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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2)05-0084-09
产业属产业经济学概念，教育作为产出人力资源的主要途径，其产业性是永恒的，而教育产业和教育产业化概念则具有时代性。20世纪60年代，人力资源在发达国家开始成为重要的产业资源，教育被归入第三产业，学术界首先在高等教育领域提出了“高等教育产业”概念。我国高等教育产业化理论的萌芽，发生在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时期；民办教育率先在20世纪70年代末进行的产业化实践，客观上促进了教育产业化理论的出现。
虽然“教育产业”已在我国政府的政策和产业统计中得到了肯定，但高等教育产业化理论却引起激烈的争论。争论尤其表现在“教育产业化”、“教育商品化”和“教育市场化”等基本概念上，并分化为五种观点：教育不但可以产业化而且可以市场化；教育可以产业化并主张产业化；教育可以产业化但反对产业化；教育是产业但不可以产业化；教育根本就不是产业。
本文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产业化已成为国际趋势，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必将走上产业化的道路。
一、高等教育产业化的理论依据
高等教育产业化理论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从高等教育产业发展的历史看，人力资本理论直接促成了“高等教育产业”概念的出现，对形成和丰富高等教育产业的内涵，厘清高等教育产业与其他产业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产业经济学的诞生，又为构建高等教育产业理论框架奠定了基础。探寻政府介入方式与市场介入途径，以及明晰高校产权，都以此理论框架为依据。
1.人力资本理论是高等教育产业化理论的基本内核
人力资本对资金和土地等传统资源的支配地位具有时代性，它揭示了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内涵。人力资本主要包括教育资本、技术与知识资本、健康资本以及迁移与流动资本。[1](P47)教育产业主要是为国家、社会和个人提供教育资本积累以及技术与知识资本积累。技术与知识资本主要通过高等教育的专业学习来获得，它更具有直接的生产性与经济价值，是人力资本的核心。
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对高等教育产业理念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末，国际上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峙和长期的国力较量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注重长期经济行为的人力资本理论成型，并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成为主流经济学。它把教育消费环节真正纳入了生产过程，教育也从纯消费性特征转变为兼具消费性和生产性双重特征，进而形成教育产业理念。劳动生产力和教育生产力成为国力强弱的重要影响因素，促使许多国家把人力资源开发纳入国家经济发展规划。这一时期也是高等教育产业理论的第一次兴旺时期，人力资本理论促使高等教育产业真正成为国家产业结构中的一员，行使服务性产业的功能。这一时期有关高等教育产业的论著，就像当时的人力资本理论一样，主要在西方发达国家。
而人力资本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第二次兴起，又带来了高等教育产业理论的第二次兴旺，我国的高等教育产业理论几乎与此同时起步。在这一时期，人力资本理论应用到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成为最重要的内生变量，使人在物质生产中的决定性作用得到复归，教育产业走出国家范围，形成教育产业全球化竞争格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通过了互相承认高等教育学历、文凭和学位的地区性公约。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知识经济理念形成，世界银行将人力资本与自然资源、物质资本同列为一个国家的财富，教育产业成为国家的先导产业，从附属于社会经济发展转变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先导，人力成为人类发展的终极资源。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产业化研究和实践已经影响到许多发展中国家。
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之所以成为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动力和基础，其原因是社会所需的教育资本、技术与知识资本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近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人力资本尤其技术与知识资本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走向发达的根本动力，一个国家的技术与知识资本存量不能依赖于国外引进，只能靠国内高等教育产业进行开发。“整个经济的技术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历来被称为‘科学之家’的高等学校的社会地位也相应地大大提高了。”[2](P24)人力资本理论外显为高等教育的经济价值，为高等教育成为国家产业结构中的一员奠定了理论基础。专门人才和专业知识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活跃程度和贡献程度越高，高等教育形成产业的概率就越高，其地位就越稳固。
如果说教育产业理论的第一次兴起是强调国家教育产业规划，高等教育成为国家发展与国力竞争的工具，典型的做法是高等教育国营化，那么，第二次兴起则是强调教育产业的经营效益，高等教育走向市场及国际化，典型的做法就是高校公有民营。目前，高等教育产业理论的研究还在进一步深化之中，而我国的高等教育产业实践也在进一步探索之中。
高等教育产业理念的产生，使高等教育产业与传统高等教育相比有了质的飞跃，而决不仅仅是增加了“产业”两个字。第一，高等教育产业服务的对象主要是新兴的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而传统高等教育面对的是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第二，高等教育产业与国家产业结构的关系紧密，而传统高等教育与产业的联系松散。第三，随着能源与原料成本的上升，以及环境保护的加强，制造业面临的限制将越来越多于高等教育产业，从而使生产率发生有利于高等教育产业的变化。
2.产业经济学奠定了高等教育产业理论的基本架构
产业经济学研究产业的地位、作用和关联性，对象是一系列关联的、具有某些共同特点的经济活动集合。产业经济学研究的领域，是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无法处理的中观层面，从这个意义上说，高等教育产业化理论属中观范畴，教育产业性和产业化是中观的概念。现代经济增长过程本质上就是一个产业结构转换和劳动力市场分化的过程，高等教育产业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注意到劳动力市场出现的内部分化，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化突出了高等教育的产业性。福利丰厚，工作和培训条件优越，晋升靠资历，就业有保障，这类以相当的专业水平和高度的进取心为基础的独立工作者，从事着高水准的专业性工作，属于“主要劳动力市场”。福利较少，培训和晋升机会少，工作条件差，易遭解雇，这类附属工作者从事着责任较小的工作，属于“次要劳动力市场”。被多灵戈和派奥一分为二的二元劳动力市场，昭示着高等教育的经济价值越来越强。
显然，“主要劳动力市场”中的运作资本是技术与知识资本，主要依赖于高等教育产业的直接支撑。高等教育作为一项投入昂贵的产业，需要有效率的教育产业规划，使有限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和日益快速的知识创新是我们时代的特征，这正是高等教育产业适应未来的要求和机遇。20世纪下半叶，全球产业结构变化的突出特点是服务业在各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中等收入以上的国家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一般在50%以上，进入了服务经济阶段。由于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分化，所有国家都认识到现代服务产业与传统服务产业有着本质差别。正是技术与知识资本的日益重要，使高等教育逐渐成为产业结构中的重要一员。
从大学理念看，“美国的大学狂热地求新，求适应社会之变，求赶上时代，大学已经彻底地参与到社会中去。由于知识的爆炸及社会各业发展对知识之倚赖与需要，大学已成为‘知识工业’之重地。学术与市场已经结合，大学已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社会的‘服务站’。”[3](P7)作为高等教育产业化理论主要发源地之一的美国，其大学理念的变革充分显示了国际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基本思路。
二、高等教育产业化的社会基础
1.政府通过教育产业规划进行行政干预
大学自治在西方有着悠久的传统，在高等教育产业化理念出现之前，行政干预一直被视为是对大学自治原则的践踏。大卫·雷斯曼(David Riesman)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高等教育过于强调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原则，社会责任和市场需求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十分有限。
“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给美国教育界认识自身教育规划的缺陷提供了一个机会。”[4](P58)由此，美国社会认识到其高等教育存在的危机，英国也注意到了其大学教育生产力水平不高。对更多高等教育服务和社会公正的要求促进了政府权力的扩张；对环保的关注又要求政府干预企业的运作，使其停止对自然资源无休止的掠夺，转向依赖知识作为生存条件。这就大大提高了高等教育社会地位，强化了其产业角色。1962年，国际教育大会第一次以“教育规划”为会议主题，强调了国家对高等教育规划的能力。[5](P259-260)行政部门的意志、高校的行为及学生的需求，构成了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基本社会关系，三方各自的主要问题都在这一三角关系中得到体现和解决。
高等教育产业化起源于高等教育社会功能的转型。“随着资源的约束的增加和劳动技能需求的变化，在这样的条件下实现增长，需要一种新的教育政策。”[6](P266)在知识社会，社会经济发展以信息化为龙头，高等教育主要以知识型服务和公共服务为主，人才专业结构与国家产业结构关系日益紧密。各种教育问题之间不断增强的相互依赖性，使得整体教育规划日益重要，大学自治权力变小，与社会合作要求加强。社会形态转型迫使高等教育政策发生质变。
产业结构迁移促进了高等教育规模的高速扩张。20世纪50年代，美国与前苏联的国力竞争达到了白热化。国力竞争的直接结果就是提升了人力资源的社会地位，在现代产业结构调整中人力资源成为决定性要素，各国政府积极介入高等教育发展，通过产业政策和规划促进高等教育规模的高速扩张。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理论后，高等教育成为服务业发展的主流之一，人们对高等教育服务的需求迅速增长，远大于高等教育生产率的提高，迫使高等教育走向了产业化之路。因此，社会主导活动向服务业转变是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外部动力。
高等教育产业从政府控制的附庸阶段发展到市场干预的产业规划阶段，高等教育政策干预的依据是产业的特殊性，形成以国家产业结构政策为导向的行政干预。“现在需要用一种新的观点来看待高等教育，这种观点要求把大学教育的普遍性与更多适切的必要性结合起来。”[7](P150)斯蒂格利茨的市场资讯不对称理论进一步明确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使到了知识经济时代，政府仍然必须通过适时的行政干预来维护市场公平。高等教育产业自然也应在行政干预的视野之内，高等教育产业化意味着管理方式的重大调整。
2.缓和高校的财政危机
如果说高等教育理念是高校的灵魂，那么，高校财政便是高校的命脉。人力资本理论先后促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力扩充了高等教育规模，许多国家在此之后迈进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在这种情况下，高等教育财政危机逐步显露出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用公共财政支撑大众化或普及化的整个高等教育系统。而高等教育产业化为缓和这一矛盾提出了一种有效的手段。
以往为了保证高等教育的连续一贯和稳定发展，为了保证高等教育的公益性，政府承担了很大部分的高等教育经费，学术倾向要求高等学校与市场需求保持一定的距离。在财政危机面前，高等学校不可能等毕业生获得经济效益后再回收成本，即时、直接的经济收益成为必要的手段。市场倾向要求高等教育注重经济效益的即时性，要求市场机制进入高等教育领域，高等教育产业化的直接动力来自于高等教育的经济价值。
解决高等教育财政危机的一种基本方式是，通过建立具备筹资功能的学术企业模型来实现高等教育产业化。这种模型有利于人们对高等教育产业化本质特征的了解。它更多地从高等教育产业理论的内部着手构建体系，有利于解决公益性与营利性这一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基本矛盾，有利于高等教育市场机制的日趋完善。
肯尼斯·理莫德在20世纪60年代设计了一个学术企业模型，他认为高校有四种产业化途径。首先，学术企业模型的核心动力是研究计划与人的创意；其次，毕业生的规模与质量支撑着企业内在的技术与知识结构；第三，通过开发企业需要的科技产品，使购买者获得直接的收益和利润；第四，大学在参与企业的研究与开发计划中所得到的科研成果，在使自己以及研究人员获得收益的同时，也大大加强了企业的技术形象，提高了企业的社会知名度。
在20世纪80年代伊始，大学管理及发展不断受到“市场化”浪潮的冲击[8]，学术企业模型现已逐步过渡到更富活力、更为多样化的发展模式。随着国外高等教育产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掀起了教育的投资热潮，不少国家还出现了大量的私立教育公司。教育公司的出现成为私立教育发展道路上的一大特色。
高等教育产业化凸显高等教育的营利性手段。在解决高等教育财政危机中，营利性私立高校成为一种国际发展趋势，公立高校和非营利私立高校也在注重经营效益和营利能力。我国民办高校多年来几乎一直是自负盈亏，借用企业经营方式，注重营利性手段，为它们从无到三分天下有其一，提供了极其有效的规模扩张途径。我国公办高校也在学校经营上大大提高了办学效益，在引入市场机制方面卓有成效。
高等教育产业化有助于营利，但它与传统企业不同，并不是为了追求最大利润。我们所说的学术型企业和教育公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企业。随着近年高等教育产业化实践的不断深化，高等教育营利观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接受。我国拟订中的《民办教育促进法》，也开始接受高等学校营利这一现实，只是与传统企业的营利有着本质不同而已，有助于解决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经费过于依赖于学生学费的弊端。
高等教育的公益性并不随着高等教育产业化理论的提出而丧失，高等教育的公益性与营利性统一于产业性之中。目前我国理论界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即引入了西方国家“教育产业”一词，却没有引入其内涵，因而与西方发达国家构思的教育产业理念相去甚远，甚至错误地认为高等教育产业化就是像传统的工商业一样，追求利润最大化，财政部门可以少拨款或不拨款。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3.调整高等教育市场供求关系
首先，适应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扩张的要求。前苏联卫星上天向世界显示了这样一个事实：苏联“以较大财政比例投资教育，将教育与经济计划及人力需求紧密联系起来，终于在科技、经济及国际取得重大进展”。[9](P4)由此，人力资本理论和“高等教育产业”理念相继出炉，许多国家大力扩充了高等教育规模，走高等教育大众化之路。高等教育随之出现了一个公营化的国际潮流，以各国高等教育行政规划为基础，政府财政支持为动力，推动了国际高等教育规模的迅猛发展。不少发达国家正是在该时期前后迈进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
可以认为，解决日益扩张的高等教育需求与严重不足的高等教育资源之间的矛盾，是高等教育产业化发展的基本动因。政府干预仅仅是高等教育产业化理念出现的外因，内因则来自高等教育市场供求关系的要求。
其次，维系校企市场供求关系的一体化。从肯尼斯·理莫德在20世纪60年代设想的企业学术资本模型来看，企业的技术形象不仅要以成功经营为基础，还要注重以学科专业研究成果为养分和发展动力。一个好的企业需要有相当数量的利润用于雇用研究人员和支持研究计划，高等教育在向企业提供科研合作和强化人才的产品创意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企业的技术形象和经营状况对大学的依赖程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企业已能主动利用大学的产业价值，使自己向具有很强竞争力的知识型企业转变。
研究计划对企业运行的介入可达到三个目的：第一，可以促进企业产品开发与改进的速度，提高企业获取利润的能力。第二，推动企业内部的技术与知识的良性循环，形成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使人的创意和科学技术知识在这一循环中得到增值——这正是美国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经济持续增长奇迹的知识基础，也为企业适应当代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发表的科研成果可以有力地支撑企业的技术形象，企业与大学在产业联系上可以实现双赢。
第三，高等教育产业的公益性从以政府为本转向以市场为本。在1970年和1979年的两次国际教育大会中，改善教育的经济效益和提高教育制度的管理效率成为新的中心议题。20世纪80年代，高等教育产业化实践针对行政统一性进行了修正，目的是为了追求市场运作的多样化。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与高等教育本土化的结合中，需要放开教育的市场调节机制。将教育“锁”在公益性的盒子里不利于高等教育产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动适应。高等教育市场的国际化竞争，也逼使各国高等教育都十分注重其产业性。
三、高等教育产业化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
20世纪50年代以来，高校运行效率低下，高校与市场脱离，高校产权不清，这三大问题阻碍着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在世纪之交，高等教育产业化理念作为一种强劲的教育思潮，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推动着高等教育体制以产业实践的方式进行改革。高等教育之所以走向产业化，是因为高等教育系统存在着内在的变革要求。高等教育产业化理念突出了效率、市场及产权等三个基本要素在高校运行中的决定性作用，它作为一种新的大学理念，正在成为解决高校三大问题的新的指导思想。
1.解决高校运行效率低下的问题
首先，引入企业运行机制，是解决高校运行效率低下最有效的手段。高校运作效率问题，主要涉及高等学校的内部管理体制，而内部管理体制的中心工作主要包括保障高等教育质量和提高学校经营效益两个方面。改进效率的产业化途径是由市场选择的方式实现的。
西方高等教育产业化理念建立后，高校的战略目标有了根本性的调整。学校开始提出高等教育生产率问题，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都在致力于组织变革。“教育改革的目标不再仅仅限于提高教育质量。学校不仅要增加产出，更要在保障质量的前提下，通过各种经营手段提升效率。”[10](P17)“学校重构”是探索提高高等教育生产率的一个大有可为的方向。这种变革需要改变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主要政策，无论是公立学校内部的改革，还是向市场环境转变的改革，都是通过机制的作用解决高等教育的市场问题和学校的转型问题。[6](P365-367)
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学术界近些年大谈的组织变革与企业化大学，不光是指私立教育走向产业化之路，也包括公立教育。在西方现代教育理念中，学术型企业、企业化大学、大学法人化、企业化、商业化和市场化等提法已司空见惯，大学企业化运行机制也有明确的建构。
其次，解决高校运行效率低下问题，需要协调营利性与公益性的冲突。传统产业作为生产行业，以营利为目的，它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经济利益高于一切，工商业类型的产业尤其如此。而属于第三产业中服务性产业的高等教育，它具有公益性与营利性的双重属性，以服务大众的公益性为目的，同时也以追求扩大再生产和提高经营效益为手段。两者看似相互冲突，实际上体现了不同层面的要求。将高等教育作为产业来发展有利于提升高等教育的经济价值，减少对政府的依赖性，提高高等教育适应社会的能力，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为了正确处理和协调高等教育营利性与公益性之间的矛盾冲突，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保证两者之间关系的协调。从高等教育产业的直接起因来看，公益性与营利性的冲突是一种相辅相成的矛盾运动。实践证明，不可能完全由政府财政支撑起高等教育大众化或普及化的系统，将高等教育归入完全的公益性事业，在学习化社会是不可行的。
2.解决高等学校与市场脱离问题
从国内外高等教育产业理念的起源来看，美国出于与前苏联在高科技和国家实力上竞争的原因，亟待改变国家对教育发展的控制和规划能力；英国出于要改变大学“远离”社会经济发展的动机，亟待提高大学的高等教育生产力；我国在提出高等教育产业理念之初，一方面强调了高校关注社会经济需求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强调了高校经营的成本核算。可见，解决高等教育与市场脱离，是国内外推行高等教育产业化的根本原因之一，教育产业乃至高等教育产业的提出，与各国政府加强产业结构的整合及产业之间相互联系有着密切的关系。
各国政府对私立高等教育都有一定的行政干预措施，只是没有固定的模式而已。我国的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历史尚短，政府没有给予必要的财政资助，民办高校的举办者也主要为经济实力弱小的个体法人，所以民办高等教育目前还处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之中，知识资本这个生产要素与物质资本相比显得更不重要。民办高等教育产业化还处在物质资本积累阶段，这是走向知识资本积累阶段的前期发展，追求营利而不顾长远利益的情况在所难免，行政干预较强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国高等教育产业化所处的发展阶段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面临的问题也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差异，民办高等教育可能仍是我国未来数十年产业化实践的主要力量。它对改善公办高等教育模式僵化、效率低下、产业关联度低等缺点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3.高校法人与产权界定问题
在高等教育产业化进程中，高校法人与产权界定问题是高校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
从产权分类的角度来看，借鉴威廉·苏格特的分类方法[11]，高校的组织形式可以分为非营利性私立高校、营利性私立高校和公立高校三大类，具体形式包括所有制、股份制、营利性公司和非营利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等多种方式。三大类高等学校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债务及学校产权问题，但不同的组织形式有着不同的运作机制，其管理行为也因类而异。
产权是对学校财产的处分权，包括对学校财产的使用权。1986年，亨兹奇克(Hentschke)在其《学校的经营管理：一种比较的观点》中，从比较的角度将产权理念应用到高等教育产业领域，目的在于强调对学校资源进行最有效的利用，突出大学自治的理念。高校产权理念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对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作出基本的权益分配，使稀有的资源得到更好的利用。探讨产权理念的整个范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原因是营利性私立高校、非营利性私立高校和公立高校的分类通常存有争议。
知识产业化使知识正在成为一种重要的高校产权形式。知识产业化，是指知识作为生产要素开始服务于国家产业的需要，这是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基石。知识通过各种信息传播手段以越来越高的程度参与并融入产业活动的过程，信息不再是无成本的无形物质，而是商品化的无形资产。当这种过程非常普遍时，知识也就产业化了，高等教育也就随着知识的产业化而进入国家产业结构。知识与高等教育的产业化程度可以用知识产业在国家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来衡量。“知本家”和高校中的知识股权，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概念。
高校产权是不一定需要完全成本回收的产权。对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而言，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之间都应该是有效的、持续的良性互动，都应当厘清高校的产权问题，但在回报问题上却有着不同的性质。公立高校和非盈利性私立高校并不一定需要完全成本回收，相对于经济效益而言，社会效益显得同等重要。德国F+U公司即非营利性继续教育、转岗培训教育集团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像其他的德国职业教育公司一样，F+U公司既接受政府的资助，承担学生85%的学费，同时又适当营利，公司年度盈余可以抵前后年份的亏损。
公共资金资助的公办高等教育，其生产的知识只有具备学习能力的人才能使用，他人是无法使用的。由于知识的创造者没有可以出售的生产资料，他们必须经常工作。从这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劳动者和知识的主要受益者。我国高等学校已普遍收取学费，但显然不能期待从公共资金资助的公办高校学生身上获取完全成本或超出成本的学费收入。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受政策规限的特殊产权呢？高等教育不实行产业化，不符合高等教育市场发展的潮流；实行产业化，又怕高校间只在适应市场上或盈利上“拼命”，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恶性竞争。因此，教育行政部门始终保持着对高等学校注册和高校招生规模的控制权，高等教育行政权一直存在着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使得高等教育改革时进时退。其实，制止恶性竞争的关键，在于解决高校产权主体缺位问题，使产权对高校多有约束，促使各高校采取措施，为自己作长期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