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制造业集群式转移趋势及其约束条件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集群论文,制造业论文,条件论文,趋势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产业的区际转移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达区域的部分企业顺应区域比较优势的变化，通过跨区域直接投资，把部分产业的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区域进行，从而在产业的空间分布上表现出该产业由发达区域向发展中区域转移的现象[1]。同时，集群作为区域竞争力的战略选择被欠发达地区所追捧。因此，吸引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集群式转入成为落后地区经济腾飞的理想产业政策选择。
然而人们注意到，通过发达的东部地区的一些产业逐步向中西部进行集群式的“梯度转移”，以此来提升中西部地区竞争力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学者对其中原因的深入研究，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解释是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集群由于区域的极化效应下的激烈竞争促使企业创新与升级，仍然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2]。
同时，一些相关的现象引起我们的重视。如美国底特律汽车城、匹兹堡钢铁产业群的衰败；中国温州桥头镇纽扣小企业集群竞争优势的丧失；“拥挤成本”和“民工荒”背景下的许多集群内企业正在外移；我国东南沿海大部分产业集群的形成与承接国际制造业的转移有关等。种种案例促使人们重新思考集群，特别是基于低成本的制造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长期促进效应，重新思考制造业集群式转移问题。随着一系列条件的变化，产业的集群式转移能否成为可能？制造业的区际集群式转移怎样才会发生，其具体条件是什么？本文通过分析目前国内制造业生存的宏观经济条件，研究集群产生与演化的趋势与条件，提出制造业的国内集群式转移的时机与政策选择。
二、我国制造业生存环境及其转移趋势的实证分析
（一）制造业生存环境现状
伴随着产业的全球性转移和中国制造业基地的快速发展，国内制造业的宏观生产环境也在发生变化。一是国内人工成本增加和制造业上、下游资源配套能力减弱，表现在东部沿海的劳动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能源紧张、土地及原材料价格上涨和国内消费能力增长不快。二是国外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欧美等国家的制造业已经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冲击，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和预期伴随着贸易磨擦一起增长。三是政策对制造业的压力与激励并存，贸易磨擦与人民币升值下的出口关税政策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与低成本优势相关的低附加值是国内制造业的一大特征，相关的政策激励制造业企业进行创新并提高附加值，创新是长期的投资行为，这种激励与压力致使国内制造业中的出口主体——纺织业和家电业增长受挫。
（二）纺织业生存状况与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中国的制造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占全部出口总额70%以上的是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业与机电行业，文章选择纺织业进行生存状况的实证分析。
结合上述对制造业生存环境现状分析，我们选取纺织业的资金利润率作为因变量，把三个因素作为解释变量：成本费用利润率、出口增长率和劳动增长率。借助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查询与辅助决策系统中的行业月度库，研究从2005年4月到2006年11月的20个月数据，利用SPSS软件进行相关与偏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在显著水平为0.01的双侧检验时，资金利润率与出口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521，二者有一定程度的相关性，同理，资金利润率与劳动增长率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显著水平大于0.01，相关系数为负数且不大），与成本费用利润率之间的相关关系较显著。再进行偏相关分析的结果是，在控制了成本费用利润率与劳动增长率后，资金利润率与出口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501，同理，在控制相应变量后，资金利润率与劳动增长率之间还是不相关，与成本费用利润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607，二者有显著相关性。
表1 Correlations分析的部分结果
再结合图1的具体数据，我们可以认为，纺织企业的资金利润率的上升缓慢甚至下降与成本费用的上升有关，与出口的同比下降有关，而与劳动力增长率所代表的规模变动无关。其中，成本费用上升主要表现为劳动力价格上升与原材料价格的上升。相对于原材料成本上升对企业的影响，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纺织企业生存的影响更大。
（三）对数据分析结果的普适性分析
对于制造业整体来说，首先，由企业的用工方式与国内劳动力供给特征决定的劳动工资造成的整个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无以为继。东部沿海集群内制造业特别是加工制造业的用工方式没有变，还是以阶段性需求为主。东部沿海的许多产业集群以“双头在外”的加工型企业为主，其用工需求是由出口或所接订单量决定的，大部分企业的这一需求量不稳定，表现为阶段性的生产经营，对劳动的需求也必然表现阶段性的特征。企业的低成本优势不仅仅表现为低工资，更表现为培训与社会保障的低成本甚至零成本，而阶段性用工方式能够实现低成本。同时，在劳动力供给方面，随着国家对农业与农村的政策倾斜以及制造业企业在劳动保障方面的缺乏，农村劳动力有了第三次回流浪潮的趋势。区别前两次回流浪潮的原因——由于农村收入上升或东部用工需求下降[3]，这次回流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保障。在目前中国保障条件下，农民工的流动性特征使其很难在城市获得保障，表现为回到归属地的保障特征。农民工流动的选择是由其在不同地区的预期收益与成本决定的，在东部工资不变与社保缺乏、而回乡保障提高与收入提高（最低工资与农业种植）的前提下，农民的新的选择形成的新一轮的农村人口回流趋势将逐步形成。
图1 纺织业生存条件分析
2004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中西部农村人口回流。从表2可以发现人口的迁移情况是农村迁往城市，西部迁往东部，农村之间的迁移是西部的农村人口迁往东部的乡村或城镇，但这一趋势正在减弱。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我国人口迁移率达9.74%，人口流动率达12.33%[4]，高于2004年的全国平均水平8.74%。从表1可以看出，东、中、西部地区人口的迁移率不同，并且三个地区城乡之间迁移率不平衡（方差μ不一致），表现为城市大于乡镇。总体上说，东部城市的人口迁入流较高，但主要表现为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人口，东部乡镇的人口迁入流也高于西部地区，但由较小的μ我们可以判断其总量不是很大，因为西部乡村与城镇表现为人口净迁出，迁入量很小。总量的下降说明农村劳动力人口向东部沿海迁入的速度正在下降。2003年开始的东南沿海“民工荒”显示沿海城镇企业无社会保障下的用工困难，也说明了农村人口向东部沿海注入量下降的趋势。
表2 2004年分地区没有本地户口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①
单位：%
其次，制造业出口的障碍加大。图1的数据显示，从2005年至今，纺织业出口增长率低于同期全国各类商品出口。出口增长率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出口的蒙代尔—弗莱明效应。二是国家为应对国际贸易磨擦所实施的出口关税政策，从原先的出口退税到征收出口关税②，制造业中的纺织业行业利润率在下降。三是低附加值所带来的竞争加剧与低利润空间。我国制造业以规模、低价占有相当大部分的国际市场，在国际市场供大于求的总趋势下，价格竞争将更趋激烈，利润空间也将进一步被挤压。如在纺织业失去配额限制后的国际市场③，中国纺织产品已经招致受损国家的反倾销和设置种种贸易壁垒的威胁，东南沿海个别省份的出口为负增长④。
（四）制造业企业的转移趋势
综上所述，对于制造业集中地的东部沿海来说，企业的生存环境在下降。政策倾斜不存在了，从外贸出口特别是制造业出口的低速增长，到环保要求、土地、劳动力价格等成本费用的上升和能源约束所带来的利润率下降，说明“拥挤成本”大于由聚集经济带来的经济效应，制造业特别是低技术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因此面临着深化改造与转移的选择，东部沿海企业在无法进行品牌或技术创新从而进入高端产业链的前提下，转移是其必然的选择。企业转移是对投资地的一次新的选择，其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表现为企业选择时的约束条件。
三、集群转移约束条件的理论划分与区域政策含义
（一）理论划分
要分析制造业集群转移的条件，首先需要考察促使集群产生的因素。国内学者对东南沿海产业集群的研究认为，是否具有吸引可移动生产要素的独特不可移动要素[5]，如独特的自然因素或人为因素，或是特定历史背景等，是一个地方集群产生的决定性因素。据此，本文把这些因素细分为具有客观性的自然或历史因素、具有主观性的人为因素以及与这二者相对应的中性因素。
1.自然和历史的客观因素 指的是土地、资源、产业传统、以企业家资源和生产者为代表的创新或创业环境等特定的自然和历史因素，具有客观的不可移动性。客观性暗含着被动性，需要外在的力量施加在其身上才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2.人为的主观因素 指的是区域的组织和制度特征、劳动力的流动方向、区域的交通条件，如基础设施等“后天”的因素，具有主观性。主观性也意味着这些因素会随着人们对客观因素或外部环境的重新认识而发生改变，因此还包含人们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对经济发展阶段的适应性政策转变等范畴。
3.中性因素 也称流动性因素，包括资本、可扩散的技术、知识和信息及其载体劳动力资源等可移动的因素，它们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中性因素。区别于上述二因素的最明显特征是，这些因素不具备归属地的“根植”特征，是集群转移所指向的对象，同时也是集群转移的选择主体，具备区域的选择权。显然，它们的选择是基于上述二因素，如果一个地区不具备客观因素，或是客观环境发生了变化而不适合于物质或知识资本的增值，新的选择就会发生。当一个区域主观环境由于人为的或其他的因素发生了变化，使得其自然因素得以充分利用，这些可流动因素就会流入该区域，集群就有可能自发产生或从外部转入。
（二）各约束条件在集群产生与转移过程中的作用
上述三个因素对不同的地区在不同时期的政策含义是不同的，换句话说，随着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上述三个因素（约束条件）在区域产业政策中地位会发生变化。如20世纪80、90年代东南沿海产业集群多是改革开放政策使得自然因素得到充分利用的产物，自然因素在这其中起到了更为关键的作用，自发产生往往成为人们对那些产业集群的总体界定。随着产业集群的发展和集群根植性理论的引入，政府开始介入对产业集群区的配套和服务领域，各种工业园区和科技园区的建设是人们对“后天”因素重视的结果。
可见，在不同时期，各因素对集群产生和转移的约束作用不同，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约束条件的相对地位可能改变。有学者分析认为：目前约束产业集群式转移的主要原因是东部地区的产业发展空间仍然很大，东部地区产业发展环境仍然优于西部，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使东部企业低成本优势得到全面的满足[6]。结合东部沿海产业集群的动态演化过程及其生存环境实证分析的结果，文章认为，上述观点忽视了主观因素在制造业的国内转移方面的重大作用，因为约束国内产业集群式转移的这些因素的前提条件已经发生变化，东南沿海低技术制造业的主客观优势正在弱化。
区域的主客观因素经常被认定为不可移动的因素，其实主观因素具有可复制性的特征。人们在研究东南沿海早期产业集群产生条件的过程中，易于陷入客观因素决定论的理论困境。过分强调集群产生的客观因素和当前东、西部差距拉大的现实使人们感觉到集群转移的空想化。显然，这种思维忽视了主观因素的可复制性，把更多的主观因素客观化，归为客观的不可流动性因素，如主观因素中劳动力流动方向、区域的市场组织制度建设等因素的可操作性被普遍忽视了。这种主观因素客观化的悲观理论反映在政策上表现为，通过工业园区的建设弥补客观条件的不足，并辅之以招商引资或情感投资，以吸引中性因素的进入。这种行为是把感性因素强加在不具备情感特征的中性因素上，把改善主观约束条件等同于“情”或“缘”的投资。中性因素对各个地区的选择是理性的，如资本纯粹是为了利润最大化，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不可能通过情感投资获得成功。当然，不排除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可以弥补信息不对称下的资本“逆向选择”，从而为自己获得发展机会。
（三）区域产业集群政策分析
“两头在外”的产业特征所决定的东南沿海制造业对出口与劳动力资源的依赖性更强。这两大因素分别是集群内企业的成本与收益项目，劳动力价格上升表现为企业的成本上升，出口难表现为企业的销售市场萎缩从而销售利润率下降。对于低技术制造业集群来说，如何解决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出口困难比东部沿海的竞争优势，如区域优势、产业链交易网络、创业和社会关系网络等可能更为重要。如果集群在解决上述问题时不是非常有力，企业放弃集群经济效益就成为可能。实证分析的结果支持东、西部制造业客观因素差距有缩小的趋势，主观因素在制造业转移过程中的作用显得更为重要，区域产业集群政策应当重视并正确理解政策的可操作空间，研究如何突破人为因素的约束，东、西部地区的新的产业集群政策的落脚点也是基于此的。
首先，欠发达地区要重视构建先进的制度模式。加强对劳动者的保障，提供一般的技能培训，以增加他们在当地的创业或就业机会，并由此带动劳动力待遇的螺旋提升和充分供给，这将成为落后地区经济腾飞的一块基石。目前这些地区的一些有力的主观因素能够为企业解决劳动力供给与市场问题提供新的思维，如增加农村保障投入措施以实现区域稳定的劳动供给；农民回乡经营农产业时所形成阶段性空闲供给仍然具备低成本特征；一些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所带来的新的市场需求；政治体制改革所带来的落后地区市场化加速与组织制度创新也为企业的生存提供了新的机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欠发达地区的企业与东部沿海的企业之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如劳动力的互补性和产业链上的新的分工合作的互补性。东部企业有更多的合作选择空间，企业的行为是进入竞争性较少的环节，互补性给东部沿海企业脱离集群的选择带来新的机遇，同时也能够延伸中、西部地区原有产业链。
其次，如何突破低技术路径依赖的创新系统建设问题是目前东部沿海区域产业政策中约束产业转移的主观因素的重点。如建立顾客导向型的、创新型的企业集群才有利于区域经济竞争优势的持续保持和提升，才能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使产业嵌入到全球的产业链上游或高端中去。产业集群的创新系统建设成为东部地区新的产业政策空间，并且它应当是基于企业选择的层面，应当突破传统集群创新系统的中观层次，把“集群创新”视为一个封闭的黑匣子来研究。传统对集群创新机制的研究均只涉及两个基本的要素：知识和学习，政策可操作性较弱。建设产业集群创新系统，应当由微观层面上升到中观层面，再上升到宏观层面从而实现积极反馈的完整循环系统。
四、结语
制造业的空间定位对劳动者选择的追逐是全球性的趋势，当劳动力流动趋势发生变化时，约束条件的相对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使集群转移成为可能。相对于劳动力全球性转移的自由度来说，国内劳动力转移的自由度与趋势更具有弹性。中国劳动力在不同时期的流动特征体现了制造业的区位分布，政策导向将同时引致劳动力的转移与产业的空间分布，二者之间相互作用。产业的空间聚集会吸纳劳动力的进入，同样，劳动力的流动方向，即劳动力的分布与转移走势也能引致产业的转移。
产业的转移表现为企业的空间选择，企业的选择行为是一个复杂的决策过程，因为这种选择取决于更多的复杂因素，也使政策选择空间更为广阔。对于区域产业政策来说，如何发挥各自的优势，提供更多的主观积极因素，是当地产业集群政策的落脚点。集群能否在一个地区产生、发展或转入取决于各个地区的主客观因素，其中主观因素是主动因素，是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石。主观性的因素为改变产业政策，包括各地区的产业组织政策、劳动力的保障力度、积极的空间定位、市场化改革、技术与制度创新、创新创业网络建设等。只有满足企业对空间的选择偏好，充分分析影响企业对新地区选择的积极因素或优势，这种政策与措施才能有效。
注释：
①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5年卷.中国统计出版社；2.三个地区的划分以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优惠为标准：东部地区包括11个省（市）行政区，分别是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8个省级行政区，分别是黑龙江、吉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12个省（市、自治区）行政区，分别是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
②从2005年1月1日起到2007年12月31日止，对我国七大类纺织品征收出口关税。
③2005年1月1日，按世界贸易组织《纺织品与服装协定》规定的自由贸易回归期限，纺织品配额制度将终止。
④2006年1至11月期间，有7个月出现负增长。受反倾销影响，福建对欧盟皮鞋出口连续负增长.http://www.allchinadata.com/news/Detail.asp? LiterID=6092569&ColumnName=& Column=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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