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环境下中国产业发展研究--2013年中国工业经济青年作家研讨会综述_产业结构理论论文

新经济环境下中国产业发展研究--2013年中国工业经济青年作家研讨会综述_产业结构理论论文

新经济环境下中国产业发展研究——2013《中国工业经济》青年作者学术研讨会观点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工业经济论文,产业发展论文,新经济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3《中国工业经济》青年作者学术研讨会暨新经济环境下工业经济改革与发展论坛于5月27-28日在北京华侨大厦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共同主办,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具体承办。会议提交论文51篇,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共150多位青年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黄群慧研究员主持开幕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主编金碚研究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工商管理学院院长高闯教授分别致辞。会议由专题报告、分组报告、专题讲座及刊物交流四大版块组成,与会专家和青年作者围绕着产业结构调整、公司治理等重要问题发表学术观点。金碚研究员、高闯教授、黄群慧研究员以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陈立平教授作大会主题报告,天津财经大学副校长于立教授作了题为《创新思维与本土理论构建》的专题讲座。经济管理杂志社社长、副主编周文斌研究员和China Economist(《中国经济学人》)编辑部主任李钢研究员也参加了本次会议,同与会青年作者进行刊物交流。

一、产业发展中产业结构调整与布局的新思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研究员作了主题报告“产业转型升级的体制机制基础”。他指出,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产业结构不合理、产能过剩等问题越发尖锐。单纯的经济刺激增长效用已不大,应着手调整产业结构。他根据整体性、转换性和自我调节三个特点来解析“结构”,将“结构”概括为能够实现自我调节的有转换客观规律的整体,可以依据长期以来发展总结出的标准以及根据国家发展目标来判断产业结构是否合理。中国产业结构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家发展方式和体制机制。金碚研究员认为中国大陆政府以优惠出让土地、减免税收、降低环境标准以及低价出售矿产等各种优惠补贴政策吸引投资的做法在给市场经济注入巨大推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产能过剩的后果,强调产业结构问题、供大于求问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是必然会发生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在产业结构问题上有着不同的理论逻辑。计划经济认为中央政府能够把握产业结构,出现状况时找政府就是对的,而市场经济则不然,认为产业结构只能从理论上寻求均衡状态。当下,中国正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社会心理特征还接近于计划经济的逻辑,政府被赋予更多的资源配置权力。因此,运用原来的机制手段调节产业机构,操作过程中会自觉不自觉地依赖政府系统,以致收效甚微,需要更深入地研究机制体制背后深厚的社会文化根基,寻求新的解决思路和办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黄群慧研究员以“倒逼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机遇”为题畅谈其学术观点。黄群慧研究员认为中国正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机遇,要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并思考结构调整方向。大力发展服务业,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发展结构,在金融危机后面临着新挑战。金融危机后许多发达国家意识到实体经济的战略意义,开始提出再工业化战略,重新认知制造业。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会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一是直接从事生产制造的人数将会减少,现代知识型员工会对之前大量存在的传统劳动力进行替代,可能会进一步弱化中国的要素成本优势;二是未来竞争的关键是企业能够响应未来市场个性化需求的适应能力,企业会更多地选择在消费地进行制造;三是制造业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趋势加快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深度融合,第二、三产业的界限也会逐渐模糊,而中国的服务业与国外差别还是比较大,发达国家与高端服务业制造业结合的领先优势就会被强化;四是在产业价值链中,制造环节是低附加值的环节,将来制造业的附加值可能会有所增加,而后发国家产业赶超路径也就会有所突破。这些影响其实也是一种发展机会,为中国相关产业发展提供了市场,同时相关产业为适应发展也进行相应调整。据此,他提出加快实施国家先进制造技术突破规划,协同推进战略性产业和先进制造技术的发展,产业赶超须实现从承接制造到产品创新到过程创新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升级要实现从单纯提高服务业比例向促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共同发展的转变等几点建议。同时,他特别指出,中国的产业组织形态会从企业之间的竞争转变为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因此,产业政策导向要实现三个“转变”,即从重视硬技术向重视软技术转变,从培育大企业向促进小企业转变,从直接扶持向改善环境转变。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周勤教授等分析了长三角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同构、产能过剩现状,通过建立博弈模型解析造成这一现象的体制性因素,推导出改变地方政府激励后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他们提出可以通过改变地方官员的考核体系来促成长三角地区实现产业协调发展,而利用资源约束和环境保护标准来倒逼产业升级是解决产业同构和产能过剩的有效治理机制。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刘燕妮讲师等将客观因子分析法与主观打分法相结合,测算中国经济结构和各要素之间的失衡程度,分析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金融结构、区域经济结构与国际收支结构的失衡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结构整体失衡水平呈U形变化趋势,五大结构的失衡水平不断恶化,建议通过产业结构与五大结构的均衡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研究丰富了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依据。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乔晓楠讲师等通过对不同国家所呈现出的去工业化现象进行比较,将去工业化区分为“彻底的去工业化”、“适度的去工业化”以及“早熟的去工业化”三类,并结合美国金融危机、中等收入陷阱以及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来分析上述三类去工业化的经济绩效。有趣的是,他们认为不能将服务业取代工业的去工业化现象简单地理解为产业结构升级的一种积极表现,去工业化还存在“好”与“坏”的差异,这一观点对中国未来产业升级方向与路径选择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南京财经大学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宣烨教授从生产性服务业层级分工与空间集聚两种发展趋势出发,在对城市间生产性服务业层级分工概念界定的基础上,从人才与知识、市场容量、信息资源、成本与制度等方面阐述了城市间生产性服务业层级分工产生的内在逻辑,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生产性服务业层级分工与空间聚集对制造业生产率提升的影响,并据此提出生产性服务业层级分工与空间聚集通过专业化分工和空间外溢效应以及比较优势的发挥显著提高了制造业生产效率。南京财经大学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余永泽讲师认为生产性服务业空间聚集与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的空间外溢效应较为明显,同时人力资本、交通运输发达水平和信息化水平对于制造业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明显正影响,而且信息化水平主要是通过聚集生产性服务业间接提升制造业效率。此外,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于制造业生产效率的空间外溢效应表现为一定的区域边界,在200公里以内为空间外溢的密集区域,500公里为空间外溢的减半距离。因此,省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空间外溢效应。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现代产业经济研究中心石军伟副教授等提出,2000-2010年间中国西部各省份的工业结构同构度水平并没有下降,反而呈明显上升趋势。他们认为物质资本投资是一省工业结构同构度上升的主要决定因素,这对“资本投资促进西部各省份经济增长”的有关观点是一个必要补充;而“工业项目—重要产业—工业结构”三层次间传导机制的失效引发的产业基础缺失及“结构嵌入陷阱”则会损害各省工业结构调整的效率。扬州大学商学院谭洪波讲师构建了一个包含农业、制造业和生产者服务业三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刻画了生产者服务业规模报酬递增、作为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品和由于ICT应用使得其贸易成本大幅变化等的特征,并运用计算机仿真技术模拟制造业和生产者服务业在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的空间集聚关系,进而提出:生产者服务业的贸易成本可以将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协同式集聚”和“分离式集聚”的对立关系统一起来。

河海大学黄永春副教授等对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创新方式进行了研讨,认为新兴产业的创新广度具有开放性特征,且主要分布于NVC,并呈现GVC趋势;而传统产业创新合作对象呈现单一性,即主要依赖于GVC的“链主”。他们提出应促进官产学研结合,强化NVC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创新,加大与跨国企业的互动式创新、引进新兴技术,构建交易平台,促进成果的共享与转化。北京大学环境科学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陈晓兰等基于2004年17451个中国工业企业的投入产出和污染物排放数据,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分别计算企业的传统技术效率和考虑了工业废水与二氧化硫排放的环境技术效率,从微观层面对两种技术效率指标在行业内的分布和排序进行检验。结果说明,环境规制并没有达到促使工业企业将其环境成本完全内部化的政策目标,工业污染仍然存在减排空间。他们的研究还发现所有制、企业规模和所处地区均对环境技术效率有一定影响,具体来说,就是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具有更低的环境技术效率,规模和企业环境技术效率成正相关关系,部分行业东部地区的企业环境技术高于中西部地区的企业。

二、产业发展中公司治理的新视野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高闯教授作主题报告“理解企业真实控制权”,提出三个重要的命题:一是企业里是否真实存在真实控制权的问题?二是企业里真实控制权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三是企业的真实控制权是通过什么方式实现的?三大命题包含四层意思:①股权是否能解释真实控制权?②企业中是否存在一条社会资本的控制链?③企业的真实控制权究竟是什么?④真实控制权的配置机制是什么状况?真实控制权的存在不仅仅依赖于股权;真实控制权不能仅仅理解为是事实上的控制权,因为在经济学领域已经将控制权分为法律上的控制权与事实上的控制权,同时事实上的控制权又可以分为显性控制权和隐性控制权,所以单单用事实上的控制权来解释真实控制权是片面的;真实控制权与实际控制权也有区别。真实控制权的实现方式既要通过股权资本控制也要通过社会资本控制。真实控制权的配置机制:一是用血缘裙带关系来配置控制权;二是用行政权力来配置控制权;三是用股权机制来配置控制权。

南开大学商学院郑毅副教授等基于Agent建模与模拟的新方法,从有限理性出发,将股东与经理纳入囚徒困境的框架之内,在计算机上进行递进式的模拟实验,研究二者重复博弈演化过程中的适应性行为。在地位对等情形下,二者经过重复博弈具有走向合作的趋势,同时存在背叛与控制,体现了合作的复杂性。在地位不平等、有误解噪声情况下,优势的股东会获得更大利益;弱势的经理背叛,短期获得收益,但长期会受到更大的损失。加入宽容与后悔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策略是最优的。在此情境下采用该策略,股东与经理会实现利益的均衡,达到共赢,最终有走向合作的趋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关鑫讲师等认为以信任和各种形式社会连带为核心的终极股东社会资本,不仅帮助其有效地节约和缓冲与诸多控制权相关方之间的交易费用,顺畅它们之间信息交流,增进它们彼此间的沟通了解,促进共同愿景的建立,并进一步增强它们在决策与行动过程中的一致性,由此持续获取和强化对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理层的剩余控制权、决策控制权以及经营控制权,最终实现其终极控制目标。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万良勇副教授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中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网络对公司并购行为的影响。研究认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网络中心度越高,公司越容易发生并购行为,表明独立董事的网络联结有助于独立董事更好地为并购决策提供咨询建议服务。在正式制度环境越差的地区,独立董事网络对并购行为的促进作用越明显,由此说明作为非正式制度存在的社会网络与正式制度之间存在替代关系。

哈尔滨工业大学乔朋华讲师利用2007-2011年中国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样本数据,检验了高管社会关系对公司价值影响的差异性。研究提出,高管社会关系对中小企业价值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但社会关系中的三个变量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程度明显不同,政治关联的影响程度最大,专业协会次之,商业协会影响的程度最小;政治关联对国有企业价值的影响更加显著,而商业协会及专业协会关系对国有企业价值影响并不显著;企业所在的地区发达程度越高,政治关联对中小企业价值的影响程度越小,商业协会和专业协会对中小企业价值的影响程度越大;董事长的社会关系显著大于总经理的社会关系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这一系列的研究结论表明,新经济环境中促进中国产业发展的背景下,中小企业高管的社会关系可以成为一个有力着眼点,即通过影响中小企业高管的社会关系来推动中小企业在整体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中发挥的作用。

三、产业发展中企业激励机制的新探索

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步丹璐副教授等以1999-2010年中国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A股上市公司的3240个样本为研究对象,分析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上市公司的薪酬比较情况,比较薪酬公开前后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的薪酬变化趋势,分别检验了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的高管和员工的薪酬溢价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认为,垄断公司的业绩更多地取决于其垄断性质和行业特点,与高管和员工薪酬的外部激励无明显关系。因此,设计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薪酬在垄断行业企业并不能起到激励企业业绩的作用。他们以中国上市公司2005-2010年发生员工规模减少的2533个样本为研究对象,从公司性质、市场化发展程度等角度分析工资溢价对员工离职的影响,研究表明工资溢价愈高,公司未来期间员工离职率愈低;而且非国有企业与非垄断行业的工资溢价对员工离职率的影响显著高于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市场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工资溢价对员工离职率的影响低于市场化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在另一论文《过程公平还是程序公平——基于薪酬激励对员工离职的实证分析》中,他们从薪酬分配的结果公平和过程公平角度分别研究薪酬激励对员工离职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员工工资与员工离职率呈显著负相关,内部薪酬差距与员工离职率呈显著正相关,工资溢价与员工离职率呈显著负相关;在业绩下降时,当高管的薪酬增加比例显著高于员工薪酬增加比例时,员工离职率显著升高。研究还发现,国有企业的员工更注重内部薪酬分配过程公平和外部薪酬分配结果公平,而非国有企业的员工则不仅如此,内部薪酬分配结果是否公平对非国有企业员工的离职行为也有显著影响。

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顾洪梅副教授等选取了中国23家商业银行2005-2010年6年的数据作为样本,研究高管薪酬对银行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成本效率、纯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都与高管薪酬有显著的正相关。据此,他们认为高管薪酬是商业银行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安徽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周蕾讲师等运用回归法将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分解为人力资本收益和人力资本溢价两部分,并分别探讨其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溢价比人力资本收益更能有效激励高管提高企业绩效,且与企业绩效呈倒U型关系。人力资本溢价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分为负激励、有效激励和过度激励三个阶段。按照全样本回归结果,有效激励区间处于人力资本溢价10%—90%分位数之间。而行业回归结果显示除采掘业的人力资本溢价处于负激励区间,金融证券业处于过度激励区间外,大部分行业的人力资本溢价都处于有效激励区间内,且仍有上升空间。

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李静副教授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研究补贴行为对企业员工工资的“溢价”假说,并进一步使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方法(GPS)刻画补贴强度与员工收入增长间的因果对应关系。李静认为,作为政治关联的政府补贴行为确实能为企业员工带来收入上的“回报”,其中国有企业、亏损企业以及中西部企业表现出更高的工资“溢价”。当补贴强度大于5%时,随着补贴力度的增强,政府补贴越能够显著地促进员工收入的增长。

上述观点和结论为从微观层面运用企业激励机制推动产业发展提供有效的借鉴和理论支持。

四、产业发展中企业战略转型的新路径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陈立平教授以“中国零售业的经营创新问题”为主题作了报告。他指出中国百货业面临两个现实问题,一是日益扩大的内外价格差,二是中国制造的二元流通结构。他着重介绍了联营制,这是一种在中国市场环境下形成的极为独特的经营方式。所谓联营制是百货店以回避经营风险为前提,通过招引生产商或品牌代理商入店销售,并以“保底倒扣”提成方式而盈利的经营模式。保底倒扣是联营制的主要盈利模式,这是一种销售提成方式,即所谓的“倒扣”是以“保底”为前提的。在“保底”的前提下,为了确保销售数据的准确,百货店均采取统一收银的方式,并以追求销售额的最大化为前提。同时,陈立平教授指出了联营制的风险博弈和形成机制,即百货店风险回避和经营功能的放弃;品牌商的风险回避和成本转嫁。百货店是低成本与低毛利的盈利模式,品牌商是低成本、高收益的盈利模式。而“食利型”盈利模式导致了中国百货业衰落,它会造成过低的收益率,商品盈利能力的丧失以及严重的店铺同质化。世界百货业的转型特征是由传统的重视“集客”向重视建立顾客关系的转变,由单纯的从制造商、批发商手中的“集货”向整合及构建供应链的转变,重视体验式服务,实现线上店与实体店的结合。陈立平教授认为,未来中国百货业经营创新的方向应该是扩大自采比例,向联营与自营相结合的方向转型;扩大自有品牌商品的开发,向制造—零售的方向转型实现商品的差异化;将全球采购纳入企业视野。江苏师范大学司增绰副教授以批发和零售业为例,使用基本投入产出模型分析批发和零售业的产业关联效应,并在此基础上构造产业发展路径选择模型研究批发和零售业产业发展路径问题。他认为批发和零售业的集聚性在下降,自身发展能力和自我调节功能均在下降,而且它们对制造业直接消耗存在下降态势,对服务业直接消耗存在上升态势,其服务化水平得以逐步提升,能大大推动现代制造业的发展。

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杜群阳教授等从网络关系与学习导向动态组合的视角构建并研究天生全球化企业的跨国创业导向与国际化绩效概念模型,揭示天生全球化企业独特的跨国创业创新行为和国际化路径与机理。实证研究发现:一是网络关系与学习导向对天生全球化企业的跨国创业导向都有正向影响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固有的阶段性演化特征又使得跨国创业导向与两者之间形成了动态三维倒U型相关和三维正相关关系;二是网络关系与学习导向的动态组合共同决定了天生全球化企业跨国创业导向经历了企业创立初期的反应型,成长中期的自主型以及发展后期的维生型三个演化阶段,动态网络关系与学习导向在企业不同发展时期的力量对比决定了天生全球化企业跨国创业创新的阶段间转换成功概率及可持续发展能力;三是跨国创业导向与天生全球化企业的国际化绩效正相关,前者的阶段演化伴随着后者的动态变化。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张杰副教授在论文《外资企业内销战略对中国本土企业意味着什么?》中考察外资企业内销活动对本土企业生产率,R&D投入与企业利润这三个方面的影响。在充分考虑内生性和样本选择偏差等问题后,估计结果显示:一是外资企业内销活动总体上对本土企业生产率造成的是正面效应,这种正面效应在一般产业中更为显著,但在高新产业中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负面效应;二是外资企业内销活动对本土企业R&D投入产生了抑制效应,且这种抑制效应无论在一般还是高新产业中均显著存在,但在高新产业中表现更突出;三是外资企业内销活动对本土企业利润具有抑制效应,但这种抑制效应只在一般产业中显著存在,而在高新产业中并未表现出来。

安徽铜陵学院周正平副教授从铜陵市主要工业副产品利用现状出发,结合铜陵市循环经济相关规划,构建主要副产品企业间利用的模型,探究企业间副产品循环利用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企业间副产品循环利用的制度体系。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荆浩副教授围绕解决方案绿色商业模式原型、产品服务系统分类和商业模式演化的诱因,对永清环保解决方案绿色商业模式所属类型进行了详细描述,对绿色商业模式演化路径和引致演化的诱因进行了综合分析,为节能环保企业创新绿色商业模式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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