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郊区化及引发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根据P.霍尔的城市变动模型，认为城市中心区出现人口负增长是城市郊区化的典型标志，并利用人口普查资料，确定北京在1982～1990年期间已经进入了郊区化过程，中心区人口的外迁强度为常住户籍人口的6%。作者对比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明显不同的郊区化机制，并提出了一些值得人们思考和认真对待的独特现象和问题。
关键词 郊区化 城市中心区 旧城改造 人口外迁 北京
郊区化（suburbanization）是整个城镇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代表了人口、就业岗位和服务业从大城市中心向郊区迁移的一种离心分散化过程。始于二三十年代，盛于二战后的郊区化过程曾经给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带来许多深刻的影响。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开始了郊区化过程？它的发展机制是什么？与西方有什么异同？预后如何？本文以北京为例加以初步探讨。
1 模型和地域概念
西方的郊区化虽然先后经历了人口、工业、商业和办公业等几次外迁的浪潮，但最基本的特征是人口外迁。霍尔（P.HALL）的城市变动模型为鉴定一个城市是否进入郊区化阶段提供了简便的框架（图1）。
图1 霍尔的城市变动模型
Fig.1 A model of urban change by Peter Hall
图中第一和第二阶段是大城市中心人口的绝对集中和相对集中阶段，中心市人口高速增长。第三阶段中心市人口有增长，但速度低于郊区，呈现相对分散，这是郊区化的前兆。第四阶段中心市人口出现负增长，人口向郊区绝对分散。这是开始进入郊区化的典型标志。第五阶段郊区化进入高潮，甚至演变为逆城市化[（1～3）]。
西方大城市中心市的行政辖区一般小于城市建成区。而中国没有中心市的概念，城市行政辖区总是大于建成区。因此，研究中国的郊区化，必须首先确定与中心市相对应的城市中心区。
整个北京在地域上可分为城区、近郊区和远郊区县三个圈层。由东城、西城、宣武、崇文四区组成的87km[2]的城区相当于解放初的北京建成区，包括旧城（62km[2]）及老城墙外的关厢。1993年人口240多万。老城墙已被现在的二环路所替代。把北京城区作为城市中心区十分恰当，能和国际上中心市的概念相接轨。朝阳、丰台、海淀、石景山四个近郊区相当于西方的城市外缘（urbanfringe），但包括了一部分乡村地域。城近郊区83个相互连接的街道办事处（简称街道）有500多万人口，代表了北京城市实体地域的主体。远郊有8个县，围绕近郊区的门头沟、房山、大兴、通县、顺义、昌平等6县非农化水平较高，与中心市有紧密的社会经济联系，可以看作是目前北京都市区的范围[（4）]。三个圈层的人口密度差异极大，城区是近郊区的10倍，近郊区又是远郊区县的10倍[（5）]。
2 1982年以来北京开始了郊区化过程
利用1964、1982和1990年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北京在两个时段的人口变动（表1）
表1 1964～1982，1982～1990年北京市人口和人口密度的变动
Table 1 The changes of population and population density in Beijing from 1964 to 1982 and from 1982 to 1990
注：远郊区县与本文分析关系较小，故分县数据从略。来源：根据〈北京市第四次人口普查手工汇总资料〉整理。
从表1可以推断：
（1）1964～1982年期间，郊区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城区，尽管宣武区的人口有微小下降，城区人口总体上处于低速增长状态，人口密度缓慢上升，北京尚未进入郊区化阶段（图2）。
（2）1982～1990年期间，内城各区的人口均转为负增长，8年间城区人口减少3.28%，即82226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下降944人。而近郊区人口的年均增长率超过4%，远高于前一时期。远郊区县人口的增长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在城区有4‰左右的自然增长率下，城区人口下降显然是人口外迁造成的（图3）。
图2 北京按区县的人口变动类型（1964～1982）
Fig.2 The types of population change in Beijing by district/county(1964-1982)
图3 北京按区县的人口变动类型（1982～1990）
Fig.3 The types of population change in Beijing by district/county(1982-1990)
我们再把第二时段的分析单元缩小到街道办事处，人口变动的地域差异就更清楚了（图4）。
图4 北京按街道办事处的人口变动类型（1982～1990）
Fig.4 The types of population change in Beijing by subdistrict(1982-1990)
（3）旧城内的几乎所有街道办事处人口都有下降（图4）。人口减少最明显（减少10%以上）的街道集中在天安门广场周围的核心地区（西长安街、椿树、大栅栏、前门、崇外）和沿二环路内侧的地区（建国门、朝阳门、东四、北新桥、安定门、福缓境、丰盛、交道口、景山），其余街道下降幅度不到10%。
（4）城区人口增加的街道办事处除了旧城东南和西南角两个人口密度较低的街道（龙潭湖和白纸坊）外，都分布在关厢，基本上属于低速增长类型。
（5）总人口增长超过40%、属于高速增长类型的24个街道办事处都分布在邻近城区的近郊区，它们是城区人口外迁的主要去处。其中有9个街道（朝阳区的亚运村、安贞、香河园、麦子店、六里屯、潘家园，丰台区的方庄、西罗园、太平桥）是在这一时期新组建的，属于城市新扩展的用地。
由此已经可以得出结论，北京城区人口减少的幅度虽然不大，但毕竟进入了离心扩散的郊区化阶段，城区人口主要迁到近郊区而不是远郊区。属于近域郊区化，还没有进入广域郊区化。
3 中心区人口外迁的真实强度
需要提起注意的是：城区在1982～1990年总人口减少82000多人并没有反映北京郊区化的真实强度。因为，在人口普查中总人口统计包括三大部分：（1）有正式户口的常住户籍人口；（2）从外地迁入的没有正式户口的暂住人口，他们离开户口所在地已经一年以上或者户口待定；（3）原住本地，现在国外工作或学习暂无户口的人口。如果把北京1982～1990年的人口变动按这三部分分散一下，如表2所示，北京城区人口下降的只是常住户籍人口，实际减少了14.4万人，占城区1982年常住户籍人口的6.12%，远高于上面提到的3.28%。同时，从外地迁入城区的暂住人口增加了5万人。迁往国外的人口虽然增长幅度很大，毕竟比重很小。
表2 北京市1982～1990年人口变动的分解
Table 2 The resolution of population change in Beijing during 1982-1990
注：这里的暂住人口包括：（1）常住本县市一年以上，户口在外县市的人，（2）人住本县市不满一年，离开户口登记地一年以上的人，（3）人住本县市、户口待定的人，总人口中原住本县市，现在国外工作或学习暂无户口的人共48849计人，比1982年增加36000人，因在总量中占分额很小，表略，本表的增长量在求和时略有误差。
来源：根据《北京市第四次人口普查手工汇总资料》整理。
显然，从城区迁出的常住户籍人口是郊区化研究关注的重点。如果把常住户籍人口减少的比重落实到城区的街道办事处，可以肯定其强度会远远高于它们总人口下降的比重。可惜目前不掌握此项资料。
如此看来，城市的向心集聚和离心扩散过程总是同时存在的，郊区化只是城市中心区离心扩散力量超过向心集聚力量的一种现象。
4 与西方不同的郊区化机制
哈特向（T.A.Hortshorn）在解释美国郊区化的原因时这样说：“中心市发展乏力的原因是很复杂的。这些原因包括交通的改善，生活日益富裕，高速度的城市增长和随之而来的日益令人不满的城市问题。随着迅速的道路建设，汽车为二战后的城镇化打开了一片很大的、以前邻近城市的乡村地域。由于战争紧缩了对住房的需求和后来政府的大力鼓励（如建立联邦住房货款），40年代后期住宅业的繁荣，加强了分散化的进程。新房主感到没有昂贵的城市服务，在他们新的郊区住宅中也能过得很好。对郊区较低税率的期盼，也鼓励人们向外迁移。对于白人，也为他们逃离少数民族越来越占优势的中心市提供了可能性。”这一段表述相当全面地包含了西方郊区化的各种动力因素[（7）]。
当然，中国的郊区化也是城市交通日益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市人口特别是外来迁移人口增长的宏观背景下发生的，这一点和西方城市有类似之处。但是，促使中国城市郊区化的条件和力量与西方国家有更多的不同。
（1）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与西方国家郊区化开始时相比还是很低的，西方城市首先向郊区迁移的是富裕的中产阶级，而中国的中产阶级还不是很壮大，实际上还很弱小。
我国1990年的人均GDP只有1546元，（按当年1：4.78的汇率计只有323美元），城镇化水平为26.2%。世界银行公布我国1993年的人均GNP为490美元。北京是我国相对发达的地区，1990年人均GDP为4883元，合1021美元，只相当于美国40年代初的水平，1941年美国人均GNP934美元，城镇化水平57%。
（2）在西方国家，小汽车为中产阶级打开了通向郊区的大门。但是，小汽车还没有真正进入中国家庭，它在北京郊区化中几乎没有发挥作用。
1993年中国私人汽车拥有量约100万辆，其中私人轿车只有5万辆，它们只是少数企业家、明星们的奢侈品。尽管据说我国能买得起轿车的家庭不少于500万。北京市的一项调查还表明，35%的人表示需要家庭轿车，7.1%的人有迫切需要，但是1990年北京的交通结构中自行车占57.8%，公共汽车占31%，地铁4%。单位和私人汽车加起来也只占有5.9%，而且主要是单位汽车，估计2000年也只望达到8.9%[（8，9）]。
（3）在西方大城市，人们想逃离城市问题丛生和少数民族日益占优势的中心市。在中国，城市中心区非但不是一种推力因素，而且目前仍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人们希望留在各种设施比较齐全的城市中心。
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导致北京居民从中心向郊区搬迁呢？我认为主要是三个原因：
1） 城市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促使人口外迁。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87年以来，城市土地由无偿使用变为有偿使用。城市土地引入市场机制以后，原来的城市土地利用结构按照市场原则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许多位于中心区的工业、仓库、居住用地转变为土地收益率更高的商业、贸易、金融、旅馆、写字楼等第三产业用地，导致大量企业和它们的职工向地价较低的郊区迁移。据北京市经委对二环路内95个企业的一项调查，在相同地段，工业企业每平方米土地的效益是商业企业的1/10[（9）]。北京计委的调查表明，二环路内91家工厂占地1.9km[2]，平均每平方米土地年利润30元，相当于平均商业用地利润的1/50[（10）]。几年前雪花电冰箱厂将位于市中心3.8hm[2]的原址作价4.6亿元人民币让于外商，用这笔资金引进全套流水线，迁到郊区谋求新的发展机会。一轻总公司把位于市中心的易燃企业北京火柴厂迁到郊区，原址进行房地产开发[（9）]。类似于这种“退二进三”的土地利用的调整，许多大中城市都在进行，它不局限于工业，也不局限于民用企业。
2） 城市道路的大量修建促使人口外迁。80年代以来，为了改善投资环境，中国城市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城市道路的投资大幅度增加，干道网得到完善。城市道路的修建，一方面是使城市土地地价升值的主要手段，另一方面也带动了沿线地区的城市重建。在北京尤其明显。这几年来，北京大力贯通二环、三环和四环等快速干道，在所有的干道口都修建了大型立交，使原来人口稠密的二环路以内的居民有可能迁到三环、四环路附近的近郊区。北京人口增长最快和新组建的街道办事处都分布在这一环节里。
3） 住房制度改革和城区的危旧房改造促使人口外迁。过去在计划体制下，城市居民的住房由国家负担，国家资金有限，住宅建设的速度很慢。新建住宅的速度还赶不上人口增长和旧住宅破损的速度。因此，各城市都有许多危险、破烂、漏雨、拥挤、积水、杂乱的危旧房屋急待改造。以北京为例，大约有20万户人家居住在610万m[2]的危房区中。北京危房的75%～80%分布在旧城四区。现在，住房制度改革后，危旧房的改造由国家、集体、个人三方共同集资，使危旧房改造的速度加快。北京市列入1990～1995年第一批危旧房改造计划的37片地区，城区占22片。政府采取优惠政策，鼓励危旧房改造地区的居民向郊外新开发区疏散，一般有20%左右的住户搬迁到郊区居住[（11）]。
对北京来说，上面三个原因是互相联系的，它们实际上是旧城改造的三个主要方面。
综上所述，国家的改革开放是北京出现郊区化现象的前提条件。改革开放前，无论是否有人口分散的要求和条件，事实上北京城市的发展以向心的力量为主，人口不断向中心集聚。但是，改革开放不是充分条件，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北京并未走向分散化。可以认为，80年代中期城市实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调整土地利用结构是郊区化的触发因素，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危旧房改造是郊区化的促进因素。我国其它城市的郊区化大体上也是这些原因。
5 郊区化引发的思考
北京郊区化的独特机制带来一些独特的后果。
（1）西方的郊区化常常导致中心市的衰落，而北京的人口外迁与城市中心区的繁荣兴旺形影相随。西方大城市的郊区是独立于中心市的政治实体，富人郊迁后在居住地纳税。中心市照样提供就业岗位和各种服务，财政收入却减少了，加上大量低收入者涌入，城市财政势必入不敷出，久而久之呈现破败景象。中国国情不同，城、郊均由市政府统一领导。特别在当前，北京城区、近郊区、远郊区县三个圈层都在蓬勃发展之中。城区的财政收入和实际利用外资额不仅占很大比重，而且增长势头喜人。这使城市中心区发展有资金保证。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规定北京城市性质是国家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大都市，这些职能很大程度上要由城市中心区来承担，因此城市中心区的建设受到高度重视。凡是了解北京的人都能感受到这些年来它所发生的巨大变化[（12）]。
（2）北京的郊区化降低了中心区的人口密度，改善了城区的人居环境，也使市中心的土地效益得到较充分的发挥，这是有利的一面。另一方面，市场机制的引入，在宏观调控不力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
1） 有些开发商一味追求投资回报率，提高建筑容积率，无视城市规划的规定，保护中心区举世无双的古都风貌的努力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北京东方广场”是最典型的例子[（13）]。
2） 房地产开发商从赢利出发，更乐于建造高级住宅。形成一边是大量的豪华套房、花园洋房、别墅山庄无人问津，一边是低收入阶层和住房困难户的居住条件改善缓慢。加上通货膨胀和住房市场价的不合理成本构成，商品房的价格高得令人咋舌，住宅商品化的进程不尽人意。现在北京一套二居室的住房售价约25万元（每平米5000元），相当于1993年北京平均家庭年收入的27倍。即使是专为低收入户建造的“康居住宅”，售价也在10万元上下。
（3）西方的郊区化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北京的人口外迁不是自发进行的，基本上是政府和单位有组织的过程。由此，已经或正在出现一些值得重视的现象，例如：
1） 外迁人口的人户分离现象大量存在。对比一下北京人口普查和常规人口统计资料，可以发现城区1990年年末的总人口和常住户籍人口数大于1990年年中人口普查的总人口和常住户籍人口数，而近郊区的总人口和常住户籍人口数却小于人口普查数[（14）]。难道在半年内北京城郊之间的人口流向完全颠倒过来了？不是的。原因是以年末为准的常规统计按户口所在地进行，而人口普查主要以居住地为准。说明有许多迁到郊区居住的人，户口仍留在原地或原单位，并未迁出，反映了人们不愿离开城市中心区的倾向，也反映了户口和单位紧紧连在一起的情况。
2） 造成不尽合理的通勤流。在目前的市场条件和人们收入差异十分悬殊的情况下，郊区化过程会产生有钱人买得起房住在城区，而低收入者只能租房迁到郊区的现象。久而久之，有能力买小轿车的人无须长距离通勤，而低工资者不得不长距离奔波，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通勤流正好相反。这样的郊区化增加了低薪阶层的通勤距离，意味着每天有更多的人挤公共汽车，更多的人高速骑车，更多的人骑车带人。可以预料，摩托车将是郊迁者的自发选择，今后的交通状况令人担忧。
（4）在我国较低的经济水平和交通现代化水平的制约下，城市郊区化必然使建成区继续呈外延式发展。若不采取特别的措施，北京这张“大饼”还要继续“摊”下去。
一般认为自行车和公共汽车的平均出行时间分别是20和40分钟，平均出行距离分别为3km和6km。以自行车和公共汽车为主要通勤手段的迁移人口增长的重点必定在近郊区，而不在远郊区。郊区化的结果将使建成区继续向近郊区蔓延。近几年北京新组建的街道办事处有些就填充在中心集团与边缘集团之间的隔离带中，继续下去，“分散集团式”城市空间结构将近于名存实亡，城市环境也将受到危害。
6 结语
郊区化是大城市发展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
中国的大城市因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推动，正在迈入这一过程，尽管从经济发展水平而言，与西方相比有点超前。这就要求城市科学界对这一现象尽快进行系统研究，也要求城市政府和城市规划对此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相应的规划措施。
任何一种城市发展现象总是有利有弊，郊区化也不例外。在中国，郊区化可以疏散中心区过密的人口，分散那些不适合在中心区发展的工业企业，改善城市环境，充分发挥中心区区位优势，获得更好的土地经济效益，实现效率更高的城市中心职能。这是过去一直想要解决而苦于不能解决的问题。但是，这种扩散在目前条件下又带来一些新的问题。能分散出去的主要是收入相对较低的人群，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迁移得太远。这种郊迁必然使城市建成区继续膨胀，给交通和道路增加新的压力，并出现一些意料之外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中心区虽不面临衰落，但繁荣的背后也有问题，主要是如何有序的建设和管理，以及处理好建设和保护的关系。
中国城市正处在人口和工业郊区化的初期，离商业和办公业的离心扩散还比较远，但并不排除未来朝这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当富裕阶层不再满足于中心区多层或高层公寓住宅的时候，他们就会借助私人轿车逃离喧嚣的市中心，在较远的郊区构筑独户住宅，这就向西方的郊区化靠近了。
*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间成果。作者对胡兆量教授在资料上给予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收稿日期：1995-05-03，改回日期：1996-03-01）
ON THE SUBURBANIZATION OF BEIJING
Zhou Yixing
（Department of Geograph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
ABSTRACT
Suburbanization is a stage of urbanization process.It means that population,jobs and service trades decentralize from the inner city to suburban area.It has greatly changed the economic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Peter Hall's model of urban change offered a framework which can easily identify whether a city is in the process of suburbanization.How about it in China as a developing country?When did it start?And what is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process?
Beijing reg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the inner city(cheng qu),the inner suburban districts(jin jiao qu)and the outer suburban districts and counties(yuan jiao qu xian).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situation of Beijing from the data of three population censuses(1964,1982and 1990) and considers that the suburbanization in Beijing has been inprocess since 1982.During 1982-1990,population of all districts of theinner city lost 82,000 people and in fact the permanent residents holding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lost 144,000,about 6.12% of permenant residents in the inner city.
Like the West,suburbanization in China also happened against the macro backgrounds of improvements of transportation and living conditions,growth of urban population moving from rural areas.But in the cast of the forces that make decentralization possible,China is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countries.In China,the levels of economy and urbanization are rather low;the real middle class is not rich;only very few Chinese families own private cars;and the inner cities still have great attraction for Chinese people.Investigating the causes of decentralization,the author considers three points:(1)reform of urban land use systembrings about migration from the core area.(2)Construc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city roads reinforces this process.(3)Reform of housing system and renovation of delapidated houses encourage outward movement.In a word,the large scale renovation of the old city has led to suburbanization in Beijing under the open-door policy and the socialist market system.It wasn’t spontaneity of any individual but under the leadershipof government and "Dan Wei"(work-units).
Finally,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thought-provoking and distinctive phenomena and problems that should be seriously treated.
Key Words:Suburbanization;The inner city;Renovation of the old city;Outward movement of population;Beij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