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关系研究的情报交流价值维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度论文,情报论文,价值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联情报学家米哈依洛夫在其经典著作《科学交流与情报学》中认为，情报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科学交流的理论。在情报学学科发展过程中，情报学与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文献学、图书馆学等一直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情报交流研究产生了较多的理论成果。近年来，随着情报学的社会化趋势日益明显，情报学的传统交流模式研究等呈现出一些不足，如何适应时代发展来丰富和完善情报交流体系、揭示情报交流价值，是情报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本文运用关系研究的新视角，通过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结合论述，推导出关系研究视角下情报交流研究中的三大价值维度。
1 传统情报交流研究成果
1.1 传统情报交流研究的贡献
已有的情报交流研究成果，较为突出地体现在几大核心交流理论和经典交流模式上。理论成果有哥夫曼的情报传染理论、费桑的微观情报传播理论、维克利的情报传递理论、丰成君的“信息栈”与信息交流对数变换理论[1]，把情报交流从科技领域逐渐扩大到社会信息范围，重视传播过程的研究。情报交流模式有申农的信息交流的数学模式、拉斯韦尔的线性传播过程模式、威尔伯·施拉姆的信息交流互动模式、美国学者D·M·怀特的“守门人”信息交流模式、丹斯螺旋形模式和罗杰斯——休梅克的创新扩散模式，等等。
这些已有模式对情报交流的贡献在于：基于“信源—信道—信宿”三点一线式的情报传递流程，大大简化了人类复杂的情报活动，节省了情报获取时间和实现了情报价值的认可和有效控制。反馈机制的加入大大完善了申农早期的机械传播模式，也使得信息交流更多地具有了人文的柔性因素和参与的活力因素。如丹斯螺旋形模式强调传播的动态性质，认为传播过程是向前发展的，其中包含了不断变化的要素、关系和环境，人们在传播时具有主动性，是积极创造的，且能够存储信息。罗杰斯—休梅克的创新扩散模式认为，创新扩散必须赋予非媒介（往往是个人）的信源（邻人、专家等）以重要地位，研究者则通过用提供信息或试图影响动机和态度的方法去寻求行为变化（如科学研究、知识创新）的根据，它提供了一个传播与发展两者关系的“主导范式”。
1.2 传统情报交流研究的焦点和不足
情报科学家把情报学的社会重要性总结为“可使人们有效地传播已积累的知识；不断地使人们及时吸收并应用新知识；通过情报的存储与检索，唤起人们对知识的记忆；通过对情报知识的有效利用，强有力地推动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但不难看出他们的出发点都是立足于情报的整理、加工、传递、利用上，强调情报检索和情报服务的重要性，关注的焦点是“情报”；情报交流研究被局限于纯粹的情报层面、技术层面，研究如何进行情报的组织、检索、情报内容的深度报道等；或者局限于对情报政策、情报学教育层面，探讨情报学的规范和未来发展等；或者局限于对情报用户个体层面的研究，分析情报用户的心理、情报能力等对情报效用的影响。而对人的复杂性和能动性乃至人际关系的资源性缺乏有效的认识和深入的研究。
2 关系视角下的情报交流研究
社会网络的关系理论认为，社会是由个体通过关系而联成一个整体网络，任何个体的行为都受网络规模和网络结构的塑造。情报学的研究对象是科学情报及其活动的各种规律，情报学研究的实质就是研究情报交流及情报价值。关系视角无疑能够为其提供独特的分析路径。
关系是社会网络分析的核心概念。关系定位、关系类型、关系强弱等，直接制约着个体或组织的资源传播量和价值贡献值。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学领域引进了社会网络理论，产生了一门以网络分析为基础对经济领域中人的行为进行分析的社会学、经济学的显学——新经济社会学，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学界引进并强化以社会网络视角研究经济现象的取向[2]。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管理学领域也引进了社会网络分析研究，很多学者认为社会网络分析有助于从宏观与微观层面综合研究组织的行为[3]，有助于识别组织间的知识流动[4]。而社会网络分析理论在情报领域的运用，则是到20世纪90年代，西方竞争情报人员才认识到人际网络分析的重要性。企业行动者之间的个人人际网络被认为是竞争情报获取和企业发展的重要资本，是企业行动者其他社会资本的载体和输送网道[5]。
自1998年起，我国的包昌火[6-7]、晏创业[8]等人对人际情报网络进行了初步研究，但关于情报交流模式、情报交流效用、情报交流成本等问题论述较少，也没有从社会情报网层面进行相关研究。
本文的目的就是基于关系研究视角，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综合探讨情报交流中的关系资源，揭示出情报交流中的价值维度，以进一步丰富情报交流理论。具体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基于关系研究视角的情报交流价值体系
2.1 社会情报网
在关系视角中，社会是由行动者(Actor)和关系构成的网络。关系研究就是关注情报如何通过节点或关系在网络间互动、不同的关系对于行动者的情报获取的影响等。与传统情报交流活动相比，关系视角更加突出了非正式交流的作用和价值，以及给出了测量非正式情报交流价值的4个维度。在传统的情报交流模式中，信道与信源或信宿是分开的，或者说是各自独立的，信源在发出情报后较难对信道进行有效监督或控制，信宿对于情报的获取和评价大多基于信道过滤或膨胀后的信息，对于情报价值的甄别缺乏较为有利的测度指标。不同的是，关系视角重点把握行动者及其关系，从行动者的个性特征中寻找关系的独特性价值，用于培养重要的稀缺性关系资源、减少冗余的重复性关系资源或者激励共享具有情报控制作用的中介性关系资源，等等。所谓的信道（关系）实际上是寄含在信源或信宿（行动者）身上的，具有不可分割性。宏观层面的关系研究把网络作为一个整体，分析的基本倾向是位置取向。即关注存在于行动者之间的，且在结构上处于相等地位的社会关系的模式化(Patterning)，讨论两个或以上的行动者和第三方之间的关系所折射出来的社会结构[9]。
社会情报网就是针对情报交流活动的整体情况进行综合剖析，着眼于情报关系结构的特点、情报关系活动的位置等的考察，相关的概念有情报团体、情报派系、情报结构洞等。
结构洞理论最早由罗纳德·博特(R.S.Burt)正式提出。他认为社会网络中的某个或某些个体与有些个体发生直接联系，但与其他个体不发生直接联系，从网络整体来看好像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因而称作结构洞[10]。结构洞在不属于同一群体的个体中扮演着“桥”的作用，也相当于信息流通过程中的“阀门”或是“守门人”、“把关员”等，因此具有信息获取优势和信息控制优势。但结构洞的不足在于，如果一个企业或组织中仅只有一两个这样的结构洞存在，如何保持和发挥结构洞的积极作用是维持其未来健康发展的一大难题。结构洞的位置有两种：一种是存在于组织内，则结构洞周围往往有一些小团体，管理好这样的“结构洞”有助于提升整个网络的团队合作精神和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能够领导和带动各个小团体和谐共处，共同为目标而奋斗；另一种是存在于组织外部，结构洞往往是连接该组织与另一个外部组织的中介，企业拥有这样的外部结构洞，有利于情报的直接输入和及时监控，情报的更新周期及组织的应激反应、自适应自调节能力比较强。缺乏或失去这样的一种关系，则需要更多的组织内成员能够不断与外界沟通，建立新的较为信赖的外部关系纽带，为组织的内外信息平衡做出动态调整。
这里举一个关于结构洞重要性的例子[11]：在华盛顿战略顾问公司里，其组织成员根据习惯、爱好、知识背景等分为了两个小团体，而联结此两个团队的只有一个叫康瑞(Conrad)的员工。他在调节平衡两团体矛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是联结两团体的唯一的纽带。但由于高层领导未能及时地多发展几个团体间的强关系，以缓解康瑞一个人的压力，直至在康瑞离开公司后而分裂成两个独立而矛盾的小团体，难以协作而导致公司失利。
可见，设计情报交流模式时应注意的一点是，不管是个体中心网还是组织整体网中，都不能出现中心密度过高或结构洞单一的情况。因为如果一个行动者拥有过高的中心性，则可能会因负荷过多（如过多人向他寻求咨询与帮助）而倍感压力，也可能因无法忍受而离开组织，使得组织因为联系纽带的中断而出现情报交流的停滞或分裂出情报小团体；另一方面，过低的中心性又会导致网络过度离散，缺少权威人物，同样不利于知识传播[12]。有效的情报交流应该在识别情报团体和结构洞的基础上，培养和谐的情报共享氛围，并努力激励情报的及时贡献，避免有意过滤或隐瞒重要情报。
2.2 人际情报网
人际情报网就是重点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类型、交流频度、互惠情况、认识时间长短4个维度[13]对情报交流活动的影响，它是关系视角在微观层面的具体反映，研究倾向是关系取向。关系取向考察关系之间的互动、影响以及测量信息资源如何通过关系进行流动以及关系模式对于个体行为的影响等，相关的概念有关系强度、网络密度、网络规模等。深刻把握关系取向的内涵对于情报活动过程中的情报渠道选择、情报内容鉴定、情报效果评估等有积极的启示。
1)关系强度与情报效用。情报活动是一种注重目的、效果、价值的针对性极强的信息收集与分析活动，大多数的情报研究成果都显示，情报收集方法包含有文献法、调查法、访谈法，是一种基于情报内容的信息收集方法，却很少着眼于寻求个体的关系资源或是社会资本。实际上，个体的社会环境、交际范围、信息流向等因素都可能促使情报增值。依赖强关系传递的情报具有可靠度高、紧密性强、传输速度快等优点，情报获取与管理都比较便利，而且强关系的建立有助于企业组织与个人获取难以编码化的隐性知识，可以提升知识源与知识宿之间的知识转移、知识共享意愿，实行强强联手或建立战略性联盟关系。弱关系尽管存在着联系松散、信息边缘化等不足，但其相对的信息维护成本低、信息内容异质性高等优点，能够促进情报增值、深化情报交流广度、扩大个体竞争优势等，组织与个体通过弱关系能更快地获取异质信息，判断竞争态势并识别竞争优势。
在西方国家中，竞争情报的发展历程充分说明了以关系为基点的情报追踪获取的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竞争性情报活动在西方诞生，冷战结束后，经济竞争成了新的热点，特别是大量的冷战时期的军事情报人员把那一套行之有效的情报分析方法用到竞争性情报活动中，使其蓬勃发展起来。而在军事情报获取中，情报间谍活动是其最隐蔽和最有用的情报来源，这种人际关系情报往往含有大量的从正式渠道无法得知的内容，竞争情报的对抗性、智谋性显得尤为突出。晏创业博士运用人际网络理论，借鉴情报循环的思想，提出了一条以“人”为核心的竞争情报活动脉络，进一步指明了“人际关系”与情报交流的密切关系[8]。
2)关系密度与情报捕捉。关系密度指标是用来表示网络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之间联系的稠密程度，该指标在用于考核组织中领导的地位、权威、资源量等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在组织管理中，项目负责人或领导者都带领一定的团队成员，他们之间交流的频繁程度、队员对其领导能力的认可程度、各团队之间的合作程度等，都可以通过具体描绘组织关系网络图得以察看。C.Rob[12]等人提出了管理者个人网络管理的4个考察指标：①管理者在多大程度上借助了其业务范围内的人。②管理者社会关系与其地位、等级、资源等有多大相关。③管理者与其联系人认识时间的长短。④管理者的个人网络多大程度上是其绩效作用的结果。运用这4个指标，他们在一家大型技术公司的美国分公司的高层职位作了实验。其中对某两位高层管理者的关系网络研究发现，其中一位管理者其联系人多是与其职责范围相关的内部人员，而且很多是关系较为密切的、认识时间较长的人。在访谈中该管理者也承认，其在实施决定和行动时，有时会难以顾虑其他成员（如非组织成员）的思想等而引发一些问题。调查的结果显示，开放系统的网络构建与信息共享才能真正保证组织的高效运作。因为密度的高低代表群体成员平均互动程度的多寡，而互动关系越多的群体，往往交换的资源与信息也越多。
因此，情报工作活动中，首先寻找具有高密度的个人或组织，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较好地拥有多数资源，起到事半功倍的成效。但根据角色结构定位模式看来，具有高密度的个体并非占有大多数的资源，或者是最关键的资源。换句话说，具有多数联络群体的个人并不一定是资源的最大拥有者，那些处于团队临界状态的“中间桥”，才可能是拥有最丰富资源、最值得关注的弱关系资源。以此为出发点把握情报工作的重点，不仅可以较快地获取到所需资源，还能不断地自我突破与超越，在动态异质性情报中找到机遇与威胁，实现战略性筹划与发展。
3)网络规模与情报收集。社会网络规模(Range)指的是构成一个个体社会网的成员的数目。网络规模在社会网络研究中多次被用作测量人们社会资源或社会资本丰富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人际网络的丰富程度直接影响着情报收集的总量。处于竞争环境中的每个组织与个体，都不可能脱离社会网络而孤立存在，对内部信息的交流沟通能够实现内部资源共享，保持既有知识存量发挥最大效用，对外部信息的获取与捕捉，能够整合有利资源，扩充知识存储量。
如C.Rob等人列举了其所工作过的全球化咨询公司的一个实例。该全球公司在北美、欧洲及澳大利亚等地均有分公司。而由于各分公司间沟通少，跨国跨地区合作极其困难。公司在意识到其中有少数人与其他分公司的同事有联系时对这些人进行了激励，此时，公司的业绩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于是，公司运用升职或加薪等激励手段鼓励这些人时常去分公司考察，建立起更大范围且更为可靠的人际关系。借助这种便利的人际信息交流，一年后，公司的整体凝聚力增强了，工作业绩也上升了一个新台阶。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个人的网络规模扩大了，在原有关系强化的基础上再增加其联系的节点，个人社会网络网的拓宽带来了大量无形的社会资本，有效的沟通则直接贡献了这些关系的情报价值。
3 基于关系研究的情报交流价值维度分析
如前所述，关系研究把情报交流置于个体及个体之间关系的网络中，对潜在资源进行了显性化的表述，是对传统情报交流模式的一大突破。关系研究视角下的情报交流，有着更普遍却鲜被关注的情报价值。
3.1 个人交流维度中的“知”值
个人间的情报交流主要是基于强关系基础上的人际情报互动活动。当个人自身存在着一个“认知差”时，其第一行动便是寻求解决这种困惑的知识源。已有的认知程度、文化结构、思维模式等对于解决知识差距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当这些方式难以达到知识态的平衡时，个人往往会按照其兴趣爱好、日常习惯等从就近的社会群体中寻找可以提供帮助的人。这一点在社会人际关系学看来，在社会交往中，“物理上的就近性”使人更愿意在周围寻找朋友、寻求帮助。但这种寻找并非是盲目地选择，而是设想中的可能会提供有效帮助的某一个体或某个专家。个人之间的互动交流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种“知”与“非知”的需要，其价值体现首要是满足个体间的这种“解惑”需求。同时，这种基于情感、信任及平等建立起来的交流组织“精神距离”最小，成员间更可能倾听、吸纳和共享彼此的思想和意见，有助于知识的传导，特别是默会性知识的传导[14]。
3.2 组织交流维度中的“利”值
那些能实现情报交流与共享的组织，许多是一种利益共担、追求双赢的合作关系。这种组织有内部组织与外部组织两种。
内部组织是指隶属于同一个公司的部门群体，组织间的情报获取、传递、利用、反馈等一系列情报活动流程，都是为了实现组织的各个子目标，共同服务于公司的战略优势与核心竞争力。知识管理所要求的扁平化组织设计、有效沟通的知识交流平台建设、以知识共享和知识创新为核心的组织文化的培养等，在情报领域的运用实施中也要求各情报子系统、各部门都能以组织共同愿景为目标，关注情报流中的重要节点，优化情报流动的各个环节，实现组织的最低成本最优绩效运作。
外部组织是指隶属于不同公司的部门群体。在竞争情报中，由于竞争情报的强烈对抗性特征，导致不同公司间很难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共谋发展。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竞争激烈化程度的加强，孤军奋战不仅无法迅速地获取较为全面的情报，而且对情报综合效用的开发也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借助某个“利益共同体”而实现的战略联盟是越来越多的企业所共同追求的双赢战略，战略技术联盟网络由此产生。战略技术联盟网络中的行为主体是参与联盟的个人、企业、研究机构或政府部门等，这与其他企业网络并无太大差异。它的特殊之处在于网络中流动的资源主要不是有形资源，而是各种信息和知识。叶昕等人运用社会网络结构的相关理论探讨了战略技术联盟结构的形成、发展以及知识传递效率等方面的问题[15]，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3.3 个人与组织交流维度中的“信”值
个人与组织间的交流主要有3种情况：
1)个人与个人所在组织间的交流。
2)个人与同公司其他组织间的交流。
3)个人与其他公司组织间的交流。
第一种情况的交流是基于个人对于组织的“忠诚”及其个人的知识学习需要。个人在组织中成长，需要融入组织不断学习不断进步，与组织的交流是必要的，也是个人乐于对组织奉献知识的一种表现。
第二种情况的交流是基于个人能力的认可、个人威望建立及服务于组织的需要。个人的交际能力、业务能力比较高，则可能与同公司其他部门间存在着非正式的伙伴式关系，个人的威望比较高，则可能在业务、行政等方面对其他部门进行指导，形成跨组织交流现象，也可能是组织的长远需要与目标需要等，要求各组织间进行无界限地自由沟通。
第三种情况的交流比较复杂，也比较少见，从而也显得比较有价值。纯粹情感型的个人与其他公司组织的交流，一般只是由于强关系而形成的。如该个人与其他组织中的某个体有着一定的地缘、业缘或血缘关系，联系较为密切。而更多的情况是，该个体作为顾问、评审员等基于业务关系而进入其他组织的，这样的个体由于拥有较为扎实丰厚的知识资源及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或人脉资源，对于其他组织的情报获取、更新、评估等起着较大的作用。这样的个体就相当于该组织情报交流的结构洞或是桥，掌握着外部信息的流入与内部信息的输出，对于判断与指导组织的长远发展有一定的价值。这3种情报的交流，都是基于对个体、组织、其他组织的不同程度的贡献，最根本的都是建立在“信任、信赖、忠诚”等价值观和道德观基础上，体现了情报交流中极高的“信”值。
4 结束语
社会网络的关系视角对于信息交流活动中的人、人际关系的深层分析，对于提高情报交流质量和效用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国内运用该视角来进行竞争情报研究的尝试才刚刚开始，而对情报交流模式、情报交流效用、情报交流成本等方面的价值研究尚未提及。
以上通过宏观和微观层面，结合社会网络核心概念对情报交流的具体过程进行启发性研究，总结了关系研究视角下情报交流的三维价值体系，希望进一步完善和超越已有的情报交流研究。
收稿日期：2007-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