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以来“延安时期作家”全集、文集出版情况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安论文,全集论文,时期论文,作家论文,文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延安时期”专指1935年10月随着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中共中央来到陕北，特别是1937年1月进驻延安后的十三年(1935年10月——1948年3月)时期。“延安时期”全国解放区的政治、军事、文化形态直接影响到中国当代社会的走向，也包括新中国文学的走向。
“延安时期”以“陕甘宁边区”为核心的全国各解放区曾涌现和培养了一大批作家、艺术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一方面长期担任中央和地方文化艺术部门的领导职务，一方面坚持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为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当然，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也在“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曾遭遇过种种不公的待遇，有的甚至含冤而死。新时期以来，随着“拨乱反正”与“平反昭雪”的深入进行，恢复作家名誉与出版作家全集、文集的工作也在逐步展开。据不完全统计，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今，我国公开出版“延安时期作家”全集、文集已近百部，这为“延安时期作家”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本基础。当然也毋庸讳言，其中的一些全集、文集仍存在一些编辑与出版上的问题。在此，笔者不揣浅陋，简单梳理“延安时期作家”全集、文集的编辑与出版情况，并对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旨在抛砖引玉，祈求方家指正。
一、八十年代以来“延安时期作家”全集、文集出版的基本情况
对于“延安时期作家”的学术表述应该这样：一类是曾经在“延安时期”的全国各个解放区生活、学习或工作过的已成名作家，如丁玲、周扬、艾青、萧三、何其芳、周立波、成仿吾、萧军、陈学昭、欧阳山、黄源、周文等；另一类是在“延安时期”各个解放区火热战斗生活中培养起来的作家，如赵树理、柳青、贺敬之、孙犁、杨朔、李季、刘白羽、张光年(光未然)、冯牧、穆青、马烽、西戎等。换言之，它是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只要是在“延安时期”这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中，在全国各个解放区有过相对稳定的生活、学习与工作阶段的作家，均可以包括进来。当然，像茅盾等只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解放区进行过短暂访问的作家则不在讨论之列。
文学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作家全集、文集的整理与出版，它既是对作家创作成就的历史性回顾与检阅，也为今后作家研究提供扎实的文献基础。在我国当代出版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作家全集、文集的出版工作一直纳入政府的出版体系，与作家的文化资格与政治资格等相挂钩。这是因为它一方面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广泛搜罗、辨别、辑录作家各个历史时期的作品；另一方面出版全集、文集的费用较高，不是一般作家所能够负担得了的，借助政府的力量往往是作家们的最佳选择。因此，编辑作家全集、文集既是国家对于作家创作成就的肯定,也是作家们的荣幸，历来被作家们所重视。19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推行，我国的文化出版业发生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出版社从政府体系中剥离出来，成为独立经营的文化企业，具有了自主经营文化产品的权力。这种自主性与利益直接挂钩，出版企业的一举一动自然要考虑到受众的接受问题，出版的成本与利润问题。于是，在许多出版社热衷于推出一部又一部畅销书之际，那些曾在特定历史时段上产生过重大文学影响、仍具有文学史研究价值的“延安时期作家”全集、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的徘徊与迟滞，自然也在情理之中。当然，随着出版的市场化，多种资本的介入，出版作家全集、文集的门槛已经大大降低，也使得无数普通文化人梦寐以求的全集、文集的出版也成为一种可能性，许多业余作者动辄就出版“全集”、“文集”的情况也时有出现。在这种形势下，也有一些“延安时期作家”自筹资金出版其全集、文集。这使得新时期以来“延安时期作家”全集、文集的出版呈现多种途径兼有的状态。
据不完全统计，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到2006年9月止，通过不同渠道、不同方式出版的“延安时期作家”全集、文集已近百部，给“延安时期作家”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大体出版情况见如下列表①：
从上面的列表中可以看出，“延安时期作家”全集、文集编辑与出版呈现这样一些状态：
一是这些全集、文集呈现“五花八门”的编辑状态。这些全集、文集的编辑情况较为复杂：一部分是研究机构编辑的，如《周扬文集》、《何其芳文集》等都是国家专门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等机构的专业人员负责编辑的；一部分是出版社组织编辑的，如《赵树理文集》、《孙犁文集》、《李季文集》等；一部分是研究者与其亲属共同编辑的，如《丁玲全集》就是丁玲研究学者张炯、王中忱与丁玲之子蒋祖林共同主编完成的，《闻捷全集》、《马烽文集》、《西戎文集》、《孙谦文集》、《冈夫文集》、《苏一平文集》等也是由研究者和家属共同编辑的；一部分是作家的家属编辑完成的，如《郭小川全集》、《柯仲平诗文集》、《陈学昭文集》、《李冰文集》、《李庄文集》、《范长江新闻文集》、《高敏夫文集》、《金肇野文集》、《华山文集》等；还有一部分如《张铁夫诗文集》、《莎蕻文集》等则是作家自己亲自操刀编辑的。
二是出版渠道不同。“延安时期作家”全集、文集的出版，既有国家级的出版社，也有一些地方出版社；既有文艺性的专业出版社，也有一些非专业出版社。
二、“延安时期作家”全集、文集存在的一些问题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编辑出版作家全集、文集难点在于：一是对于作家创作资料的整理工作；二是出版资金的落实与运作问题。这两方面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自然也能迎刃而解。就目前笔者所接触到的“延安时期作家”全集、文集而言，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基本与这两方面有关。
一、编辑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作家“全集”的编辑在理论上讲要“竭泽而渔”，一网打尽作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作品，即“全而原”：“全”指全面，多方搜集，广泛辑佚，认真辨别，力争把作家的全部作品展现给读者；“原”即初版本作品，保持原初历史状态的作品，而不是后来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经过删节与修改的作品。这样，作家“全集”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集。编辑作家“文集”同样也如此，在广泛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前提下，整理作家各个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品。当然，这点对于处于和平年代的当代作家相对容易做到，而对于曾经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两次战火洗礼的“延安时期作家”来说，要完整地保存好当年的作品这确实不太现实。现代文学史研究专家朱金顺先生曾对“全集不全”的原因进行了这样的概括：“第一，作家本人(或其家人)不愿意‘全集’全”；“第二，全集的编者收集佚文的功夫不到家也会造成‘全集’不全”；“第三，政治的原因依然是‘全集不全’的一个原因”②。也有人指出当前作家“全集不全”有五种情况：“一是搜集不全；二是不注意著作前后版本之异；三是为尊者讳，有意不收；四是因避时忌而不敢收录；五是作者健在，抢先推出。”③专家们所指出的这些问题，在“延安时期作家”全集、文集的编辑工作中也不同程度地同样存在着。
第一种情况是资料遗失，造成收录不全。“延安时期作家”全集、文集的编者们都普遍遇到当年资料遗失，难以查找，一些资料不全的问题。1980年，由工人出版社和山西大学合编的初版《赵树理文集》在“出版说明”中就解释道：“赵树理在1927年就开始写作，抗战时期，前后办过三次小报，一个人用各种笔名又写又编。但由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两次战火的历程和‘文化大革命’的一场浩劫，许多作品未能保存下来，这是十分遗憾的！”《赵树理文集》初版出版后，山西省文联的董大中先生在各方面的支持下，陆续搜集到未编入文集的赵树理同志各个时期、各种体裁的著作一百多篇，编成了《赵树理文集续编》。经过十几年的广泛搜佚，再到2000年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新版《赵树理文集》，将《赵树理文集续编》中作品分别编入各卷，使得文集的内容更为全面。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先后两次出版《赵树理全集》，第一次是从1986年到1994年间陆续编辑出版的，到2000年增补再版时，编辑者还是无奈地说：“有些已知而尚未找到的作品，在附录中列表说明。有些尚不能肯定或仅可作为参考的作品，暂先编入附录，希望不要征引。”北岳版《赵树理全集》的编者们还专门在第五卷的“附录”中标识“尚不能肯定的作品”、“尚未找到的作品”、“拟写作品”、“赵树理著作编年”、“赵树理笔名索引”几方面的内容，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和敬业精神，为许多全集、文集的编者所不及。应该说，不管是《赵树理文集》还是《赵树理全集》，都是“延安时期作家”中编辑最为用力也最为出色的全集、文集之一。编者们在搜集、甄别、编辑上下了如此之大的功夫，尚有遗憾，更遑论其他的全集、文集。“延安时期作家”全集、文集资料的缺失情况是一种普遍现象，老作家刘白羽在“自序”中也坦率承认其文稿不全的情况：“(在1940年前后——笔者注)我写了两篇小说：《陆康的歌声》和《胡玲》。现在文集中我收入了《陆康的歌声》，《胡玲》却始终找不到了。”④老作家莎蕻也十分伤感地说：“文集中收入了我作品的主要部分，不少作品已散失，一些重要作品如《燃烧的延河》只收入了两节，《十二月的风》、《秋林行》等则无法查找到。近三分之一的短诗也未收入。”⑤《张庚文录》的编辑者更是在《后记》中呼吁：“张庚同志的文章发表在全国各种报刊，解放前因战争环境文稿有所散失，解放后也因各种原因，文章未能全部搜集起来。这次编辑文集虽然做了很大努力，但仍然有许多遗漏。特别是张庚同志的报告和书信，还有很多未能搜集到。今后如有可能，在文集再版时我们力争搜集得更全些。希望保存有张庚同志文稿和掌握信息的同志多给我们提供帮助。”
第二种情况是编者的用心程度不够，造成收录不全。这个问题的出现，往往是由于编辑者的用心不够造成的。曾荣获首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的《艾青全集》，无论在作品的收集上、内容的编排上，还是书籍的装帧上都堪称国内一流，但仍然出现了在第一卷中收录艾青早年名作《忏悔吧，周作人！》“半首”残诗的疏漏。《忏悔吧，周作人！》是艾青在抗战初期创作的一首著名诗歌，发表在《抗战文艺》1938年第9期上，共有三个部分。该诗的第一二部分谴责了周作人的叛变投降，语言激烈，痛心疾首；第三部分则深情地回忆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突出贡献，并再次对周作人进行规劝，要求周作人在民族大义面前进行忏悔，同时也表达了对于叛变者坚决战斗的决心……可是《艾青全集》的编辑者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没有注明这首诗歌的创作时间，彻底删去了第三部分内容，并对前两部分诗歌进行了改动，删掉序号，删去原诗第一小节“叛变了”之后那句放在括号内的诗行“我用灼痛的心接受这消息”。这首诗被删去的第三部分二十二行诗句是这样的：
周作人
你不能想一想你所走过来的路么
周作人
你曾经卫护过德谟克拉西
你曾抨击过北洋军阀的政府
你曾无畏地走在思想斗争的最前面
——中国的青年
不曾忘记你的名字
周作人
你——
曾为祖国的文化
举起过革命的旗帜的
在不正的暴力的前面
你胆怯了么？
忏悔吧，
周作人！
你站稳
我要向你射击……
中国的青年
要向你射击……
1938，6月
倘若客观地分析，《忏悔吧，周作人！》“半首残诗”情况的出现，可能是全国解放后在特定的政治形势下，有关编辑擅自删改或者是建议诗人亲自删改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首“残诗”便“以讹传讹”了。而后来《艾青全集》的编者也未说明任何原因，这就使许多研究者感到大惑不解。这样一来，《艾青全集》中的这一名诗只剩下孤零零地怒斥周作人变节的半首残诗。这不仅使得诗歌“忏悔吧”的主旨大受损失，更给艾青早期诗歌研究造成相当大的麻烦。
还有《高长虹文集》下册所收录的高长虹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也存在只收“半篇文章”的问题。该文分两次发表在1940年8月25日和9月1日重庆《国民公报·星期增刊》上。高长虹是我国1920年重要的“狂飙诗人”，早年曾追随鲁迅，后因“爱情纠纷”等原因攻击鲁迅，与鲁迅疏离乃至反目。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高长虹是位不折不扣的非理主义者和反权威主义者，他的回忆文章也一定充满火药味，可以毫无顾忌地攻击“思想界之权威者”鲁迅先生。可是，当他走过激情步入中年，在岁月的风雨中进一步沉淀思想的时候，他的回忆文章却充满理性之光，平静如水地回忆与鲁迅先生的交往，并对鲁迅多有赞美之词和护卫之语。正如鲁迅研究专家李允经先生评价的，“这反映了他不计前嫌的高贵品质，以及力排众议的可贵精神”⑥。高长虹回忆鲁迅的这篇重要文章，也可以看成为研究鲁迅与高长虹关系的重要文章。可这篇如此非同寻常的文章，在收入《高长虹文集》时也竟然丢了第一部分(《鲁迅研究月刊》根据现代文学史专家林辰先生提供的刊载高长虹文章的《国民公报》原件，已经将文章的第一部分内容刊登于《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5期上)。《一点回忆—一关于鲁迅和我》的第一部分约两千字左右，主要讲高长虹写作这篇回忆文章的缘起以及他与鲁迅的最初交往，是全文的有机组成部分。倘若没有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对于鲁迅人格特点与作品特点的分析显得突兀。正是有了第一部分，整个文章才丰满、圆润，富有逻辑体系。如同有专家指出的那样，“新文学仅仅三十年的历史，却有那么多人为的混乱急需去‘细心’梳理，而被国家养起来的专门研究人员大多忙于‘高深学问’，不屑于这些琐碎的学科基建工程”⑦。假如这些全集、文集的编辑者再认真一些、再敬业一些的话，完全可以避免那些“残诗”、“残文”的入选，编出更为受研究者欢迎的全集、文集来。
第三种情况是编者出于某些考虑，故意收录不全。“延安时期”一些作家全集、文集的编辑者们出于某些考虑,没有收录本应收录的作家们的代表性文章。如曾长期在周扬身边工作的龚育之先生撰文⑧披露，周扬在各个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文章未收录《周扬文集》的还有不少：如发表在《文艺报》1958年第5期、曾对当代文艺产生重大影响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发表在《红旗》杂志1963年24期上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发表在《红旗》杂志1966年第1期上的《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1965年11月29日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等。这些文章由于种种人为的原因，均未能收入《周扬文集》中。《周扬文集》的当代部分倘若没有这些文章，显然已经失去了其应有的文献分量。像这种“有意不为”的情况，在其他文集的编辑中较为普遍：《张庚文录》的编辑者这样袒露编辑意图，“另外，还有少量文章，如‘反右’时的表态性文章和其他少量工作报告，经编辑组研究并征得张庚同志本人同意，未收入文集中”⑨；《严文井文集》的编者也透露，“他(严文井——笔者注)事先就表示过，不赞成我们把他的所有文字都编辑进来。他自己先就‘剔除’了一些属于应景的以及屈从于当时的形势而‘言不由衷’的东西”⑩；《张光年文集》的编者们也是有所取舍，“属于日记类的单本著作《向阳日记》和《文坛回春纪事》，只辑入序言，未收录正文”(11)；而《贺敬之文集》的编者们在《编后记》中这样阐述其编辑特点，“这部文集是从贺敬之过去发表的文字、言论中遴选出来的，共分六卷，各卷的作品按发表时间先后为序排列”。
第四种情况是对原作进行删改。《年方90——周巍峙文集》的编辑透露，“收入文集的这些文章，绝大部分都已经发表见刊，在收录本书的时候，部分标题有小的改动；有部分文章，有相似的观点和雷同的部分，也在整理编辑的过程中，进行了合并，以免烦琐”(12)。通过这部文集的《编辑手记》，我们可以看出，“文集”在这里已经成为编辑者与作家合谋的产物，已经带有更多人为加工后的印记。这样的编辑工作，显然违背了“原始性”的文集编辑原则，不能保持历史状态的真实性。
二、出版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新时期”以来，“延安时期作家”全集、文集的出版基本上有这样几条途径：一种是纳入政府的出版渠道进行出版；另一种是利用个人影响“四处化缘”式的出版。“延安时期作家”建国后一方面均不同程度地在体制内任职，另一方面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创作过产生重大文学影响的作品。这样，纳入政府的出版体系，或者利用体制内的一些资源，保证其全集、文集能够顺利编辑出版也属于正常现象。文化部长孙家正在《周而复文集·序言》中披露：“周而复同志的著作我很早就读过，其艺术魅力给了我深刻的印象。真正和他交往还是我到文化部工作以后。五年多来，通过会议活动、电话沟通、书信交往、个别交谈等，我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在书籍出版、作品研讨、上书言事、医疗手术，乃至身后安排等事情上先后找过我，我做了我应该做的……去年9月，他身患绝症后，处于病危状态。……经过诊疗医院的积极努力，而复同志一度好转了许多，生命得到一定时间的延续。在这期间，传来了刘云山同志关于出版《周而复文集》的批示，我和新闻出版署石宗源同志立即商定了方案。在他90岁生日前夕，而复同志亲手将满满一纸箱子的手稿，交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和文化艺术出版社负责同志的手里。他虽然未看到这套书的出版、发行，但他感受到了中央领导的关怀，他也相信了他所托之人的承诺。他是以一种如释重负、满意欣慰的心情离去的。”可以看出，虽然在领导的重视下，蔚为大观的二十二卷本《周而复文集》终于公开出版了，但是周而复却带着满腹的惆怅与希望离开人世，无缘亲眼看到他的文集。这套文集就印刷质量而言，应该是“延安时期作家”中印刷质量最好的文集之一。但是，“延安时期作家”中能有几位是“周而复”先生呢？
“延安时期”一些作家文集的出版周期长、印数普遍偏少，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丁玲文集》、《马加文集》、《罗烽文集》、《杨朔文集》从第一卷到最后一卷出齐都拖了十多年之久；还有《周扬文集》第五卷印了区区300册，《白朗文集》第三四卷合集本也印了350册，《欧阳山文集》也印了530套。这种印数偏少的现象，从另外一些侧面说明“延安时期作家”的全集、文集普遍存在着出版经费困难的问题。还有一些可能是自己垫资出版，这种情况不好统计，但从一些作家文集的“编后记”中亦可以发现一些同样的尴尬。
三、关于今后“延安时期作家”全集、文集编辑、出版的几点建议
第一，“延安时期作家”全集、文集出版的首要工作，是广泛搜集与甄别散佚的材料，使“延安时期作家”的全集、文集真正能够对得起其品牌。
王瑶先生曾讲过：“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中，我们有一套大家所熟知的整理和鉴别文献的学问，版本、目录、辨伪、辑佚，都是研究者必须掌握或进行的工作；其实这些工作在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同样存在，不过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罢了。”(13)我国著名的文史研究大家任继愈先生也指出，出版全集：“第一是搜集资料，我的老师陈垣先生说要‘竭泽而渔’，这虽是‘笨工夫’，却是编辑出版全集的一条过硬的基本功啊。”(14)当然，对于更多的作家全集、文集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不是一时三刻就能解决的，需要研究者的长期搜集、甄别加以确认。《丁玲全集》的主编张炯先生在《序言》中透露这部全集编辑时的良苦用心：“这部十二卷的全集，是在十卷本《丁玲全集》的基础上加以增补编成的，另外，我们在编排上做了必要的调整，对内容重新进行了注释。增加的内容主要是过去未发表的讲话和文章，以及部分虽发表过的但未曾收入文集的讲话和文章，还增补了丁玲亲属提供的部分日记和丁玲给子女和亲友写的书信，以及她遗稿中清理出来的若干随感性文字。她未曾发表的讲话和文章，如在苏联斯大林文艺奖金授奖仪式上的讲话和在莫斯科广播电台所作的《苏联文学在中国》的讲话等，以及虽发表过但未收入的，如《序<胡也频诗选>》和《批评萧军错误思想》及对胡风问题表态的《敌人在哪里？》等。后两篇文章今天看来自有不妥之处，为保存原来的历史，都一如原貌未加改动。”即使这样,一些文学史专家仍认为这部“全集”中尚有遗憾，即丁玲的《“开会”之于鲁迅》虽然编在第五卷中，可是所依据的底本，仍不是1940年发表的原文，而是1956年的那个在因人为因素干扰下的删节本(15)。《何其芳全集》的主编蓝棣之先生在《序二》中说：“读者可以看到，我们一本不遗漏、一篇也不删减地将何其芳的著作按原貌展示出来”，“在这里我们必须特别声明：为了保持何其芳文学和理论遗产的完整性和历史原貌，编选时不仅未对收入全集的任何文章进行删节修改，同时，也未将任何一篇他生前公开发表过的文章从全集里删除”。然而，朱金顺先生却指出《何其芳全集》并非如编者们所声明的那样，仍有许多文章未能收录进去：“已知何其芳先生印入各种单行本的诗文，而为《何其芳全集》遗漏的，共有24篇和一则短跋”，“林林总总找到了《何其芳全集》外之佚文共47篇。日前，我已辑得了诗文34篇，还有13篇待访求”，“《何其芳全集》只收《何其芳译诗稿》一书，其他译文均不收入”。这两个例子至少可以说明这么一个道理：“求全”虽然说永远是编辑“全集”的追求目标，但是能否做到“全而又全”，确实需要下一番死功夫的。
当然，资料的搜集与甄别工作仅仅靠研究者的热情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国家全面开放“延安时期”历史档案。“延安时期”国家档案的开放与否,以及其开放的程度如何，将直接关系到学术界对于“延安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研究的整体水平。现在，开放“延安时期”历史档案的时机已经成熟，国家应该逐步开放其保存的此类专项档案为学术研究所用。
第二，应委托相关的学术机构，对于“延安时期作家”全集、文集的编辑、出版进行必要的学术评估。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规范、有效的学术运作，建立科学、规范的“延安时期作家”编辑体系，既可以出版高质量的全集、文集，还可以免去各个管理部门的不必要的麻烦，减轻作家家属们的工作压力。
目前“延安时期作家”全集、文集中的书信和日记的收录情况也不尽相同，有些编者把作家现存的大部分书信和日记都编入其中，有些只编入一部分，有些连一篇也没有编入。全集、文集要不要收录作家的书信和日记，收录到什么程度，应该交由学术机构进行必要的学术评估，而不是编者们凭着自身的好恶进行简单取舍。还有作家“全集”追求“全而又全”这本身无可厚非，但不能只要是作家手写的文字都要收录，还是只收录具有文学性的文字？这也应该交由学术机构进行评估，而不是编者们的想当然。
第三，建立专门的“延安时期作家”全集、文集出版基金。
这样，“延安时期作家”研究与全集、文集的出版不至于陷入没有研究经费、没有出版经费的窘境。新时期以来，“延安时期作家”的一部分虽然出版过全集、文集，但是从出版情况来看，有些全集、文集却由于经费困难，造成简单装帧、印刷粗糙、出版周期长等问题，未能真正达到既要保存文献、又要传之后世的目的。如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杨朔文集》就很能说明问题。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出版《杨朔文集》上卷后，因经费问题迟迟不能补齐中卷与下卷，直到1995年才第一次整体推出《杨朔文集》上中下三卷，前后拖了十多年之久。还有一大批曾在建国后产生过重要文学影响的“延安时期作家”，如韦君宜、周文、萧军、陈荒煤、徐懋庸、康濯、黄钢、阮章竞等仍没有出版过文集。他们未出文集的原因尽管很多，但经费问题仍是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随着历史时空的渐行渐远，人们有了更从容审视历史的可能性，能够以一种平静的心态来阅读历史，把握历史现象。应该说，有了研究者的辛勤劳动，再加上科学的评估体系、充足的出版基金，今后“延安时期作家”全集、文集的编辑与出版工作一定会越做越好！
(本文在写作的过程中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审张小鼎先生的悉心指导，在此深表感谢！)
注释：
①“延安时期作家”全集、文集出版情况列表的基本原则：整体上按照作家全集、文集的出版顺序排列；同时，每个作家全集、文集的出版信息相对集中，便于读者阅读。
②朱金顺《辑佚·版本·“全集不全”——读“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论文随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第144—147页。
③李音《朱正<丁玲<“开会”之于鲁迅>一文的遭遇>的“编后”》，《北京日报》2005年5月30日。
④刘白羽《序言》，《刘白羽文集·第一卷》，华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⑤《编后记》，《莎蕻文集·第一卷》，武汉出版社1999年版，第387页。
⑥李允经《评高长虹的〈一点回忆〉——兼与言行同志商榷》，《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5期，第43页。
⑦龚明德《〈艾青全集〉中的半首诗》，《新文学散札》，天地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页。
⑧龚育之《几番风雨忆周扬》，见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9—252页。
⑨《后记》，《张庚文录·第七卷》，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576页。
⑩徐鲁《编辑〈严文井文集〉的一点回忆》，《出版科学》2006年第4期，第17页。
(11)《出版说明》，《张光年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12)武丹丹《编辑手记》，《年方90——周巍峙文集·第五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第382页。
(13)王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第16页。
(14)转引自李音《朱正〈丁玲〈“开会”之于鲁迅〉一文的遭遇〉的“编后”》，《北京日报》2005年5月30日。
(15)朱正《丁玲〈“开会”之于鲁迅〉一文的遭遇》，《北京日报》2005年5月30日。
(16)朱金顺《〈何其芳全集〉佚文考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3期，第278—281页。
标签：鲁迅研究月刊论文; 延安时期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周扬论文; 读书论文; 资料搜集论文; 鲁迅论文; 丁玲论文; 赵树理论文; 文艺论文; 何其芳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