘲讽的，只有那种见风驶舵、行私利已的伪智，那种“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小聪明，才可予以针贬。肖乾反过来指出王彬彬“不把箭头射向把吕荧揪入监狱的人，却射向当时在场并没都上台为吕荧为胡风鸣冤”的众人，讽刺他才是畏强凌弱，对制造冤狱者不置一辞却对摄于冤狱者喋喋不已的“聪明人”，这诚然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使人读了不禁菀尔；但细想一下，却觉得微离腠理。在现在胡风冤案已获昭雪的时候，王彬彬是用不着去回护冤案制造者的历史责任的，他的立论的毛病，我以为是缺乏真正知人论世的聪明。这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全面地分析生活的矛盾的聪明。要有这种聪明，单凭寻找来的一点中外哲学、文化的比较，单凭主观的逞臆而谈，彻底之论，那是远远不够的。这里需要像鲁迅、孙犁那样对马克思主义的枪法的熟谙，对历史经验和生活矛盾的熟悉，对自身丰富阅历的提炼。王彬彬想致力于一般社会文化批判，为文也比较没有顾忌，这当然无可厚非，但从他引例失义的情况看，他还需要多加历练，多所自省，以增加一点知人论世的聪明——这也是当前论坛上很多较活跃或想活跃的较年青的论者所共有的弱点和共同负有的学习的责任吧。
临末，我想再引一段鲁迅的话供大家参考：“我辈评论事情，总须先评论了自己，不要冒充，才能象一篇说话，对得起自己和别人。我自己知道，不特并非创作者，并且也不是真理的发现者。凡有所说所见，只是就平日见闻的事理里面，取一点心以为然的道理；至于终极究竟的事，却不能知。”⑧
评论事物，采取这种谦虚信实，若有不足，若有不胜的态度，要比怀抱拓清天下、笔笼万物之态，自持辩才无碍、利口无敌，永远圆通正确，永远举重若轻，开口终极关怀，闭口人文精神，动辄中外比较，悬的高超绝尘，落笑睥睨众生那样一种现在常见的论说态度，大概更能得到读者的信服吧。一人发声，千人所听；一人动作，千人所视。大言不能长久欺世，诡辩更不能永远蒙蔽视听。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地做人为文吧。——这一点读而思之的心得，大概溢出于这里评说的文案之外了。
注释：
①分别刊于《文艺争鸣》1994年第6期与1995年第1期。
②《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
③《集外集·两封信（复魏猛克）》
④⑤《尺泽集·谈谅》
⑥⑦《远道集·谈友》
⑧《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