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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人口发展与能源消费
（一）现代能源开发利用
人类的能源开发利用历史很长，工业革命以后，大量体外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使人类社会的能源开发和利用进入了以矿物燃料为主的时期。能源开发利用不仅成为现代社会的最显著标志，而且也成为所有资源中最为复杂的生产供应系统。这种生产系统不仅成为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提供者，而且也成为今日地球生态环境恶化的最大贡献者。
首先，利用规模有增无减。世界工业化实践表明，没有哪种资源像能源资源那样，其开发利用规模始终保持着与国家经济增长相对应的上升态势。例如，1850-2000年全球矿物能源消费与人口增长的相关系数不仅高达0.9844，而且回归方程中的增长系数为正(0.0513)。与之相比，铁矿石消费与人口增长的相关系数既低(0.9515)，且回归方程中的增长系数为负(-27.012)（见图1）。统计资料表明，19世纪中期，世界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包括水电和核电）只有1.3亿吨（标准煤炭当量，简称标煤，下同）；刚进入20世纪时，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也不足8亿吨；但到了2003年，全世界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已经接近了140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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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850-2000年世界铁矿石、矿物能源消费与人口增长变化
资料来源：历年国际统计年鉴。
其次，能源使用的极化效应最大。一方面，随着消费普及程度的提高，现代能源产品的社会公用性特征日趋明显。能源产品的有效供应已经成为整个社会正常发展的一种基本保障条件。另一方面，与其他资源开发所产生的局部层面环境污染（点状和片状）相比，能源开发利用所产生的环境污染已经达到整体层面（面状），其中一个典型的实例就是引发全球气温上升的温室气体排放。
（二）世界人口发展
1.人口规模 人类的发展历史表明，在大规模矿物燃料（现代能源）开发利用之前，自然和生物能源支撑的社会能源供应系统只能维持有限的人口数量增长。在工业革命前（1750年），全球人口只有8.5亿。工业革命250年后（2000年），世界人口便达到了约60亿。从增长速度上看，1750-1850年间世界人口的年均增长速度不到0.3%，1850-1900年间为0.7%，1900-1950年间则达到了1%，1950-2000年间便接近了1.8%。显然，没有大规模现代能源资源开发所提供的巨大动力，世界人口无法完成这种增长的加速运动[1]。
2.人口质量 人口质量的改善主要体现在人均物质和文化产品的占有状态，从能源供应保障的角度看，人口质量的改善更多地强调人均物质占有程度。在此方面，人均GDP是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指标。1850年时，世界人均GDP较工业革命前增长了1倍以上，达到了650美元。1900年时突破了1000美元大关。1995年则攀升到了6483美元的高峰。与人口总量增长相比，人均GDP的增长呈现出明显加速上升轨迹。1750-1850年间，世界人均GDP的年均增长只有0.7%。1850-1900年便上升到了0.9%。1901-1950年间为1.0%。1950-1995年间为2.1%（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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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500-1995年世界人均GDP增长趋势（按1990年盖－凯美元不变价计算）
资料来源：历年国际统计年鉴。
3.空间分布 与农业社会相对均衡的人口空间分布相比，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人口的空间分布呈现出高度集中的态势。这种人口空间分布的最显著特征就是城市化。以北美地区为例，1790年城市数量有12座，城市人口为390万，城市化率仅为4.0%。到1970年时城市数量上升到了4461座，城市人口为2.25亿，城市化率高达69.2%。同样地，1800年世界城市人口只有2930万，仅占世界总人口的3%左右。到了1996年，世界城市人口便达到了26.8亿，城市居民占总人口的比重（城市化率）也上升到了46%[2]。
（三）世界能源人均消费增长
1.总量增长 随着人类社会物质占有程度的不断提高，世界一次能源消费水平出现了快速增长。受此影响，世界人均一次能源消费水平有了较快增长。与1860年时相比，2003年世界人均一次能源消费水平增长了19倍（见图3）。总体而言，工业化开始后的100年（1750-1850年）人均能源消费的年递增速度仅为1.4%；1860-1960年期间，增速达到了2.56%；1960-2000年期间，人均一次能源消费的年递增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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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860-1995年世界人均一次能源消费水平变化示意图
资料来源：历年国际统计年鉴。
二、中国人口发展与能源消费
（一）中国人口发展
1.人口规模增长 就总量而言，在1952-2000年期间，中国的人口规模增长了1.2倍。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在过去近半个世纪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人口增长呈现出两个高峰和三个低谷的运动轨迹。第一个人口增长高峰期出现在1962-1970年间，其间全国的年均人口增长超过1962万；第二个高峰期出现在1985-1990年间，其间的年均人口增长接近1700万。在两个高峰期之间保持了三个人口增长低谷。第一个人口增长低谷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受严重自然灾害影响，其间全国人口的年均增长规模不足530万；第二和第三个人口增长低谷分别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至2000年（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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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952-2000年中国人口增长及增速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整理计算。
2.人口质量提高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人口质量的提高主要体现在物质和文化财富的积累两个方面。为此，人均GDP在和成人文盲率的下降便成为衡量这两个方面发展的关键指标。
按不变价计算，1952-2000年期间，我国人均GDP提高了15倍。在实施人口控制政策以前的约20年，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全国人均GDP仅增长了1倍。此后，在计划生育和改革开放两大发展政策的双重作用下，人口增长明显减缓，相应地，全国人均GDP的拥有水平明显加速，2000年全国人均GDP达到了1866元，较1970年提高了6.6倍（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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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1952-2000年中国人均GDP增长变化
受长期农业社会教育体制和国内外战乱的影响，我国的国民受教育水平极为低下。在国家工业化初期，全国的文盲率高达80%，经过中央和地方政府长期和大量的公共教育投入，我国的文盲率开始快速下降。根据国家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文盲率就已经下降到了33.6%；20世纪80年代初进一步降至22.8%；到2000年全国文盲率只有不到7%（见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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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1953-2000年中国文盲率下降趋势（按1952年不变价计算）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整理计算。
3.空间分布变化 第一，区域分布变化。中国人口的区域分布变化主要体现在东西和南北两个方面。总体而言，过去50年我国人口空间分布的东西向变化较南北向变化大（见图7）。1952-2000年期间，东西向人口分布的变化幅度超过了2（相对值，下同），其中西部地区人口快速增长的作用最为明显。与此同时，南北向人口分布的变化幅度尚不足0.1，其中南方人口的增加作用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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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1952-2000年中国人口发展区域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整理计算。
第二，城乡分布变化。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只有不到13%的人口居住在城镇。2000年全国城镇化率已经上升至36%。就区域城镇化发展水平来看，东部地区为全国最高。目前东部地区的城镇化率已经接近38.5%，中部地区为30.3%，西部为27.5%（见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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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1952-2000年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区域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整理计算。
（二）能源消费
1.总量增长 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的大规模工业化发展，不仅改变了国家生产面貌，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国家能源消费水平。1952-2000年期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增长近26倍，其中煤炭和石油的消费量分别增长了18倍和201倍。与此同时，我国的经济总量增长了33倍，人口增长了1倍。从三者的增长曲线变化过程看，直至1997年以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能源消费、GDP和人口三者间均保持着一次能源消费增长大于经济总量增长和经济总量增长大于人口增长的基本函数关系。此后，随着技术引进规模的扩大和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强，一次能源消费的增长才开始逐步减缓下来（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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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1952-2000年中国能源消费与人口、GDP增长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整理计算。
2.消费结构 与多数发达国家相同，中国工业化初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对煤炭这类传统燃料矿种的消费具有绝对的依赖性。因此，长期以来，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始终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生态环境压力的增大，中国一次能源消费也同样开始经历一个由量向质的结构转变。这种结构转变主要体现在现代及新兴燃料矿种（石油、天然气、核能及水电）地位的提高和传统燃料矿种（煤炭）地位的下降。
统计资料表明，1952年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的比重高达95%，到2000年这一比重只有66%，期间降幅达2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石油和天然气这类现代燃料矿种的消费比重则从1952年的不足3.4%上升到2000年的27.1%，升幅达到了23.7个百分点（见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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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1952-2000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整理计算。
3.人均消费变化 工业化初期，中国人均能源消费水平低下，人均一次能源消费不足82公斤（标煤）。经过近50年的发展，2000年人均能源消费超过了1000公斤（标煤），较1952年增长了11.6倍（见图11）。受国家工业化发展阶段影响，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人均一次能源消费均保持着较快增长。此后，在经济结构和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快速转变的作用下，中国人均能源消费水平才开始出现下降。这种变化与中国工业化发展转入中期的基本特征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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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1952-2000年中国人均一次能源消费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整理计算。
（三）能源供给
1.能源生产 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中国已建成一个较为完整的能源生产供应体系。依赖这一体系，中国能源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2000年一次能源产量已达13亿多吨标煤，较1952年增长了21倍（见图12）。其中2000年原煤产量10亿吨、原油1.6亿吨、天然气272亿立方米、水电2391多亿千瓦小时。较1952年时分别提高了14倍、369倍、3399倍和18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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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1952-2000年中国次能源生产增长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整理计算。
2.生产结构变化 与产量的快速增长相比，能源生产结构的演进却不尽人意。长期以来，煤炭始终占据中国能源生产的绝对主导地位。20世纪60年代以前，煤炭在中国能源生产结构中的比重保持在90%以上。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其比重逐步下降到80%以下，其中1976年时曾降到70%以下。遗憾的是这一趋势并未保持下去。20世纪80-90年代，煤炭在中国能源生产结构中的比重基本保持在75%以上（见图13）。由于中国目前的能源消费自给率水平保持在95%以上，此种能源生产也就决定了能源消费结构，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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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1952-2000年中国一次能源生产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部门数据整理计算
三、中国人口与能源供应保障未来趋势
（一）人口发展
1.总体规模 从各方面的分析看，若按目前严格的人口生育政策，中国未来20年的人口规模大体可以控制在14.7亿左右。若稍有放松，人口规模便有可能突破15亿大关。鉴于中国自身的资源环境基础的脆弱特征，对未来20年的人口规模增长，我们更倾向于控制在14.4-14.7亿之间。
2.人口质量 根据国家总体发展规划，2020年中国的发展将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届时的人均GDP将达到2.7万元（按2000年不变价）。如果按人均物质消费占总消费的70%计算，2020年我国人均的年物质消费水平将超过2万元，较2000年时提高了2.7倍（5454元/人）。
3.空间分布 从国家发展环境变化的角度看，中国未来人口的空间分布将进一步向东部地区集聚。初步的分析结果表明，2020年全国人口的49%将居住在东部地区，较2000年提高近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常住人口所占比重则从目前的33.4%和21.6%分别下降到2020年时的30.7%和20.3%。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未来20年中国人口分布向城市（镇）的空间集聚明显加快。2020年全国城镇人口比重接近60%，其中东部地区将达到63%，中部地区将达到57%，西部地区将达到55%，较2000年分别提高9个百分点、12个百分点和26个百分点。
（二）未来能源消费
1.总量增长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在经历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过程，因此，未来经济发展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长也将呈现出一个由快渐缓的变化过程。以此判断，2020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有可能达到26亿吨标煤，较2000年能源消费增长1倍。
2.结构变化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镇）化进程的加快，中国能源消费的质量需求将会大幅提高。这种提高主要体现在石油、天然气和水电核能等现代和新兴燃料矿种投入比重的快速增长上。据此，国家一次能源消费结构的传统成分（煤炭所占比重）将由2000年的66.1%下降到2020年的54%左右，现代成分（石油和天然气）则将由2000年的27.1%提高到2020年的36.7%。
客观地讲，从国家人地关系的演进状态上看，这种能源消费结构的演进并不尽如人意。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环境基础所承载的过重压力，中国需要尽快进行能源消费结构从以高污染燃料为主向低污染燃料为主转变。然而，国内资源的严重不足和国际能源市场过多的非确定性极大地制约了这种战略转变目标的实现，因此，对未来中国能源消费结构的演进需要有更大的耐心。
（三）能源供应保障
1.中国的能源资源基础 第一，品种齐全。中国已发现煤炭、石油、天然气和铀等所有燃料矿产和丰富的水能资源。第二，总量可观。中国能源矿产已探明的可采储量（不包括铀）约占世界总量的11%，位居第三。水能资源则位居世界第一。若以单位国土面积拥有量计算，中国每平方公里的能源矿产资源高出世界陆地平均水平约60%，是世界上能源矿产资源丰度较高的国家之一。第三，人均拥有量少。尽管中国能源资源丰度较高，但以人口平均值计算拥有的数量却很有限，只有230吨左右，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1%。第四，结构落后。目前，中国矿物燃料资源中的现代能源矿种——石油和天然气所占比重仅为2.3%，而世界能源资源的平均水平却高达21%。第五，空间分布不均。中国的能源资源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区域化特征。矿物能源资源的80%左右分布在北方，水电资源的70%则集中在西南和西北。而人口稠密的华东、华中和华南仅占有全国能源资源总量的1/5[3]。
2.供应总量增长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划，2020年中国自身的能源资源开发最大限度约为21-22亿吨标煤。其中煤炭产量接近20亿吨，石油大约1.9亿吨，天然气800亿立方米。
3.供应结构变化 受资源条件限制，以煤为主的国内能源供应结构将不会出现大的变化。2020年中国国内一次能源供应结构中煤炭的比重将依然保持在70%以上，仅比2000年降低1个多百分点。与此同时，石油的比重则从2000年的18.6%下降到2020年的近12.8%，天然气的比重则只能提高大约2个百分点。
4.对外依存度变化 由于国内能源供应在数量（总量）和质量（结构）两个方面均无法满足需求的增长，因此，能源的国外进口增大也就在所难免。
总体而言，中国能源供应的对外依存度将从2000年的3.5%提高到2020年的18.1%。其中石油和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将从目前的（2000年）的27%和0%分别提高到2020年的62%和56%（见图14）。换言之，中国能源供应保障的自给程度将从目前的96.4%大体下降到2020年的81.9%，除了煤炭外，届时中国石油和天然气自给水平只有38%和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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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2000-2020年中国未来能源供应变化趋势
四、政策调整建议
（一）继续严格的国家人口控制政策
在世界现代化过程中，已成功国家的人口发展大都经历从以数量增长为主向质量提高为主的现代化转变过程。尽管这种人口现代化转变过程并没有带有明确的意识性，但是这种转变的成功成为国家财富快速积累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且也成为国家资源环境基础改善的一个基本前提。20世纪60-80年代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的实践已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要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预期目标，中国人口发展的现代化势在必行。中国应当实行一种较其他国家更为明确、更为自觉、更为严格和更为耐心的人口控制政策和法规，任何松懈都将会贻误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为此，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仅应在城市区域得到巩固，而且还应适时地和有步骤地向农村地区逐步推进。这是中国人口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和惟一选择。
（二）最大限度地实施能源资源的国际化
在国家人口发展现代化过程中，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国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资源环境基础改善的社会需求会明显增强。其中，以石油、天然气、核能和可再生资源等现代类型能源矿产开发的需求增长最为关键。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的能源供应现代化（石油、天然气取代煤炭的主导地位）同样证明了这一点。重要的问题还在于，作为现代类型的能源主导矿种，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具有明显的空间集中分布特征。这就是为什么在谋求改善本国能源供应基础之时，各国都采取近乎相同的资源开发战略，即能源资源国际化的原因所在。由于资源结构不尽如人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了石油及其制品的大规模进口。显然，为了确保国家人口现代化发展目标的实现，中国需要最大限度地推进能源资源的国际化进程。这是中国资源环境基础改善的必由之路和惟一选择。
（三）努力增强国民的人口发展现代意识
作为财富的制造者和资源环境的消费者，人的意识和行为决定国家持续发展的基本走向。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口发展的成败和能源供应的安全取决于全体国民现代化发展意识的强弱。显然，提高国民人口发展和能源利用的现代意识，关键在教育。为此，除了不断加强基础教育外，多方式、多途径和多种类的公共教育体系建设同样至关重要。
（四）科学制定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和中长期能源发展规划
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和中长期能源发展规划制定的目的在于确保来来20-30年中国能源供应保障的安全。其中，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应以总体目标选择、基本框架结构和保障风险应变判断为中心，国家能源中长期规划则应侧重于包括工程和技术等重大项目在内的综合和相应的实施方案选择[4]。国家能源办成立后，应该发挥其作用，制定和实施综合性能源战略，切实解决中国能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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