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纳与西安事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安事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及一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意在逼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不到两个星期，这场危机奇迹般地以和平方式获得解决，蒋介石安然无恙回到南京。可以说，它是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历史事件，它的最终和平解决，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事变中或参与解决事变的当事人，都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周恩来，对于他们，已有相当多的著述涉及。拙文论述的是另一位为和平解决事变作出贡献的外国人，即蒋介石的私人顾问端纳(W.H.Donald,1875-1946)。笔者认为，他在西安事变中发挥了特殊作用。
一
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南京收到了提出八点主张的西安通电。端纳与孔祥熙、宋美龄等恰在上海，也得到“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的消息，如“晴天霹雳，震骇莫名”，但旋因西安与外界一切通讯联系中断，无法确知具体情况，宋美龄似无所适从，并担心蒋介石被杀。“当时谣传，血与火充塞西安，该处已成为赤色恐怖世界。”（注：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台湾存萃学社编“中国近现代史资料之九”，第76页。）端纳为稳定宋美龄的情绪，赶到她的宅邸，说：“第一，我不相信少帅会搞兵变，第二，我不相信委员长已经死了。”（注：（美）E·泽勒：《中国的端纳》，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321-322,334,349页。）前者或许是他对宋美龄的安慰之辞，后者则是他对张学良的深切了解和信任所致。不久前，他与张学良在南京有过一次长谈。张向他流露了不愿打内战，而愿枪口对外，实行抗日的思想情绪，同时一再申述他对蒋介石的忠诚。因此，他深信张学良决不会加害于蒋介石，只是，端纳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得这么快。
深夜，端纳随宋美龄、孔祥熙坐火车返回南京，13日晨抵达时，南京国民政府已陷于极度混乱之中。国民党领导集团，在如何处置西安事变的问题上意见分歧，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强硬派略占上风，宣布撤消张学良的一切职务，并调兵遣将，准备“讨伐”西安，强调“政府不允许只考虑一个人的安危得失，而损害国家的利益。”（注：The New York Tirnes,December 17,1936.）
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和端纳等人则反对贸然采取军事行动，希望在西安局势进一步明朗化后再作定夺。宋美龄与何应钦进行了激烈的争辩，认为探明事变真相，营救蒋介石脱险才是当务之急，她指出“委员长之安全，实与国家之生命有不可分离之联系”。端纳站在宋美龄一边，也力阻“讨伐派”采取强硬手段，他对何说：“没有弄清真相之前，不能进攻西安。”
但问题是，蒋介石究竟是死是活，不得而知。南京谣诼汹汹，“讨伐派”更是推波助澜，说蒋介石已经被杀，西安古城插遍红旗，张杨通电全国的八点主张，诚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翻版而已。宋美龄、端纳等则坚信蒋介石还活着，端纳就当着何应钦的面说：“你说委员长已经死了，我说他还活着”。（注：（美）E·泽勒：《中国的端纳》，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321-322,334,349页。）实际上，双方均凭主观猜测，根本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
在此情况下，以宋美龄为代表的主和派认为，立即探明事变真相和蒋氏生死，实为当务之急，不容稍缓。既然西安与外界通迅联系中断，那么剩下的唯一途径，就是派人飞赴西安，亲眼看看那里的情况，否则难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当然风险之大，任务之重，也是不言而喻的。宋美龄考虑再三，请求端纳担此重任，亲赴西安一行。在她的坚持下，端纳赴西安期间，南京方面的军事进攻暂停三天。
端纳的确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他在华的传奇经历和特殊身份，使他足以担此重任。1903年，他以记者身份来华采访，最先揭露日本与袁世凯的“二十一条”密约。后投身政界，以给具有不同政治信念、不同政治目标的实权人物充当顾问而出名。在他旅居中国的近40年中，曾先后投奔张人俊、孙中山、张作霖、张学良和蒋介石身边，充当他们的私人顾问，人称“中国第一顾问”、“最显赫的客卿”，并以为人刚正直率，富有政治远见著称，而且熟悉中国政治魔术的种种玩法。1934年后，他一直担任蒋介石的私人顾问。
在任蒋介石顾问之前，他是张学良的私人顾问。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与张氏更为接近，超乎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之上，蒋介石始终以“宾友”视之，张学良则尊他为老师。总之，他是一个既为张氏所高度信任，亦为蒋氏所高度信任的双重合适人选；同时，他作为一个外国人，一个出身平民的澳大利亚人，无任何外国政府的背景，可说无党无派，不偏不倚，他所说的话易为蒋张双方所接受，也易为南京方面所接受，诚如埃德加·斯诺所说：“任何一个中国人在这样一场危机中担负这样的使命，他说的话是没有人会相信的。但是如果是个外国人，由于是个外国人，就可信了。”（注：（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77页。）
端纳与宋美龄的关系，亦非同一般。辛亥革命前后，他与宋美龄之父宋耀如同在孙中山身边工作，两人结成异国知音，关系十分密切。宋美龄尊他为父辈，对他的才识推崇备至，端纳入幕蒋氏，亦是宋美龄力荐的结果。他不仅为蒋介石效力，亦为宋美龄工作。
端纳接受宋美龄的委托，慨然表示“义不容辞”，立即西行。为防止“讨伐派”的阻挠，于13日中午秘密至机场飞离南京。端纳随身带有宋美龄致蒋介石和张学良函各一件。与他同行的还有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因端纳不通中文，由黄兼任翻译。临行前，黄曾留给家里一封遗书，以示有去无回之决心。孔祥熙给黄仁霖的任务是：“用你的眼睛，一定要看见蒋委员长。看见他之后，马上回来向夫人和我报告。如果委员长健康而安好，那么谈判之门还是敞开着的。”（注：黄仁霖：《黄仁霖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1页。）但他一到西安后，就被扣作人质，无法完成孔祥熙交给他的任务，直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才得以重返南京。
离京前，端纳和宋美龄通过新架设的电台，致电张学良，告诉他端纳拟来西安，请“不要袭击他的座机”，并盼其即复。张学良得悉后，对端纳前来表示欢迎，答称：“君能来此一视，甚佳。”（注：《大公报》1936年12月15日。）但不知何故此电未及时传至端纳，亦未让宋美龄见到。
傍晚时分，端纳飞至洛阳。由于未得到张的复电，不敢迳飞西安，尽管洛阳距西安尚剩一个半小时航程。晚上，西安方面依然杳无音讯。端纳打电话给宋美龄，说不管张学良有无复电，决于明晨飞赴西安，不计后果耳。
至14日晨，端纳准备冒险出发之际，宋美龄忽来电话，告诉他已收到张之复电，欢迎他入陕。
二
12月14日，端纳抵达西安，他是事变发生后第一位进入西安的调解人。旋即，端纳进行了紧张的了解摸底和斡旋活动，并在以下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首先，了解到事变的真相和西安方面的真实意图。端纳到西安后，先会晤了张学良、杨虎城。他们一再表明，此次事变实出于抗日救国的诚意，目的就在于逼蒋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并无任何个人恩怨夹杂其中，更谈不上杀蒋。亦无中共或共产国际的幕后参与。这使端纳感到宽慰。他认为，西安的局势虽然极其复杂，但不是无可挽回的，而是大有周旋之余地，如果南京方面处置得当，释蒋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以后，他处处以此为基准点，向各方调解斡旋，收效甚大，为和平解决事变铺平了道路。
其次，缓和了蒋介石恐惧而狂躁的心理，促成了蒋与张杨的对话接触。端纳会晤张杨两将军，了解到他们的真实意图后，即去关押蒋介石的新城大楼见他。当时，蒋情绪异常：拒绝进食；因在跳墙逃跑时筋骨受伤，整天躺在床上；不愿见任何人，不参加任何形式的谈判；不愿搬离条件很差的新城大楼，生怕出去后遭到不测；对张杨更是厉声呵责，怒目相向。在端纳到达西安后，还写下“遗嘱”托他转交宋美龄，这样，西安方面在对蒋的处置问题上，处于进退两难之状，既不能杀，亦不能放，形成僵局。
《纽约时报》记者哈里特·阿班德曾给报纸发回报道，引用端纳的话说：“从星期六早晨蒋被扣押，直到星期一中午，蒋介石始终顽固地紧闭嘴唇，一语不发。尽管张学良多次拜见，请求与之讨论国事，委员长一直置之不理，一句话也没有和他说。直到端纳来到委员长被扣押之处看望他以后，张学良再次提出与委员长商谈的请求，委员长才开口说话，讨论这一僵局。”（注：The New York Tirnes,December 17,1936.）
在张学良的陪同下，端纳会见了蒋介石。蒋氏没有想到，第一个从南京飞来探望他的人，竟是他的外国私人顾问，不禁深受感动，情绪亦有所稳定，事后记道：“下午五时，端纳来见。以一异国人而不辞远道，冒险前来省视，其忠义足令人感动。”（注：蒋介石：《西安半月记》，台湾存萃学社编“中国近现代史资料之九”，第28页。）
宋美龄托端纳转交蒋介石一函，要蒋保重，焦急和关怀之情跃然纸上，信末有南京方面“戏中有戏”一句，暗示讨伐派的别有用心。蒋介石见信后，哭了。端纳又向蒋介绍了南京方面的情况，使他感到南京的情形，并非如他想象的那么简单。不仅他的领袖地位受到严重挑战，而且他的生命亦时处危险之中，毫无保障。更不可思议的是，这种挑战和危险不是来自西安，而是来自南京的讨伐派。这点对蒋的触动甚大，头脑清醒不少。
同时，端纳将他与张学良会晤的情况，告诉了蒋介石，表示张杨的八点主张是有道理的，他们发动“兵谏”的目的，在于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如果委员长能领导他们抗战，那还是当之无愧的国家领袖。又希望蒋介石耐心倾听“西安人民的意见，以估价他们有何可取之处”，而“不必固执己见，以便为离开西安铺平道路”。最后，他劝说蒋介石不要对张杨等人采取“暴躁”和“妄自尊大”的态度，这对解决危机没有任何好处。（注：（美）E·泽勒：《中国的端纳》，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321-322,334,349页。）
蒋介石见到端纳后，其恐惧和狂躁心理大为缓和，变得理智起来，开始愿意与张杨对话。即以“迁居”来说，原来关押他的新城大楼系西安绥靖公署所在，条件较差，环境不好。张学良几次三番请蒋迁至金家巷的高公馆，那里有暖气设备，花园草地，离张公馆不远，更便于来往谈话，但蒋介石因心理阴影，横竖不肯搬出，声称死也死在这里。邵力子也几次来劝，同样无效。端纳到后，受张学良委托，委婉劝说蒋介石迁居，蒋才“不忍拂之”，移居高宅，端纳即与他同住一处。此事虽小，意义不同于一般，反映蒋介石心态的微妙变化。邵力子后来不解地说：“关于蒋移居的事，我心中有些怪疑，为什么张本人坚请，我又代张力劝，蒋都坚决拒绝，只隔了一天，而蒋即听端纳的话接受移居呢？”（注：张希贤等：《蒋介石和他的六个秘书》，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页。）
第三，沟通了西安与南京之间的联系，向外间传递出了准确可靠的消息，从而稳定了局势，避免了一触即发的内战。端纳抵达西安的当天夜晚，即致电宋美龄，报告蒋介石“平安，居处甚适，彼正随侍在侧”，并代邀宋美龄或孔祥熙入陕谈判。宋美龄惊喜若狂，因系第一次获得来自西安的可靠消息。事后，宋称端纳来电，实为“第一次希望之曙光，确证余之主张未误，”（注：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台湾存萃学社编“中国近现代史资料之九”，第80-81页。）亦即坚定了她和平解决事变、营救乃夫出险的信心。
翌日（15日）下午，端纳飞赴洛阳，通过长途电话同宋美龄交谈，更加具体地介绍了“西安之真相”，及最新之进展，并再次转达了张学良邀请她或孔祥熙入陕的愿望。是晚，宋美龄告诉端纳，孔祥熙因“医生坚嘱，不令飞陕”，改派宋子文或顾祝同来西安。16日晨，“乘端纳未启程前，复与通话一次”，将南京方面讨伐派的举动告诉他。
尽管端纳传递出了蒋介石安然无恙的消息，西安的局势也有所缓和，但南京政府中的强硬派仍准备军事“讨伐”，不想等待局势的进一步明朗化。在16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通过了三项决议：（一）任命何应钦为讨伐军总司令；（二）国民政府立即下令讨伐；（三）推选于右任赴陕西宣慰西北军民。宋美龄除力阻外，只得通过端纳加紧斡旋，并请其转告蒋介石下停战令。
考虑到讨伐派的军事行动迫在眉睫，随时可能爆发，若端纳重返西安，“或有生命之危险”，宋美龄劝他三思，可迳返南京。但端纳拒绝了她的好意，因他来洛阳时，与张学良约定，一俟通话完毕，即重返西安，不能言而无信；何况事情刚刚才有起色，不能半途而废。当日，他冒着风雪飞返西安，继续他的斡旋活动。
蒋介石听完端纳的汇报后，考虑再三，写了一封致何应钦的手令，下令停战三天。这样，讨伐派不得不有所收敛，双方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为进一步的和解创造了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
端纳不仅向南京传递西安方面的可靠消息，亦多次约见记者，澄清外间的谣诼，大意是“委员长健康如恒，张学良已承认劫持领袖之错误，唯自称其动机纯为爱国”。因此，只要处置得当，“尽早释放委员长是有希望的”。而南京的某些人士不惜以委员长的生命安全为代价，来处理西安危机，实属不智。这些言论经中外传媒相继报道，起到了很大的澄清作用。
端纳的西安之行，始终遭到了南京讨伐派的阻挠和中伤，甚至仇视。
早在13日端纳飞西安时，是秘密去南京机场的，“因为有迹象表明，何应钦可能不让他起飞”。何应钦再三提出，端纳的斡旋活动应以不违反或妨碍政府的政策为准，实际上是限制端纳的作用。当端纳第一次致电宋美龄，传出蒋介石平安无恙，张学良邀请孔、宋赴陕谈判的消息后，南京政府中许多人“不愿轻予置信”，认为是端纳有意捏造，目的在于诱使孔、宋赴西安加以拘禁，扣作人质，“以加厚其谈判之力量”。宋美龄却对此来电深信不疑，“令余信念益坚，知避免战争之奋斗，更有努力推进之必要。”（注：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台湾存萃学社编“中国近现代史资料之九”，第84页。）
讨伐派还认为，端纳的言论明显袒护张学良，甚至猜测他已为张所控制。因他对外多方宣传，此次事变系张杨二将军出于抗日救国的真诚愿望，和平解决的大门始终敞开，双方应避免冲突，以造福中国人民。
即使事变和平解决后，讨伐派仍对他耿耿于怀，指责他“出卖”了中国，是“卑鄙的”张学良的同伙，要求将他武装驱逐出中国。端纳坦然表示：如果有人把他驱逐出去，他决不会介意。但此事遭到蒋氏夫妇的干涉，散布这一澜言的人，不得不向端纳道歉。
端纳面对讨伐派的攻击，毫不为之所动，一如既往，斡旋活动获得重大进展，亦显示其坚强的意志和可贵的个人品质。
三
在不到3天的时间内，端纳的斡旋活动卓有成效，取得重大进展，已如上述。其中他本人对这场危机抱有积极态度与和平信念，对张学良、宋美龄等人皆有很大影响，亦是他取得成效的原因之一。
端纳到西安后，明确表示了他对事变的看法，即尽早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事变，是解决这场危机的唯一途径。因此，他一方面支持张杨的八点主张，认为蒋介石的错误政策是导致事变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反对“扣蒋”，认为应当确保蒋的生命安全，并尽快“释蒋”，以向世人显示出中国已重新获得统一。他说，如果拒绝这一劝告，就等于替日本效力，不利于抗战大局。
端纳亦是最早考虑到采用和平手段解决危机的人士之一，他对和平解决事变的强烈执著的信念，影响着宋美龄等人。16日晨，端纳在洛阳与宋美龄通话时，正是南京讨伐派主战喧嚣最烈的时候，宋美龄估计进攻西安的战争即将爆发，劝他飞返南京，但端纳却说：“或有其他办法，我今不能多言。”（注：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台湾存萃学社编“中国近现代史资料之九”，第92页。）所谓其他办法，就是采用和平手段解决事变的办法。
但是，端纳对杨虎城的看法颇为错误，认为杨是释蒋的最大阻力，“因为杨将军及其军队持有一种更激进、更不妥协的观点。（注：The New York Tirnes,December22,1936.）实际上，他对杨虎城的想法并不真正了解。在释蒋问题上，杨只是持有比张学良更慎重、老练的想法，反对轻易放蒋，这是他积几十年政治斗争之经验，并且对蒋介石的为人有着透彻的了解所致。如果说，端纳在蒋张两人之间“袒护”张是无稽之谈的话，那么他在蒋杨两人之间“袒护”蒋倒是千真万确的。释放蒋介石的最大障碍，在于蒋介石本人，而不是杨虎城。
中共代表团和宋氏兄妹的相继到来，使端纳从第一调解人的角色隐退。但是，他后来仍数度登场，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12月17日，应张学良邀请，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事变的进程掀开了新的一页。中共方面高瞻远瞩，气度恢宏，经过与张杨的深谈，终于达成共识：只要蒋介石愿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就放他回南京，还拥护他做抗战领袖。这为事变的最终和平解决提供了根本性的保障。
19日，端纳接到宋美龄的来电，告知宋子文将赴西安谈判。次日，“力排群议”的宋子文以私人身份到达西安，同蒋介石、张学良、周恩来都进行了交谈，得知西安内部的情形、蒋介石的安全状况，特别是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愿望，心中颇感欣慰，于21日匆匆返回南京。
宋子文抵达西安这一天，端纳启程返京。应该说，他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半途中，由于飞机出现故障，曾迫降在冰天雪地的黄河岸边，宿了一夜，于21日才飞达南京。
端纳、宋子文先后从西安归来，给宋美龄带来了事变的真实而具体的情况。宋美龄听后，认为和平解决事变已到关键时刻，前途是光明的，但亦可能出现形势逆转，因此，她实有亲赴西安之必要，“譬之造屋，端纳既奠其基，子文已树柱壁，至上梁盖顶完成之工作，实为余无可旁贷之责任矣。”（注：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台湾存萃学社编“中国近现代史资料之九”，第92页。）
12月22日，端纳不顾劳累，又陪宋美龄同机飞赴西安。同行者还有宋子文、蒋鼎文、戴笠等。在飞机上，端纳提醒宋美龄“同少帅谈话时应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不要伤了感情。”（注：（美）E·泽勒：《中国的端纳》，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321-322,334,349页。）并且还有一个小插曲：宋美龄因恐遭不测，将一把小手枪偷偷塞给端纳，“坚请彼如遇军队哗噪无法控制时，即以此杀我（宋美龄），万勿迟疑。”端纳唯有好言劝慰而已。
宋美龄到达西安后，很快同蒋介石相见，并且同张学良进行了长谈。她对张说，目前事已至此，唯一的问题是怎样解决事变，为此她愿意见任何人，即使蒋介石不愿见的人，她也可以代为相见。在宋到达西安之前，“蒋介石一直拒绝会见任何共产党人。”也就是说，从17日到22日之间，周恩来与蒋介石没有见过面。
端纳赞同宋美龄直接与中共代表谈判的想法。在宋美龄向端纳征求是否与周恩来见面的意见时，他不仅干脆利索地表示支持，而且要求尽早安排。他知道，不迈开这一步，事情无法取得进展，而且就他个人的印象来说，他极其钦佩周恩来的为人。
当晚，宋美龄与周恩来见面，长达两小时，周意气风发，侃侃而谈，他那种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干练风度，给宋美龄留下了深刻印象。
23日，西安、南京和中共方面代表举行正式会谈，讨论和平解决事变、释放蒋介石的条件。谈判一开始，周恩来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二）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
在此基础上，谈判进行得比较顺利，各方达到了初步协议。
至此，打开最后僵局，释放蒋介石已是势所必然。但是，在什么条件下放蒋，尤其在是否要蒋签字保证的问题上，西安内部尚有不同意见。一批少壮派军官大声疾呼，反对在毫无保证的情况下轻易放蒋，甚至有杀蒋之图谋。但蒋介石不同意签字保证，只答应以“领袖的人格”作保，回南京后逐步执行谈判协议。
24日和25日，周恩来会晤蒋介石，并与各方多次协商，商讨最后解决办法。经过周恩来的努力，各方终于就释放蒋问题又朝前走了一大步，由宋氏兄妹代表蒋介石，在一份保证文件上签字，端纳作为一名“见证人”也在文件上签了字。（注：The New York Tirnes,January8,1937.）在这份保证文件中，蒋介石同意：（一）宣布并开始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二）停止进攻中国共产党；（三）容纳共产党共同抗日；（四）把亲日派官员从国民政府中清除出去。
事后，端纳曾高度评价周恩来在事变中的作用。他说：“周恩来……实际上是1936年西安事变中的最关键人物，是他把蒋委员长从绑架中解救出来。”（注：The New York Tirnes,February28,1945.）
12月25日，圣诞节，一早醒来的蒋介石收到了端纳送的圣诞礼物，两根高尔夫球棒。蒋不禁笑了，这是他被扣以后第一次。他在被扣期间，哭过一次，笑过一次，有趣的是两次都在端纳面前。就在这天下午三时许，张学良匆匆陪同蒋氏夫妇、端纳、宋子文等人飞往南京。西安事变就此和平解决。
四
端纳因斡旋西安事变有功，国民政府颁授给他最高宝石勋章。蒋介石对他充满感激之情，更加信任和尊敬他。端纳的名声，远播海内外，“这位以前的记者，如今已使自己成为国际新闻界追逐采访的对象了。”（注："The Quest For W.H.Donald(1875-1946)",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REVIEW Vol.12,No 1,pp.23-29.）。在他的故国澳大利亚，有人建议应当选举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同胞当总理。这位“中国第一顾问”名震一时。
但对端纳来说，西安事变仿佛是他人生历程的分水岭，到达巅峰之后，接着就要走下坡路了。事变的结局，令他感到愤怒和失望，加上其他诸多因素，导致他与蒋介石关系的破裂，并最终导致他三年后不辞而别。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公然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后又“特赦”，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实际上变为终身幽禁。此后漫漫岁月，张学良未能获得人生自由。这一意想不到的结局，给端纳以极大的打击。在西安时，端纳是宋氏兄妹代表蒋介石签字的“见证人”，也听到蒋介石答应回南京后执行谈判协议的诺言，对“领袖的人格”毫不怀疑，如今蒋介石的所作所为，还有什么信义可言！他作为一个“见证人”感到无地自容。不仅如此，他为了促成张学良放蒋，曾与宋子文一道，以人格担保张到南京后的人身安全。不用说，这是寄托在对蒋介石“人格”信任的基础上的，现在蒋不讲“人格”，端纳要讲“人格”也不可能。
这一大挫，使端纳深感蒋介石的无情无义，不值留恋，亦愧悔莫及，对张学良有一种负罪感。他曾再三向蒋说项，希望能恢复张学良的自由，但遭拒绝。他曾去奉化雪窦山探望过张学良，张很少在山上请人吃饭，这回破例与端纳同进西餐，亦唯有相对叹息而已。此后数年间，端纳一直为此耿耿于怀，常常抱怨自己“伤害了汉卿”，身心显得憔悴，不复当年。他也数次向蒋提出辞呈，表示：“蒋委员长不放张学良，我辞职，不当顾问！”（注：居亦侨：《跟随蒋介石十二年》，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2页。）但为蒋介石一再挽留，亦为宋氏兄妹一再劝阻。不过离去之心既萌，历久而弥坚。
此时，正值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战前，蒋介石极为崇尚希特勒的法西斯统治，并为谋求德国军援，非常乐意与德国发展“友好”关系。德国也投桃报李，派出大量军事顾问来华。但端纳认为，德国正加紧扩军备战，积极争取“寻觅盟友”，终是欧洲战争的策源地；而且一旦中日开战，德国必将牺牲中国的利益，而同军力雄劲的日本结盟。因此，端纳多次建议蒋介石断绝同德国的密切关系，但却遭到蒋介石的反对，两人为此还发生严重争执。
在此情况下，有人攻击端纳反德，系受英国政府指使，是“英国间谍”，端纳这回却未得到蒋介石的理解与支持，蒋反而“对此却不予批驳”。对于端纳来说，这种指责是莫大的污辱。（注：（美）E·泽勒：《中国的端纳》，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321-322,334,349页。）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又完全倒向英美一边。总之，对不代表任何一国政府的私人顾问端纳不再重视，逐渐冷淡。他的作用，更多的在于帮助宋美龄工作。这当然夹杂着在捉放张学良问题上的严重矛盾，但也反映出蒋介石在用人上的实用功利主义。
在国民党统治的日益腐败和没落面前，一些高官显要不思奋发，反而大发国难财，这使端纳痛心疾首，进而心灰意懒，失去继续为蒋介石工作的积极性。他向蒋介石反映这些腐败现象，但遭到冷冰冰的搪塞。国民政府撤退到陪都重庆后，年逾花甲的端纳因不适应此间的气候，大病一场，一度去香港疗养。他在致中国经济学家刘大钧的一封信中说：“我太疲劳了，难以着手新的工作。我一直长期不停地工作，从不贪图享受，而且常常抱病工作。”（注：端纳致刘大钧函（1939年5月25日）。英文原件藏上海市档案馆。）
刘大钧时任军委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端纳为顾问，该所专司研究战时国民经济运作。抗战爆发后，端纳名为顾问，实为蒋介石的派出代表，直接负责该所的行政工作。由于战争的缘故，这份顾问的工作变得相当繁重，简直不堪负担。后由于经费问题，该所数度面临解散的境地。
1940年5月，端纳不辞而别，去了香港，后又远赴南太平洋群岛游历，从此一去不返。他的神秘出走，曾在当时引起种种猜测，几成谜案，只有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少数人，才略知个中原委。后来蒋氏夫妇多次打电话给他，请他重返中国，结果均未成行。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端纳在菲律宾被日军俘虏，投入白人集中营，但幸未暴露身份，直至二战后期被美军救出。1946年3月，由宋美龄安排专机，将端纳接回上海。同年11月端纳因患肺癌逝世。在他的墓碑上，刻有“威廉·享利·端纳，蒋主席介石之顾问与朋友”字样。
端纳口述有回忆录《中国的端纳》，由美国记者泽勒整理成书，1948年在美国出版。值得一提的是，端纳尽管在捉放张学良问题上，与蒋介石产生严重矛盾，最终愤然出走，但他对释蒋内幕一直守口如瓶。该回忆录被看作是披露民国政坛秘闻的“奇书”，记述他从1903年来华做采访记者，直至1946年重返中国的传奇经历，但全书前详后略，至西安事变时竟嘎然而止，有关事变的内容语焉不详，很明显看出口述者不想披露其中的隐情。整理者出于无奈，从蒋氏夫妇有关西安事变的回忆录中抄袭了大部分内容，“移花接木”的痕迹十分清晰。原因何在？蒋氏夫妇后来否认他们在任何文件上签过字，即使宋氏兄妹作为代表也没有，端纳作为一名“见证人”，“或许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多有关事变的内幕”，（注：[美]鲍威尔《鲍威尔对华回忆录》，上海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76页。）但一改以往好揭隐秘的习惯，闭口不提，显然，这是端纳与蒋介石、宋美龄有着某种默契，或者说迫于某种压力的缘故。但更主要的是，他不愿使蒋介石难堪，不愿对仍在囚禁中的张学良不利。
端纳的名字，始终与西安事变联系在一起。他在西安事变中的杰出表现，确实为和平解决事变做出了独特而重要的贡献，亦是他在华近40年人生历程的一大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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