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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啊，一只仔猪连只鸡都不如。”湖北襄樊的一位王老汉在集市上用一天时间，终于以10元的价钱卖出了他那只饲养了45天的仔猪后如此摇头叹息。老汉叹息声中的那份无奈与酸楚实在令人心颤
猪价暴跌，这不是第一次，但跌幅之大、跌价之狠，却是历史上所罕见。这对于亿万养猪农户无异于当头一记闷棍，使得本来就已严峻的农民增收形势更加雪上加霜。
“多了少，少了多”，“三五年一轮回”，前些年，我国生猪生产一直循此轨迹波动，有些人，一些农村工作领导人也因此而对当前猪价暴跌见怪不怪，以为这不过是新的周期波动所致。一些农户亦有此看法，他们盼望下半年猪价就能回升，届时能赚回一笔。
实际的情况果真如此吗大为不然。此次波动反映出了新的矛盾，传出了新的经济信息，不能套用旧的判断与分析。
此次猪价“超跌”，是近5年来生猪产销矛盾积累的结果，伴随猪价的长时间持续下跌，生猪产量却稳步持续上升。背后的原因是农民增收渠道极为有限，千军万马都在争过“养猪增收”独木桥
今年猪价暴跌始于春节过后，在4、5两月达到跌幅峰值，两月的猪市均价都比上月下跌20％以上，是典型的“崩盘”、“烂市”。由于这次下跌是在前5年猪价持续下滑的基础上发生的，使生猪的价格与价值发生了严重背离，全国一些传统生猪主产区的猪价已跌至10年前的水平，甚至更低，以至于出现了“猪不如菜”这样的经济怪现象。
一些不太熟悉情况的人认为这次猪价暴跌是前两年猪价攀高导致生猪产量增加而引起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自1995年起，猪价就整体上持续处于下落之势。五年中，猪价三次大幅度下滑，只有一次小幅度加升。对此我们可做简要回顾。
从1993年第四季度开始，全国物价疯涨，粮食、猪肉一度成为涨价“领头羊”。跳跃式的涨价一直持续到1994年底，猪价在一年之内上涨了60％－100％，有的地方毛猪价达10元/公斤以上，广州地区精猪肉更是高达30元/公斤。
进入1995年，猪价便疲态渐显，到了第二季度价格更是一泻千里，下跌幅度与速度和今天的景象极为相似。到6月底，猪价下跌至谷底，当月全国仔猪平均价为8.88元/公斤，活猪收购价6.87元/公斤，分别比1994年12月份价格下降35.5％和24.5％。此后猪价趋稳微升，没有大的波澜。
但到了1996年的6、7月份，猪价再次下跌，但下跌幅度不如上年。这次猪价下跌时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即“猪价低、肉价高”，肉价对猪价不做反应。这次下跌之后，猪价开始进入一个较长的稳中有升时期，此番行情一直持续到1998年，但实际涨幅有限，猪价、肉价都没有达到1994年的水平。这段时期由于粮价下跌，养猪获利较为明显。
1998年，猪市第三次出现“量多价跌”，而且跌幅不小，致使长沙、厦门、海口等地猪价大大低于规模养殖成本价。据统计，当年5月份全国36个大中城市大型猪场生猪价格含税7.25元/公斤，低出成本价7.96元/公斤近10％。此后，猪价不仅再无大的回升，而走到1999年，终于如江堤溃决。
据农业部畜牧兽医局、全国畜牧兽医站提供的数据，5月份全国畜产品平均价格为：仔猪4.69元/公斤、毛猪4.72元/公斤、猪肉8.47元/公斤、活鸡9.32元/公斤、牛肉12.56元/公斤、羊肉14.76元/公斤。猪价之低，超出城里人的想象。
翻阅1995年以来的生猪产销情况统计报表，可以发现一个违反经济常规的怪现象，这就是虽然猪价持续下跌，但生猪产量却持续上升。不管是价格大幅下跌的1995年、1998年，还是行情较好的1997年，全国猪肉产量都保持在年增长5％以上，高的年份近10％。价格杠杆作用在生猪生产上失效，原因何在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些年，农产品市场全面疲软，农民现金收入渠道逐步变窄，养猪换钱成为亿万农户最便捷、最习惯的选择。养猪即使赚不了钱，但还是能把没人要的粮食变成钱；万一赔了，也是陪的自家粮食和人工，农户不算那个帐。而且由于大多数农户经济承受能力增强，信守“潮落潮涨”的经验判断，即使出现猪价暴跌，也不像以前那样卖小猪、宰母猪，空栏以对，有些农户甚至逢低入市，从而全改变了旧的“猪市”走势规律。结果，虽然猪价低迷，产量却上升。
食利者众，风险承担者寡；当前生猪产销的利益分割格局给生猪生产者留下的获利空间十分有限。在宏观经济结构没有大的改变之前，生猪生产恐怕再也难现昨日辉煌，这使得传统的“猪粮”型农户经济面临严峻挑战
回顾1995年来的猪市变迁，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一个价格规律：猪价涨，猪肉价格以更高的幅度涨；猪价落，猪肉价不落或只以较小的幅度落。在物价波动的年份里，市民们以“两头叫，中间笑”来描述他们的观察，而养猪户的感受则是“辛辛苦苦养猪半年，不如杀猪卖肉半天”。中间环节获利太多成为生产者、消费者共同抱急的不合理经济现象。
其实他们还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部分，因为除了收购、屠宰、销售环节超比例地分割走猪市一大块利润外，各种名目的规费及强制性的、垄断性的有偿服务费同样挖走了一大块“肥肉”。有的地方，一头猪上肉案前要交100多元，什么活猪收购检疫费、宰前检疫费、宰后白条肉检验费、教育附加费、技术改进费、卫生费、市场管理费等等，各种冠冕堂皇的收费名目数不胜数，将它们平推到实际出售的猪肉中，有的高达3－5元/公斤。那些具有一定权力，拥有一定背景的机关、系统、单位，甚至官办企业为争夺生猪产销某个环节的管理权，敢把官司打到国务院，原来背后都是有权益之争的。
上述两方面利益分割不仅比例过高，而且具有刚性，即不管行情如何，它们都要那么多，这就使猪市风险完全落在生产者一方，涨价时获利少，跌价时全赔。
养一头猪不赚钱或赚钱少，那么多养些又如何这要考虑的是市场容量。有关统计表明，我国猪肉总产量接近世界产量的一半，而人均猪肉占有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如果考虑到我国城乡居民猪肉消费水平相差很大的事实，便不难断定，我国猪肉消费需求已步入“平台区”，在我国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没有大幅度提高以前，猪肉消费需求不会有突破性增长。实际的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据国家统计局的一项居民住户调查，近几年城乡居民猪肉消费水平稳定，个别年份甚至还略有下降。
如此看来，养猪获利空间狭窄，市场容量有限，后市难以乐观。粮食滞销，猪价暴跌，低谷无穷期，这给农村经济发展提出了很严肃的问题：传统“猪粮型”农户经济还有前途吗在一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都曾发生过“小农”破产的灾难性经济现象，我们今天遭遇的农户困境应该引起全社会的警惕。
谁救得了“猪市”对政府调控不要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从长远看，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开拓生猪国际市场是促进猪市平稳发展的努力方向
猪市崩盘，政府应救市，这是许多生产者的期望和一些关心农业经济的各界人士的主张，但历史经验和目前经济现状告诉我们，对此不能不切实际地寄予过多希望。今年4月，国家内贸局曾发文要求各地增加猪肉储备，帮农户渡难关。不能说一点效果都没有，但猪市的下滑在这一个月进入了巅峰也是事实。一位畜牧系统权威人士曾说，我国猪肉产量约4000万吨，政府的调控储备只有10万吨，它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看一看近年的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会觉得这位人士的话非常有道理。
当然，谁也不能，也不想否认政府在市场调控中的作用。但事实确实也是事实。这几年的生猪生产不顾市场行情而顽固增长，应该说与许多地方政府的努力推动关系极大。在“猪财政”、“猪政绩”的推动下，“万头猪场”甚至“十万头猪场”遍布大江南北，“实现一人一头猪”的口号写满乡间，因此而完全改变了我国生猪产销的地区结构。大城市养猪，广东养猪，东北、西北也养猪；下岗工人养猪，大学生养猪，机关干部也养猪。本来就很拥挤的猪市更加拥挤，亿万小农户面临的对手成倍增加。
面对烂市，许多生产者都相信“潮落自有潮涨时”，一些基层政府也在大力宣传“低潮沉住气，高潮再得利”，甚至规定宰杀母猪要罚款，但依前文分析看来，我们实在没有理由对后市盲目乐观。赔本硬撑实无必要。保留生产能力，卸掉过重包袱是经济、理性的选择。
而从大处讲，从农村经济的长远发展角度讲，要保持生猪生产的平稳正常发展。有两方面问题要考虑：一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弱化农户增收对生猪收入的依赖强度，使生猪生产能力保持在一个适当、稳定的水平。二是应开拓国际市场。我国猪肉产量几近世界一半，出口量却只占本国产量的1％多一点，而且出口地区仅限于港澳地区和俄罗斯。我国猪肉出口有极强的价格优势，却因为卫生检疫问题打不开欧美市场。我们不能对亿万农户提过高的品种、卫生要求，但对那些号称国际一流规模的养猪场进行指导，提出要求却应该是可能的，让它们去世界上显身手，把国内市场留给亿万小农户，这才是最经济的猪市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