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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0）04-0046一11
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制度成为唐王朝的一项地方军政制度。随后藩镇割据导致的内乱，直接削弱了唐王朝的统治能力。虽然并非所有的藩镇都是对抗中央的，但唐王朝最后确实是亡于藩镇之祸。在诸多藩镇之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向来对抗唐朝中央政府的河北三镇、山东地区各节度使。在中原地区，还有一个势力强大的节度使，即淮西节度使。它存在于唐王朝的腹心之地淮河南北六十余年，而且其后期的割据对唐王朝和淮河南北地区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张国刚先生据此在著作中将它列入“河朔割据型”方镇①。
前辈学者对淮西节度使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唐宪宗削平淮西的研究②。通过对淮西节度使整个发展时期的研究，樊文礼认为，历任淮西节度使或服或叛，都是以维护河朔平卢军人集团为前提的；一旦这个军人集团被消灭，淮西的割据就必然结束。③ 曾现江也认为，淮西节度使治下的军人主体由河朔军人组成，因此走上了割据之路。④ 另外，关于淮西军人集团的来源，有平卢军人集团南下问题，如孙慧庆、张春海等人的研究⑤；大都化用陈寅恪先生的观点，倾向于从种族变迁立论，以政治军事为主要研究方向，即所谓“唐代安史之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它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⑥，从而将“胡化”问题作为淮西节度使之所以兴起与叛乱的原因。
淮西节度使之所以成为唐王朝极为头疼的问题，除了种族性之外，应该还存在其他方面的原因。这些原因应该包括什么，现在尚未有比较深入的探讨。笔者欲在分析种族问题即“胡化”的基础上，再由淮西节度使的经济、社会因素以及相关的制度安排、地理区位等角度来分析这一节度使的变迁，希望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所补充。
一 淮西节度使的历史与区域变迁
唐人论及淮西节度使，一般是指申、光、蔡三州之地，这是淮西节度使后期与唐中央对抗的基地。但在其早期发展阶段，并不局限于这一地区，在经历了比较复杂的变迁之后，才形成后期的形势。
1.淮西节度使的置废
淮西节度使的设立，同其他藩镇一样，本来是权宜之计。至德元载（756年），刚刚即位的唐肃宗面对满目疮痍的中州大地，无奈之下将设置在边境的藩镇大量移植于内地，以期尽快平定安史之乱。安史之乱的八年内设立的藩镇，根据《新唐书·方镇表》记载：在760年之前，新置的数量迅速膨胀；之后曾有部分被废除，但大多旋废旋置，并不影响总数的增长。至763年后，仍有40余个。⑦ 由于平定叛乱的需要以及对军事将领们的纵容与无奈，设置内地藩镇的权宜之计随后就变成了固定的制度安排。
淮西节度使从一开始就显示了其作为战争需要的权宜性：最初唐王朝将它的治所放在了颍川郡，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上元元年（760年），又将它的治所迁至郑州，直接面对安史叛军。安史之乱被完全平定前，淮西节度使的变迁极为复杂且混乱。李忠臣任节度使之后，淮西节度使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对维护唐王朝的稳定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在政权腹心之地大量设置藩镇，自然会对唐王朝的中央集权与政权安定产生消极影响，唐中央对此并不放心，因此各藩镇的置废及隶属州郡经常发生变化，淮西节度使也不例外。但它存在的前期；表现出了对朝廷的忠诚。使得唐王朝并没有想到要去废除它。
德宗即位后，为收回被地方分割去的权力，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发动了削藩战争，最终没能实现其预定计划，河北三镇及山东等地的藩镇依然嚣张，甚至比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中央与藩镇间的矛盾也日益明显。不过，这场战争却在一定程度上使淮西节度使的战略地位显示无遗：一旦它反叛，将对唐王朝的漕运生命线有致命的威胁。因此，虽然在李希烈任内，淮西节度使不断对外扩张，但唐德宗仍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其合法的辖境不断剥夺，最终使其仅剩下三州之地，治所固定于蔡州。
宪宗即位，相继平定了浙西、西川等藩镇的叛乱。挟此余威，在吴元济自立为淮西节度使留后，“匿丧，自总兵柄，乃焚劫舞阳等四县”⑧ 的情况下，宪宗“始为经度淮西之谋”⑨。经过数年的拉锯战，最终于元和十二年（817年）平定淮西，并对其辖境进行了彻底的分割。河北与山东割据藩镇因之纷纷归服，唐王朝迎来了短暂的安定。所谓的“元和中兴”，在很大程度上与淮西节度使的平定是分不开的。
2.淮西节度使的区域变迁
地理空间是进行历史分析的基础。淮西节度使的存在，也有一个空间的实体，这是它或服或叛、存在数十年的重要条件。
从其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淮西节度使的辖区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再到小的发展过程。参考《新唐书·方镇表》、《唐方镇年表》等书
淮西节度使在最大时，拥有16个州，如果加上豫许汝节度使(11)，一共有19个州，这是唐代后期任何一个藩镇都无法比拟的。但之后淮西节度使的辖区不断缩小。贞元初年后，仅有三州之地，并维持至淮西节度使被平定。
唐中后朝战乱频繁，淮西节度使的实际控制区域与法定范围并不完全一致。唐中央政府的各项政令也并非完全不能进入准西节度使辖区，如“贞元八年，关东大水”(12)，德宗遂下令“中书舍人奚陟往江陵府及襄、郢、复、随、鄂、申、光、蔡等州，左庶子姚齐梧往陈、许、宋、毫、颍、徐、泗、濠等州”(13) 宣慰；宪宗在位期间，曾诏“申、光、蔡及陈、许两道将卒百姓等：比遭旱损，多缺粮储，特宜赈给，令其有济。申、光、蔡等州宜赐米十万石，陈、许等州赐米五万石。仍令刑部员外郎薛舟充宣慰使，专往存问”。(14) 可见，只要二者根本利益不冲突，双方的各种政策都是可以通行的，认为淮西节度使被平定后其辖境才“复为王土”(15) 并不完全准确。
这一变迁过程之中尚有不少问题，其中一个是关于淮西节度使初置时的领州数目。
据《新唐书·方镇表》，至德元载（756年），“置淮南西道节度使，领义阳、弋阳、颍川、荥阳、汝南五郡，治颍川郡”。《资治通鉴》则曰，本年“十二月，置淮南节度使，领广陵等十二郡，以（李）适为之；置淮南西道节度使，领汝南等五郡，以来填为之”。胡注曰：“淮南节度使，领扬州广陵郡、楚州山阳郡、滁州全椒郡、和州历阳郡、寿州淮南郡、庐州合肥郡、舒州同安郡、光州弋阳郡、蕲州蕲春郡、安州安陆郡、黄州齐安郡、申州义阳郡、沔州汉阳郡，凡十三。淮南西道节度使，领蔡州汝南郡、郑州荥阳郡、许州颍川郡、光州弋阻郡、申州义阳郡。以上皆据新书方镇表。但义阳、弋阳已属淮南节度，当考。”(16) 淮西节度使初置之时，所领光州弋阳郡、申州义阳郡与淮南节度使所领重复。其原因盖在当时战乱之中，政令无常，且中原地区藩镇所领州郡大都未能实际控制，故有此种现象。笔者以为，既名为“淮南西道节度使”，按名实相符的原则，申、光二州应为淮西节度使所领。
3.淮西节度使的更替与评价
对历任淮西节度使，《唐方镇年表》等均做过考证，这里就两个小问题做一番探究。
第一，首任节度使来瑱，在肃、代二帝年间，由于被怀疑有谋乱之意，再次由山南节度调任淮西数月。此事《唐方镇年表》未载。
按，上元二年（761年）至宝应元年（762年）节度使变迁比较混乱。《唐方镇年表》仅列出王仲升、李忠臣二人(17)，但据《旧唐书》载，上元二年（即肃宗的所谓“元年”）十月“癸巳，以襄州刺史来填为安州刺史，充淮西申、安、蕲、黄、沔等十六州节度使”(18)。本传亦载，“以来填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安州刺史，充淮西申、安、蕲、黄、光、沔节度观察使，兼河南陈、豫、许、郑、汴、曹、宋、颍、泗十五州节度观察使，外示尊宠，实夺其权也”(19)。
宝应元年五月“壬寅，以来瑱复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20)。之后，“宝应元年七月，拜忠臣太常卿同正、兼御史中丞、淮西十一州节度”(21)。是来瑱于上元二年（即“元年”）十月至来年五月任淮西节度使半年有余，在王仲升与李忠臣之间，故《唐方镇年表》此处记载不完全。
第二，对李忠臣的评价问题。
一般认为，唐王朝对淮西恨之入骨，必欲平定之而后快，因此淮西节度使得到的多是十足的恶评。但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各节度使又会有相对不同的评价。相对于李希烈、吴元济等人，李忠臣得到的评价则尤为复杂。
李忠臣（本姓董，名秦）是淮西节度便中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安史之乱刚被平定，他被任命为淮西节度使，并做到了对唐王朝的基本忠诚；而在其死后，淮西节度使又马上成为一个桀骜不驯的藩镇，直接威胁唐王朝的安全。即使在唐代，对李忠臣的评价就已经出现了很大的不同。他的最大的好评，则是源于代宗初年的一次勤王行动：
永泰元年，吐蕃犯西陲，京师戒严，代宗命中使追兵，诸道多不时赴难；使至淮西，忠臣方会鞠，即令整师饰驾。监军大将固请曰：“军行须择吉日。”忠臣奋臂于众曰：“焉有父母遇寇难，待拣好日方救患乎！”即日进发。自此方隅有警，忠臣必先期而至。(22)
在这种情况下，有谁能不认为他是一位真正的忠臣呢？
而他一生中最坏的评价，则是晚节不保，即居住于长安时期，“及罢兵权，官位崇重，常郁郁不得志。及朱泚反，以为伪司空、兼侍中。泚率兵逼奉天，命忠臣京城留守”。李忠臣最后的下场是极为悲惨的，“兴元元年，并其子并诛斩之，时年六十九，籍没其家”。(23) 因此，《旧唐书》在李忠臣本传中对此表示可惜，“董秦始奋忠义，多长者言，宜其显赫，及失意挟邪，俄被淮阴之戮，惜哉！”(24) 宋代苏轼也认为李忠臣“虽末节不终，似非无功而食禄者”(25)。
更有不少的看法认为，李忠臣是残暴的，而且对地方的破坏是巨大的。刘晏曾设巡院十三，捕私盐者，“然诸道加榷盐钱，商人舟所过有税。晏奏罢州县率税，禁堰埭邀以利者”(26)。可见在每个节度使辖区内，大都有节帅私征商税之事。李忠臣也不例外，他在淮西任内“贪暴不奉法，设防戍以税商贾，又纵兵士剽劫，行人殆绝”(27)，而且“虽无跋扈之志，而多割剥之暴”，以至于“小人君子咸谓为蛮貊之域”。(28)
两方面的评价综合看来，似乎是矛盾的。其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藩镇拥有地方军政大权，非中央所能完全控制。对节度使本人的评判标准，则在其行为是否损害中央权威，是否与中央的核心利益相冲突。在对淮西继任诸节度使的评价中，时人也并未把准西节度使对抗中夹的根源归咎于李忠臣。很显然，朝廷认为只要忠于中央，其他一切都不算问题。
此外，有不少学者将李忠臣这种矛盾的表现与其民族性联系起来，并以此为基础，认为淮西节度使的胡化是其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因素。
二 关于淮西节度使的胡化
整个唐王朝处于胡化、汉化的交错之中，后人一般都承认“唐人大有胡气”。这种胡化有积极意义：胡人文化“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29)。但也有不少学者论述了其消极方面，认为它导致了唐中期之后的战乱；淮西节度使也正是由于胡化才与中央直接对抗。胡化的来源被认为有两个：一是玄宗初期对南迁少数民族的安置；二是平卢军的南下。笔者认为，这二者不足以完全解释淮西节度使的行为。特做分析如下：
1.玄宗初年的内迁民族安置
不少学者认为，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唐朝就在淮西及附近地区安置了大量的内附游牧部落(30)，这些少数民族对淮西地区的胡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对内迁少数民族的大规模安置，主要集中于开元十年（722年）张说为朔方军节度大使时。“时有康待宾余党庆州方渠降胡康愿子自立为可汗，举兵反，谋掠监牧马，西涉河出塞。说进兵讨擒之，并获其家属于木盘山，送都斩之，其党悉平，获男女三千余人。于是移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余口配许、汝、唐、邓、仙、豫等州，始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31)。通鉴中也有同样的记载(32)。因此，在开元、天宝之际，淮西及附近地区的胡族移民已经达到了相当多的数量，当地人民有可能因此而染上一些胡人习气。但是，这里安置的六州残胡仅五万口，可以占据当地总人口多大的比例呢？据新、旧“唐书”及相关研究(33)，此次安置六州残胡的各州在天宝十二载的人口数量分别为：许州48786口，汝州273756口，唐州183360口，邓州1165257口，豫州460205口，总计1570442口。胡人数量仅占总人口的3％。那么，将五万余口分置六州一百五十余万口之中，考虑到分布区域如此之广，究竟胡化有多大影响力是值得怀疑的，至少不会如想象的那样大。所谓“胡化”，是比较勉强的，相对而言，更需要讨论的则是安史之乱后的平卢军南下问题。
2.平卢军南下问题
关于平卢军，前人已有论述(34)，相关观点是矛盾的：或以为平卢节度使是一个忠于中央的藩镇，或以为它直接带来了叛乱的种子。
平卢节度使原为范阳三镇之一，并支持了安禄山初规的叛乱。但随着战争的进行，平卢节度使逐渐分化成忠于中央的和参与反叛的两部分，后者为史思明并入，前者最早即是由李忠臣带领浮海南下。之后由于史思明的不断逼迫，节度使侯希逸率平卢军全部迁至山东地区，是为平卢淄青节度使。
按陈寅恪先生的观点，胡化其实是一个文化上的问题：“汉人与胡人之区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35) 即胡化在唐代已经主要不是与血统相关了。
对南迁至淮西的平卢军，唐代历朝统治者并未强调它的血统是否为“胡族”，反而不断申明它对唐王朝的忠诚。德宗曾称赞曰：“淮宁军将士等，顷自平卢来赴国难，涉溟海不测之险，灭凶贼作乱之徒。其后分镇淮西，防秋陇上，奉我王事，久著勋劳。”(36) 宪宗也说，淮西一军，素效忠节，过海赴难，史册书勋。”(37) 至少就唐朝统治者来看，作为一个整体南迁至淮西的平卢军，对唐王朝是极为忠诚的。
就胡化条件而言，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南迁至淮西地区的平卢军，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当地的胡化。
据孙慧庆考证，平卢节度南迁，将士及家属总共有十万人左右。(38) 其主体停留在淄青地区，分置到淮西的人口相对较少。况且又经过了数十年的征战，除战乱死亡的损失外，其余的与汉人的差异不可能很大。而且南迁的主要是被胡化了一定程度的汉人，他们重新回到汉地，究竟是被汉化还是胡化当地的汉人，应该不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安史之乱中，淮西地区人口大量减少，除战争死亡以外，大部分南迁。这会导致一定时期内胡汉比例的变化，但在安史之乱平定后，又有相当一部分人口返回原地(39)，因此情况并非李吉甫所言至元和初年三州仅余12867户之数(40)。据载，元和削平淮西之后，定蔡州为紧州，申、光二州为中州(41)，而在当时“四万户以上为上州，二万五千户为中州”(42)。据此总计三州，大约在十万户，按每户平均五口计，大约亦有四五十万口。而南下至淮西的平卢军人的数量在不断的战争中会日渐减少，他们对淮西地区的影响力也是不断削弱的。因此，这些内迁的少数民族，包括平卢军在内，并不能对淮西地区的胡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一般认为淮西地区的胡化极深，“小人君子咸谓为蛮貊之域”(43)。不过，安史之乱后的各个藩镇“率皆跋扈”(44)，并不只是某个藩镇的情形如此。元和十二年（817年），“裴公破吴元济，入其城，汉军有剥妇人衣至裸体者。佑有新妇姜氏，怀妊五月矣，为乱卒所劫，以刀划其腹，姜氏气绝踣地”(45)。如此行径，居然是“汉军”所为。又，李泌任陕虢观察使时，“淮西兵防秋屯鄜州，已而四千人亡归，或曰吴少诚密招之。既入境，泌邀险悉击杀之”(46)。只是有人怀疑此数千人欲叛乱，便在没有经过核实的情况下将其全部杀掉，可见当时节度使权力之重，亦可见当肘任何藩镇均有能力反抗中央政府，这些就和胡化与否关系不大了。
3.小结
在唐代整体胡化的倾向下，淮西地区自然不能避免，但其程度是很低的，也并非是安置数万“胡人”就可以促成的。它的所谓“淮夷”的程度，更多是因中央政府的宣传所致，这与淮西节度使在辖区内部宣传对抗中央是一个道理。
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主要在于节度使设置这一制度问题。在藩镇制度下，节度使拥有地方上军政合一的极大权力，任何人拥有了这些，都不可能绝对服从中央的指令。这使得某个藩镇仅仅在数年之内或仅仅经历了一次节度使的更替，就从一个服从中央的藩镇突然转变为叛乱的方镇。因此，李忠臣之后淮西出现的动乱，是藩镇体制下唐中央政府与节度使之间的利益争夺。
藩镇与中央之间，主要是统治者内部的矛盾，胡汉关系并不占主要地位。而藩镇之间的关系，也只是相互利用，在淮西节度使即将被平定之时，河北三镇、淄青节度同样噤若寒蝉，不能给予实际的帮助。他们的出发点，依然是自身的利益得失。
笔者认为，还应从淮西地区深厚的社会、经济等基础方面，为淮西节度使的行为寻找原因，而且这些因素也确实在起着作用。以下做简要的分析。
三 淮西节度使相关问题简析
以上已就与淮西节度使关系比较密切的问题做了论述，此外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澄清。
1.淮西节度使的经济基础
任何一个藩镇，为维持自己的生存，不可能对自己的辖区竭泽而渔。在没有征伐的时候，淮西节度使在做什么呢？发展本地区的生产是有可能的，虽然只是某种程度上或某个方面的。
安史之乱，淮西诸州是主要战场之一，战争直接造成的结果是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来填曾借口“淮西无粮馈军，臣去秋种得麦，请待麦收毕赴上”(47)，拒绝担任淮西节度使的任命。淮西节度使要在这一地区生存并发展下去，必然要采取一定的发展措施，恢复区域经济。
不过，淮西节度使所在区域，毕竟是历史上的经济核心区域，唐初统治者认为此地为“荆河奥壤，井赋万家，周楚旧郊，属城千里。形胜之地，非亲勿居”(48)。虽然是泛泛而论，亦确能反映唐初淮西地区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淮西地区的恢复能力是很强的：李希烈叛乱，时人称其“据蔡、许富全之地，益邓、襄卤获之资”(49)，由此可见一斑。
吴少诚担任节度使，“善为治，勤俭无私”，但“日事完聚，不奉朝廷”。(50) 这对区域发展或许有所帮助，但在唐王朝看来，却是最大的不忠。在藩镇割据的情况下，唐中央政府为维持自身的发展，更是不惜放弃地方利益的。节度使即使要发展地方经济，也会受到很大的掣肘，对此《旧唐书》有所记载：
淮西节度使吴少诚擅开决司、洧等水漕挽溉田，遣中使止之，少诚不奉诏。令（卢）群使蔡州诘之，少诚曰：“开大渠，大利于人。”群曰：“为臣之道，不合自专，虽便于人，须俟君命。且人臣须以恭恪为事，若事君不尽恭恪，即责下吏恭恪，固亦难矣。”凡数百千言，谕以君臣之分，忠顺之义，少诚乃从命，即停工役。(51)
《新唐书》亦记此事，又曰：“群又为陈古今成败事，逆顺祸福皆有效，所以感动之，少诚竦然。既置酒，与赋诗，又歌以慰之。少诚感悦，不敢桀。”(52) 至于卢群是否有如此大的能量尚未可知，但确实可以发现，吴少诚并非如李希烈之残暴。漕运与灌溉，是唐代中央与地方容易产生矛盾的问题，而处于漕运线路附近的淮西节度使也免不了被这一问题所困扰。
当然，历任淮西节度使进行的所谓发展经济，主要是为着军事目的，这与中央权力的衰弱、对地方控制能力下降的趋势相一致。在唐王朝失去陇右后，军马的供应受到极大的影响，而吴“少阳据蔡州凡五年，不朝觐。汝南多广野大泽，得豢马畜，时夺掠寿州茶山之利，内则数匿亡命，以富实其军”。而且居然还能“屡以牧马来献，诏因善之”。(53) 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淮西节度使是很难维持下去的。
前引李忠臣设防戍以税商贾，尚可算是比较客气的，在有着繁荣的商业历史的淮西地区，对商贾征税是一个直接获利的方法。之后，历任节度使大都直接率军劫掠，贞元十五年“三月甲寅，淮西节度使吴少诚遣兵袭唐州……掠百姓千余人而去”(54)。德宗曾述其作为：“寿州茶园，辄纵凌夺；唐州诏使，潜构杀伤。”吴少阳为节度使时，除了对内“不立徭役籍，随日赋敛于人”外，“时掠寿州茶山，劫商贾”，(55) 以聚集财富。淮西平定后，杨元卿向宪宗建议：“淮西甚有宝货及犀带，臣知之，往取必得。”(56) 此处宝货等物，恐多非淮西所产，如何得来，恐怕主要在劫掠一途，亦可见当日各节度使的作风。可见，对外掠夺是任何一个藩镇的重要财政来源。这对着眼于自身利益的不少藩镇而言，没有什么例外。
后期的淮西节度使通过各种手段，具备了相当的经济与军事实力，但由于战争的进行，其实力不断削弱，导致其最后被平定。吴元济时，淮西“地既少马，而广畜骡，乘之教战，谓之骡子军”(57)。由以牧马进献到以骡代马，亦可见其军事供应之不济。平定淮西之役时，诸军合围，便显现出淮西节度使由于战争而导致的经济能力的下降：“元济食尽，士卒食菱芡鱼鳖皆竭，至斫草根以给者。民苦饥，相与四溃。”(58) 若失去了为战争而进行储备的能力，想要再继续割据下去是不可能的。
作为一个在辖境最大时期跨有十余州的藩镇，淮西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史书所载仅停留于它的消极方面，即对区域社会与经济的破坏。实际上，它也会对当地的经济产生些许积极影响。在这一传统经济发达区域内，只要有所努力，都可以取得相应的成果。或许这些努力的影响比较小，只能从有限的史料中看出一些端倪。
2.淮西地区的社会基础
淮西节度使之所以敢于对抗中央政府，还在于拥有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军队。这支军队，历来认为是原平卢军的一部分，故保留着善战的传统。侯希逸南下带入淄青的军队共约2万人，李忠臣带入淮西的军队“步卒三千”。(59) 可见，进入淮西的平卢军作战部队至多有一万人。前文已提及，曾一次被李泌消灭四千人，加上历次作战，这些旧有军队能够保留下来的（除了少数牙兵外）数量肯定是不多的。那么之后淮西所赖以进行的对外战争的兵源从何而来呢？这应从淮西节度使自身所统辖的区域去寻找，即其军队的主力存在着一个以河北南迁士兵为主向以当地兵源为主的本地化过程，而这是与地方的社会条件紧密相关的。
一般认为，唐前中期，淮西地区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是比较稳定的。事实上，这里一直存在着唐王朝颇难解决的问题，即如何处理这一地区的流亡与盗匪。
经历南北朝、隋末数百年的战乱后，淮西地区在唐代初年虽有所恢复，但仍未达到“首善之区”的局面。于是，唐前中期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仙州，治所为叶县。它自唐初以来迭为废置。据《新唐书》载：
叶，紧（县）。本隶许州，武德四年以县置叶州，五年州废，隶北澧州。
开元三年，以叶、襄城及唐州之方城、豫州之西平、许州之舞阳置仙州，二十六年州废，县还故属，未几以叶来属。
大历四年，复以叶、襄城置仙州，又析置仙凫县，以许州之舞阳、蔡州之西平、唐州之方城隶之。五年州废，省仙凫，余县皆还故属。(60)
又据《新唐书》载，大历三年“蔡汝节度增领仙州”，五年“省仙州”。(61) 而《旧唐书》又云，大历四年三月“丙申，复置仙州”(62)。史籍关于仙州复置时间的记载多有不一，此颇为难解，故两存之，大致即在大历三四年前后。
为何会在紧靠东都的地区出现这种奇怪现象？据《唐会要》载，在开元初期，“敕以仙州频丧长史，欲废之”(63)。时任中书侍郎的崔沔不赞成，他认为“仙州四面，去余州界虽近，若据州而言则玄远。土地饶沃，户口稀疏，逃亡所归，颇成渊薮。旧多劫盗，兼有宿寇，所以往年患之，置州镇压”。结果却是“废州则生患，置州则称烦，所以武德已来，迭为废置”，同时因为它“南接白羊川口，村聚幽僻，妖讹宿肖，此为根柢。自置县来，十减七八，今若移州镇之，亦可杜绝”，故而希望玄宗将仙州“移向舞阳置，仍为紧州”。(64) 崔侍郎以为仙州不可废，主要原因在于此处颇为难治，且易于啸聚盗匪，宜以州镇之。但最终玄宗仍然下令废除仙州，所谓盗匪问题因难于解决而被搁置。曾现江通过对许、颍等州的分析，也认为这一地区的民风极为剽悍。(65)
这一地区由于历史原因所导致的不安定因素，为之后的淮西节度使所利用，增强了其军事实力。李希烈之后，对仙州在内的淮西地区人口的不断劫掠，增强了淮西节度使发动战争的能力，成为其对抗中央的重要基础。“劫盗”与“宿寇”由来已久的狂悖匪气，在藩镇制度的催化之下更加激发出来。
杨志玖先生曾论曰：“藩镇割据的真正主动者是割据地区的军士，即投身军戎成为职业雇佣兵的破产农民和流氓无产者。”(66) 这也可以从淮西节度使与唐中央的关系中反映出来：它之所以会时顺时叛，基本上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而中央政府要控制这一节度使，也软硬兼施，一切视利益大小为标准。产生这些破产农民和流氓无产者的土壤，则存在于维系唐王朝的制度之中，因此如果不改革自身的制度，藩镇最终必定会葬送唐王朝。胡如雷先生也指出，这些军士们“全家的生活在制度上得不到合法的保障，因而，他们只能募军籍，投靠节度使，靠其赏赐以争取自己甚至整个家族的生存权”(67)。这些是由于经济利益、生活所迫而产生的士兵；此外更有大量不讲上下等级、忠孝仁义观念的亡命之徒，很难控制，只能通过不断的利益诱惑来实现节度使个人或忠或叛的意图，这就导致了所谓“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68) 的局面。因此，可以说是节度使开启了对抗中央之衅，但维持之后割据局面的却是在下的大批军士。
以仙州为代表的广大周围地区，只是淮西节度使扩充军队的一个兵源地，更多的士兵则来自于对淮西直接管辖各州的征发。后期的几任节度使往往采取威胁利诱的方式，坚定其军队与中央抗衡的决心，以至于“有老死不闻天子恩宥者，故坚为贼用。地虽中州，人心过于夷貊”(69)。淮西历任节度使往往将他们作为自己的兵源之一，尤其在淮西节度使后期，对外作战时，“壮者劫而为兵”(70)，“招四方亡命，以实其军”(71)。吴元济在朝廷大军兵临城下，无奈之中准备投降时，反倒“为左右所劫，不得降”(72)。《旧唐书》论平定淮西节度使时称，淮西军队士兵“安于毒暴而恬于搏噬”，因此“搜阅天下豪锐，三年而后屈者，彼非将才而力备，盖势驱性习，不知教义之所致也”。(73)
3.淮西地区的区位分析
区位是一个地理学上的概念，指的是某个区域的地理位置及对周围区域所产生的影响。虽然它可以实指某一特定位置，但其抽象意义更在于从意识上肯定某地点或区域之价值。(74) 若以区位来分析淮西节度使，便首先需要清楚它的区域范围以及它能直接影响到的范围。这些都决定了它与附近地区的关系。
唐代的州县等第，根据地理位置与人口多少等原则分为畿、雄、望、紧、上、中、下等七级，但对于区位与人口因素各占多大比例，并不很一致，如时人有云：“国章以甲乙第方域，大凡环天子之居为雄州。”(75) 内地州郡，主要视其与都城关系而言；边疆州郡，往往等第会比较高，主要是区位因素。
唐代前期，唐王朝并不以淮西地区为意。作为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城市，在天宝十二载八万余户、四十六万余口的情况下，豫州仅属上州，与周围其他州郡相比仍居下位。这时的唐中央政府并不认为这一地区能在地理区位上有什么大的重要性，豫州碍到“上州”的待遇也仅仅是由于人口数量的原因。淮西节度使领有这一地区后，唐王朝才开始重视此处。元和末年平定淮西后，在人口剧减的情况下，蔡州的等第反倒升了一级，虽仍不能与周围的不少州郡相比，但表明唐王朝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地区的重要性。
淮西节度使在发展历史中，总体上辖区在不断缩小，但这并不表明它的影响区域也随之缩小。淮西节度使辖区最大时共计19州之地，占据淮河南北大片土地，至贞元三年（787年）后，仅余三州之地。在这一过程中，作为藩镇的节度使，未必完全听从中央之指令，常表现出自己的不满、嚣张与狂傲。大历二年（767年），李忠臣以平周智光为名，“进兵入华州大掠，自赤水至潼关二百里间，畜产财物殆尽，官吏至有着纸衣或数日不食者”(76)。不过，这种情况是特例，淮西节度使在后来的各个时期都没有将影响扩展到东都以西。
德宗时期，急于削藩，使得矛盾突然激化，淮西节度使充分表现了它的影响范围，德宗曾谓其“擅固邓州，而又图陷汴州。攘夺尉氏，攻围郑圃，暴犯汝坟”(77)；“东则转输将阻，北窥则都城或惊”(78)；韩愈也曾谓后期的淮西节度使“环其地数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许、颍、淮、江为之骚然”(79)，可见它影响到的范围与它最大时期的辖区相一致。
兴元元年（784年），朱泚、王武俊、田悦、李纳等群起造反，李希烈也趁势而起，并于汴州称帝。此时淮西节度使的影响，使得汴渠南北的所有漕运中断，又“南寇蕲、黄，欲断江路”(80)，引起唐廷极大的震动。从此，唐廷开始逐步限制淮西节度使的影响范围，至元和初，它的实际范围也仅剩下申、光、蔡及其周围的小部分地区。如元和六年（811年）之后，王播开陈、许二州间的琵琶沟等，“凡朝廷平淮、取郓、屠汴、下沧景，干戈不息者十五六年，馈饷资费随其缓急而立办，沛然若神给；其间沟琵琶，导颍河，以漕轻舟，师人坐受其饱”(81)。此时的淮西对颍水都不能施加影响了，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灭亡。
但在和平时期，淮西节度使的实际控制区却似乎又不仅仅限于三州之地。如前文所载吴少诚擅自开决司、洧等水漕挽溉田一事，时司、洧二水位于郑、许、陈等州境，而淮西节度使居然可以在此开漕溉田，颇为奇怪。作为解释，只能认为这些地方为淮西节度使实际控制，或者为淮西节度使所影响。
因此，淮西节度使不仅仅能够控制自身所在的申、蔡、光三州之地，更主要地在于它占据着中原的腹心地区：向东可以随时切断联系中央与江南的汴渠；向北向西则直接威胁到唐王朝的东都洛阳；向南可以通过大别山诸关隘，觊觎江汉平原。据严耕望先生研究，唐代的蔡、申、光三州处于中原交通的要道之上。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实际上可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政权的动向。(82)
王夫之曾论及淮西之区位，曰：“申、蔡逼近东都，中天下而持南北之吭。”(83) 由于拥有了有利的区位条件，李希烈势力最大时甚至可以同时控制汴渠和江汉的漕运，如德宗贞元二年（786年）漕运被阻，“关中仓廪竭”(84)，朝廷几乎崩溃。
在承平时期，淮西地区的区位重要性是比较难以发现的，因为它“不据山河据平地”；然而一旦节度使骄暴，则可以成为中央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李忠臣以后，淮西节度使已经成为反叛的象征，而由于其邻近东都的这一区位原因，当时各阶层对它的恐惧与关注更甚于河北三镇。相关史料记载：
唐中书令裴度微时，羁寓洛中，常乘蹇驴入皇城。方上天津桥，时淮西不平已数年矣。有二老人倚桥柱而立，语云：“蔡州用兵日久，征发困于人，未知何时平定。”忽睹度，惊愕而退。有仆者携书囊后行，相去稍远，闻老人云：“适尤蔡州未平，须待此人为将。”(85)
白居易曾以告诫大雁的口吻说：“雁雁汝飞向何处，第一莫飞西北去。淮西有贼讨未平，百万甲兵久屯聚。官军贼军相守老，食尽兵穷将及汝。健儿饥饿射汝吃，拔汝翅翎为箭羽。”(86) 可见淮西节度使的残暴；李商隐诗更曰：“淮西有贼五十载，封狼生
生罴。不据山河据平地，长戈利矛日可麾。”(87) 充分表现了淮西节度使的嚣张。这些看法，大体可以表现唐人对后期的淮西节度使既怕又恨的看法。之后李吉甫说：“淮西内地，不同河朔，且四境无党援，国家常宿数十万兵以为守御，宜因时而取之。”(88) 即一来它是孤立无援的，二来它是耗费中央经济实力且威胁中央安全的。在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淮西被削平也是众望所归了。
四 结语
唐代创立藩镇制度以维持自己的统治，并将其发展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国命之重，寄在方镇，方镇共治，实维列城”(89)。藩镇在设置之初，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即使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大部分藩镇仍然是效忠于朝廷的(90)。但是，由于藩镇集地方军政大权于一身，极易形成割据势力。即使忠于朝廷的藩镇，也会或多或少地形成自己的地方私人势力。这种或大或小的割据趋势，一直在威胁着唐王朝的生存。然而，在中央政府安危尚且难以保证的情况下，唐王朝已经无力再进行制度改革。尽管它一度削平了不少藩镇，却最终仍燃要依赖藩镇来维持统治，“自国门以外，皆裂于方镇矣！”(91) 这无疑于饮鸩止渴，最终也由于这一制度而灭亡。
淮西节度使作为一个历来被史家称做“割据”的藩镇，应该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在它存在的六十余年里，真正属于叛乱的时间并不长：前期为平定安史之乱、稳定唐王朝的统治作出了较多的努力；之后由于李希烈的出现，才使得淮西节度使成为叛乱与割据的代名词。虽然后来的数位节度使并不如李希烈嚣张残暴，却始终难以消除唐王朝对它的疑虑与担忧。最终，在英主唐宪宗的力排众议之下，以武力将其铲除，这一过程也使唐王朝迎来了短暂的“中兴”。
一般认为，淮西节度使之所以叛乱，是因其“胡化”性质所致，尤其是由于平卢军的南迁，导致淮蔡成为“蛮貊之地”。但是，这并不能解释淮西节度使的其他行为，尤其是前期对唐王朝的效忠。笔者认为，在整个唐朝都处于胡风极盛的环境下时，真正导致淮西节度使对抗中央的主要原因，还在于藩镇制度下节度使与中央之间的利益冲突。淮西地区的经济、社会条件，也为它与朝廷的对抗提供了基础。这些基础的存在，则要远溯至唐代初年以至于更早的历史时期了。
在淮西节度使存在的时间内，它对这一地区并非只起了破坏作用，同时也在进行着建设。只不过这些建设成果很快又被战争所抵消，仅留下一个“残破”的“三州之地”。这当然要谴责作为叛乱者的淮西节度使。但唐王朝之所以会对这一地区不断发动战争，是因为它不会也无力平定河北三镇；而出于对自己生命线的关注，它发动战争的主要对象必然首先是淮西节度使。
淮西节度使这个存在于中原腹地并一度困扰唐王朝数十年的藩镇，最后已经不能在藩镇制度的体制内由朝廷决定节度使的更替了。而节度使的任免权，直接决定了某个藩镇是否服从中央。唐王朝与淮西节度使在最初十多年内并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只在于唐王朝要求节度使必须服从中央；然而随着历史发展，藩镇制度又决定了这一切不可能实现。在这种悖论下，“中兴”之后的唐王朝并没有真正迎来它的复兴，反而在更激烈的藩镇割据中日益衰落。仅仅是削平某一藩镇而不去改变产生藩镇的制度基础，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收稿日期 2009—08—25
注释：
① 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81页。
② 相关研究成果，有曾代伟《元和削平藩镇淮西述论》（《重庆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罗联添《论平淮西碑》（《铁道师院学报》1992年第4期）、赵振华《杨元卿墓志与唐平定淮西》（《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4期）等。
③ 樊文礼：《唐淮西节度使略论》，《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
④ 曾现江：《唐后期、五代之淮蔡军人集团研究》，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
⑤ 孙慧庆：《唐代治理北东边疆的重要机构平卢节度使》，《北方文物》1991年第4期；《唐代平卢节度使南迁之后琐议》，《北方文物》1992年第4期。张春海：《唐代平卢军南下后的种族与文化问题》，《史学月刊》2006年第10期。
⑥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8页。
⑦ 可参见吴廷燮《唐方镇年表》（中华书局1980年版）以及程志《论中唐藩镇的本质和作用》（《东北师大学报》1986年第6期）、樊文礼《安史之乱以后的藩镇形势和唐代宗朝的藩镇政策》（《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等论著。
⑧ 刘昫：《旧唐书》卷一五《宪宗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0页。
⑨ 刘昫：《旧唐书》卷一四八《李吉甫传》，第3996页。
⑩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六五《方镇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95～1816页；吴廷燮：《唐方镇年表》，第1252～1262页。
(11) 参见曾现江文。作者认为，豫许汝节度使与淮西节度使二者只是区域划分的不同，其实仍是一个实体，“两镇实属一镇”。至贞元三年后，为三州之地。
(12) 刘昫：《旧唐书》卷一四八《权德舆传》，第4002页。
(13) 唐德宗：《遣使宣抚水灾诏》，《全唐文》卷五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67页。
(14) 唐宪宗：《遣使宣慰申光蔡等州诏》，《全唐文》卷五九，第637～638页。
(15) 刘昫：《旧唐书》卷一四五《吴元济传》，第3952页。
(16)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九，肃宗至德元载十二月，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007～7008页。
(17) 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卷八，第1253页。
(18) 刘昫：《旧唐书》卷一○《肃宗纪》，第262页。上元二年九月，去年号，但称元年。据旧纪，上元二年十月为建辰月，然据《资治通鉴》胡注，“去年（上元二年）九月，敕以建子月为岁首，而《通鉴》仍以建寅月为岁首者，以是年四月制，复月数皆如其旧也。改元亦在是月”（卷二二二，代宗宝应元年建寅月，第7118页）。是上元二年十月即为来年之正月，但代宗即位后立即将此制改正。故此处笔者仍按每年12个足月来计算。
(19) 刘昫：《旧唐书》卷一一四《来瑱传》，第3366页。
(20) 刘昫：《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第269页。
(21)(22) 刘昫：《旧唐书》卷一四五《李忠臣传》，第3941页。
(23) 刘昫：《旧唐书》卷一四五《李忠臣传》，第3943页。
(24) 刘昫：《旧唐书》卷一四五《史臣曰》，第3952页。
(25) 容迈：《容斋续笔》卷一四《玉川月蚀诗》，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93页。
(26)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第1378页。
(27) 刘昫：《旧唐书》卷一五五《穆宁传》，第4114页。
(28) 符载：《土洑镇保宁记》，《文苑英华》卷八三○，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4381页。
(29) 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摧测后记》，《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34页。
(30) 开元三年（715年），“（突厥）十姓部落左厢五咄六啜、右厢五弩失毕五俟斤及高丽莫离支高文简、都督
跌思太等，各率其众自突厥相继来奔，前后总二千余帐。析许州、唐州置仙州”（刘昫：《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第175页）。此处析置仙州事，与安置十姓部落等并无关系。据《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三年二月条载，“突厥十姓降者前后万余帐。高丽莫离支文简，十姓之婿也，二月，与跌都督思泰等亦自突厥帅众来降；制皆以河南地处之”（第6708～6710页）。此河南非彼河南也，有研究者将“河南地”混作河南地区，且多引用这一史料为论据，颇为不当。
(31) 刘昫：《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第3053页。
(32)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唐玄宗开元十年八月，第6752页。
(33) 翁俊雄：《唐代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241页。其中，仙州已于开元二十六年重新分属唐、许、豫三州。天宝十二载时，后属淮西治下的申州为147756口，光州198580口。
(34) 相关研究如前述孙慧庆、曾现江、张春海等文。孙氏认为，平卢军的主体是忠于唐中央的；曾、张二人则认为，就是由于平卢军的南下，才导致淄青、淮西二镇的割据。两种观点的对立十分明显。笔者认可前者，理由如文中所言。
(35)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6页。
(36) 唐德宗：《宣慰平卢军陷淮西将士敕》，《全唐文》卷五四，第581页。
(37) 刘昫：《旧唐书》卷一七○《裴度传》，第4417页。
(38) 孙慧庆：《唐代平卢节度使南迁之后琐议》。
(39) 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3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41页。
(40)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九，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7、243、245页。12867户为蔡（10263户）、申（614户）、光（1990户）三州元和八年前后户数统计之和。
(41) 王溥：《唐会要》卷九一《内外官料钱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974页。
(42) 王溥：《唐会要》卷七○《量户口定州县等第例》，第1457页。
(43) 符载：《土洑镇保宁记》，《文苑英华》卷八三○，第4381页。
(44)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二四，大历八年二月，第7219页。
(45) 李冗：《独异志》卷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页。
(46)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三九《李泌传》，第4635页。
(47) 刘昫：《旧唐书》卷一一四《来瑱传》，第3366页。
(48) 唐高宗：《册曹王明豫州刺史文》，《全唐文》卷一四，第3943页。时为总章二年（669年）三月间。
(49) 陆贽：《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全唐文》卷四六七，第4772页。
(50) 刘昫：《旧唐书》卷一四五《吴少诚传》，第3946页。
(51) 刘昫：《旧唐书》卷一四○《卢群传》，第3834页。
(52)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四七《卢群传》，第4762页。
(53) 刘昫：《旧唐书》卷一四五《吴少阳传》，第3947页。
(54)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三五，德宗贞元十五年三月，第7583页。
(55)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一四《吴少阳传》，第6004页。
(56) 刘昫：《旧唐书》卷一六一《杨元卿传》，第4229页。
(57) 刘昫：《旧唐书》卷一四五《吴元济传》，第3951页。
(58)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一四《吴元济传》，第6007页。
(59) 刘昫：《旧唐书》卷一四五《李忠臣传》，第3940页；亦可参见樊文礼《安史之乱以后的藩镇形势和唐代宗朝的藩镇政策》一文。
(60)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三八《地理二》，第984页。
(61)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六五《方镇二》，第1806页。
(62) 刘昫：《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第292页。
(63) 王溥：《唐会要》卷七○《州县改置上·河南道》，第1482页。
(64) 崔沔：《请勿废仙州议》，《全唐文》卷二七三，第2772页。按：《新唐书》卷一二九《崔沔传》以为“玄宗以仙州数丧刺史，欲废之”。
(65) 曾现江：《唐后期、五代之淮蔡军人集团研究》。
(66) 杨志玖：《试论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历史教学》1980年第6期。
(67) 胡如雷：《唐五4代时期的“骄兵”与藩镇》，《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页。
(68)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五○《兵志》，第1329页。
(69)(73) 刘昫：《旧唐书》卷一四五《吴少诚传》，第3951页。
(70) 元稹：《代谕淮西书》，《全唐文》卷六五三，第6636页。
(71)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一四《吴少阳传》，第6004页。
(72)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一四《吴元济传》，第6007页。
(74) “区位”这一概念，一般多用于经济地理研究，在地缘政治学等领域也有类似概念，如沙学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即已提出相关的“位置理论”等概念。
(75) 王溥：《唐会要》卷七○《量户口定州县等第例》，第1457页；刘禹锡：《郑州刺史东厅壁记》，《全唐文》卷六○六，第6121页。
(76) 刘昫：《旧唐书》卷一一四《周智光传》，第3370页。
(77) 唐德宗：《讨李希烈诏》，《全唐文》卷五○，第555页。
(78) 陆贽：《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全唐文》卷四六七，第4772页。
(79) 韩愈：《与鄂州柳中丞书·又一首》，《全唐文》卷五五四，第5605页。(80)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二九，德宗兴元元年正月，第7394页。
(81) 李宗闵：《故丞相尚书左仆射赠太尉太原王公神道碑铭并序》，《全唐文》卷七一四，第7335页。
(82)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六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其中对“桐柏山脉诸关道”的分析尤为详细，由此可看出淮西地区重要的区位价值。
(83)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五，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762页。
(84)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德宗贞元二年三月，第7469页。
(85) 李昉：《太平广记》卷一三八《裴度》，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990页。
(86) 白居易：《放旅雁》，《全唐诗》卷四三五，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815页。
(87) 李商隐：《韩碑》，《全唐诗》卷五三九，第6154页。
(88) 刘昫：《旧唐书》卷一四八《李吉甫传》，第3996页。
(89) 王溥：《唐会要》卷七七《巡察按察巡抚等使》，第1675页。
(90) 参见程志《论中唐藩镇的本质和作用》一文。
(91)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五○《兵志》，第13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