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手工业成就及其在中国科技史上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手工业论文,西夏论文,史上论文,中国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论述了西夏在冶铁、采盐、纺织、印刷、造纸、建筑、金属器及竹木器的加工等手工业技术方面的成就，认为其在当时处于比较领先的地位，并在中国科技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 西夏 手工业技术 成就 地位
西夏是公元十一世纪三十年代至十三世纪二十年代（1038—1227）我国西部以党项羌族为主体建立起来的一个封建割据政权。其地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肃关，北控大漠”〔1〕，地跨今宁、陕、甘、青、新及内蒙六省区，境土两万余里。先后与宋、辽、金对峙近200年。在这段历史时期，党项族和西夏境内其他各族人民吸收、借鉴了中原汉族的先进文明，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本文仅据一些零星散见的材料，试就西夏的手工业技术成就及其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地位作一简要的分析。
一、西夏的手工业技术成就
西夏建国后迅速封建化，成为一个农、牧、工、商全面发展的封建割据政权。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使西夏的各种手工技术得到了普遍提高。
在冶铁方面。出于日益发展的农业和对外战争的需要，西夏的冶铁业有了迅速发展，冶铁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西夏境内有比较丰富的冶铁原料。如横山地区“多马，且有盐铁之利，夏人恃以为生”。〔2〕“其银夏州可置盐监、铁冶钱监、马牧”。〔3〕“传闻葭芦山以北一带，荣铁财用之饶，贼界所恃，必极力来争”。〔4〕西夏文献中也有冶铁原料的记载。《文海》中释“矿藏”为“矿藏也，宝物种种出处也”，“矿石，料石也，铁种种宝源处也”，“炭，焚木令闷，燃料也”。《掌中珠》列有“松炭”、“石炭”等燃料。
西夏设有专门的冶铁工场。史载，1040年10月，“设铁冶务于夏州”。〔5〕荣山也有铁冶。〔6〕元昊时期，兴庆府王宫中也设有冶铁工场。〔7〕1158年，“立通济监铸钱”。〔8〕铸有铁钱和铜钱。中央政府则设立“铁工院”、“冶金司”统辖全国的冶铁业。西夏已具备炼铁炉和活门木风箱等冶炼工具。我国古代的炼铁炉主要有三种——块炼炉、坩埚炉和竖炉。《文海》中记载有“坩埚”，释为“熔用之袋是”，这肯定是坩埚炉。其它两种，文献中未见记载，但宋代已广泛使用，与宋交往频繁的西夏，很可能也已引进。甘肃安西榆林窟第3窟壁画中有一幅西夏锻冶图，描绘两个人手举铁锤，共同对着一台铁砧锻打铁器，另一个人正在拉动一座竖式风箱为锻炉鼓风。该活门木风箱形体高大，而且装有左右两扇箱盖板，由一人操作，两扇箱盖板轮流一推一拉，可以不间断的鼓风，能大大增加风量，提高风压，使炉温升高。这种风箱“直到清末，冶金业里仍在使用”。〔9〕西夏率先使用这种风箱，表明当时的冶铁技术已相当先进。
铁制品在日常生产、生活及战斗中用途十分广泛。生产、生活用品如针、钻、锅铲、壶、铃、锁、火炉、犁、锄、镰、小刀、斧等。用作兵器的有刀、剑、甲胄等。西夏的甲胄“皆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不可入”。〔10〕“神臂弓”、“夏人剑”即使在中原亦认为是犀利兵器。神臂弓“以镫距地而张之，射三百步，能洞重札，最为利器”。〔11〕夏人剑曾为两宋文豪苏东坡、陆放翁所赞赏。北宋皇帝钦宗赵桓也十分喜爱，经常佩带在身，〔12〕因而获得“天下第一”的赞誉。〔13〕这足以说明西夏冶铁技术的高超水平。
在采盐方面。采盐是西夏国内十分发达而又极为重要的一个传统手工业部门，在西夏人民日常生活和政府财政收入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文海》“醎”释为“醎池也，如盐巴是也”。又“池”释为“醎盐池也”。政府设有盐铁使专门掌管盐的开采、管理、销售等工作。西夏境内湖泊、水渠较多，具有十分有利的采盐环境。“盐州五原有乌池、白池、瓦池、细项池；灵州有温泉池、两井池、长尾池、五泉池、红桃池、回乐池、弘静池。”〔14〕碱隈川有“盐池，周围约及十里，所产红、白盐二色。”〔15〕尤其是盐州（今宁夏盐池）的乌池、白池所产青、白盐，质地最佳，〔16〕深受蕃汉人民的喜爱，是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早在李继迁时，青白盐就已走俏周边各国市场。李继迁在向契丹呈献的贡物中就有井盐一千斤。〔17〕宋朝与李继迁作战，为了迫使李继迁降宋，曾下令禁青白盐，可见青白盐在宋朝边市上已十分流行。李元昊时期，为了与北宋换取粮食，“请岁入乌白池青白盐十万石售于县官”。〔18〕至于官市、民市上食盐的买卖、交换它物就更为频繁了。西夏所产食盐，尤其是青白盐，不但数量大，而且能够走俏周边其他各国，深受各族人民喜爱，这与西夏先进的采盐技术是分不开的。
在纺织方面。西夏建国以后，在原有的皮毛加工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发展了纺织业。1972年甘肃武威发现了木刮布刀、石纺轮等纺织工具，表明西夏的纺织技艺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天盛年改定新法》载西夏设有织绢院，负责全国的纺织业。《文海》中释“织”为“与汉语同，番语织粗绢之谓也”；“纺，编经织纬之义”；“麻，麻草，可做布也”；“绫、锦”，“锦绫也，种种花有之谓”。此外还有“青染料”、“红染料”。史载西夏“民庶青绿，以别贵贱”。青色和红色，为西夏普通平民的服色。这表明西夏的纺织技艺，包括浸染技术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西夏纺织产品有毡氇、毛褐、毡、毯等，主要用于制衣、巾、鞋、帽以及盖屋顶、搭帐蓬等日常生活的需要。〔19〕元朝初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东游中国，途径额里合牙的阿剌筛城（今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巴音浩特城），赞誉当地的红、白驼毛所制的红毡是“世界最丽之毡”，白毡为“世界最良之毡”，所制驼毛布为“世界最佳美”，这些毡、布，以其精美和名贵远销中原及世界各地，〔20〕成为西夏对外贸易的又一主要商品。足见西夏的毛纺织技术是十分发达的。从西夏陵出土的丝织品来看，有纤细轻柔透明飘渺的素罗、纹罗、工字绫、异向绫等，织法新颖别致，其表面还残留敷彩或印金粉的痕迹，可见原来印有斑烂绚丽的色彩。特别是茂花闪色锦，色调层次丰富，闪色效果好，十分珍贵，为研究西夏的纺织技艺，特别是浸染闪色技术的发展情况，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在造纸印刷方面。印刷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早在殷商时代，国人就掌握了刻字技术，先秦时使用烟墨，汉代又发明了造纸。隋末唐初，在吸收魏晋南北朝镂石刻志技巧的基础上，发明了雕板印刷，宋代平民毕昇在实践中推陈出新，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是印刷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蕃汉民族在日益密切的交往中，内地先进的印刷技术也传入了西夏，并且广泛使用起来。
我国现存的西夏文佛经，除了传世的仁孝时期刊印的《现存贤劫千佛名经》、《佛说大孔雀五咒经》、《悲华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等外，〔21〕1972年在甘肃武威又发现了《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的残本，这是西夏天盛年间雕板刊印的，可能是刊印十万册的“上生”经。此经为梵夹本，上下框单栏印刷。〔22〕还有一种“施经愿文”，上下框双栏印刷，高只有9厘米，是1185年雕板刊印的。另有一种杂字印本，四边双栏，行与行之间有界线，两个字为一组，便于记诵。〔23〕可见西夏雕板印刷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且水平已达到很高程度。甚至到了元代，“杭州的雕印工人亦有西夏人。元代杨桓所著《书字正韵》一书，就曾录出西夏刻工数人，并用西夏文印出。此书是元至大元年（1308）左右刻印的”。至今已发现的有元刊西夏文木活字佛经和明代保定出上的西夏文石幢。〔24〕
西夏的造纸技术也颇为精湛。中央政府设有“造纸院”，负责造纸。同时在与宋贸易中也输入纸张。从黑水城出土的大量西夏文书和刊本看，西夏人多用自己所造纸张，且品种多，质量多有不同。“从厚而坚密的、光滑的纸和胶合纸，到薄而透明的，像现代‘烟卷纸’一样的纸都有。纸张的颜色多是灰色而深浅程度不等，从雾白色到近乎褐色者都有。也有少量纸张是涂鲜黄色。”〔25〕其中“薄而透明”的纸多为西夏上等纸，如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医方，即是用上等白麻纸书写的，夏惠宗天赐礼盛国庆年间的瓜州审判案文书，用纸原料是“木本韧皮纤维，粗帘纹，纸较薄，透眼较多。”〔26〕也是上等纸。《文海》将“纸”释为“白净麻布，树皮等造纸也”。可见，西夏正是用麻、树皮作为造纸原料。
在建筑方面。西夏的建筑业是在党项羌内迁定居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从史料记载和西夏建筑遗址看，其建筑技术已十分发达。
《文海》中有关房屋建筑的字条有宫、寺、楼、房、草房、帐、回廊、桥、花园、墙、壁，以及檩、辐、袱、椽、柱、杆、房木、屋中木、房木杆、砖、
等，涉及到建筑物的结构、形状、用途、建造材料等各个方面。“宫”释为“宫殿也，内宫也，天子住处宫城之谓”。可见是皇室的居处。“寺，寺舍之谓”。“舍”释“家也，室帐也，房屋也，家庭也，屋也，住宿之谓也”，与家、门、户、房、房室、屋舍等互注，是一般普遍居民的居处。“砖，和土揉泥，烧则名砖是也”。《掌中珠》中亦有楼阁库帐、泥舍、回廊、重袱、平五袱、檐袱、桅袱、椽准、檩、栏桅、柱脚、枓栱、木匠、泥匠、体工、斤斧、凿锯等有关建筑的词条。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西夏的建筑基本是砖木结构。普通平民居住的只能是“泥舍”，“俗皆土屋，惟有命者得以瓦覆之”。〔27〕皇室居处的“宫”以及佛庙的“寺”是比较豪华的建筑，也正是西夏人民高超的建筑技术的集中体现。史籍中关于这些建筑的记载很多。1010年，李德明“役民夫数万，于
子山，大起宫室，绵亘二十余里，颇极壮丽”。〔28〕元昊称帝以后，在都城兴庆府内“作避暑宫，逶迤数里，亭榭台池，并极其胜”。又在贺兰山东“营离宫数十里，台阁高十余丈”。〔29〕1055年，没藏氏在兴庆府西“起大寺，贮经其中，赐颜‘承天’”。〔30〕1094年，乾顺重修凉州护国寺，“金碧相间，辉耀日月，焕然如新，丽矣壮矣”。〔31〕这些宏伟魂丽的宫室、寺庙，尽管大都焚于战火，但西夏人民高超的建筑技术却垂于青史！位于贺兰山东麓占地面积约4千万平方米的西夏帝陵，更是西夏人民建筑技艺的见证。帝陵依山势按年代排列，结构严整，规模庞大，宏伟壮观，至今吸引着众多的中外游客。
西夏中央政府设有铁工院、木工院、砖瓦院等机构，是与建筑有关的专业部门。同时，工匠的分工也都十分明确。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碑文中记载“众匠率职，百工效技”。〔32〕具体工种名称西夏文碑铭的末尾列有石匠、瓦匠、绯白匠、木匠、垩匠、铁匠等，工匠们“杇者馈者，是墁是饰”，分工明确，相互配合，这也是西夏建筑技术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金银铜器、陶瓷、竹木器的加工方面。西夏政府设有金作司、文思院、首饰院、世界工院、三边工院等机构，掌管金银铜器、犀、玉等高级用品的制造。1958年在内蒙高油房西夏古城址中，发现了大批的金、银器，1956年在内蒙伊金霍洛旗发现的一批西夏文物中，有西夏文铜方印，印的背面用西夏文标有“奲都五年”（1061），印文是西夏文“首领”二字，制作精细，是迄今所见最早的西夏文铜印。〔33〕出土的其它铜器还有官印、私章、纪年印记以及符牌、钱币、小刀、铜镜等，这些铜器大都作工精细，轻巧优美，形状多种多样，各具特色。现在收藏在上海博物馆中的铜镜，仅有一面，方形，中为微凸的图形，刻有西夏文六字，音译为“唵嘛呢叭
吽”，是佛语六字真言。方形边长7.4厘米，厚（连钮）0.5厘米，重200克，可见此镜极薄。〔34〕这足以表明西夏铜器加工的精湛技艺。1976年在西夏陵区出土的鎏金青铜牛，形象逼真，长1.20米，宽0.38米，高0.45米，重188公斤。模制浇铸成型，内空心，腹中尚残留铁砂内模。〔35〕另外在其它墓葬中也有铜牛发现。这些铜牛，反映出西夏铸铜工艺的高超水平，1976年在宁夏灵武发现的一批银器中，有曲腹钵、敞口碗、盒等，外表光莹，造型轻巧，厚薄均匀。有的器底还有线雕卧牛的精美图案。西夏八号陵地表散布的遗物中，有表面突击呈葡萄纹样的金带饰，有鎏金的甲片；在墓室出土的遗物中，特别应提到的是鎏金兽面形银饰、花瓣形镂孔金饰和嵌绿松石鎏金银饰等，其造型都比较复杂。这些造型优美、轻巧的金银器，常常成为西夏统治阶级的装饰品和贵重的进贡品。如出土的镂雕人物金耳坠，长只有4.2厘米，重31克，但却分三层镂雕——中央是三个人物像，上层三朵花，下层五花架。花芯镰嵌宝石，非常精细。〔36〕史载西夏的外交使节头“戴金冠”，有些贵人甚至“人马皆衣金”，向辽进贡“金佛”等，至于“金涂银带”、“金镀黑银花鞍辔”、“金镀黑银花香炉合”等就更多了。〔37〕
西夏的陶瓷主要用于日常生活。解放以来，考古工作者从宁夏石嘴山西夏省嵬城遗址、宁夏灵武崇兴、甘肃武威南营、内蒙伊克昭盟及西夏帝陵、武威西夏墓出土了不少西夏陶瓷，主要有碗、碟、盘、壶、瓶、双耳罐、人头像等。大部分制作比较粗糙，注重实际应用，不注意外形美观。器底有砂痕，釉色多用白釉、褐釉，较少光泽，具有明显的民族特色。但如内蒙出土的牡丹花瓶等陶瓷也不失为精美之作。牡丹花瓶高37厘米，口径5.5厘米，腹径17.3厘米，底径10厘米，由下而上内敛小口，瓶身刻牡丹花和其他装饰图案，十分精美。〔38〕
西夏竹木器的制作也很精巧。如帝陵的竹雕，雕有庭院山树花卉人物，形象逼真生动，武威墓的木家俱，有木条桌、木衣架、小木塔、大笔架、木宝瓶、木缘塔和木板画、木碗、木唾盂以及竹笔木筒等。其中木缘塔制作精致、结构复杂、匠心独具，相当美观。有塔座、塔身、塔顶、塔刹四部分。西夏的竹笔，是将一根光滑的竹子一头削成笔尖形，在笔尖中间划开一道缝隙，形状与现在蘸水笔类似。我国历史上用笔多为毛笔，西夏的竹笔在我国笔史上是罕见的。〔39〕
二、西夏手工业技术在中国科技史上的地位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我国古代光辉灿烂的科学文化中，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程度的贡献，西夏也不例外。西夏境内党项、吐蕃、回鹳、鞑靼、汉等各族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和辛勤的汗水共同创造了引人注目的科学技术成就，构成了中国科学技术史上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历史地位是重要的。尤其手工业技术成就，在当时亦处于比较领先的地位，在中国科技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食盐是一种最基本的调味品，在人类开始以植物为食时即已食用。“若作和羹，尔惟盐梅”，〔40〕可见商朝食盐已是调味必需品。西夏所产的青白盐制作精良，色味俱佳，产量丰富价格低廉，行销内地，是西夏对外贸易的大宗。西夏人民经常用青白盐换取邻近蕃、汉各族人民的谷物等，深受兄弟民族的喜爱，西夏也因此获取大利，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为此，宋朝曾多次禁夏青白盐。1044年宋夏达成和约，同意“置榷场于保安军及高平寨，第不通青盐”。〔41〕此外，青白盐也深得其他民族甚至西方一些民族的喜爱。马可·波罗就曾把青白盐先后贩往世界各地。足见青白盐在当时的影响了，这说明西夏无论日晒或熬制的制盐技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以及西夏制盐技术在我国科技史上的地位。
西夏在冶金业中运用的活门木风箱，在使用年代和技术性能方面，在历史上均处于领先地位。直到1332年元末陈椿《熬波图》第37图的铸造铁拌图中，所画的鼓风设备才是与西夏活门木风箱类似的双扇木风扇，但已比西夏晚了100多年。活门木风箱使用双扇，可以轮流交替一推一拉，从而改变了单扇木风扇不能连续鼓风的弊端，显著增大了风量和风压，保持炼炉的高温。这就极大提高了鼓风设备的技术性能，在从单扇木风扇到风箱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我国冶金鼓风技术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此外，西夏的“神臂弓”、“夏人剑”也深得兄弟民族的称赞，“夏人剑”被誉为“天下第一”，这说明西夏的冶铁技术是十分发达的。
西夏的红、白毡及驼布被马可·波罗誉为世界之最，先后贩往世界各地，说明西夏的毛纺织技术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雕板印刷技术在我国印刷史上也有很大影响，甚至到了元明时期，雕印工人中亦有西夏人。如元大法年间的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木刻活字版印本和明弘治年间的西夏文石幢，刻工中都有西夏人。
西夏时期，曾流行过藏历，也出现过源于古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宫文文系统。世纪初被沙俄军官柯兹洛夫从黑水城盗走的一些书面文献中，除了大量的佛经外，还有历书、匠书等书籍和陶器、铁器、木器、织品、雕塑品、皮制品、图画、元钞等器物。其中一些书籍和文卷，除了有汉文和西夏文的刊本、写本外，还有藏文、回鹘文、突厥文、女真文、蒙古文和波斯文、叙利亚文等刊本和写本。〔42〕这说明西夏当时不仅与我国各兄弟民族之间，而且与世界其他国家、民族之间也存在着科学技术的交流，在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科学技术交流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注释：
〔1〕〔5〕〔29〕〔30〕《西夏书事》卷12、14、18、19
〔2〕〔4〕〔10〕〔15〕《长编》卷328、220、133、513
〔3〕《宋会要》76之49
〔6〕《宋史·食货志》
〔7〕〔11〕《梦溪笔谈》卷25、19
〔8〕〔27〕〔28〕〔41〕《宋史·夏国传》
〔9〕白滨等《莫高窟，榆林窟西夏资料概述》，载《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12〕《宋史·王伦传》
〔13〕《学海类编》集余4。太平老人《神中锦》
〔14〕《新唐书·党项传》
〔16〕《新唐书·食货志》
〔17〕《契丹国志·西夏贡进物件》
〔18〕《西夏纪事本末》卷14
〔19〕〔21〕〔23〕〔33〕参见钟侃等《西夏简史》第115、145、145、117页
〔20〕冯承钧译《马克波罗行纪》第1卷第72章
〔22〕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发现的一批西夏遗物》，载《文物》1978年第8期
〔24〕王静如《西夏文木活字版佛经与铜牌》，载《文物》1972年第11期；郑绍宗、王静如《保定出土明代西夏文石幢》，载《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25〕白滨《从西夏文字典〈文海〉看西夏社会》，见《西夏史论文集》第172页
〔26〕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第141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31〕〔32〕张维《陇右金石录》卷4
〔34〕〔38〕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第十章，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5〕吴峰云等《介绍西夏陵区的几件文物》，《文物》1978年第8期。
〔36〕陈炳应《西夏冶金业初探》，《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第四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7〕《湅水记闻》、《金史·郭虾蟆传》、《辽史·西夏外纪》、《宋朝事实类苑》卷75、《宋史·夏国传》。
〔39〕参见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第四、十章；宁笃学等《甘肃武威西部林场西夏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
〔40〕《尚书·说命》。
〔42〕陈炳应节译柯兹洛夫《蒙古、安多和故城哈拉浩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