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术范式的“马魂、中体、西用”*
洪晓楠 蔡后奇
［摘 要］ “马魂、中体、西用”作为主导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学术范式，是在文化“三流合一”论、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为“体”“用”之争开辟出新格局。在当代中国文化的特殊语境中，该范式既要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作用，积极挖掘“中体”和“西用”的积极性成分，实现综合性地创新;更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之‘魂’”，对“西用”之流弊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成分过度融合的问题进行创造性的批判，故“马魂、中体、西用”在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世界中表征出“一元、三维、六向度”的整体性结构。以此进一步完善马克思主义文化“综合创新”论，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为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范式基础。
［关键词］ “马魂、中体、西用” 学术范式 文化心理
“范式”一词，最早是由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 (Thomas Samuel Kuhn)提出并系统阐释的。库恩指出，范式是科学共同体的成员进行研究、指导活动的公认模式，是科学研究的“基质性”要素，“取得了一个范式，取得了范式所容许的那类更深奥的研究，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①库恩对“范式”这一概念的系统性诠释，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范式的价值引领性。范式决定着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方向和理论旨归，在共同性价值的照耀下发现“什么样的问题有待解决”②的理论盲区。第二，范式的原则规定性。范式是科学共同体的方法论原则，是架构学术框架和诠释结构的逻辑生长点，决定着共同体如何同质性地看待、理解特定的研究对象。第三，范式是最刚性的评价标准。它作为标准衡量着特定领域问题合理性和方法选择性，决定着科学研究的问题导向和意义的生成域。总体说来，库恩认为:“范式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接纳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标准的源头活水。”③不仅科学共同体如此，只要是学术共同体都普遍适用。各人文学科历来存在着不同的学术流派，各自传承着不同的学术传统，学术流派在历史中的沉浮更迭意味着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与更新。所以，学界 (尤其是人文社科界)在库恩的“范式”一词的基础上，自觉地生长出“学术范式”一词。学术范式是指学术共同体所有成员都共同认可和遵守的信念、价值、方法、话语等的规范体现，是共同体成员在长期的共同探索、交流和碰撞中而形成的。就当代中国文化研究领域而言，“马魂、中体、西用”作为一种学术范式，在时间的流变、实践的积淀和学界的探索中被慢慢规定下来。“马魂、中体、西用”之所以能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主导的学术范式，是在西学东渐漫长的“体、用”之争中逐步凸显出巨大的逻辑优势和理论创新性。然而，学术范式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其历史使命的完成，恰恰是开启未来新的逻辑支点，新的问题有待解决。随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当代中国文化发展进入繁荣时期，文化发展的机遇和风险并存，作为学术范式的“马魂、中体、西用”如何与时俱进地拓展研究视域以把握机遇，深化对学术范式的研究以规避风险，总体性推进以统摄未来，这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重点问题。
从整体上看，我国农产品依然存在原字号多、精深加工少的问题，产销环节的梗阻也尚未完全打通。但近年来，我国在有机肥替代化肥、龙头企业培育、质量追溯体系构建等方面持续发力，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明显增多，越来越多的名优特产品正获得市场认可。
(2)水平灰缝厚度和竖向灰缝宽度为10 mm。要求水平灰缝厚度应≮8 mm，同时≯12 mm；垂直灰缝里口≮5 mm，外口≯15 mm，砂浆饱满度应达到80%以上。砌体上下层的环缝应交错1/2砖，辐射缝应交错1/4砖。砌筑高度≯1.8 m/d，以防砂浆未硬化造成砌体压缩变形而产生较大偏差。
一、文化“体用”的范式转换与“马魂、中体、西用”的形成逻辑
“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是方克立先生充分吸收和继承了张申府先生的文化“三流合一”论和张岱年先生的文化“综合创新论”，三位学者经过数十年前仆后继的努力探索，在百年之久的文化“体用”之争和“体用”范式转换的迷宫中，以客观理性的实践精神和现实态度逐步总结出具有时代特征、民族特征和实践特征的范式。
从历史的视角看来，在西学东渐四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中西文化的对话和交流先后经历了“中模西材”(徐光启)、“中本西术”(冯桂芬)、“中体西末”(郑观应)、“中体西用”(张之洞)等不同形态。自张之洞以来，“体、用”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学术范式被确立，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近百年以来，不同派别依据不同文化立场，在“体、用”之争生成“中体西用论”(现代新儒家、当代新儒家)、“儒体西用论”(贺麟)、“西体西用论 ”(全盘西化论者、充分世界化论者)、“西体中用论”(李泽厚)、“中西互为体用论”(傅伟勋)④等诸多形态。但是上述诸多文化“体用”范畴，都没有超越“体用”二元之争内在的自拘性，诸多论者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西学”的范畴加以框定，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超越“西学”资本主义文化属性的价值指向，湮没了马克思主义应有的主导性光辉。而以张申府、张岱年、方克立等为代表的学者，正视中国现代语境中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共在的客观实际，先后形成“文化‘三流合一’论”(张申府)、“文化‘综合创新’论”(张岱年)、“马魂、中体、西用”论 (方克立)，勾勒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逻辑演进脉络，并在当代语境中确立了“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这一范式结构。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融碰撞的时代背景之下，张申府早在1932年，就提出过中、西、马“三流合一”的主张，“百提，伊里奇，仲尼，三流合一”⑤，这标志着文化“三流合一”论的形成。后在1941年提出“孔子、列宁、罗素，合而一之”⑥，将“三流合一”论深化。张申府认为，孔子代表着的“礼、义、仁、智、信”等人生理想是中国古代的最好的传统;列宁代表着的“唯物辩证法”和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是新方法论和世界观开启的传统;罗素代表着的逻辑和科学的思辨是西方文化最好的传统，“三流合一”对中国可以开启新的中国哲学，对世界可以开创新的世界学统。张申府的“三流合一”论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高扬了马克思主义应有的光辉，批判了自由西化派将西方文化视为文明的巅峰“甘于为奴”的文化主张，也批判了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或全盘颠覆或彻底回归的两种极端主张，倡导在中、西、马的交流和互渗中探求文化之出路，表现出极为可贵的探索精神。但是，文化“三流合一”论并没有成为公认的学术范式，相反，它饱受来自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西化派和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判。除了当时处于政治文化势力的决战期、不同派别的学者更关注于不同文化思潮之间对立的外因之外，最为主要的原因是“三流合一”论内部因缺乏现实实践的视域，缺乏对国情、世情的精准把握，没有凸显出何种文化观处于引领性地位。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处理，使马克思主义在“三流合一”论中失却了指导地位，三者之间的“合流”并没有真正实现。
在20世纪40年代，张申府之弟张岱年，继承和发展了其兄的“三流合一”主张，并解决了该理论内部的不合理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张岱年提出“兼和”文化哲学，为“三流合一”论奠定了哲学基础。 “兼和”哲学主要是以唯物辩证法为主导，兼和文化多样性(中国传统中的健康部分、西方文化中具有永久价值的部分)和创造性 (开出社会主义新文化)在动态发展进程中的均衡、聚拢和融合，初步建构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体系，从而使“三流合一”论不再是简单的聚合关系，而呈现出动态融合的新的理论场景。第二，张岱年在张申府“孔子、列宁、罗素”“三流合一”的基础上，提出“唯物、理想、解析”的“综合于一”论，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为文化支点，统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的“理想”和西方文化中的“解析”。这就凸显出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地位，克服了张申府的“三流合一”论因失却主导力量而盲目解决内部矛盾的弊端。第三，张岱年将张申府的“三流合一”和“综合创造”有机结合在一起，以更广大的历史视域和现实关怀系统诠释了文化的世界性和民族性、文化整体综合性和部分分析性、文化的延续性和突变性的之间的张力关系，在马、中、西的辩证综合中创造文化的新形态，坚定指出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是迈向社会主义新文化。这就从文化哲学的高度上回答了“三流”如何“合一”，使马、中、西三种文化形态在综合的基础上得以创新，从而改善了张申府的“三流合一”论因缺乏创新力而呈现出的结构松散的境地。后来在改革开放以后，新一轮的文化大碰撞重新引发三大思潮的大争论，文化盲从论、文化自卑论、文化自大论喧嚣尘上，中国文化该往何处去成为时代的突出问题。在此背景下，1987年，张岱年重新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倡导“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指导下，以社会主义价值观来综合中西文化之所长而创新中国文化”⑦，此后又提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四种模式:并重模式、结合模式、“主导—支流”模式、“体、用”模式，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主导性之“体”，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主体性之“体”，西方科技乃为“用”。方克立在张岱年先生的基础上，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16字诀，至此将文化“综合创新”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是该理论仍有无法解决的问题，这就是形式二元(“体”、 “用”)和内容三元(马、中、西)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彻底消除，没有建构出圆润通融的文化生命体，西方科学技术并非西方文化之全貌，这些问题直到方克立提出“马魂、中体、西用”论才得以解决。
方克立在2006年正式提出了“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中国文化主导的学术范式才正式确立。自此建构出形式三元(“魂、体、用”)和内容三元 (马、中、西)的文化辩证体系，“马学为魂”明确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中的最高原则和主导性地位，是在文化建构的境遇中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中学为体”中的“中学”，方克立将之拓展为中国文化的生命整体，随之将张岱年先生的“中华民族主体论”的研究范式转换为“中国文化主体论”，从更宏大的视域、更高级的层次上辨析出传统文化语境中的“体、用”范式的多重内涵，避免了因理论近视陷入“体、用”概念的迷宫，也能在更具整体性的关怀中实现“马魂、中体、西用”的总体性统摄。在“西学为用”的层次上，张岱年只是将西学归之为科学技术，方克立将之拓展为“西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中一切有利于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合理因素”，是“马魂”、 “中体”的“他山之石”和“道体器用”之“用”。由此可见，方克立是在更宏大的关怀中以“综合创新”为路径，走向“三流合一”，同时也更具有解决现实问题的针对性。比如，方克立先生认为“‘马魂、中体、西用’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宗纲”⑧，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⑨这也和“马魂、中体、西用”具有同质性的架构。由此可见，不论从理论的层面，还是从实践的层面，“马魂、中体、西用”已经作为一种学术范式被广泛认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和实践价值。
0～10 cm土层在不同耕作方式下，苗期常规耕作方式下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高于深松耕和免耕处理，但无显著差异(P>0.05)。在开花期、灌浆期深松耕和免耕方式下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显著高于常规耕作(P<0.05)，表现为深松耕>免耕>常规耕作。在收获期，免耕显著大于深松耕和常规耕作，且深松耕和常规耕作间无显著差异(P>0.05)。夏玉米整个生育期不同耕作方式下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表现为深松耕>免耕>常规耕作，秸秆还田耕作方式能显著提高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
二、“马魂、中体、西用”作为当代学术范式的内在结构
“马魂、中体、西用”作为当代中国文化的研究范式，解决的主要是当代中国文化在社会急剧转型过程中凸显出的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之‘魂’”，正视、批判“西用”之流弊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成分过度融合的问题，故“马魂、中体、西用”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表现出“一元、三维、六向度”的整体性结构。“一元”指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中不断呈现的文明新形态，“三流”指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在不同维度提供的实践智慧，“六向度”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建构性向度、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向度;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成分、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因子;西方文化的理性的经验、西方文化的“理性的诡计”。
2.2.3 置管期的观察及护理:术后第7天左右拔输尿管,在拔输尿管之前,应观察患者自行排尿的情况,同时要密切注意伤口愈合情况,若拔管后伤口愈合较好,未发生漏尿,术侧无肾功能不全,无尿液反流,再次观察l周。在拔输尿管的过程中,必须严格执行操作规程,切忌触碰患者伤口。
第一，“马魂”在对“中体”、“西用”的总体性统摄中，表现为指导性和批判性的双重结构属性。“马魂”的指导性主要体现在宏观方面，即“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为指导原则”⑩，“马魂”的批判性主要体现在微观方面，即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不合时宜的成分要进行深入的批判，尤其是当下表现出的“伪善”心理在市场经济中的无度蔓延。“马魂”的指导性已成体系，故无需赘言，我们在此重点阐释“马魂”的批判性，以实现“马魂”的总体化建构。
“批判性”是“马学之魂”。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之中，“批判”一词是高频词汇之一，并且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方法论基石，他们将批判性视为扬弃旧世界和创造新世界的内在动力。批判不仅是在意识的领域对文化虚体进行批判，更要对政治、经济等文化实体结构进行批判，“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地批判。”⑪对此，我们也要讲批判作为一种方法论的自觉，不能将批判性的领域仅仅局限在资本主义语境之内，还应包括对传统文化批判和反思、甚至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判，即对我们自身文化建设过程中不合时宜的现象进行必要的哲学反思。就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的文化观而言，“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⑫作为一种理论创新，其实质是对过去“体用”观理论体系的总体性批判，而我们如果只将这种“批判”止步于新理论的形成阶段，而在新理论的发展阶段失却了这种批判性，那么，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也将失去自身发展的动力而沦落在教条主义的陷阱之中，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首要问题。同时，我们还要格外注意作为“马学之魂”批判性的现实维度，“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⑬我们自觉运用这一范式，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文化强国、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应对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和文化殖民的“批判的武器”，还需将“武器的批判”应用于社会生产实践领域，在“综合创新”的基础上生长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在此基础之上建构中国特色强国来“解构‘西方话语垄断’”⑭。所以，在当下具体的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领域，作为“马学之魂”的批判性万不可丢，还需要将之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使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在“批判的武器”所表征的文化虚体和“武器的批判”所寓形的文化实体的双重维度中实现自身的批判。唯有如此，“马魂、中体、西用”才成作为开放性的范式，用以真正的解决现实问题，“马魂”为指导的“三流合一”也能实现辩证互动，使批判性成为辩证的动力，“马魂”通过批判“中体”暗含“伪善”的理论坍塌实现民族主体的真正实体化，通过批判“西用”的消极性并创造性地学习其积极因素，实现从“阅读主体”到“创造主体”的转化。在具体的实践境域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马中西’交互贯通中始终处于核心地位”⑮，使以“马魂”为指导的“三流合一”这一文化景观得以最大程度的涌现，从而在对“马魂、中体、西用”这一范式的运用中，建构出更高形态、更为健康合理的文化生态观。
⑤张申府: 《编余》，天津: 《大公报·世界思潮》，1932年10月22日，第8版
所以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文本语境中的“中体”的诠释，不能仅以词句表面的华丽璀璨的表达作为建构新形态文化的逻辑起点，否则可能会造成表象的坍塌。我们不仅要把作为历史正能量的优秀成分弘扬于当下，还要正视、审思、批判历史阴暗处的文化负值，即我们不仅要看到华夏文化的实践境遇和“自强不息、变化日新、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等璀璨词句下的文化心理结构，还要看到与之形成辩证镜像的“诚者天道”但“天道不可言说只可意会”的主观唯心架构出的主体自欺与道德伪善、“民胞物与”力所不逮生成的“圈里圈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道德辐射有限性等诸多理论塌陷和实践虚空而形成的文化矛盾空间，二者共同构成文化荣光与文化阴影的辩证法，此二维同为“马魂、中体、西用”这一范式中的“中体”所统摄的对象。
“马魂、中体、西用”这一学术范式，应对“西用”的积极成分和消极成分有着总体性的关照。这一学术范式本为实践智慧的现实形态，能采取深入批判、主体借鉴和前景前瞻和并存的“巧用”是实践该范式的前结构。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的高纯度过滤、“马魂”和“中体”创造性结合实现的当代主体性建构保证对“西用”有着充分驾驭能力，并能提供一定的前瞻和防风险并重的战略定力。所以该范式所主张的“西学为用”的理论内涵远不止于只取优点的“表层结构”，对于作为总体性的“西学”的“深层结构”也有着自身理性的认知和批判。唯有此，“西学为用”的理论旨归才能真正生发。“西学为用”的“深层结构”的内在逻辑尚需从以下两个维度中展开:其一，在文化建构的过程中，我们要实现对“西学为用”从“学之以鱼”到“学之以渔”的逻辑转向，且要在充分学习“西用”之“渔”的实践基础上推演出“西用”即将涌现出的新路，在此意义上实现对以西方大地生长、涌现和言说出来的“西用”进行总体的超越，实现自身主体性的建构 (新进发生的美国制裁“中兴”事件便是力证)。其二，自创造诠释学的视域来看，作为理解完成的最高形式，是实现“国人对‘西用’应当说什么”。即从“西用”在华夏大地上的言说之物中道出国人之“应说”，这既是在“视域融合”基础上的继承，同时也是在更高形态上的“视域转换”中契合新语境、解决新问题，从而实现“西用”的自我化、本土化和与时俱进的文化建构。
①②③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24、95页。
“马魂、中体、西用”这一范式的自觉运用，能使我们正视文化总体的言说背后的积极性力量和消极性力量，正视二者共同生发于当下，并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视域下消除传统朦胧语境中的自欺、伪善空间，唯有如此，传统文化的积极因子才能成为无理论虚空、无诠释塌陷、无逻辑错位的价值实体，并在此意义上约束“西学为用”所招致的肆无忌惮的物化膨胀。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的文化语境中，应力图避免对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表象化、扁平化的诠释路径，而应采取一种立体的视域，展现其背后积极力量与消极力量的张力结构的辩证全景，应正视中国传统文化中背后动态流变的多重冲突、辩证的张力结构。因此，我们不仅需要在总体化、连续化的宏观视域中凝塑华夏文化的主体性，而且要针对华夏文化主体背后涌动的非主要矛盾冲突，果断采取线性认知的中断、暗虚文化的解构、消极意义的去弊等方式，令多元冲突的文化张力展开，“尊重传统而不盲从传统”⑰，以此来实现华夏主体的去虚空化、去伪善化，夯实传统文化积极因子的生发语境，从而让“传统与当下创造性地结合”的意义最大限度地生发。最终“经过近现代变革和转型，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化生命整体”⑱。
“马魂、中体、西用”作为学术范式，要获得现实的生命力，必须用于解决实际问题。这一范式的积极作用不仅仅在于将文化的正能量系统化，更在于正视时代发展、场域转换、社会转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负能量，并能行之有效地克服，这是范式的基质性作用、整体性视域、方法论聚焦的应有之义。所以，在当下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时期，“马魂、中体、西用”这一学术范式被延展为的“一元、三流、六向度”的张力结构，既有积极的正能量引导，充分发挥范式的价值引领性作用，更要通过对负面问题的正面关照，探索负面问题的转换方式，使其成为新的生产域。当下中国处于社会的急剧转型期，新时代的文化处于创新培育期，我们在此倡导的“马魂、中体、西用”的“一元、三维、六向度”的范式张力，并无意建构一种僵硬的体系，而是通过一种问题意识激活这一范式的辩证结构，在综合性视野的审思下实现创新性的改善。所以，就“马魂、中体、西用”这一范式的具体运用而言，是以问题意识为切入点，通过对当代中西文化碰撞、融合过程中出现的诸如资本逻辑对道德底线的无尺度下放、消费社会对于欲望的无尽放逐、网络多元主体对集体主义传统的彻底撕裂、全球化的依赖关系中被放大无数倍的“拿来主义”等具体问题的批判和反思，加大中国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的力度和重新建构的深度，在更高的视界和更深层次的立体空间中审思中西文化对话域中出现的问题链，孕育创生出新的“创造主体”。此为这一范式应有的循环周期。中国发展过程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不仅不能扼杀这一范式的现实生命力，反而能对新问题的预见和解决中，推动着这一范式走向未来，这正是作为学术范式的“马魂、中体、西用”的开放性所在。只有以问题意识为切入点，在具体的运用中，聚焦于如何推动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共同整合“马中西”的思想资源，吸纳不同学术派别的合理声音，在对话和交流中深化学术共识，体现文化研究的“最大公约数”，学术共同体的规模就会越来越大，学术共识亦会愈来愈多，尤其是“马魂、中体、西用”可以作为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可供借鉴的学术范式，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具体问题研究中，充分发挥其基质性的作用，与时俱进地拓展研究视域以把握机遇，补齐文化短板，在综合创新、批判反思的全方位视域下建构出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马魂、中体、西用”作为学术范式的当代运用
方克立先生指出:“从学术范式的角度来说，所谓的‘马学为魂’，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基本理论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所谓‘中学为体’，就是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以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为研究目的，以中国文化为主要学术资源，以本民族话语为表达方式。所谓‘西学为用’，就是以其他民族的文化为‘他山之石’，为精神资源，为学习借鉴、比较会通的对象。”⑳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马魂、中体、西用”作为学术范式，在中国现代文化观的演进过程中，已经内化为一种文化自觉。方先生指出:“我曾经提到过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名字，也提到过我老师辈的张岱年、冯契、任继愈等先生的名字，还提到过比我略长的陈先达、罗国杰、方立天等同辈学者的名字，他们走的都是一条‘马魂、中体、西用’的学术道路。这条道路将被一代一代学术传承者走得越来越宽广，并且有可能建立起一种主导的学术范式。”㉑从现实发生论的视角来看，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马魂、中体、西用”渐渐内化为一种理论自觉，逐渐成为学界普遍认同的学术范式。哲学界以李翔海、洪晓楠、张允熠、周可真、杜运辉等学者为代表，积极倡导“马魂、中体、西用”的时代性建构。洪晓楠还将“综合创新”的理念运用到科学文化哲学研究领域，提出了科学文化哲学的研究纲领;谢青松撰写了多篇文章，指出“马魂、中体、西用”开创了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新范式。经济学界以杨承训及其学术团队为代表，多年来坚持以“马魂、中体、西用”为范式，作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建构原则和发展方向。文艺理论界以董学文为代表，指出“马魂、中体、西用”在文学理论中的指导作用。行政管理学领域以陈寒鸣为代表，倡导依照“马魂、中体、西用”的思路建构当代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还有众多学者倡导“马魂、中体、西用”作为学术范式在当代中国的思想史、军事学领域、伦理学、法学、教育学等领域的运用，自觉地以“马魂、中体、西用”为学术基质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基于此，“马魂、中体、西用”作为学术范式，充分展现了范式的价值引领性(“马学为魂”)、原则规定性(“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接受主体”)、范式作为评价标准 (西学之“用”的本土契合度)的具体所指和丰富内涵，在各个学科中也被渐渐规定和挖掘出来。总而言之，“马魂、中体、西用”作为学术范式在中国的学界渐渐被认同，被自觉地运用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和学科的建构过程中，汇聚成学术共同体，在诸多领域和关键问题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基质性作用，尤其是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作为“现实道路”㉒被规定下来。
综上所述，“马魂、中体、西用”作为一种学术范式，是一种在动态实践中解决问题的核心基质。该范式不尽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借鉴西方优质文化，还要包括在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指引下批判中西文化之流弊，“强‘魂’、健‘体’、巧‘用’”也是这一范式内在的张力结构。所以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子——西方文化中的积极成分”的“三维结构”，拓展为“马克思主义的肯定性和批判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成分和糟粕成分——西方文化中的积极成分和糟粕成分”视域更为宽广的“六向度结构”，充分发挥“马魂、中体、西用”作为学术范式的价值引领性，正视文化融合过程中的张力结构，谨防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中的道德“伪善”成分和西方文化“器物”层所蕴含的“理性的诡计”巧妙嫁接所生成的文化虚空，在时代性的高度上重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视域，以此方式来夯实三大文化生态中本身存在的认知张力，真正实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三流合一、综合创新”。
“马魂、中体、西用”作为学术范式，在具体运用中的实践愿景是“三流合一”，实践路径为“综合创新”。所谓“三流合一”，并不是简单地将三种文化资源变相叠加、糅杂在一起成为的理论混合态，也不是将三大文化资源条理清晰地陈列在一起，遇到问题就去翻看以寻找解决问题的万能宝典，这绝非“马魂、中体、西用”这一学术范式的合理应用。所以“三流”如何“合一”需要追问，“三流合一”之后呈现出何种形态需要解答。我们认为，“三流”需要解决具体的文化实践问题中才能渐次“合一”，将“马魂、中体、西用”的“六向度”结构内化为一种流转不息的文化生命体，遇到问题通过分析感知到“六向度”中的哪个环节出现需要解决的社会痛点，追问以下问题:“西学为用”是否超越了“器用”的范畴?是否犯有“教条主义”的错误?“中学”之“体”是否自觉运用?是否犯有“拿来主义”的错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是否深入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性是否得以弘扬?我们是否提出了原创性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能否上升为一种新形态的实践智慧?通过渐次的总结、提炼、升华和概括，慢慢将“马魂、中体、西用”在实践中实现视域融合，创造出一种饱含“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新形态，这也是“三流合一”应呈现的形态。达成“三流合一”的实践路径是“综合创新”，所谓“综合”不仅要把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中西文化中的优良成分综合在一起，更要采取一种更为立体的视角，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中西文化之流弊以及二者的混合态考虑在内，“强‘魂’、健‘体’、巧‘用’”也是应有的理论自觉。如此既有问题的呈现路径，也有理性的愿景指引，“综合”才能最大限度地呈现自身的理论空间。“综合”基础上的“创新”主要表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原创性的话语自觉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独创性实践，以此打破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话语强势与学术话语弱势的不对等局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良成分的创造性转化，使之具有鲜明的新时代属性和开放属性;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伪善”结构要进行创制性地批判，对恶性事件要通过刚性的法制建设弥补道德的虚空之处;对“西学”之积极成分实现创新性地发展，从“照着走”变为“自己走”;对“西学”之流弊的“恶之花”本土化，要创建性的解决，在共性问题的痛点上生长出新形态的实践智慧。唯有此，人们才能实现习总书记所指出的“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这也是“马魂、中体、西用”这一学术范式最大的实践价值。
第三，我们对于“马魂、中体、西用”这一学术范式中的“西用”认知，也要采取一种全面的认知态度。既要“以西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一切积极成果、合理成分为学习、借鉴的对象”⑲，同时还要对其文化的流弊成分有着深入的认知。一则是因为西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中一切积极成果“为我所用”只是一种理想的愿景，现实情形是我们在学习、借鉴的时候，他者文化的流弊部分也会如影随形，“西用”所包含的理性的经验与“理性的诡计”同时寄身于器物层。二则是“西用”有着内在的不安分状态，在中国落地生根之后，“西用”不再满足于“器物层”，渐渐从文化器物层上升到制度层，再慢慢位移至观念层面和思想意识层面。在我国长期的文化实践中，西方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等作为器物之“用”，已经逐渐挣脱形而下“用”的范畴，释放内在的工具理性和意识形态意蕴，逐步向作为“形而上”的“体”进行蔓延和渗透。这是需要我们重点警醒的部分。三则是“西用”之“理性的诡计”的存在形式，不是以显而易见的不合理形式呈现出来的，而是以一种微观叙事的暂时合理形式呈现出来的，有诸多“西用”之流弊是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发生的，待到发现和警醒时，已经演变成一种影响较大的社会思潮。诸如西方的消费盛景曾一度是我国文化产业学习的对象，但在链条化的符号大生产中拘禁了国内人们关注精神家园的目光，在“形而下”的世界中沉沦为商品的终端。并且消费主义内含的资本逻辑，无穷放出了人们文化心理结构中的“伪善”成分，“唯物是从”使人们鲜有对道德伦理的自觉践行。四则是在系列化的以“西”为“用”时，易堕入“拿来主义”的陷阱，影响自身主体性的建构。
④⑫洪晓楠:《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的文化体用观》，北京: 《哲学研究》，2012年第8期，第19页。
小组学习、学生课堂、课外训练都是以学生为主体，但由于其形式和过程不同，教师可以看到学生学习过程中更加丰富的表现，利于开展学生知识、技能、情意的多维度评价。另外，小组学习、项目学习为学生提供了课外共同学习的机会，虽然组内成员主动学习的表现有差异，但是共同学习时优秀组员的榜样作用是一直存在的，而且长期的共同学习更利于其他组员模仿优秀组员的行为，也为学生间相互评价创造了条件。多种学习方式还促进了学生职业岗位胜任力提升，实验组多项岗位胜任力平均分为良好，达到了课程教育目标，强化了课程内涵建设。
从有理数到实数，是数系的第二次扩充.教师在实际教学时，应合理利用教材中的计算表格(见图5)估计近似值，借用有理数来不断逼近无理数，从而引入无理数的概念，完成数系的自然扩充.教师要引导学生先借助计算器得到近似值，在计算过程中巧妙渗透逼近思想，让学生意识到无理数不是有限小数，再借助计算机的计算结果认识无理数也不是无限循环小数，从而正确建立无理数的概念——无限不循环小数.
第二，我们对于“马魂、中体、西用”这一学术范式中的“中体”认知，既要“以有着数千年历史积淀的自强不息、变化日新、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中华民族文化为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⑯，充分吸收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的积极成分，还要防止传统文化中的消极成分的时代性丛生，采取辩证的方法总体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要谨防传统文化中的消极成分对积极成分的腐蚀，更要谨防传统文化中的消极成分和西方文化流弊部分的率先融合对“中体”现代化的空心化侵蚀。新近频发的公共安全事件，都是传统文化张力结构中的消极因子被无限放大而造成的文化主体塌陷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传统的消极因子是横亘在人民大众和“西学为用”健康本土化之间的隔层，同时也是人民大众和“中学为体”健康现代化之间的隔层，它是从更深的层次上制约着当下的文化实践和文化发展。
⑥张申府:《家常话》，《张申府文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34页。
⑦张岱年: 《综合、创新，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张岱牟全集》第6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53～254页。
⑧⑰方克立:《“马魂、中体、西用”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宗纲》，北京:《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年第5期，第52、56页。
⑨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⑩⑯⑱⑲ ⑳ 方克立: 《关于 文 化体 用问 题》，长春:《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4期，第 17、17、18、17、22页。
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16页。
根据式(34)～(37)逼近准则，上式最后一个等号右边第1、2项在N→时极限值分别为功率值分别为由式(39)可知，第1项的功率值为常数.
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
⑭田鹏颖:《在解构“西方话语”中建构中国话语体系》，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6期，第138页。
原始凭证是最基本的会计资料，原始凭证可以将经济业务的真实性反映出来，也可以对会计信息的真实性进行准确的判断，因此审核以及监督原始凭证是非常重要的。[3]但是在实行会计集中核算之后，由于核算中心的工作人员没有参与到单位的具体业务中，因此核算中心仅仅依靠手续是否齐全、票据是否有效来对单位的账务情况进行审核，他们无法判断出其中所涉及到的经济内容是否真实。
⑮陈学明、陈详勤、姜国敏: 《论中国道路蕴含的“马中西”三大资源及其交互贯通》，上海:《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11月，第17页。
㉑方克立:《“马魂、中体、西用”是我们的文化旗帜》，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5月5日，第A05版。
㉒方克立:《“马魂、中体、西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北京:《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第16页。
热力公司应以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深入开展党建工作，尤其应该着重开展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使得基层党组织的纽带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激发热力公司的职工都能够自主的投身于热力事业的积极性，进而提升热力公司职工的工作效率及工作水平。另外，热力公司基层党组织应加强自身建设，坚定不移地做好热力公司的思想政治工作，紧密联系群众，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
［中图分类号］ B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14X(2019)01－0065－09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研究”(13AZD016)、大连理工大学科研业务费科研专题项目 (DUT18RW505、DUT17RC－3－04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洪晓楠，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蔡后奇，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辽宁大连 116024
［责任编辑 刘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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