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农村社会调查与职业社会学家农村社会调查分析——兼论社会学的学科性与科学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调查论文,农村论文,社会学家论文,科学性论文,社会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就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毛泽东的农村社会调查与职业社会学家的农村社会调查进行了多视角的分析比较，指出二者间调查的立场和目的不同、调查的方法不同、所运用的理论不同、最终得出的结论与要解决的问题亦不同，这些不同，是由观察问题所站角度的高与低、分析问题所采取的理论方法科学与否所决定的。文章还分析了毛泽东农村调查对社会学理论的贡献以及职业社会学家农村调查在总体上的非科学性。针对学术界不同程度存在着的片面追求学科性的倾向，文章指出，社会学研究与应用首先必须具有科学性，即要具有系统的观点，辩证的思维、科学的理论、正确的方法，科学性是学科性的前提，学科性是科学性的要求，只有做到科学性与学科性的有机统一，社会学才有旺盛的生命力。
一、引子
社会调查是社会学研究与应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社会学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病态”的社会调查曾经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无论是孔德借助于观察、实验和比较等方法来分析社会的观点、斯宾塞“社会有机论”中以社会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思想，还是布思对伦敦生活、收入状况的分析，以及美国芝加哥学派对社会问题的研究、达伦多夫、马尔库塞等人对现实社会的批判，都或多或少建构在社会调查之上。至于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就更是与社会调查，特别是与农村社会调查联系在一起。如早期外国学者就是通过中国农村社会的调查来从事其社会学研究工作，国内社会学家杨开道、梁漱溟、李景汉、费孝通等先生或是作实地考察，或是开展乡村建设运动，农村社会调查始终是他们社会学研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我国，作为近代意义的社会调查是在资产阶级社会学传入以后才具有的。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调查，特别是农村社会调查在中国逐步发展起来，当时，主要有两种类型的调查：一种是以社会学理论为指导的职业社会学家（或称学院派社会学家）所进行的农村社会调查；一种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农村社会调查。在第一种类型的调查队伍中，首先有外国学者对农村的调查，如1919—1920年上海沪江大学美籍教授库尔普带领攻读社会学的学生在广东潮州凤凰村的社会调查；1921—1925年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卜凯对中国7省17 县的详细调查；1939—1943年日本社会学家林惠海和武福直对苏州近郊农村的六次调查。其次是国内社会学家、统计学家、 社会学术团体的农村调查， 如1923年清华大学陈达教授指导学生在京西海淀成府村的调查；20年代至30年代晏阳初、李景汉先生领导、组织的定县调查；1936年费孝通先生的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调查及其他农村调查等等。另外，一些农业研究团体，如广东大学农科院、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也对我国农村作过调查，发表过不少调查报告。
职业社会学家对农村所进行的调查，绝大多数都以当时已介绍到国内来的西方社会学理论方法为指导，带有较为浓厚的“社会学学科”色彩，他们借助于多种手段，在个案调查、文献调查、抽样调查、问卷调查、民意测验、统计分析等方面累集了一定的经验，形成了一定的理论，具有一定的实用性与合理性，为人们认识社会现象，特别是从量化的角度较为精确地认识社会现象提供了具体的方法。但是另一方面，职业社会学家的农村社会调查又在立场、方法、视角、理论等方面存在着“学科病”，即片面强调了社会学的有关方法而落入了狭隘、低视的泥淖。同样面对着中国农村社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农村调查，则与职业社会学者的调查有着根本的区别，他们并没有拘泥于某一学科，最终却得出科学结论。为了能更清楚地说明社会学学科性与科学性的关系问题，我们试通过对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调查的分析比较，从中找出某些论据。
二、毛泽东农村调查与职业社会学家农村调查的几个不同点
我们说职业社会学家农村调查与毛泽东农村调查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调查，并不仅是因为前者属于有意识的“学科”研究，后者没有明确的“学科”，而是指两者在调查目的、内容、方法、结论等方面都有着本质的区别。而这些区别，亦可以“学科性”与“科学性”加以说明。
第一，调查的立场和目的不同。毛泽东的农村调查是无产阶级政治家、革命家的调查，他的调查是为了“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为了揭示农民受剥削、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暴露“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1]， 找到这些罪恶的社会现象的根源，进而在这个基础上，确定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具体方针。而职业社会学家的农村调查则具有不同的目的，如西方学者美籍教授卜凯等人在中国农村的调查，是为了“使西方人知道中国的情况”，增进“国际间的福利”[2]，无非是为他们所属国家提供社会、 经济情报和学术情报。当时国内一些职业社会学者从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研究与应用出发，看到“吾国数千年来，旧籍浩繁，而关于社会实况之抒述甚鲜”，认为“民困已深，调查尤为急务”，因此，“调查社会实况，实为今后一切建设之根本要图。”[3] 他们是针对我国很少有社会实况调查文献、为解决某些社会问题而调查的，当然，并不涉及到旧的社会制度，“往往劝说进行小心而渐进的改良而不要猛然兜底翻”。[4]
第二，调查的内容不一样。毛泽东的农村调查内容主要是农村各阶级的历史变迁和现状，以从农民贫苦的生活状况中分析出农民的革命要求及对革命的态度。职业社会学家则或者把自然条件，或者把生产技术，或者把农业经营作为主要的调查内容。如卜凯主要把农业生产单位的收支关系、技术因素作为调查的中心问题；李景汉先生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调查的内容主要局限在家庭的大小与亲属关系、人口的年龄与性别、结婚的年龄、家庭收支、健康与卫生、教育与知识、风俗与习惯等等方面，虽然通过这种调查可以看到农民家庭入不敷出的大体状况，但这种现象性的描述既没有揭示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更无法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办法。同样是对家庭的调查，毛泽东则主要把重点放在生活状况以及与之相关的对革命的态度上。在《兴国调查》中，他观察访谈了八个农民家庭，内容涉及家庭人口与劳动力、革命前自有耕地及佃耕地面积、交租数、家庭收入和支出、债务、革命后耕地面积变动情况、生活变化情况、对革命的态度等等。从这些分析中，他揭示出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是租多债重利息高，旧的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农村需要一场深刻的革命变动，农民就是这场变动的主力军。
第三，调查中所运用的理论不同。社会调查的性质由其总体方法论所决定，毛泽东的农村调查之所以是科学的调查，就是因为他坚持以唯物史观作为调查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即在调查过程之中，首先弄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部结构及其相互关系，作出正确的阶级估量，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解决根本的社会问题，在这一基础上去调查和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从这一点出发，他始终抓住各阶级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其经济地位来说明其政治态度，因而能把握复杂社会现象后面的本质规律。而职业社会学家大多从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模式出发，推崇轻视理论思维的实证经验式调查，往往只抓住一些具体、枝节的社会问题，采取统计的方式来整理材料。很多学者在调查中仅是停留在“财产多少”、“收支如何”、“男女性别比例”等肤浅的社会问题上。他们目睹农村的破败衰微，描述了农村普遍存在的“贫困”、“愚昧”、“破产”等现象，但却无法说明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他们的调查从反面证明，“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5]，如毛泽东批评的一样， “象挂了一篇狗肉帐”[6]。费孝通先生在四十年代总结自己调查实践时， 认识到实证经验式的调查之弊病，深深感到理论指导的重要性：“当我在编写花蓝瑶社会组织时，我曾极力避免理论上的发挥，甚至认为实地调查只要事实，不要理论”，“在江村实地调查时，我还主张调查者不要带任何理论下乡，最好让自己象一卷照相底片，由外界事实自动地在上射影。”后来，“就发现了我原有的错误，因之在写《江村经济》时，常常感到痛苦。在实地调查没有理论作导线，所得的材料是零星的、没有意义的。我虽则在一堆材料中，片断地缀成一书，但是全书没有一贯的理论，不能把所有事实全部组织在一个主题之下，这是件无可讳言的缺点。”[7]当然，费孝通先生这里说的所需理论，很难认为是科学的一 般方法论，不过可以从中看出他对调查过程中正确理论重要性的认识。诚如他后来所指出的，“毛泽东为什么能在较短的时间里通过开座谈会、调查会，就抓住当时存在的主要问题，把中国农村社会各阶级的情况搞清楚？因为他既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又能联系实际。”[8]
第四，调查的方法不同。首先是根本方法的不同，毛泽东强调对立统一、阶级斗争是调查的根本方法，矛盾分析法、阶级分析法贯穿于他整个调查活动中，“特别要注意的是分析，应该是分析而又综合”，“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9]因此， 他能在扑溯迷离的社会现象中抓住本质的方面。而职业社会学家则忽视矛盾分析，往往容易为大量的现象与材料所淹没。如梁漱冥先生就反对把农民分为不同的阶级，认为不应该在乡村社会内起一种分化，“必须看乡村是一个整个的”；费孝通先生也没有看到农民的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认为中国未来的希望是士绅中的开明分子，是“一个对中国现代化负有责任的阶级”[10]；李景汉先生的定县调查以个案调查等方法，从地理、历史、人口、教育、农民生活费、信仰、工商业等多方面作了分析，就是没有从阶级矛盾与冲突上去加以剖析，这就决定了在总体上很难得出科学的结论。其次，在具体方法上也存在着很大差异。毛泽东主要采用典型调查的方法，通过开调查会来搜集材料、讨论问题，通过典型来认识中国社会、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职业社会学家大多采用学科性的个案调查、抽样调查与统计分析等方法进行调查，虽然许多材料收集得比较全面甚至精微，但由于总体上缺乏科学的分析方法，各种材料就显得零碎而不能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尽管不少调查较为生动具体，“但是如何实现从微观到宏观水平分析的跳跃，在理论上是不清楚的”。[11]
第五，调查得出的结论不同。职业社会学家的农村调查“以整个社会改造为目标……非为调查而调查，为的是要知道农村生活的究竟，寻出生活上的问题”[12]，根据这一目标，他们实地考察了旧中国农村的方方面面，看到“自东西沟通以来，西洋经济势力渐渐侵入吾国……内战频仍，祸滋蔓，人民困于诛求，岁无宁岁，农地荒废，生产没落，全国农民经济已达破产时期，整个社会亦极呈臲卼不安之象，贫困已深”[13]。贫困的原因是什么呢？外国学者卜凯认为是中国人口太密，农场面积太小，地租不公允，甚至认为一些农户经营不好的原因是由于“地租太低”，因而认为有些地方不能减租，反而应该增加地租，公开维护封建剥削关系，反对农村经济关系的彻底变革。李景汉先生通过定县调查，得出中国社会的病根是“愚”、“穷”、“弱”、“私”的结论，并提出解决的对策：“以文艺教育”救农民之愚，以“生计教育”救农民之穷，以“卫生教育”救农民之弱，以“公民教育”救农民之私。事实上，他们这种浮于表层的不触动“愚”、“穷”、“弱”、“私”根本原因的教育救国论是行不通的，就这一点而言，仅作肤浅的调查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而毛泽东的农村调查不仅揭示了中国农民的苦难，指出“中国佃农比世界上无论何国之佃农为苦”，而且揭示出这种苦难背后的吃人的社会关系，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打倒剥削阶级，建设一个新的社会。这一革命的结论是职业社会学家的农村调查无论如何也得不出来的。
三、毛泽东农村调查的社会学分析与职业社会学家农村调查的科学化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善于在大量零碎的材料中找准能说明问题本质的东西，就是因为他的调查始终贯穿着科学的方法，坚持以科学理论作指导。从学科上看，当然不能牵强附会地认为毛泽东的农村社会调查属于社会学学科或其他什么学科，但我们完全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之进行分析，以把握他的调查实践与理论对社会学所作的贡献，而这也正是学术界所未加充分研讨的方面。
1.社会调查过程中的首次阶层分析。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中始终把阶级分析作为主要方法，其目的就是为了明了革命的动因、革命的对象与革命的力量，通过这种分析，他坚信“革命是能获得百分之八十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14]如果仅仅看到各不同阶级对革命的态度，还不能科学地制定斗争策略，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从经济、政治等角度，具体提出了划分地主阶级内部阶层、农民阶级内部阶层以及介乎于二者之间的中间阶层的标准。
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根据土地的来源与归属，把地主分为祖宗地主、神道地主与政治地主；根据收租的多少，把地主分为小地主（收租不满二百石）、中地主（收租二百石至五百石）、大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上）。同样，他根据生产资料拥有状况，把贫农分成四个阶层：有少量土地和生产工具但却不够，需要从地主那里租一部分土地的“半自耕农”；拥有少量生产工具而无自己土地、需向地主租地的“佃农中之较好的”；生产工具既少且破，全部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农中之更穷困的”；无土地、无生产资料，在“借米借盐”中度日的“佃农中之最穷的”。此外，毛泽东还以是否劳动为标准，划分出中农阶层。他指出，地主以收租为主；富农以雇工为主，自己参加劳动；中农以不出卖劳动力为主，经营自己的土地；贫农是事实上要出卖劳动力，雇农完全出卖劳动力，等等。通过这种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办法，不仅科学解决了划分农村阶级、阶层的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明确了斗争的对象、主力军与团结的力量，而且也可以认为在中国现代社会调查中第一次科学地提出与运用了社会阶层分析理论和方法，从这一角度说，是有极为重要的社会学意义的。
2.运用、总结了几种社会调查方法。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中最为常用、行之有效的调查方法是典型调查、访谈法、开座谈会等，这些方法不仅丰富、发展，而且也从根本上超越了“社会学”调查中的具体方法。
典型调查。在职业社会学家的调查之中，一般只强调个案调查而忽视典型调查。个案调查又称个案研究，是将某一社会单位，如一个家庭、一个组织甚或一个代表性人物作为一个“个案”而对其作深入调查。个案调查的对象，可以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个例，但不一定要求其具有典型的意义。而典型调查，则无论从选择调查对象和最后得出的结论说，都要求具有典型的意义。毛泽东在调查中，主要是采用典型调查方法，他调查的典型既有一个县（如寻乌县），也有一区（如永丰区）、一个乡（如长冈乡、才溪乡）、一个村（如木口村）和一个个家庭，通过这些典型研究，来认识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农民的苦难生活与沉重负担，从而揭示出中国革命的必然性与动力之所在。如何选好典型呢？毛泽东提出两个方法：一是选择同类事物中最能代表一般的个别，例如，寻乌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情况大体相差不远”，永丰区“介在兴、赣、万之交，明白了这一区，赣、万二县也就相差不远”，这是从地理位置来确定典型的代表性。二是划类选点，把一类事物分为几个亚类继而分类调查。“怎样找调查的典型？调查的典型可以分为三种：一、先进的，二、中间的，三、落后的。如果能依据这种分类，每类调查两三个，即可知一般的情形了。”[15]在毛泽东看来，所谓典型调查就是研究“主要的东西”，十样事物若只调查了九样还不行，因为那几样可能是次要的，把主要的东西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权的。许多职业社会学家在调查时都苦于不能对农村有总体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淹没在个案调查之中而没科学地运用典型调查。
集体访谈法。集体访谈法就是调查者邀请若干名被调查者，通过集体座谈的方式了解社会情况的方法。毛泽东说过，“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到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16]集体访谈法明显的优点是简单易行，不需要什么复杂的设备和技术手段，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有利于密切同被调查者的关系，特别是调查者通过与被调查者之间的反复讨论，可以得出较为正确、科学的结论。这种围绕中心议题共同讨论的方法，实际上就是西方社会学调查方法中“头脑风暴法”在中国农村调查中的运用与创新。无非是，西方“头脑风暴法”被调查的对象大多是学者，而毛泽东集体访谈法中的对象则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一些片面推崇现代社会学调查方法与技术的人认为，开座谈会是“小生产方式”的手工作业，已不适应时代要求，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社会调查本质上是一种理论思维活动，最终并不能由所谓现代化调查手法来完成。开座谈会式的集体访谈法要求调查者要心想、口问、手写，不能假手于人，这就为深入研究问题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总结的这一方法在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极其重要的调查研究方法，是对社会学的一大贡献。
3.系统概括了调查研究理论。毛泽东不仅身体力行，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实践，而且还总结概括了系统的调查研究理论。比如，关于调查的目的与重要性，他提出了“调查就象‘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象‘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的名言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警句；关于调查的态度，他指出要信奉科学，不能相信神学，要眼睛向下，面向基层，要有甘当小学生、“每事问”的精神；关于调查研究的地位，他提出我们的调查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关于调查的注意点，他指出调查者要不怕麻烦，能够真正沉下去，调查中忌带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要做到系统、周密、全面；关于调查的方法，他强调要在宏观上注意对立统一、分析与综合，在微观上要详细占有材料，抓住要点；关于调查技术，他强调要多作讨论式的调查，参加调查会的人尽可能是多方面的，阅历要丰富、年龄跨度要大、职业分布要广，调查者事先要拟定调查纲目，包括大纲与细目，在调查中坚持做记录，领导干部还要做到亲自出马作实际调查而不能单靠书面汇报，等等。
与毛泽东科学的社会调查相反，职业社会学家的社会调查往往囿于“主观社会学”[17]，在强调社会学学科的同时，客观上则导致了其调查学说与方法在宏观上的非科学性。如何看待职业社会学家的社会调查在总体上的非科学性呢？除了没有用科学的理论、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来指导社会调查的整个过程以外，我们可以用三个方面来说明：①缺乏系统、全面的观点，②缺少辩证的思维，③分析问题的视角偏低。
系统论最重要的原则是整体性原则，这一原则要求人们要用整体的观点来认识事物、分析问题。联系到农村社会调查，就要求把所调查到的各种材料视为一个整体，放到整个社会系统之中来加以分析，而不能割裂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职业社会学家的农村调查往往没有把中国农村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他们或是只看到农民的贫穷、农村的落后，或是仅看到农村教育、卫生的滞后、工业的稀少这些表面的现象，而没有把这些问题放到整个社会系统中从总体上加以分析。他们忽视了当时缺少解决农村诸多弊端的历史条件，不懂得农村的问题恰恰不只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需要整个社会结构作根本性的变动，因为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问题不仅仅是私、愚、弱、贫的问题，它实质上与整个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是一个政治问题，只有通过政治变革才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虽然在一些具体观点上，如李景汉先生的通过教育入手，费孝通先生的通过发展乡村工业来解决贫困落后的问题等有一定的见地，但是由于缺乏整体眼光，这种观点在当时又是不现实的，因而是无力的。
所谓辩证的思维，就是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分析问题，善于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把准事物的本质规律。毛泽东在调查研究过程中之所以能驾轻就熟，找准中国农村问题的症结，得出科学结论，就是因为他能始终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动用对立统一、分析与综合的方法，他既善于详细地占有材料，又不为材料所淹没，“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18]，这些都是坚持辩证思维的结果。总的说来，职业社会学家分析思考问题的方法是直观的、平面的、片面的，面对复杂的对象与材料，往往很难清晰地理出一个头绪，看不到问题的主要要点。耗时数载的定县调查从主观上是“要在生活的基础上，谋全民生活的基本建设，为中国的教育谋一出路，为中国人的生活问题，谋一解决。”[19]为此，他们以一县（定县）为个案进行了地理、历史、人口、教育、卫生、生活、习惯、习俗、信仰、财政、农业、工商业、水灾、兵灾等全方位的详细调查，收集了许多资料，制作了很多表格，统计了不少数字，描述了无数事实，但是却无法把这些现象联系起来。在如何解决农村贫穷落后的问题上，要么把眼光盯在“教育”上，要么显得一筹莫展。在客观上，定县调查成了一本资料的汇集而失却了实际的价值与意义，与调查者的初衰亦相去甚远。当然，我们不能脱离实际苛求职业社会学家的农村调查，他们所处的条件与从事的职业在当时是不可能得出科学结论的，不过，缺乏辩证思维，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与以上两点紧密联系在一起，职业社会学家社会调查总体上的非科学性还表现为分析问题的视角较低。本文第二部分已论及，职业社会学家一般重视实证性经验调查而轻视理论思维，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得他们分析问题的视角不高，无法摆脱具体材料的束缚来总揽全局。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中始终坚持结论从调查中来，他从客观事实出发而又不为众多材料所束缚，就是因为他从很高的视角来综观整个农村与农民问题。他把分析各阶级的经济、政治情况作为调查研究的出发点，准确地找到中国农村、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根本点。而职业社会学家轻视理论的实证经验式调查，往往只抓住一些具体的、枝节性的社会问题，从家庭到亲属、从人口到财产、从劳作到职业等方面作了大量细微的调查分析，虽然他们自己不把调查看作是“纯为学理的研究”，但是，由于所站的角度不高，这些现象在他们的分析之后仍然显得支离破碎，充其量只是资料的堆积，很难找到问题的中心。虽然抓准社会的根本问题必须依赖大量的社会现象作分析材料，但若停留在对社会现象作就事论是式的肤浅分析上，是得不到科学结论的。在这里，理论思维与分析问题的视角尤为重要。
四、社会学的的学科性与科学性应是辩证的统一
社会学在我国恢复以后的十多年时间中，其发展速度是很快的、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为促进我国改革开放、加快市场经济建设步伐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但是，毋庸讳言，社会学还存在着层次欠高、或是脱离社会实际、或是等同于实际操作以及社会知名度较低等现实问题。对此，可以有不同方面的解释，本文认为，学科性与科学性没能辩证统一，是社会学存在着上述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学术界对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长期以来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但社会学从一开始创立以来，就是以分析现实社会为主要任务的。在发展的一百多年以及传到中国的几十年时间里，社会学确实起到了其他学科所不能起到或不能完全起到的作用，在某些方面，比如社会调查方面，运用总结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法与技术，在微观上体现了学科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但是，正因为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社会现象又是相当复杂的，所以我们在对之进行分析研究时，似又不能过份拘泥于某一学科而显得学究气十足，特别是象社会调查这类需要理论指导而又实证性很强的科目，否则，必然会在科学性上大打折扣。以上对毛泽东的农村调查与职业社会学家农村调查之比较已初步说明了这一点。值得指出的是，在当前现实的社会学研究与应用中，还存在着几种偏向，对之作一粗浅分析，对于促进社会学学科性与科学性的辩证统一，应该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一种偏向：片面强调学科性。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即使社会调查，“所涉及的人及事，应是具有自觉的社会学学科意识并在这种意识支配下从事乡村社会学的调查研究与理论探索”以及相应的学术活动与成果，否则，“就使社会学的概念失去了其严密性，给人以非学科性的印象”[20]。在他们看来，毛泽东的农村调查是出于“革命实践或政治上的需要”，而不能与社会学调查与研究同样论及。这种人为地以是否用“自觉的社会学学科意识”来划分社会调查的方法是不科学的，至少是充满了脱离实际的书卷气。在这种“学术性”思想的指导下，许多同志都把社会调查作为一个集各种具体方法、特别是现代方法大运用的过程：制表格、发民意测验表、调查表、家计调查、个案调查、抽样调查、作统计、做计算、微机处理，等等。诚然，用现代化手段与方法进行以定量分析为主的调查，确实能为人们提供一幅形象鲜活的社会画面，为人们认识社会提供了具体素材，但是，若仅仅局限于此而不注意从高视角进行系统、辩证的分析，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幅图画则是焦距不清相当模糊，依然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得不出什么科学的结论。试想，如果不是用马列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而是简单地运用社会学通行的“民意测验”、“态度量表”和单纯的数量统计，能得出正确的革命结论，产生正确的斗争策略吗？因此，笔者认为，社会学调查要从片面追求学科性中走出来，把低层次的手段和方法与高层次的视角、辩证的思维有机结合起来，以做到学科性与科学性的辩证统一。
第二种偏向：社会学研究中的“西方化”问题。社会学诞生于西方，建国前职业社会学家的学术活动也是遵循着西方社会学理论，直到当今，西方社会学理论仍有很高的借鉴价值。在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中，不少学者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在理论上有突破，实践中有创新，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但是，也应该看到，在社会学研究与应用中，包括在社会调查中，仍存在着“言必称希腊”，以西方社会学理论为参照系的倾向。当然，这里面有西方社会学理论仍不失具有价值的一方面，但亦不可否认有唯西方社会学为。“学术”、“学科”标志的倾向。笔者认为，我们应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特点，进一步挖掘西方社会学的精华为我所用，但不能囿于西方社会学的理论模式而为其所限。美国学者丹尼尔斯针对一些人盲目崇尚西方社会学的倾向曾指出：“在美国社会学这部圣经里，并没有包含如何使中国迅速达到现代化的法宝”，“毛泽东对中国农民进行的‘社会学’分析，使得他得以领导这场革命，这就是最好的社会学，如果你们称之为社会学的话”[21]。这一中肯的观点说明，加速社会学的本土化过程，创立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达到学科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是十分重要的。
第三种偏向：社会学研究中忽视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理论的研究与指导。不少同志仅仅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种意识形态，而看不到其是分析社会现象中的科学方法论，因而忽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理论的研究。这种倾向不仅直接导致了社会学研究领域中有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著作、文章越来越少，更为重要的是，也直接影响了社会学研究与应用中学科性与科学性的有机统一，影响了社会学向高层次、科学性的发展。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分析人类社会，包括作社会调查时，总是站在很高的角度来把握具体事实，做到主观和客观、个别与一般的统一，“第一次把社会学提到了科学的水平”。[22]我们强调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一切学科都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其主要点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方法论，如果以学科特殊为由，忽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不仅不能很好地建设、发展社会学学科，而且这种学科在总体上也必将是非科学的。现实生活中有些淹没在具体材料中的“纯社会学”调查与研究就可以从反面诠释这一点。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社会学研究与应用必须坚持学科性与科学性的辩证统一，科学性是学科性的前提，学科性是科学性的要求，二者不能偏废。为此，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社会思想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继续借鉴西方社会学理论，力求做到以系统的观点、辩证的思维，从高层次角度对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包括作深入系统的社会调查，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学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注释：
[1]《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5，153页。
[2]卜凯：《中国农家经济》第565，566页。
[3]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2页。
[4][11][香港]黄绍伦：“中国解放前社会学的成长”。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2页。
[6]《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5页。
[7]费孝通：《禄村农田》第4，5页。
[8]费孝通：《社会学的探索》第57页。
[9]《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4，6页。
[10]费孝通：《农民和绅士》第46页。
[12][13][19]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序，第785页。
[14][15][16][18]《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6，27，16，25页。
[17][22]《列宁选集》第1卷，第2，8页。
[20]参见《乡村社会学》第35页。
[23]〔美〕丹尼尔斯：“北美社会学对中国适用吗？”载《国外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