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东恩[1]2004年在《浅析巩固党的群众基础》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党的群众基础，进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通过历史研究和社会调查，分析我们党在巩固群众基础方面面临的不利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考和建议。论文由引言、正文、结论叁部分组成。引言阐明了课题的研究意义和实用价值，概述了论文主要解决的问题、以及选题的依据和选题思路。正文的第一部分，提出“巩固党的群众基础是党的终身课题”。对“群众基础”和“巩固党的群众基础”进行了理论界定，阐述了“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对政党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意义，揭示了巩固党的群众基础的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努力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第二部分，对目前削弱党的群众基础的现实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在当前许多不尽如人意的问题中，群众最为关注和不满的是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社会民主发展滞后、党内腐败、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并进而分析了产生问题的四个方面原因，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党在理论和实践上还没有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完全落到实处。第叁部分，在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解决问题、巩固和拓展党的群众基础的思考和建议。认为党要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维护、实现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解决观念、实践和制度叁个层面的问题。结论部分是作者对问题的再思考和观点的升华提炼，主要有：一、群众基础关系到政党的政权得失和生死存亡，巩固党的群众基础是任何政党都要面对和解决的终身课题。二、影响群众基础的最根本的问题是党能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叁、群众基础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不断地进行着分化组合。四、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张天政[2]2008年在《政治生态视角下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历史变迁轨迹》文中认为生态学是研究动植物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关系的科学,属于生物学的分支。由于其多学科性特征,它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学科。20世纪中期,生态学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开始被应用到政治学研究中。将生态学的观点与方法运用于对社会现象的研究,开始于美国哈佛大学的J·高斯,高斯在1936年发表了《美国社会与公共行政》,提出了行政惯例与行政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在1947年又发表了《政府生态学》,强调了外部生态因素对环境管理的重要性。而对这一理论做出重要发展的是F.W.雷格斯,其1961年的代表作《行政生态学》分析研究了美国、泰国、菲律宾等国社会经济结构及文化历史与公共行政的相互影响。该书在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雷格斯认为,了解行政行为必须超出行政系统本身,从社会背景中去了解行政与外部环境间的相互关系。此外还有美国着名行政学家,行政生态学、比较行政学和发展行政学的创始人里格斯,他在1957年发表了《比较公共行政的模式》,在1961年发表了《公共行政生态学》,从比较的角度,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行政问题,从而创立了以生态学方法研究行政管理的新的行政理论体系,使行政生态学成为一门系统的学科,并在行政学领域发生重要影响。在国内,对环境生态的人文社会科学层面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90年代。其研究特点是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哲学分析,学理意味浓厚,而现实参与意味淡薄。这其中,以周穗明的《智力圈》、余正荣的《生态智慧论》和郇庆治的《绿色乌托邦:生态主义的社会哲学》为代表,以比较东西方思想界由古至今的生态思想的演变及特点为重点,力图探求一个合乎目的性的生态思想。而进入政治学、积极开展生态政治学、生态现代化的研究也是一直在行政管理学的领域,然后才扩展到政治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领域。其中王邦佐、李玉林等运用了这种分析方法。执政基础研究作为党建研究的一部分,一直是党史学界和政治学以及社会学等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运用生态学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分析研究政党政治和执政基础,在国内学术界才刚刚起步,这是一种大胆的探索和尝试,具有新方法、新理论和新视角的特点。一个政党能否夺取政权,能否巩固执政地位,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和大力支持,是否有稳固的阶级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当前,中国的宏观政治生态环境正发生着深刻变化,这些变化从各方面给党的执政基础带来诸多挑战。为应对挑战,中国共产党合乎逻辑的应从各方面增强和扩大执政基础,并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突破。这有助于实现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保持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和其赖以生存的政治生态环境的良性互动,也是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公民社会和民主体制的必然要求。本文主要运用文献方法、生态分析方法、比较分析方法和社会阶层结构分析方法,首先从政治生态的视角,分析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形成与嬗变,考察执政基础与其赖以生存的政治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探讨执政基础实现拓展和发展的思路与对策;其次从执政党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变迁入手,阐述了政治多极化、经济一体化、恐怖主义以及政党改革、腐败问题等重大时代性挑战对执政党的影响;最后,重点论述执政党应对挑战的思路与对策。强调要不断改进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防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应该在主流意识、执政资源和空间以及合法性等方面加强和稳固执政基础。
赵明[3]2012年在《“微时代”党的群众基础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微时代”,即以微博这种近几年新兴的网络传播平台作为传播媒介代表,以短小精炼作为文化传播特征的时代。“微时代”背景下,执政党的执政措施和理念往往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对党的群众基础建设有重要影响。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执政党,掌握国家政权,要维护党的执政地位,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就必须要高度重视和巩固党的群众基础。能否保持和发展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乃至生死存亡,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败。本文首先从“微时代”及党的群众基础的内涵入手,分析了“微时代”的含义、特征以及它的兴起与发展,在明确了党的群众基础的含义的基础上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加强和改进群众基础的建设历程,并对党的群众基础的地位进行了探讨。然后分析了“微时代”党的群众基础的现实状况以及面临的问题,对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最后重点探索了我们党如何在“微时代”巩固和发展党的群众基础,为党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增强执政能力,巩固和加强党的执政根基,提供切实可行的措施和方法。
张华[4]2011年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职能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职能是任何组织开展工作和活动都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定,也是衡量组织价值的根本所在。共青团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重要政治现象,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特殊作用。然而,在经济社会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共青团在实践中表现出许多不适应,这些问题最终都归结到职能的范畴。职能建设在共青团的自身建设中处于基础性的战略位置。深刻认识和把握党对共青团的本质要求,认真剖析和挖掘共青团的政治价值及其不可替代性,科学界定共青团职能的内涵,是共青团始终保持根本政治属性、完成政治使命的必然要求,对于确保党的事业后继有人,以及共青团的自身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这是共青团职能的政治逻辑起点。改革开放以来,面对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共青团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共青团职能的界定也随之处于摇摆之中。特别是近年来,“组织青年、引导青年、服务青年、维护青年合法权益”被简单地规定为共青团的职能,完全收缩在“青年”的范畴,放大了共青团的社会性,模糊了共青团作用发挥的工作边界和活动边界,同时,也远离了政治层面上共青团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共青团独特的组织价值。历史证明,只有牢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共青团的根本政治属性出发,才能在新的形势下,科学界定和准确把握共青团的职能内涵,有效排除各种不利因素,切实保障共青团职能的顺利履行。同时,要着眼未来,深入研究职能的发展和变化,坚持职能发展的基本原则,把握职能发展的一般趋势,确保共青团始终发挥好政党青年组织应有的作用。论文由导论、五章和结论构成。导论：阐述了论题的缘起,分析了论题的现实背景,指出了已有研究的不足,阐明了论题研究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明确了论题研究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方法,指出了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所在,提出了研究的创新之处。第一章：厘定共青团职能的基本概念并简要回顾共青团职能的历史发展。明确了青年组织、共青团等基本概念,对职能的概念进行了辨析,在此基础上确定了共青团职能的基本涵义,分析和提出了共青团职能的基本特征,同时对共青团职能的历史沿革和现实表现进行了回顾和总结。第二章：阐述共青团职能的理论基础、现实依据以及对国外经验的借鉴。系统梳理了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对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团建理论的核心观点进行了归纳,强调要从马克思主义政党青年组织的政治属性以及党与青年的现实出发,认真审视共青团职能的基本要素,同时积极借鉴国外政党青年组织的有益经验。第叁章：提出共青团职能结构的具体内涵。综合分析认为,共青团的职能具有多元性,并首次提出共青团的职能是个复杂的结构体系,其中有目的性职能,也有具体的工具性职能,还包括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青年组织的价值性职能,这种结构体系既体现了政党青年组织的属性,也反映了青年组织的基本特点。第四章：分析共青团职能的有效履行。重点剖析了影响职能履行的各种消极因素,结合实际提出了推进政治社会化、支持青年社会参与、服务青年发展、促进政治录用等履行职能的重要途径,从坚持党的领导、加强组织建设、增强内在活力、完善制度设计等方面强调了保障履行职能的重要性。第五章：揭示共青团职能的时代发展。首次从组织现代化和组织认同感两个方面,分析了政党转型之后共青团面临的新挑战,提出了在职能问题上必须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强调职能的发展必须要符合突出先进性、凸现唯一性、强化核心性的共青团发展的根本要求。结论：强调要从共青团的性质原点出发,全面地、历史地、发展地认识和把握团的职能问题,并以此推动团的理论建设的发展。
魏慧芳[5]2017年在《我国新的社会阶层思想引导工作的路径与方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不断完善,我国户籍管理制度日渐宽松,原有的比较刚性的“两阶级一阶层”的社会结构格局逐渐分化、消解,社会流动性日益增强。与此同时,就业结构、城乡社会结构和产业结构不断变革与调整,社会资源开始在全社会范围内自由流动并重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逐渐进行交互裂变与分化重组。在这种社会背景条件下,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在内的新的社会阶层大量涌现出来。新的社会阶层不仅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民主政治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对于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当前纷繁复杂的社会发展形势,尽管新的社会阶层在政治思想方面表现出来的思想主流是积极健康的,但仍有相当一部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对党和国家缺乏政治信任,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缺乏政治信仰,并且其思想行为与当前我国社会所大力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严重相悖。此外,新的社会阶层内部异质性愈加明显,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日益突出,社会整合的难度空前加大。这些既给我国统战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成为新世纪新阶段加强新的社会阶层思想引导工作的现实依据。“阶层是执政党的第一政治资源”[1]。所以,必须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作用,针对新的社会阶层的思想实际及其存在的问题,加强对新的社会阶层的思想引导,增进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引导新的社会阶层健康成长和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通过不断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广泛的智力支持和力量源泉。
王理阳[6]2011年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之历史考察与现实思考》文中指出政党作为阶级的政治组织,都存在一定的阶级、群众和社会基础。政党的兴衰在一定程度上是与这些基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一个政党要想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要想巩固执政地位,都必须有坚实的阶级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而党的群众基础更是关系到党的执政安全的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历来高度重视党的群众基础问题。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始终认识到群众基础对革命和建设事业以及执政地位巩固的极端重要性,始终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在增强党的阶级基础的同时,不断巩固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在新的历史阶段,随着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特别是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变化,我们也面临着一些影响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和扩大的现实问题。可以说,巩固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执政地位的重大课题。本文在汲取学术界先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进行了一定考察,对新时期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新变化以及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就利益格局多元化条件下不断巩固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对策进行了思考,这也是本文选题的目的所在。论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执政党的群众基础的有关理论。该部分对党的群众基础的含义进行了界定,并对群众基础的基本特征进行了一定概括。此外,该部分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理论渊源也进行了一定的阐述,从而为新时期巩固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部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历史考察。该部分分别对党在局部执政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群众基础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历史考察,进而总结出党扩大群众基础的历史经验,对新时期巩固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第叁部分:当前党的群众基础的变化及面临的挑战。该部分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群众基础的变化作了阐述,并总结出这些变化对党巩固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所带来的挑战。第四部分:利益格局多元化条件下不断巩固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若干对策思考。该部分针对当前党的群众基础面临的挑战,提出调整社会利益关系,营造公平公正的和谐社会环境、积极慎重吸收新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入党,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加强新社会组织中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的作用、切实保障农民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权益,努力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等四个方面的对策。
戴立兴[7]2004年在《执政条件下党群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研究执政条件下党群关系，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实现党的领导的客观要求，是党建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是以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为基础，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要求党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反对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代表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不解决以上问题，就有可能使我们党脱离群众，从而丧失政权。从当前此领域研究状况看，众多学者的理论关注点多集中于党的优良传统、工作方法、干部作风等党的自身建设研究上，尚没有深入到执政本质、执政规律的层面，没有把党群关系与实现、维护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直接挂起钩来，没有把党群关系作为政治运作的结果来看，缺少执政意识。因此，坚持以“叁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贯穿本论文的根本线索。本论文除导语和结语外，主体共分为四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论述密切党群关系对于党执政的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经验和苏联共产党垮台的教训证明，做为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其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由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党的性质、宗旨及奋斗目标决定的。党的执政地位的取得是人民群众信任和支持的结果；党的执政地位的维护和巩固，更加需要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支持和拥护。党在执政条件下必须始终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否则就会脱离群众，就会被人民群众所抛弃。第二章：重在根据党执政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执政条件下影响党群关系的叁大因素。执政条件下党群关系，归根结底是利益代表关系，在于党能否代表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由政党的本质特性和作用决定的，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实践决定的，是由人民群众的选择性决定的。执政前后党在如何更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是有很大不同的，由此执政条件下影响党群关系的因素总结起来主要是叁个方面：（1）能否加快发展是密切执政条件下党群关系的第一要务；（2）能否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是密切执政条件下党群关系的关键环节；（3）能否经受住权力的考验而不变质是密切执政条件下党群关系的根本保证。本章还通过对我们党执政以来党群关系的发展状况做简要回顾，从实践上对以上观点给
张建钢[8]2003年在《论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文中研究指明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根据马克思主义建党原理，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提出要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这一科学论断，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按照“叁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历史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重温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问题的重要论述，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在上个世纪对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问题的探索历程，分析了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现实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新形势下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问题的几点思考。
周兴武[9]2002年在《浅析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新变化》文中指出文章从符合生产力发展规律、党的方针政策要求等方面,客观地分析了我国社会阶层结构新变化产生的社会依据及其这种新变化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社会作用和对坚持党的阶级基础发挥党的先进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性。
凌应生[10]2014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公信力建设的历史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指导思想,综合运用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公信力建设历程进行系统的考察和分析。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任务、中心工作的转变和依靠力量的不同作为分期依据,从党的领导能力提升,党的意识形态认同和党满足人民群众合理利益需求叁个主要方面入手,对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公信力提升的途径和成功经验进行归纳,探寻有益于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执政公信力建设的经验和启示。本文重点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政党学说中有关政党公信力建设的思想,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探究影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公信力建设的理论基础；从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入手,阐明党的公信力建设是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夺取全国政权现实需要。在主体内容上,笔者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公信力建设分为叁个具体时期进行考察。艰难探索期：以国内革命形势变化为背景,国民大革命蓬勃发展、国共合作破裂和中国共产党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为主线,从中国共产党公信力建设的早期意识形态观形成,党的领导能力建设和满足人民群众利益需求的举措等方面所取得的公信力成就予以考察,厘清早期中国共产党公信力建设艰难探索的历程。稳步推进期：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引发的中华民族全面抗日为背景,以中国共产党独立探索革命道路的遵义会议为逻辑起点,通过对党领导能力的综合提升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社会动员力；党实事求是的意识形态观所获得的政治认同以及党在根据地建设中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合理的利益需要所获取的拥护和支持,得出中国共产党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并持续提升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动员力的成功得益于党的公信力建设的稳步推进。全面提升期：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复兴和人民解放为己任,以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为口号,积极推行民主政治建设,赢得了新的政治认同,增强了党的执政合法性；继续推进解放区农村土地改革和经济建设,稳定城市政治秩序和恢复城市经济发展,满足了人民群众生存与发展的需求,为党最终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增添了新的力量,凭借不断提升和凝炼的公信力,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向执政党成功蜕变。在综合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公信力建设的基础上,笔者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公信力建设经验概括为：国家、民族至上,加快了向执政党转变的进程；人民至上,赢得了人民群众对党的政治认同；奉献至上,树立了党一心为民的政党形象。由此提出对今天党的长期执政提升执政公信力的启示：必须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做强自己方能取信于民；必须以“民生”为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必须重视党的理想信念与人民意愿的高度契合,重视党的执政公信力建设,才能实现党的长期执政目标。
参考文献：
[1]. 浅析巩固党的群众基础[D]. 于东恩. 中共中央党校. 2004
[2]. 政治生态视角下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历史变迁轨迹[D]. 张天政. 武汉理工大学. 2008
[3]. “微时代”党的群众基础研究[D]. 赵明. 南昌大学. 2012
[4].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职能研究[D]. 张华. 西南大学. 2011
[5]. 我国新的社会阶层思想引导工作的路径与方法研究[D]. 魏慧芳. 江西农业大学. 2017
[6].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之历史考察与现实思考[D]. 王理阳. 中共湖北省委党校. 2011
[7]. 执政条件下党群关系研究[D]. 戴立兴. 中共中央党校. 2004
[8]. 论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D]. 张建钢. 福建师范大学. 2003
[9]. 浅析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新变化[J]. 周兴武. 中共乌鲁木齐市委党校学报. 2002
[10].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公信力建设的历史考察[D]. 凌应生. 湖南师范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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