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问》看共工、鲧、禹治水及其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中论文,天问论文,贡献论文,看共工论文,华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楚辞作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艺术杰作，既产生在战国时期中国文化的土壤，就必然包含着当时中国文化的种种信息，我们可以借以了解当时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等；可借以上窥战国以前的历史与文化，也可以由之追溯后代一些文化现象产生之根源。我觉得，《天问》、《离骚》等楚辞作品中还有一些待解开的谜，待发掘的珍宝。
本文想以对《天问》中有关鲧的文字的诠释，作为从文化角度研究楚辞的个案，作一些探索。古今学者的有关论著，尤其是近二十来年中出版的游国恩先生的《天问纂义》，闻一多先生的《天问疏证》，林庚先生的《天问论笺》，孙作云先生的《天问研究》，对有的问题已作过一些有价值的探讨，或先得我心，或给我以启发。但前修时贤的论述中互相抵牾的情形也不少；也有的在我个人看来是正、误交混。我想对有关历史、传说、神话的纷杂状况加以梳理，兼呈浅见。请学界朋友正之。
一、鲧的功过与“鸱龟曳衔”所包含的上古传说
先秦典籍中，《天问》关于鲧的事迹提到最多。今录之如下：
不任汩鸿，师何以尚之？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佥日“何忧”，何不课而行之？
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
鸱龟曳衔，鲧何听焉？纂就前绪，遂成考功。
顺欲成功，帝何刑焉？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
洪泉极深，何以寘之？
鲧何所营？禹何所成？
地方九则，何以坟之？康回冯怒，地何故以东南倾？
应龙何画？河海何历？
这一段共26句，其中有窜乱。首先“鲧何所营”一节应在“不任汩鸿”一节之前，是这一段的总冒。不然，“不任汩鸿”不明所指。其次，“应龙何画”二句不成一节，有脱文（这一节应是问禹继其父治水的事）。此外，后面问夷羿的部分还有二节，显然亦应移在此段之末。今录之如下：
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咸播秬黍，莆雚是菅。
化为黄熊，巫何活焉？何由并投，而钰
疾修盈？
这最后一节联系鲧禹治水的动机而提出：鲧禹都是为了开垦草泽荒地，播种粮食，为什么两人都长年投之荒野努力经营，而最后鲧落得一个恶贯满盈的名声？这作为本段文字的收束，也十分有力。《天问》在谈夏朝立国过程时还有一些专门问禹的事情的文字，这里不录。
鲧禹治水，在中国上古史上是一件大事，在中国水利史上也是具有开创性、创造性的事件，但关于他们治水的很多具体情况今天已不太清楚。《天问》中上面所录文字，对于我们认识这个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材料。只是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所反映的神话传说，而对其中包含的科技文化信息和有关人物、事件在以后的流传、演变及同后来道德神祇的关系等，多未予注意。
从上面所录《天问》中文字可以看出，屈原对鲧是肯定的，对于鲧受刑罚和贬损甚为不平。其中反映出来的思想同《离骚》中“鲧婞直而亡（忘）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惜诵》中说的“行婞直而不豫兮，鲧功用而不就”的思想是一致的。
但这里应该弄清的关键问题是：究竟鲧治水的办法是怎样的？有无意义？
对这个问题，前人已谈过一些看法，但结合《天问》及其他文献资料来看，似尚未找到比较完满的答案。从对《天问》原文的解释上说，分歧最大的便是对“鸱龟曳衔”一句和“阻穷西征”一节的理解。
关于“鸱龟曳衔”一句，王逸解释为鲧被殛于羽山之后“飞鸟水虫，曳衔而食之，鲧何能复不听乎？”显然不合文意。洪兴祖《补注》云：“鸱，一名鸢也。……此言鲧违帝命而不听，何为听鸱龟之曳衔也？”又引柳宗元《天对》“方陟元子（按指禹），以胤功定地。胡离厥考（按指其父鲧），而鸱龟肆喙？”洪兴祖从鲧的方面说，柳宗元从禹的方面说。此后各家迄于当代，众说纷纭，有的解说颇为离奇。只就“鸱龟”的解说，有的以为“有似鸱鸟之龟”（徐焕龙《屈骚洗髓》），有的以为是“鸱尾鱼”一类东西，即“三足鳖”（徐文靖《管城硕记》），有的说“即应龙之属”（张诗《屈子贯》），有的言“龟鸣如鸱，盖鄂龟之类”，并以“衔”即“马衔，马首龙身而一角”者（刘梦鹏《屈子章句》），有的说是“怪物之为祟者”（丁晏《天问笺》等）。今人又有以为即“耆龟”（何剑薰《楚辞新诂》）。关于全句文意，个别学者或以为“魑魅之技，所以眩鲧”（胡文英《屈骚指掌》），或以为“盖水怪败鲧功者”（王闿运《楚辞释》。其说来自刘梦鹏《屈子章句》）。大部分学者以为是说导鲧治水，或以曳衔之状给鲧以启发。当今学者也大多从这方面加以解说，但在具体解说上有所异同。如闻一多先生从蒋骥说，以鸱龟为一物，即旋龟（闻进而说亦即“蠵龟”，传说中一种鸟首、有毛角的龟），姜亮夫先生从朱熹说，以为“与下文应龙相类”，林庚、蒋天枢、汤炳正等先生以为指龟与鸱鸺，或曰枭，孙作云先生以为是龟与蛇。至于究竟是给予帮助还是引导，还是启发，说法又各有不同。
下面谈谈我们对这句诗的理解。
先看看相关两节中其他几句的意思。
第一问“不任汩鸿，师何以尚之？”是说既然不能胜任治水的工作，大家为什么还推荐他？这当中包含的意思有两层：一层是说，大家推荐他，可见他是有一定能力和经验的。第二层意思是说：即使鲧无此能力，极力推荐他的人也应有一定责任，不能把错误全记在鲧名下。
第二问“佥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说者多引《尚书·尧典》有关文字，将这句理解为：佥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以为“何忧，何不课而行之”皆是四岳的话。如林庚先生即译作“都说不必担心，何不让他试试看呢？”从句式上看，此节前二句的上句为叙述，下句为问。后二句的句式与前二句同，也应如此。闻一多《天问疏证》的理解是正确的：
“佥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者，作者诘尧之词。谓众虽曰障壅之法可行，然其功效究未可知，何不先试而后用之哉？盖鲧于水主用障壅之法，四岳疑鲧法可用，因荐于帝，请试而用之，因未尝谓其法之必效也。乃帝不试而径用鲧，卒至历久无功。是水之不治，其咎不在岳之举非其人，而在帝之未试而用也。
此能不囿于历来牵合《尚书》文意之法，而转为揣摩诗意，以为“何不课而行之”是诗人责问尧的语气，至为精辟。只是《天问》文意这里只问的任用鲧的事，并不涉及治水方法问题。末一句是说：既然认为靠不住，为什么不加以考察再予任用？
第二节“鸱龟曳衔，鲧何听焉”，这才涉及到治水方法的问题。是鲧之采用障壅之法，同“鸱龟曳衔”之事不无关系。后二句“顺欲成功，帝何刑焉？”是说，遵循此法也是为了治水的目的，无论其方法如何，效果如何，总是希望取得成功，帝为什么还要杀他？
那么，“鸱龟曳衔”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里我们先着重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孙作云先生以为“鸱龟”之“鸱”为“蚩”字之误，指蛇。其《天问研究》云：
“蚩”，今本作“鸱”，误。“蚩”、“鸱”二字古音同，故可以通用。但这里指蚩，即蛇。
“蚩”字从“虫”，“之”声，古无舌上音，“
”即读“它”，而“它”的本义即蛇。“它”字有尖头与长身，实即蛇的原始象形字，后来原始象形字变成了形声字，“它”字遂变成了从“虫”、“它”声的“蛇”字。
商代后期甲骨文字，“亡它”（无祸之意）亦作“亡蚩”，由此可见，“蚩”即它，亦即蛇。
其论十分精辟。孙先生并举出两幅汉代画像砖为证：一幅见于195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邓县彩色画像砖墓》，画面为一个大龟被蛇缠绕两匝，蛇头在龟的前面绕成半圆形，回过头来与转向后看的龟头相对，蛇尾从龟的尾部上卷，与蛇的脖劲相勾。邓县在今河南省西南部，当南阳和湖北襄樊之间，春秋时邓国，战国时其地属楚国。邓县画像砖正反映了战国以来关于“鸱龟曳衔”的传说。此种内容的画在近几十年出土汉代画像砖、画像石中尚多。
孙先生论述中有一点似求之过深，即他认为龟、蛇都是助鲧治水的氏族名称，并说：“‘蛇’‘鳖’两氏族是这些氏族中最早的两个氏族，二氏实行族外婚，故鳖女娶蛇男，蛇女娶鳖男，这就是最初的‘玄武致祥’。”此说缺乏文献上的依据。孙说系由闻一多说来，然闻只疑传说中鲧为龟鳖之属，“故一说龟作堤，一说鲧作堤，后又调和二说，谓龟曳衔而鲧效之以作堤”，未言是两氏族助之。闻先生此说，本文亦不取。
关于“鸱龟曳衔”二句之解释，朱熹提出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看法：
详其文势，与下文“应龙”相类，似谓鲧听鸱龟曳衔之计而败其事。
清人周拱辰按此思路进行探索，遂使这个问题的解决显出了柳暗花明的景象。其《离骚草木史》云：
鸱龟曳衔，《经》称鲧堙洪水，《传》称鲧障洪水，《国语》又称其堕高堙卑（逵按：《国语》“堕高堙卑”是指共工言，非言鲧也）。盖鸱龟曳衔，鲧障水法也。鲧睹鸱龟曳尾相衔，因而筑为长堤高城，参差绵亘，亦如鸱龟之曳尾相衔者然。
并引程子语“今河北有鲧堤而无禹堤”，《通志》“尧封鲧为崇伯，使之治水，乃与徒投作九仞之城”，《淮南子》“鲧作三仞之城”，《史稽》“张仪依龟迹筑蜀城，非犹夫崇伯之智也”诸条为证。毛奇龄《天问补注》也有详尽的论述：
曳犹踵曳，以尾相掸援也。衔犹辔衔，以口相接衔也。按古语：“聒抱者鸺鹠，影抱者龟鳖。”鸱与龟皆异物，故尝并见也。鲧筑堤以障洪水，宛委盘错，如鸱龟牵衔者然，是就鸱龟形而因之为堤，盖听鸱龟之计也。古人制物，多因物形。如视鸱制柁，观鱼制帆类，此不足怪，特筑堤障水，如战国白圭术，不用疏导，但用防遏，则迄无成功，是听鸱龟之计而误之耳。所谓鲧之治水也障之，禹之治水也导之也。
也引了扬雄《蜀本纪》中张仪筑蜀城，因龟之行踪筑城的记载说：“大抵鲧治水随地筑堤。”并说：“今河北清河、广宗、临河、黎阳等界，所在皆有鲧堤可见。”
周拱辰、毛奇龄都联系后代治水实践，从古人创造发明中“象物制器”的规律加以解释，与事理、物情皆可通，故后来的治楚辞者如林云铭、邱仰文、夏大霖、陈远新、陈本醴、朱亦栋等并取其说。但其中有些学者在具体诠解中也往往同某些错误理解交混，所以虽然其中包含了一些有价值的看法，却不能使读者接受。如夏大霖《屈骚心印》云：“鸱龟，即今筑堤者有石龟、石鳖之名是也，所以捍水之冲以制堤者。”这就本末倒置，将鲧受龟、蛇曳衔的启发发明堤防与石龟结合的办法，说成似乎此前人们已有石龟、石鳖之类的概念，名之为“鸱龟”。而存在最普遍的误解是将“鸱”理解为猫头鹰类飞禽。这样，在事理上就有难通之处：现实中障水的堤防并没有似猫头鹰同龟鳖曳衔之状的。这也就是尽管前人在这方面已提出一些很有意义的见解，有一些精辟的论述，但在这两句说解上仍存在分歧的原因。
看来，鲧治水是看到蛇同龟首尾相曳衔，受到启发，首先在堤身受力之处加筑“石龟”之类，以增加堤身的承受力。这个经验，至今被人们所应用。应该说，这是鲧在我国水利工程科学上的一大贡献。
二、共工氏的治水及其在中华民族水利史上的地位
鲧何所营？禹何所成？
康回冯怒，地何故以东南倾？
前面说过，这一节应在问鲧禹治水的开头部分。它是先从总的方面就鲧、禹治水之事提出两个互相联系的发人深省的问题，下面再就一些具体事情发问。鲧到底是怎么干的（是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没有正确的地方）？禹是怎么成功的（是否完全是他凭空想出来的办法）？以下关于鲧禹治水的发问，大体也是围绕这两个问题提出的。但是，这一节后二句为什么要提出共工的事呢（王逸注：“康回，共工名也。《淮南子》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帝，不得，怒而触不周之山，天维绝，地柱折，故东南倾也”）？以往之研究《天问》者，多随文加以疏解，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实际上，这是因为共工是在鲧以前用障壅法治水的人。所谓“怒触不周山”云云，也同他的治水工程有关。
上古之时，人皆居于半山，故原始社会新旧石器时代遗址都在半山距水源较近之平台地带。之所以不敢居于平原，因为平原上随时会有水患。当时河流未经人工开掘和防堵，完全是随地势自然流淌，可能随时改变河道，或泛滥而遍地横流。大约从传说中神农氏的末期，当少典氏、有蟜氏的时代开始，原来生活在西部、东部的氏族部落，向黄河中下游的平原地带发展。这是人类离开了采集农业，也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狩猎的依赖，使种植农业、畜牧业和原始手工业大大发展的结果，也是物品交换频繁，各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间来往增多的结果。但居于平旷地带，常常遭受到洪水的侵扰，人们的生命和生活 生产资料难以得到安全保障。这样，生活在中原地带的部族便设法防止洪水的侵害。
《国语·周语下》载，周灵王二十二年，王城北面的谷水上涨，由城西向南流而合于洛水，两水相激，将危及王宫。周灵王将欲壅谷水使其北出，太子晋谏曰：
不可。晋闻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
可以看出，共工当时就用的是“壅防”之法。《国语》中说他“雍防百川，堕高堙庳”。韦昭注：“堕，毁也。”“防，障也。”“堙，塞也。高，谓山陵。庳，谓池泽。”那就是说，共工是挖山上的土，使流下来堵住河流。韦昭注说“庳”谓池泽是错的，“庳”这里是指河道。池泽同堵河道无关。看来，共工是将由两个山陵之间流来的一条河采用筑堤防的办法堵住，使水位升高后改道流向其他地方。两山之间积水成湖，人们可以进行渔猎。《吕氏春秋·本味》云：“饭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则不周山一带土地肥沃，并非高山峻岭。由于共工氏控制着水坝，故对下游所居氏族、部落是一个很大的威胁。《管子·揆度》中说：“共工之王，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乘天势以隘制天下。”《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语：“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都反映了这个情况。
关于不周山所处位置及周围的地理状况，还可从下面的神话传说中看出一些蛛丝马迹。
《山海经·西山经》：
西次三经之首，曰崇吾之山（按：《博物志》及《史记·封禅书·索隐》引此经并作“崇丘之山”），在河之南，……西北三百里，曰长沙之山。泚水出焉，北流注于泑水。……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北望诸
之山，临彼岳崇之山，东望泑泽，河水所潜也，其源浑浑泡泡。
神话中的不周山在西北，乃是传说在长期流传中随着人们地域观念的扩大而形成。与共工有关之不周山，大约在今河南省西北部至山西省西南部一带地方（注：关于共工氏生活之地，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以为共即今河南省辉县，共水即洪水。洪水的传说即由此共水而来。郑永贞认为不周山即晋西南永济县境内的蒲山（亦名雷首山、中条山、首阳山、历山、甘枣山、猪山、渠猪山、襄山、吴山）。见其《不周山即蒲山考》，刊《河南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但《山海经》中既有甘枣之山、历儿之山，也有渠猪之山、首阳之山。晋西南有的山名恐是后人所附会。从《山海经》所记述看，似不周山在黄河以南，当洛阳附近。待考。），去嵩山（即古之“崇山”、“崇丘之山”）不远。故《山海经·中山经》有共谷、共水：
其（按指长石之山）西有谷焉，名曰共谷，多竹。共水出焉，西南流注于洛。
此共谷、共水当即共工氏生活之地。《山海经》在流传过程中有后人重编的情况，但总是留下了一些可供考察的线索。郭璞注不周山云：“此山形有缺不周匝处，因名云。”又《大荒西经》：
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按：“周”字下原有“负子”二字。《文选·甘泉赋》、《思玄赋》注及《太平御览》卷五九引并无，盖衍文，今删）。有两黄兽守之。有水曰寒暑之水。水西有湿山，水东有幕山。有禹攻共工国山。
看来，所谓“不周山”即指隔水对峙的两山，一在水西，一在水东。《太平御览》卷七一引《博物志》云：
不周山六川之水温如汤也。
也可见不周山当中有水通过。所谓寒暑之水大概是说即在寒冬，水也如暑期之汤。似其地临近地下火山，有温泉流出（吴承志《山海经地理今释》以“寒”为“寥”之误，以“暑”当读“渚”，似非）。神话中关于“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的情节是否因为地震引动堤坝决裂崩溃，发生水灾，今不得而知。
联系前面所述有关记载，共工治水即是堕“湿山”、“幕山”此东西二山高处之土，堵塞山口，使寒暑之水改道。这就是共工治水的障壅之法。在人类文明的早期阶段，面对变化无方的河流，大约也只能用这样的办法，以保护自己的生活、生产环境。这既是我国筑堤之始，也是后来水库之始。虽然共工筑堤坝工程的具体情况已无法知道，但从上面有关记载来看，这个结论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共工既然有这么大的功劳，为什么几千年中恶名流播，成为恶人的化身？这同他在争夺部落联盟首领时堤坊毁坏，淹没了很多人有关。
共工氏是一个氏族或部落，传说中的共工是其著名的首领。很多氏族、部落由西、由东向中原发展之后，相互间自然会有很多联系，部落联盟便产生了。有了部落联盟，便有一个推选首领的问题。从炎帝、黄帝（上古之“帝”即部落联盟首领。“帝”即今“蒂”字。蒂联结各瓣，使成华之一体。帝即取此义）时开始，已在争夺地盘，有了战争。
到父系氏族社会末期，部落联盟首领的特权已比较突出，所以各部落都会争夺。《淮南子·天文》：
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列子·汤问》所载同。《淮南子·原道》云：“昔共工之力，触不周之山，使地东南倾。”这则是比较质实的记载：以力触堤，使倒向东南，洪水随起。“怒而触不周之山”，实际上是由掘开不周山之间的堤防的情节演化而来。至南北朝前后无名氏的《琱玉集》，才说是“以头触不周山，山崩”。从神话方面说，这样理解自然不错，但从历史的方面说，这是不可能的事。就“触”字之义说，也并非只指用头角相抵。《易·系辞》：“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虞翻注：“触，动也。”又《广雅·释诂四》：“触，揬也。”此一义下《汉语大字典》举李白《公无渡河》：“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如剥去神话的外壳，由《淮南子》所记载可以看出掘开堤防的情节。既然堵塞两山之间河道，则堤防之内的水位必然大大升高（至其能由别处流出为止）。共工为了报复，或为了夺回部落联盟首领的地位而掘开堤防，那么河下游所居氏族、部落的人、畜财物被洪水所漂，其惨状可以想见。《淮南子·本经》云：
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树木。
即描述了当时的景象。这里只说是“振滔洪水”，并无“触不周山”之类的话。两相结合，则彼处“触”字所包含意义，可以推断。其中所说“空桑”，高诱注：“地名，在鲁也。”《吕氏春秋·古乐》云：“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振滔洪水，以薄空桑”是说放开聚积的大水，使淹空桑之地。这同《列子》、《淮南子》等“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触不周之山”的记载一致。
这次洪水即使是由于地震引起，颛顼氏等敌对氏族、部落和受害地区的人也会归罪于共工，说成是他由于没有争到部落联盟首领而有意掘开。上古传说中不周山溃坏是由于共工，还有其他证据：
《韩非子·五蠹》：“共工之战，铁铦短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则当时共工曾进行了激烈的战斗。
《吕氏春秋·荡兵》云：“兵所自来者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共工氏固次作难矣。”（“次”读为“恣”）。
《淮南子·兵略》：“颛顼尝与共工争矣。……共工为水害，故颛顼诛之。”可见上古传说中共工的以力动不周山堵口，完全出于战争的目的。
《史记·律书》：“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是不周山堤防崩坏造成水害之后，颛顼指挥成“共工之陈”（按“战阵”的“阵”古作“陈”），迁徙以避水害。
当然，这场战争的结果是共工失败了。因为无论怎样，这一水淹，使很多氏族和部落都把他看成了恶人。《周书·史记解》云：
久空重位者亡。昔有共工自贤，自以无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乱，民无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
看来共工有点像楚汉相争中的项羽，自视天下无比，而不善用人。所以他的孤注一掷不是发动全氏族的人拼死战斗，而是决水以淹对方——恐怕也难免淹及本部落的人。唐氏即陶唐氏，是陶唐氏（帝尧以前）发动部落联盟的力量征讨他，“举兵流共公（工）于幽州之都。”（注：《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但该书此处将共工谏尧放在鲧谏尧之后，将“举兵而流共公（工）于幽州之都”置于“诛杀鲧于羽山之郊”之后，时间上倒置。与颛顼争为帝的共工，自然在尧之前。今本《竹书纪年》唐尧十九年“命共工治河”，当系共工氏之后裔。或言“禹伐共工”者，也是。其牵合于尧时者，涉鲧之事迹而误也。）共工氏是炎帝部落的氏族，由西部迁徙而来，同北部、东部迁来的氏族、部落会于中州，既增多了联系，也形成了利益争夺。最突出的便是与本属于黄帝部落的颛顼争夺部落联盟首领的地位。陶唐氏故地在今山西省南部，本属于黄帝部落，故与颛顼氏合力而攻共工氏。
但共工氏并未完全被诛杀，大部分被迁于“幽州之都”，也有的零散生存。故《史记·楚世家》说：“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当曰“颛顼使陶唐氏诛之而不尽”。此涉鲧事而误。《山海经·海内经》言鲧以息壤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重黎即祝融）。《太平御览》卷九○八引《古文顼语》载郑子产说：“昔共工之卿曰浮游，自败于颛顼，自没沉淮之渊……尝为天王祟：见之堂上则王天下者死，见之堂下则邦人骇……”《荀子·解蔽》云：“浮游作矢。”则似乎成了后来盗跖、流寇的形象。但共工氏由于所居地域的关系，长时间中积累了丰富的治水经验。《国语·周语下》说到伯禹治水之事时云：
共工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犹言将河床两边均匀加高，河道中均匀加深），疏川导滞，……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力禹股肱心腹，以养物丰人民也。
所谓“从孙”，韦昭注：“昆季之孙也。”可见共工氏治水有悠久的历史，其先祖即善于治水，故近亲氏族四岳也在治水上有所建树。而且帝尧之时商议治水之事，四岳首先推荐共工氏（应为同颛顼争帝之共工之后裔）。
《国语·鲁语上》中说到共工之子：
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
又《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
虽然共工由于争夺部落联盟首领的地位弄得身败名裂，以至于使他在中华民族水利史上的地位也被大部分人所忽略，但他儿子句龙继承其父的事业，终在治水方面作出贡献，被后人尊以为后土，成为整个三代以至以后千余年中最重要的神祇之一，与后稷（先为神农氏之子柱，后由周人始祖弃替代）并列。则共工氏在中华民族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
又《风俗通义》卷八还提到共工的另一个儿子：
共工之子曰修，好远游，舟车所至，足迹所达，靡不穷览，故祀以为祖神。
这实在是四千多年前的“郦道元”。我以为他的“好远游”，同了解水系有关。只是当时尚未有完善的文字，未能留下他的“水经”。但由此可以看出，《尚书·禹贡》中包含有一些夏商时代留下来的文献内容，是可信的（自然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被增删和改动）。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说说：为什么屈原《天问》中在问鲧、禹治水之事的时候，突然要问：“康回冯怒，地何故以东南倾？”我以为屈原本不相信“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的传说的。他以为，共工用的完全是堵塞的办法，所以容易造成灾害。而鲧的办法同共工有很大的不同。
三、鲧的创造性贡献及其对中华早期文明发展的影响
先秦文献中关于鲧治水的具体方法，并无明确记载。学者们一般据《尚书·洪范》“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云云，说鲧治水的方法是“堙”，禹治水的方法是“导”，二者完全相反。从《天问》“鲧何所营？禹何所成？”两个问句来看，屈原的看法并非如此，他认为禹治水的成功，并非同鲧没有关系。《天问》还明确地说道：
纂就前绪，遂成考功。
也就是说：禹继续前已开始的工作，遂完成父亲未尽的功业。下面“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则是说禹善于总结经验与教训，而有所发展。所以，我以为一些书中笼统说鲧治水用“堙”，乃是涉共工之事而误。上古之事，流传久远，人、地、事往往相混，不足为怪。但是，鲧不可能再采取共工的那种治水方法，在共工造成的那次大水灾之后，人们已深知“川壅而溃，伤人必多”（《国语·周语上》）。这个教训是以巨大的代价换来的。二则共工当时用“壅”的办法，乃同其所处地理环境有关（水从两山之间来），并不能适用于所有的地方。平原地带之水，壅不胜壅，也壅不住。所以我说，鲧不会走共工治水的老路。
鲧治水的方法，可以从其他有关记载中窥见其端倪。
《世本·作篇》：“鲧作城郭”。（注：见茆泮林辑本《世本》。《礼记·祭法》之《正义》引作“鲧作城郭”，《水经注》卷二《河水下》引《世本》作“鲧作城”，《广韵》卷三引《世本》作“鲧作郭”。城郭一回事，只是在有内外两层时加以区分。可能《世本》笼统作“作城郭”，而《水经注》和《广韵》据行文需要各引一半。）《吕氏春秋·君宋》：“夏鲧作城。”《初学记》卷二十四《城郭》引《吴越春秋》曰：
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
同卷又引《吴越春秋》佚文一段：
尧听四岳之言，用鲧修水。鲧曰：“帝遭天灾，厥黎不康。”乃筑城造郭，以为固国。
所以人们认为鲧发明了城（在疑古之风的影响下很多人不相信鲧的时代会有城）。但近十来年中，在山东滕州市西康留、阳谷县王家庄先后发现大汶口文化城址，（注：《薛故城勘探试掘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4年6月26日。）尤其在湖南澧县城头山发现的屈家岭文化城址，绝对年代距今4800年左右，（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澧县文物管理所《澧县城头山屈家岭文化城址调查与试掘》，《文物》1993年12期；张绪球《屈家岭文化古城的发现和初步研究》，《考古》1994年7期。）在郑州西山发现仰韶文化城址，其绝对年代距今约4800-5300年之间。（注：《新石器时考古获重大发现——郑州西山仰韶时期晚期遗址面世》，《中国文物报》1995年5月10日；马世之《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城址浅析》，《中州学刊》1997年4期。）看来，我国古代在炎黄时代就已经有了城。《淮南子·原道》：“黄帝始立城邑以居。”并非虚言。那么，文献中多次记载的“鲧作城郭”又怎么理解呢？我以为这是因为鲧在黄河中下游地带修筑城郭方面作出了重大的创造性的贡献，一方面使城抵御洪水的能力大大增强，另方面使城的格局、规模、设施和建筑水平得到提高。他是将筑城同防水结合起来考虑的。以前人们说鲧治水用的是“障壅”之法，只简单地理解为筑堤防。徐旭生先生曾说：
不过现在人一谈及堤防就会想到“千里金堤”一类的建筑，绵亘几百里，夹河两岸。其实这也像“万里长城”，是古代所不能有的东西。（注：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10月新一版，145页。）
徐先生是将鲧所筑的城同障水之堤看作一回事。认为鲧所筑城“大约就象今日北方乡间所筑的土寨子或者叫作护庄堤。”徐先生的看法很正确，只是他将鲧的时代城的规模和水平估计得太低。同时，他以为这种城一样的堤防是共工所发明，将共工同鲧治水的方法混为一谈。（注：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说：“因为共工氏不过防它自己氏族的淹没，所筑有限，鲧却是为各部落所推，大规模地工作，所以创作城郭的荣誉不正确地归于他。”（146页）徐先生的遗著《尧舜禹》一文修正前说“为共工所发明，鲧所采用并进一步改进。”“在共工时，它不过是保护自己部落的水患，规模较小，鲧时情况有所不同。共工时的土围子，确已发展为城墙之类建筑物。”见《文史》第三十九辑。）共工有可能筑过城，但其事迹与此无关（典籍中从未提及共工筑城郭的事）。共工治水的最主要的特点是“壅”，最具体的记载是“壅防百川，堕高堙庳”。我以为将共工的治水方法理解为借助山陵而筑拦河坝，方与文献记载相合，也最近事理。封闭性堤防，也即能够抵御洪水侵袭的城郭，应是鲧所首创。
近几十年中，我国发现了将近50座新石器时代的古城遗址，有七座在河南省，十五座在山东省。这二十二座古城址大都靠近黄河、济水、淮河等河流的故道。
河南淮阳平粮台古城址根据碳十四测定，数据有两个：H53出土木碳，距今3780±80年，树轮校正距今4130±100年；H15出土木碳距今3960±140年，树轮校正距今4355±175年。看来大约即建成于鲧的时代。该城总面积约34000平方米，为夯土筑成，残存城墙顶部宽约8-10米，下部宽约13米，高3米多。已发现古城的南门和北门，其南北的左右两侧还发现两个门卫房。在城内发现了一些房屋遗址（发现部分比较密集），也有墓葬和灰坑，尤其是发现了陶的水管道，两道并排，（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报告》，《文物》1983年第3期。）与现在的地下管道相似。这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陶水管道。可见，当时城的修建、设计已达到很高水平。
河南登封王城岗古城址为相连的东、西二城，规模较平粮台古城为小。其全部文化遗存可分为五期，时代都属于龙山文化时期。古城堡的遗址属于第二期，即龙山文化中、晚期。在第四期遗址中发现有青铜器残片。则此古城遗址同夏文化的继承关系可见（《越绝书·记宝剑》云“禹以铜为兵”。并传说禹铸九鼎，见《左传·宣公三年》、《易林·小畜之九》）。碳十四测定，其年代距今4000±65年，树轮校正距今4405±109年。（注：河南省博物馆登封工作站《一九七七年下半年登封告成遗址的调查发掘》；余波《国家文物局在登封召开告成遗址现场会》等，并见《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第3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七）》，《考古》1980年第4期。）
1992年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在距辉县市4公里的孟庄镇东侧，发现一处始建于龙山文化中期（距今4200-4000年）的城址。该城址北依太行山，南临黄河故道，城址平面呈正方形，长宽均约400米，总面积约160000平方米，主城墙顶宽5.5米，底宽8.5米，残高0.2-1.2米，部分地段保存高度为2米左右。城墙夯土土质坚硬，内含较多料礓石，其夯层厚约8-15厘米，夯窝为圆形底，直径约1.5厘米。系集束木棍夯成。尤可注意者，该城之主城墙内外两侧均有宽约10米的附加部分。其中东城墙外附加部分的夯层中发现的夯窝直径约3.5厘米。（注：《辉县孟庄发现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1992年12月6日。）为什么要在主城墙内外两侧筑附加成分？我以为这是为了增强对洪水的抵御能力。如果把城墙比作蛇，则这附加的部分即是“龟”。这种城郭建筑形式，便是《天问》中说的“鸱龟曳衔”。
又近年在山东寿光市边线王发现龙山文化城址，有内外两城。有的学者认为大城（外城）是在小城（内城）被破坏之后就地扩展而重新建造。（注：杜在忠《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堡的发现及其意义》，《中国文物报》1988年7月15日。）实际情况还需进一步研究。文献中说黄帝“造城”而不言“作城郭”，多言鲧“作城郭”。是不是鲧为了更可靠地保障人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又围城修筑长堤？这种围在城外的堤，本是专门为防御洪水的，后来由于人们治水注意了疏通河道，这种堤便发展成了郭。由于黄河下游地带常常受洪水侵袭，城址保存不好，这个看法还需将来地下发掘的进一步验证。
《通志》言：“尧使鲧为崇伯，使之治水，乃与徒徒作九仞之城。”此将治水同筑城联系起来谈，是很正确的。周拱辰《离骚草木史》引《史稽》曰：“张仪依龟迹筑蜀城，非犹夫崇伯之智也。”也将筑城同以治水而出名的鲧（崇伯）联系起来。但鲧所筑城，也即用来防御洪水漂没的堤防，同后代的堤防不同的是：后代的堤防是夹河两岸筑起，将河水限制在一个固定的河道中。这在上古时代人类文明之初是不可能办到的：整个的山、水、道路完全是自然的状态，基本上没有经过人工的整治。要完全从头作起，给靠近氏族、部落住处流过的河从上游起一直加上河堤，谈何容易！而如不从上游作起，只在附近修一点，如果河水从上游改道冲来，附近所修河堤也便失去意义。疏通河道的难处，其道理与此一样。人类非经历了洪水的极大危害，留下了极可怕的心理阴影，而社会的发展又使人类不可能完全重返半山地带，人是不会下决心疏导河道，根治河流的。即如黄河危害人类几千年，我们现在才提出“根治黄河”，道理都差不多。所以，鲧在汲取了共工的教训，丢弃了堵塞的办法之后，便不再去从“治水”的方面考虑，而从避免水患的方面去考虑，或者在城墙当水之处加筑石龟、土墩之类，以分散水力，抵抗冲击，或在城外绕城筑一堤防。应该说，这在当时也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
鲧虽然在平原地带采用筑成封闭式方形或圆形堤防的办法来避免水灾，同时也还考虑地形地势。《说文·阜部》：
，大阜也。从阜鲧声。
我以为大阜称作“”，是同鲧造作城郭的事迹有关的。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论历史是非皆以人画线，凡与尧舜作过对的，全是坏人，其好的事迹便不再有人提。所以我们只能从古代文献的字里行间去窥探历史的真象。《说文》：“阜，大陆山无石者。”《释名》：“土山曰阜。”又《尔雅·释地》：“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说文》：“陵之为言棱也。辅成其广，层棱扶推，益厥长也。”那就是说：高而平，又土地肥厚、没有石头的土山，叫作“”。这正是古人修筑城邑的最好地势。选择高平的陵陆之地，成了后代筑城的重要原则。《水经注·淇水注》引《晋书·地道记》曰：“纣都在冀州大陆之野”，即是说明。直至明代，一些县城还在这样的山上（如甘肃武都县旧城山，西和县上城等）。没有石，则好种植、修建。即使在地势平坦之地，鲧也会尽可能选择稍高一些的地方，并取水道中较高之地的土，来尽量加高城址，至少填平城址的低处，达到相对程度上的“高平”。这是鲧筑城中测量、选址、奠基的学问，也可以看出鲧在科学技术上达到的水准。
城郭的产生，在中华文明史上是一件大事。中华民族发祥于西北以及东部、南部的高原丘陵峡谷地带。后来逐渐向平原地带发展，但受到洪水的严重威胁。城和护城的堤防发明之后，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水灾，为我们的祖先在平原地带的生存与发展建立了基本的生存保障。
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相互来往交通方便了，较宽、较平坦的道路产生了，以物易物的原始集市贸易得到发展。《孟子·公孙丑下》说：“古之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易·系辞下》云：神农氏时“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像《易·系辞》说的这种情况，只能是在城郭产生之后。这自然会推动物资交流，使真正的商业活动产生。所以，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即不但发现了贝，还发现了石贝、骨贝。（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这就是说，到夏代之时，中国的货币已由原始的借用自然物（贝），发展到人工造币（石贝、骨贝）。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货币出现较晚，商代前期尚无货币，交换也不可能有较大发展。”（注：孙淼《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12月第一版472、474页。）我们说如果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贝只能说是装饰品，那么石贝、骨贝产生之后的各种“贝”，就只能看作面值不等的货币。假如联系城郭的产生来考虑这个问题，会更清楚一些。
城郭的产生，促进了语言、文化的交流与发展，生产技术、科学知识的交流、总结。礼仪、风俗、社会公德的沟通与规范，也因稳定的城邑的形成而加快了进度，扩大了范围，提高了层次。
城郭的产生与城郭建筑水平的提高，也促进了建筑规模和建筑艺术的发展。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首领的宫室，祭祀场所，及其他公共活动场所的建筑，会因人们更大范围的聚居和避免了水灾与敌对部落的破坏，而修得更高大、讲究、美观一些。《世本·作篇》载：“禹作宫室”，应是可信的。可以说，城郭建筑水平的提高，为中华文明的快速发展准备了好的温床。既然这样，为什么鲧落得一身恶名，被列在“四凶”之中？这也就是屈原迷惑不解，而反复问到鲧的一个原因。实际上，鲧的被列入“四凶”，不主要因为治水无功，而主要在尧考虑部落联盟首领继承人的当中，鲧说了话，大约尧认为他有“野心”，而殛之于羽山之野。《吕氏春秋·行论》曰：
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其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仿佯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以吴刀。
又《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流共工于幽州之都。于是天下莫敢言无传天下于舜。
两书记载鲧的话不完全一样，但基本情节一致。流传过程中一些具体情节和人物说的话发生转变，是正常的。尧之殛鲧，大概同禹杀防风氏一样，是为了以生杀之权，树立自己的权威，以便将天下传给自己打算要传的人。但其借口还是治水上的错误。《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那就是说：他的问题是没有取得尧的同意便用息壤以止洪水。息壤是什么呢？从神话的角度说，自然是可以成倍不断增大体积的土壤。而《五杂俎·地部二》云：“息壤，石也。而状若城郭。”似乎是石凿或陶制的长方形花盆之类。其中盛上沃土，可以种植花木。因为盛土可以种植，所以叫“息壤”。这本是用来美化部落联盟首领的宫室庭院等场所的，却被鲧拿去修了堤防（它盛上土沉下可堵缺口，不像土易被冲散冲走）。看来，鲧不仅治水有功，有能力，同时也是一个敢说敢为的人。所以，尧为了达到自己私传（不是公推）的目的，先杀一儆百，殛鲧于羽山之郊。尧将两个女儿嫁给有一定声望的舜，则是用了拉笼的办法。对鲧和舜一打一拉，也算是用尽心机。鲧成为这次部落联盟首领更换中的牺牲品。但由于鲧家族在治水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及鲧在筑城防水工程上的贡献，鲧死之后，又让禹继续负责治水的工作。禹在治水上辛苦经营，身自操劳，尽到了很大的努力。也因此，不仅大大提高了他在部落联盟中的地位，也证明了鲧是有成绩的。在舜年老之后，禹继其位，则不仅说明他在部落联盟中有很高的威信，也说明禹家族的地位已经很高，其他人已无法阻挡他取得他父亲企图取得而未能取得的地位。
尧、舜、禹的“禅让”，实际上已充满了斗争。这是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发展中产生的必然现象。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当中虽然有争夺，但无论是想维护旧的选举制或禅让制，还是以力争夺，都仍然主要看其对部落、部落联盟所作的贡献，看其在部落联盟中由于能力和业绩自然形成的威望。所以，文献中对尧、舜、禹的一些优秀品质、能力的记载，也并非完全为无根之谈。这同他们在权力争夺中表现出来的一些与“圣人”德行不相符合的作法，其实并不矛盾。
四、禹疏导治水方法的产生
《天问》中“河海应龙，何尽何历”二句，其义难通。洪兴祖《考异》与朱熹《集注》并引一本作“应龙何画？河海何历？”意义较为明确。闻一多先生说后面脱去二句，是也。此二句前面接“洪泉极深，何以填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则为问大禹治水事，殆无可疑。但他以为“应龙即禹”，“共工即鲧之分化”，则未妥。此二句带有神话性质的传说正反映了禹治水方法同鲧与共工的不同。对此二句的解释，王逸注引一说：
有翼曰应龙。……或曰：禹治洪水时，有神龙以尾画地，导水所注当决者，因而治之也。
洪兴祖《补注》引《山海经图》云：
……夏禹治水，有应龙以尾画地，即水泉流通。
柳宗元《天对》中也说：“胡圣为不足，反谋龙知？”以为是禹受应龙的启发与引导。实际上，这里正反映出禹治水与以前所不同的是用了疏导的办法。
先秦文献中最早说到禹的，都是说他同治水的关系。如《诗经》中：
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商颂·长发》）
丰水东流，维禹之绩。（《大雅·文王有声》）
而且，这里所肯定的禹治水之功绩，即在使水顺利东流。《国语·周语下》云：
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韦注：共，共工也），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汨九川，陂障九泽，丰殖九薮。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
由这一段记载看，禹治水有以下几种作法：
一、“疏川导滞”，使水随大的地势流淌。
二、当时人们不可能对每一条河都从头到尾加以疏导，使流之东海。禹也采取了“钟水丰物”的办法。这就是说，有些小水不能顺畅东流，也难汇入大河，便让它聚集为泽薮，这样不但于治水无妨，而且可以给周围以渔米之利。这就是说，他不仅“疏”，也“聚”，疏聚结合。这点是有取于共工的办法，但不是人为的堵塞，而是根据地势自然成泽薮。
三、采用“高高下下”的办法，疏通了河道，加深了泽薮，而且将所取之土积于河岸、泽旁，使成堤障。这就又是疏、聚、防的结合。防的办法即有取于共工，也有取于鲧。
四、“封崇九山”、“宅居九隩”。所谓“九山”，是指沿河人所居住之丘陵；“九隩”指临水可以定居之高地。《集韵·屋韵》：“墺《说文》：‘四方土可居也。’或从阜。”则正是我们前面所说可以筑城之地势。禹将这些地方进一步加高填平，这又是继承了鲧的作法。《淮南子·齐俗》云：“禹之时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积薪，择丘陵而处之。”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根据《尚书》等文献的记载来分析，禹当年治理的，只是黄河中下游及其部分支流，不可能治理了九州所有的河流、山川。如《孟子·滕文公下》中说的“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只能看作是后世对禹治水巨大工程的夸张，表现了一种称赞和崇敬的感情。
禹的治水方法，在当时可以说也是一种因地制宜的综合治理，而其中最体现他的创造性的便是“疏川导滞”；即使“钟水”（聚水）的办法，也是同疏导其各个小支流相辅相成的。所以，传说中便突出了这一点，后来竟形成了“应龙画地”的故事。《山海经广注》辑《山海经佚文》中有云：
禹治水，有应龙以尾画地，即水泉流通。禹因而治之。
这大致同鲧看到龟蛇曳衔之状获得启发而产生了筑城加石龟、土墩之类的想法一样，因为看到某种爬行动物经由一些水坑之地爬向低处，身下拉出一条道，水坑中的水沿着小的渠道流出，因而悟出了疏导之法。《国语·周语下》谈到禹治水方法时说他“象物天地，比类百则”（韦注：“取法天地之物象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类，亦象也。”）则“应龙画地”即所取法之物象；吸取共工、鲧的治水经验，结合其他方法，便是“比类百则”。
既然疏导之法为治水的根本办法，为什么此前的共工、鲧没有取这个办法呢？因为用疏导之法不能只疏人们居住地区附近的河道，一条河应从上游可能改道处直到下游全得加以疏导，使河道固定。但这在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工具简陋，氏族、部落分割居住的情况下，是相当困难的。人们大约也不会产生这样不切实际的空想。在经过大的洪水之后，巨大的惨痛教训才逼着人们联合起来，从根本上对危害大的河流加以治理。
《墨子·七患》引《夏书》：“禹七年水。”《管子·山权薮》：“禹五年水。”《荀子·富国》：“禹十年水。”《庄子·秋水》：“禹之时，十年九潦。”《淮南子·要略》：“禹之时天下大水。”则到禹的时候，雨量大大增加，大小河流暴涨，连续发生水灾。象黄河这么大的河流失去故道，其威胁及人们生存、生产之程度可想而知。此前用鲧的办法，所筑城墙，也可能因长期浸泡而倒塌，使洪水侵入城中。为了生存，人们下决心根治洪水。部落联盟首领呢，也为了维护联盟内的团结，保障绝大部分人的生存条件，维护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威性，决心根治河水。我国社会发展到禹的时代，氏族和部落的权力、向心力相对减弱，部落联盟的权力大大加强，故禹有可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动员更多的人力物力来治河。屈原在《天问》中问：“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屈原虽然提出了这个问题，但要给以完满的回答，在屈原当时恐怕是困难的，人们恐怕已经不清楚，只有到禹的时候才有可能进行大规模治水活动，用疏导法治理黄河及其支流。
五、“鲧为夏郊”和玄天上帝
《天问》中问到鲧的地方多，而文字说明上前人留下的疑难也不少。所以，本文主要是要谈鲧治水的成绩，他在中国水利史和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所以谈共工和禹，是为了说清楚他在治水上同前人、同后人的差异究竟在什么地方，后人继承了他的是哪些，并顺便澄清一下有些学者将共工与鲧混同为一等问题。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学者们以尧舜之是非为是非，鲧成了坏人的典型。屈原对鲧的评价同历来儒家及受儒家教育很深的文人的看法不同。下面我们还要结合《天问》谈一下鲧的声名和地位在民间的情况。
《天问》中说：“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这两句实际上是为了押韵而倒置的。意为“夫何三年不施，而永遏在羽山”。按《周礼·司圜》云：“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故王逸注云：“言尧长放鲧于羽山，绝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王夫之《楚辞通释》云：“施，释也。舜锢之三年而后殛之，岂非其怙过不悛之故乎？”说俱是。三年而不释者，畏鲧之直言耳！屈原在《天问》中实借鲧以写心，同《离骚》中女媭借鲧以喻诗人一样。
“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过去学者们都从治水方法的变化方面去解说，恐怕不合诗人本意。因为关于治水方法的有“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及“鲧何所营？禹何所成？”几句。这二句承上鲧被“永遏在羽山”、“三年不施”的问句，显然是问禹以乃父过于刚愎，他自己是怎样汲取教训而学乖的？这似乎也是由于《离骚》中女媭教训诗人的那些话而使他想到了禹。
比起对鲧来，屈原对禹则要稍微不敬一点。如后面两节：
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方。
闵妃匹合，厥身是继。
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
胡维嗜欲同味，而快朝饱？
第一节问：禹既然如人们说的尽心竭力地勤于公事，亲自视察各地治水，为什么还得到涂山氏之女，而在台桑之地有了私情？
第二节问：同怀春的女子结合，是为了继承血脉。为什么还违反同族不婚的礼俗，而快意于私欲的满足？
屈原也不一定真的对禹有多讨厌，而是同鲧相比，以为未必禹就完美无缺，鲧就像人们说的那么坏。
关于传说中鲧被囚之羽山三年后的结局，《天问》中说：
阻穷西征，岩何越焉？
化为黄熊，巫何活焉？
“阻”借为“徂”，往也。穷，有穷，地名。《离骚》“夕归次于穷石”句，王逸注引《淮南子·地形》：“弱水出于穷石，入于流沙也。”洪兴祖《补注》：“郭璞注《山海经》云：‘弱水出自穷石。穷石，今之西郡删丹。……’”则即今甘肃省山丹县。其南有祁连山。鲧由东向西，经陇山、乌鞘岭等大山高岩，诗人问：鲧化为黄熊人后是怎么越过这些险隘的？又问传说鲧化为黄熊入于羽渊，巫是怎么使他复活的？
《山海经·海内西经》：“开明（按指昆仑南渊）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拒之。”注：“为拒却死气，求更生。”窫窳实由形天的故事分化出。（注：参拙文《形天神话钩沉与研究》，《民间文学论坛》1988年5-6期；《三目神与氐族渊源》，《文史知识》1997年6期；《形天神话源于仇池山考释——兼论奇股国、氐族地望及武都地名的由来》，甘肃省文史馆《甘肃文史》第8期。）形天同鲧都是因为有造反精神而被诛。只有西部的昆仑山的神巫有使之复活的希望。上古之昆仑山，为祁连山西部（酒泉以南部分）。看来鲧是由东到西，至天山昆仑。但窫窳没有能复活，鲧也没有能复活。戴震《屈原赋注》解“巫何活焉”一句云：“原乃以为非巫祝所能复活。盖惜鲧之死也。”
《山海经·西山经》在三危之山（按在敦煌一带）、騩山之后说：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天山。……有神焉，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敦无面目，是识歌舞，实为帝江也。
騩是“神耆童居之”。郭璞注：“耆童，老童，颛顼之子。”这“天山”，也指祁连山。《汉书·武帝纪》“天汉二年，与右贤王战于天山。”颜师古注：“即祁连山也。匈奴谓天为祁连。今鲜卑语尚然。”这帝江，也即颛顼之子鲧。“其状如黄囊”，正是形容黄熊之状。只是此黄熊不是一般黄熊而已。“江”、“鲧”一音之转。《墨子·尚贤中》：“昔者伯鲧，帝之元子，”则称之为“帝”，也不为无因。鲧历险西征至昆仑山，企图复活恢复人身未果，故有天山帝江的神话传说。《左传·昭公七年》载子产说：
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
“夏郊”，言夏人祭天以鲧配祭。而且夏、商、周三代都祭祀鲧。
上面说的是鲧在上古神话和三代中的结局。汉代以后，由于意识形态领域儒家的一统局面，鲧却被借着其他的名义同样保持着“帝”的地位。
鲧被囚的羽山，即委羽之山，“在北极之阴，不见日也”（《淮南子·地形》及高诱注）。《墨子·尚贤》中也说，鲧被刑之羽之郊“乃热照无有及”。故后来鲧成为北方之神。《山海经·北山经》：
堤山……堤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泰泽。其中多龙龟。
“龙龟”实即“龟蛇”。而山名“堤山”，这实际上是由鲧的传说所衍生出的神话。《楚辞·远游》：“召玄武而奔属。”王逸注：“呼太阴神使承卫也。”太阴神即指北方极阴寒之地的神。洪兴祖《补注》曰：“说者曰：玄武谓龟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鳞甲，故曰武。”那就是说：玄武，即龟蛇，这里是代替太阴神。这是一种委婉称呼，犹言以“左右”、“殿下”之类称尊贵之人。我以为这“玄武”所代指的太阴之神，只能是鲧。《远游》产生于楚都由纪郢迁至淮河流域之后，作者为唐勒。当时神仙家思想在楚地弥漫，唐勒受其影响。（注：参拙文《唐勒〈论义御〉与楚辞向汉赋的转变——兼论〈远游〉的作者问题》，《西北师大学报》1994年5期，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4年12期；拙著《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10月。）故虽然屈原、唐勒所处时代大体衔接，但社会风气却有很大变化。因之屈原作品中所反映的是南方的历史传说与神话，唐勒作品中则已掺进神仙家、方仙道之类的编造了。
尽管在神仙家、方仙道（为道教滥觞）中把鲧变为北方之神，称之为“玄武”，但仍不失其事业上的光辉。《后汉书·王梁传》：“玄武，水神之名。”李贤注：“玄武，北方之神，龟蛇合体。”东汉是道教正式创立的时期，也是鲧被正式定为水神的时期。这同《拾遗记》有关记载一致。《拾遗记》卷二云：
海民于羽山之中修立鲧庙，四时以致祭祀。
因为是水神，故海民祀之。
“玄武”，实际是由“玄冥”转变而来，“冥”、“武”一音之转。“玄冥”、“冥”为上古水官之称。《国语·鲁语上》：“冥勤其官而水死。”韦昭注：“冥，契后六世孙，根
子也。为夏水官，勤于其职，而死于水也”据此，则“冥”即《天问》中“该秉季德”、“恒秉季德”之季，（《世本·帝系》：“冥生核。”核即亥，也即该）。但商代卜辞中有季而无冥，则冥为上古水官名，鲧与季并先后任之。为北方之神的玄冥，应为鲧而非季。《淮南子·时则》：
北方之极……有冻寒积冰、雪雹霜霰，漂润群水之野。颛顼、玄冥所司者万二千里。
《礼记·月令》：“其帝颛顼，其神玄冥”，郑玄注：
此黑精之君（按指颛顼），水官之臣（按指玄冥），自古以来著德立功者也。玄冥，少皞氏之子曰修、曰熙，为水官。
郑玄说玄冥为“水官之臣”、“为水官”，与《后汉书》中说玄武为“水神”相一致；说玄冥为“自古以来著德立功者”，与《礼记·祭法》中“鲧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鲧之功……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的说法一致。
又《礼记·月令》郑玄注中说修和熙相继为水官，而皇甫谧《帝王世纪》中说：“鲧，帝颛顼之子，字熙”。则鲧即玄冥，殆无可疑。古人是将“玄冥”看作官名或尊号之名，故提到鲧和季都只称“玄冥”，久之，则既不知其来源，也不知其本原为谁。
《礼记》郑玄注言玄冥之神为水官，《后汉书》中说玄武为水神，一从历史言之，一从宗教言之，其实一致。有的书说玄冥为“雨师”（《艺文类聚》卷二引《风俗通》）。但产生在战国之末的《远游》中将玄武同“雨师”并列，则玄武为水神，即玄冥，应无可疑。
后来，玄冥、玄武之神，又变为“玄武帝”。宋真宗之祖曰赵玄朗，故宋真宗时改“玄武”为“真武”。又称作“玄天上帝”。元刻《新编连相搜神广记·前集》在“后土皇地祇”之后有“玄天上帝”，言其形象“披发跣足”，足前有“苍龟巨蛇”。如果说“披发跣足”体现一个治水英雄，上古时代城建工程设计与施工指挥者的形象，还不能完全说明同鲧的联系，那么他足前的龟蛇形象作为标志性的描绘，是再明显不过了。这本书中关于玄天上帝来历、事迹的说明，在民间道士数典忘祖的编造中，已同鲧的生平有很大距离，但当中也隐隐绰绰反映出部分鲧的特征。如说玄天上帝生时“托胎净乐国王善胜夫人之腹”，虽然受了一点佛教故事国名的影响，但同《墨子·尚贤》中“昔者伯鲧，帝之元子”的说法相合；说其“愿辅上帝普被兆民”及所引《元洞玉历记》“至五帝世未（末），当上天龙汉二劫，下世洪水方息”云云，也同鲧奉命治水的事迹大体相合。
《礼记·祭法》云；
夫圣人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能捍大旱则祀之。……鲧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鲧之功，……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非此类也，不在祀典。
中国由于两千多年中儒家思想的统治，以人划线，传说中曾与尧舜作对者，皆为坏人，将鲧和共工列入“四凶”，受儒生学士之唾骂两千多年。而实际上，他们同禹一样在我国水利史、文化史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共工发明的筑坝堙塞之法为以后的小流蓄水、截水改流及修筑水库积累了经验，也提供了教训；鲧修筑城防为居民聚居地区避免洪水的侵扰创造了更有效的办法，而城邑得到保护又大大推进了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禹是在总结、吸收了他们经验的基础上，以疏导为主，采用防堵、疏导、钟聚相结合的办法，在治理黄河中下游及部分支流的巨大工程中，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屈原在《天问》中对以尧、舜的是非为是非评价人物的错误观念提出挑战。《天问》中不仅对禹有所揶揄，对尧舜也没有从称赞的角度发问，事实上几乎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态度，表现出他勇敢的大无畏的批判精神（当然，这只是针对鲧的评价这件事而言。在总体上，屈原在他的其他作品中对尧舜的评价还是很高的）。从这一点说，《天问》不仅可以弥补夏代前后很多重要史实记载上的阙憾，而且在思想上可以同整个儒家著作的总和分庭抗礼、平分秋色。本文的目的之一是要表彰共工和鲧在中华文明史、文化史上的地位，目的之二是希望学术界从思想上充分认识《天问》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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