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研究·
马克思货币哲学视阈下现代社会关系物化分析
常悦悦
（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044）
［摘 要］ 货币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体现，折射出现代生活世界中物化的效应。这种物化促使社会关系脱域平衡化，规范了商品交换中的平等关系，巩固了生产消费中的依赖关系；但符号化的社会关系又背离人自身的存在方式和价值旨归，使得人的类本质自我异化、软硬实力的比重偏颇、导致拜金主义的生产模式、低俗化人际交往关系。故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货币哲学思想，反思现实生活世界颠倒的价值秩序，剖析人们在“工具主义”环境中的生存状态，凸显人的价值，认清货币职能的界限，增强文化软实力，冲出社会关系物化的牢笼。
［关键词］ 马克思；货币；社会关系；物化
货币的工具主义属性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热烈研讨。货币与私有财产的相互转化性，似乎给人们一种错觉：货币成为人类生活的本质。货币在充当交换手段和价值尺度时，是作为货币的货币；在进行交换价值时则具有资本的货币的性质。资本的货币通过生产的扩大化、商品交换、雇佣关系加速劳动的异化，抬高“物神”的地位，促成社会关系的物化逻辑，形成一种在物的外表掩盖下的特定的消费交往模式。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重要阶段，市场经济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又是货币经济，货币经济承载着整个社会的公共空间关系、公共权利关系。货币也反映并升华了人对于他的目的、他的力量施加的对象以及他无能为力的对象的真实关系。马克思的货币哲学扎根于政治经济学的深厚底蕴，同时从社会现实层面出发，在诸多作品中都对货币问题进行了经济、伦理分析和哲学批判，将马克思相关著作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来分析，开展货币哲学的探讨，有助于后人树立一个更具有实践意义的货币世界观。
一、社会关系物化的理论逻辑
论及社会关系的物化是具有深厚的历史基奠的。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曾提出“物象本身”的概念。虽然对象世界是由无数个体所共同创造的产物，但却不属于任何个体，它与人相分离；由于个体之间只有通过它才能发生社会关系，结果它反而拥有了支配个体的权力。[1]但是，物化与物象化在本质上又是不同的。费尔巴哈则认为人的最高本质是人本身，赫斯又从现实实践中得出，人将人的类本质转化为货币，而货币化的利己主义社会可以通过共产主义社会发生改变。卢卡奇将物化定义为：“人自己的活动，自己的劳动成为某种客观的、独立于人的东西，成为凭借某种与人相异化的自发活动而支配人的东西。”[2]在此基础上，卢卡奇实际将物化与异化的概念相混淆。早期，马克思对货币哲学的论述主要是以人本思想为视角,对货币的本质做形而上学的思辨批判。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阐述这样一个观点：要从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出发，“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第一次将人的类本质异化与货币批判联系在一起。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进一步的深化与发展了货币的伦理思想。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中揭示货币的深层本体论构成。马克思从“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再到“资本拜物教”来揭示社会关系的物化路向，关于货币的系统理解，是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资本论》中实现的。
综上所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河北省高职院校“校园贷”法律教育引导机制从三个维度构建：“知”：通过加强河北省高职院校学生“校园贷”相关法律理论认识，构建法律意识体系，建立正确的法制观念；“情”：通过深入了解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增进学生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价值认同；“意”：需要通过学以致用的社会实践活动，形成自觉懂法、守法、用法进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想信念。
关于货币的起源，马克思指出“货币是产品的商品形式的发展的必然结果”的科学论断。[4]商品的交换过程在经历了偶然的物物交换、扩大的物物交换、以一般等价物为媒介的交换之后，催生货币。货币首先是以一种彼此等价的物体形象，来表现与商品之间的价值通约性。马克思首次分析社会关系的物化是从交换价值开始的。社会分工中，人们必须与毫不相干的人和物产生依赖关系。商品的使用价值通过货币转变成交换价值，凝聚着“物”的属性。作为交换价值，货币在人类社会中具有统摄所有商品金钱成为劳动时间的化身。这种对象化的劳动时间也体现了商品的劳动二重性的矛盾。作为交换价值的物化劳动同作为使用价值的活劳动之间的交换，工人的私人劳动只有转化为抽象劳动，并形成交换价值换取货币才能实现其存在的地位，没有了货币，我们似乎一无所有，这就是“货币拜物教”的物役性。劳动的异化也深刻体现了马克思“资本拜物教”的批判。货币本身并不具有道德性质，但从经济意义上来说，似乎钱越多越好，货币的价值增殖性会爆发躁动的金光，没有作为资本的货币就不会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发达。要追溯社会关系的物化，必须深入到资本逻辑背后人的生产方式的异化。马克思也从伦理人性层面分析，货币的流通也将一些不可出卖的东西通过量化进行交换，在特定的条件下，人性的东西沉沦了，物质质料的东西却占据了主导的地位。货币走向世界，成为世界的主宰。
二、社会关系物化的利弊分析
货币是生产分工和科技进步下的必然产物。当货币占据主导地位，人们从商品拜物教转向货币拜物教。当货币转化为资本时，物化的社会关系则具有了一种更为彻底地形式——“资本拜物教”。由货币资本所形成的财富资本是现代社会人们所共同追求的片面利益，社会关系便朝着更加直接的物化方向前进。
（一）物化的关系催生社会的有益性变革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仅用了70年的时间使一穷二白、备受欺凌的旧中国崛起。在物质资料极度困乏的年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兴国之要。目前我国GDP总量排名世界第二，我国的经济实力也被世界所认可。在许多人的价值理念中，握紧更多的金钱就可手触机遇跨越更多的门槛，与世界强国比肩。一些社会现象也反映，中国在世界上逐渐树立了一个奇特的形象，即中国人似乎都很阔绰。例如，中国人出国旅游的“海淘”行为会刺激外国的经济增长指数，中国顾客的大手笔消费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但我们距离世界强国仍然很远，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文化软实力一直以来都被忽视。尽管我国拥有优秀文化遗产，但国外对中国仍在重复描绘一些刻板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我们对自身的宣传力度不够大、宣传方式不够有效。国民的文化自信程度仍然不高，劳动人民埋头苦干、发愤图强仍以挣钱致富作为直接目标。要想在世界上树立中国最优秀的形象，让世界理解中国思想文化的价值精华，拥有坚定的话语权，就需要软硬实力的双具备，片面强调货币的储存量，我们就无法实现建设世界强国的中国梦。
2.货币规范了商品交换中的平等关系。奴隶主、封建地主时期，等级制度具有其内在的规定性。社会中的大多数无法接触原始材料、获取一手经济资源，经济活动突出特征表现为剥削与压迫。在过去，没有相应的商品价值兑换规则，仅根据自身当时急切需要的物品的心理程度，人们可能会使用一头牛换取一杯牛奶，一块黄金换取一棵草药。但是商品交换的前提在于人们之间的产品和需要的共相差异性，这个前提条件从价值规律上来衡量应当是双方对等的关系，即拿等价的社会劳动时间的商品来交换。物与物相联系的社会关系中，货币作为中介，代替商品行使交换媒介的职能，经济主体之间交易受到法律的保障。利用货币，或者是手机、银行卡中的电子货币，人们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自由地决定自己想要什么，对个人私有财产进行合理等量地分配。在经济形式中首当其冲的，个体会精打细算做“经济理性人”，判断对方所交换的材料是否与自身的商品足量等价，身份威望、人情关系在市场中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但无法全额支付所需商品的价值量。双方的买卖、生产活动需要在自愿的前提条件下进行，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作为独立的私人而生产,自己主动进行生产,只是取决于他本身的需要和他本身的能力,从本身出发并且为了本身"而生产。[7]
3.货币巩固了消费市场中的依赖关系。商品交换以平等、自愿为原则，但是在客观现实下，每一个生产主体的交往活动都必须在一定的市场环境内进行，供求关系的动荡随着消费者的交易活动逐一调整。货币的中介角色大大巩固了消费市场运转所必须的依赖程度。国家经济事宜的启动、发展、延伸都需要公众的参与，例如，股民将自己存储的部分货币量转而购买股金，这种消费活动与股市的涨跌情况存在依赖关系；国内市场开拓国际领域，需要更多的技术支持和资金扶持，而掌管这些财富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类主体。这种依赖关系更加涉及到人们的衣食住行，尽管只为满足人类自身的最低生存标准，人也需要利用货币与外界达成交易。同时，货币本身并不具有价值，但通过商品消费，货币会具有使用价值，人们通常会使用货币来消费物品的使用价值，从而转化为通过这种使用价值来倾销货币，这种价值通约性会在侧面展示消费者的社会存在地位，满足其在市场中的消费欲望，更加巩固市场与消费的依赖关系。
（二）物化的社会关系带来的弊端
1.货币是人的类本质的自我异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着重分析了异化的概念。异化是指人的活动及其产品客观化，并成为一种独立于人的东西而反过来控制人。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述说了犹太精神即“钱的统治”，是指资本物化的社会关系统治下的金钱拜物教，而资本物化的社会关系统治下的金钱拜物教就是人受到了物的异化的统治。[8]物的异化就是人的自我异化的实践。物化与异化之间存在共生关系。资本家雇佣劳动者参与生产活动，用货币支付报酬，呈现物与物等价交换的表面现象，从而营造资本营利的合法性和永恒性。人为了满足食住行等物质资料维持肉体生存，不得不持续性地从事这种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换取金银财产，对物的依赖便转化为生存的物化。但在生产中由工人创造的劳动产品和剩余价值却被资本家当作私有财产无情占有，此时人与其自身生产的劳动价值相异化。货币在这期间充分扮演了刺激人类物欲的角色。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社会形态更替的第三个阶段。[9]真正实现人类的解放就是要使人们从犹太精神中解脱出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重新确立人对非物质价值的统治地位。货币使得人的类本质的自我异化突出表现为：由物化所引起的生存焦虑。物的满足并没有给人们带来现实中完全的幸福感和充实感，反而带来了虚无。人的个性在钱的统治体系中被扼杀了，其存在的价值大体上似乎变成了对物的拥有，却忘记生活真正的意义除了物质材料还包括精神世界。而生存的焦虑恰恰来源于对金钱享乐的极其不满足，正如雅斯贝斯的描述：“本质的人性降格为通常的人性，降格为作为功能化的肉体存在的生命力，降格为凡庸琐屑的享乐。”[10]出于物欲感官的刺激，人们格外重视此岸的金钱世界。要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必须使人们摆脱对必要劳动的束缚，对雇佣劳动进行扬弃，挑战“物神”的地位，充实内心精神世界。
市场逐步扩大，工业分工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同样逃脱不了来自货币拜物教的奴役。在具有私有制性质的国外资本的侵蚀下，一定范围内挑战了公有制制度的地位，泛滥出货币资本拜物教的现象。货币拜物教将人类社会关系物化为物的自然关系，人被物统治，要想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必须冲出物化的牢笼。
世界石油史的事例雄辩地说明，某个油田、油区，某种类型的油气生命力的衰退并不意味着整个石油工业的衰竭。社会需求推动着找油新思路的探索，推动着科技水平的创新、提高，于是石油工业呈现着波浪式上升的发展方式，一次次出现“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困惑，一次次闯出“花明柳暗又一村”的美景。立足于实践形成于科学研究的石油地质新理论、找油新思路，勘探和开采油气的新技术就是实现其发展的关键。而这些关键问题的解决和它们产生实效却又以适合的体制为前提。显然，深化改革带来的合适体制、政策是发展的动力，反之则产生强大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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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货币促使社会关系脱域平衡化。在货币与社会关系的理论逻辑中，马克思提出了人类社会的三大历史演进规律。前资本主义时代，人的生产活动聚集在有限的范围，人际交往围绕在血缘依赖、宗族垄断的界限。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随着市民社会的崛起，物的依赖逐步凸显人的独立性。商品交换需要一种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工具，例如黄金白银，最终以货币兼具世界货币职能为结局。社会交往逐步脱域化，物质交换达成平衡，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紧密的联系起来，货币成为敲门砖可以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进行讨价还价、公平竞争。此种社会形态以目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为主导。通过货币使人与人之间发生的联系，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马克思也认为这种联系要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从属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6]因为传统的人情社会，重视血缘亲情、忽视交易原则，束缚着社会发展的边界，尤其限制市场经济向世界国际拓展的机遇。社会关系的物化模式中，交易者只需理性地按照商品交换的规则和价值规律就可广泛地与世界各地产生联系。对于群居中的个体来说，货币使得部分人获得了解放。
恩格斯曾分析过现存的一切事物都是应当灭亡的，马克思也认为现存社会中的一切消极因素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制度的完善而被消灭。针对社会关系物化的问题，我们必须认清楚的是强制消除就是在走极端，应当全面的认识到我们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即每一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货币在此程度上，对人们扩大经济生产、促进商品交换，提高消费能力等方面都起着积极的作用。现阶段，人们对货币量的追求实际上是对自身私有财产总量的追求，进一步扩大生产和消费，将这种物化倾向在经济领域中向更高的阶段迈进仍是我们的必由之路。
对流坑的旅游开发未考虑古村的整体规划。古村原有“七横一竖”的主街巷布局形成八条空间轴线，但当前的旅游参观线路无法体现其轴线空间，仅对部分重点建筑提供参观路线，且分布较散，流线较乱，既没有时间或空间连续性，又不突出重点，无法完全反映流坑古村的历史文化内涵。
4.货币低俗化人际交往关系。马克思也认为，货币是权力关系的实质性代表，任何个人行使支配社会财富或他人活动的权力，就在于他是货币的所有者而不在于身份上的差异，他衣袋里装着货币等于装着自己同社会的关系和自己的社会权力。[11]货币的多寡作为衡量经济价值和个体价值的标准，又全面渗透到人际交往中，泯灭人性交往的初衷。人们仍然惧怕富人，因为财富上的压制使大多数人面对现实会无能为力。富人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仍享有诸多话语权，拥有大量的物质财富似乎就高人一等。这无形之中也将货币的本来面目掩盖，赋予了其难以承受的社会属性。货币的超价值主义也揭露了社会实际上的不平等，穷人在某种程度上仍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功利主义的社会，利益至上，只认钱不讲道理，有钱好办事，谁拥有的金钱更多谁就值得更“平等地对待。”
日常交往中人们精于计算，而计算又将质的价值约等为量的属性，生活关系也量化了,低俗化了。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思想变相促使社会伦理关系的物化，例如婚恋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人们的择偶价值观。纯粹地将一定的择偶条件物化为货币的占有量，则是将崇高的婚恋价值观买卖化。同时，货币物化了的人际关系充斥着冷漠、无情，每一个人都在维护自我的生存而展开博弈。当利益划分不平衡时，尤其是多子女的家庭就会出现金钱上的不合，试图摆脱传统意义上的赡养关系。单纯地把金钱架空为基本的伦理关系的代替品或者说是挡箭牌,它就是“低俗”的。某些子女会认为谁支付的金钱越多就意味着吃亏，谁掏出的货币越多就意味着不值得，道德层面上自我价值的满足也变得微不足道。如果千差万别的事物与对任何东西都起作用的交换手段等价,婚姻孝道也就贬值，丧失了原始的意义，只剩下赤裸裸的物质利益。
三、冲出社会关系物化的牢笼
2.货币导致拜金主义的生产模式。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一系列社会变革，催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使资本家看到了商品经济中散发的利益光芒。在平等面纱的掩盖下，资本家理所当然地占有剩余价值，刺激再生产谋取私有财富。高精尖技术以及作为工具的“货币”也已经超越了现代性社会原有规定，上升为主宰社会整体性的物化逻辑，并渗透到整个生产领域，在观念上构建了虚假的物化概念。当商品转换为交换价值，交换价值转变为货币，货币转化为资本并具有投资绩效时，资本家为了拥有更多的财富必须进行生产的扩大化，这便会导致生产与自然关系的物化。
社会生产的必要条件是生产环境及其物质生产资料，这些条件我们往往从大自然中直接或间接获取。当我们从经济中感受到资本增殖的力量时，生产与自然的根本性矛盾就越发突出地摆在我们的面前。货币资本自身不断支配再生产的属性，也决定了不断地破坏原本和谐的面貌就有可能积累物质利益，赖以生存的环境、量不敷出的自然资源则扮演着牺牲者的形象。把生产与自然的关系物化为获取货币资本的目的，不符合历史运转的规律和潮流。大自然对人类社会的报复将会使往后的社会生活产生出乎意料的影响，甚至会将以前积累下来的文明财富全数推翻。资本家看到人工智能对资本积累的利好之处，大力推行智能机器化的生产，代替了大多数人工劳动，却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劳动力剩余。但是，当前仍无法全盘否定资本家投机于金钱的生产行为，因为共产主义社会到来前期，其必要条件是物质层面上的极大富足。当前，需要避免的是为了“趋利”而不择手段的损人利己的丑恶现象的发生。
（一）凸显人的类本质价值，促使经济生产良性循环
山区高速公路桥梁施工中，对于桥梁下部结构地基一般采用接触灌浆、帷幕灌浆、固结灌浆及回填灌浆等技术。这些技术的应用主要是为了提高地基的防水防渗能力和稳固性。当然，也会根据山区公路桥梁建设的施工需要和地理环境，调整应用技术，采用更加适合当地桥梁地基施工的技术。有些山区地势险要并且很高，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着重加固地基，在地基浇筑以后仔细检查是否存在薄弱的地方，全方位加固地基，增加桥身的稳定性。
3.货币使软硬实力的比重偏颇。工业生产社会在高举工具理性的同时，又陆续带来许多社会发展的危机。根据世界幸福指数评估，我国有一部分人将物质的拥有量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而发达国家普遍认为物质与成功的定义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正相关。
工业化和市场化仍是现代化的一体两面。但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中暴露的矛盾提醒从人类未来生存和生活的长远利益出发，我们要促使经济生产的良性循环，关乎人的价值的自我实现，可以放开手脚积极地追求合理的经济利益，不可无限制地追求唯GDP论。不顾现实中国国情，盲目开采投资会造成灾难性的生态破坏后果。一些企业在谋取商业利益之时，用工资作为诱饵开展工作上的隐性剥削，无形之中会加深人们对物的依赖性，忽视人的类本质，将自我价值的实现等价于工资的高低，事物本来纯真的面目被物质所掩盖，剩下的只有冷酷无情。人与人所组成的自由联合体要摆脱物的束缚，在生产活动中如何实现人生抱负，凸显类本质价值，更有尊严和质量的生存才是当下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需求的目标。
在团头鲂受精卵卵裂至2细胞期时，瘦素基因表达量显著升高(P＜0.05)；破膜第5 d后瘦素基因的表达量持续升高，至破膜后15d达峰值，表明瘦素基因可能调控胚胎发育早期的能量[6]。
（二）认清货币职能的界限，严打功利腐败主义行为
舒茨曾提出“我群关系”，即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在日常态度下，最切近的、最熟悉的行动首先是与他人的面对面的联系，本质上是有同时性与同时空性。[12]社会共同体由每一个单独的个体所组成，社会集体要想产生联系需要货币充当中介的角色。货币天然不具有任何价值，在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过程中赋予了其社会规定性上的交换价值，交换价值促使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的货币又使得衡量社会地位的标尺偏离轨道，变成了“物”而不是“能力”。但货币功能是有界限的，货币不是万能的。金钱最合理的使用方式是通过升值再利用促使人和社会和谐、合理运转。政治层面上或个人利益上搞“权钱交易”“钱钱交换”，奉行腐败之风、关系主义就在于没有处理好金钱与权职的关系，利益熏心，政治工作关系的物化是极端错误的行为。在工作领域内，金钱或许可以是鞭策个人向上进取的阶梯，却不可以是职位买卖、产品贿赂的利己主义者的跳板。在自身的衡量杠杆中，划清货币功能的界限是每一个人所必须有的职业操守。
美国著名学者阿尔文·托夫勒在《力量转移》一书中指出暴力、财富（金钱）和人的能力及知识是社会力量的三种终极源泉。[13]金钱的暴力主宰是不足以支撑正常的人际交往，人和社会的关系不仅仅局限于以货币为至高使命。“一种纯粹数量的价值，对纯粹计算多少的兴趣正在压倒品质的价值，尽管只有后者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14]人与人的“共在性”表明“我”与“他”之间的伦理关系必须符合道德标准，货币的占有量不应成为主体衡量地位高低平等的条件，人的知识水平、创造能力和品质更具有话语权。万事万物的存在都具有其应有的价值，人类的个性与货币之间并不具有可通约性，但是某些社会现象超出了货币使用的界限，量化了内在信仰、品质风格，将其转变成商品随意出卖。在货币面前仍然存在大批神圣的东西，并不是所有行为只要符合经济理性就一定满足道义的要求。
（三）竭力增强文化软实力，重视金钱意识教育
印度的“苦行僧”，西藏传颂佛教信仰者最至诚的礼佛方式“磕长头”，人在超验世界中去尝试发现终极真理和永恒价值，货币无法将所有有形与无形的事物都等同于数字符号。外国的科幻大片、新型餐饮文化例如“麦当劳”“肯德基”在我国的文化传输都占据了一席之地。人们的实践行动可以带动社会的运转，在一个集体联合的大环境中，每一个的实践成果都会致力于整个社会突破现状、点燃新的火炬。实践的现实性会引导人们正确物化社会关系，而不是虚无化的归结于货币的占有量。
一个国家的文化自信心象征着国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形象。增强公民的文化自信对于缓解片面追求经济指标的错误现状具有反省作用。国家的综合实力不光只有经济发展水平，物质财富数量，更多的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软实力，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因此要格外重视对各行各业的领导及其工作者开展素质教育，树立现代化新型的金钱观念，破除拜物教的幻想，反思我国当前应该如何走好转型之路。意识形态的反作用力也启示我们：经济的建设与意识形态传播与教育必须同步进行。例如，我国的中式餐饮文化可以与日式的服务招待文化相结合，优良的文化经验同样可以带来丰厚的利益报酬。
四、结论
当我们作为观察者的身份来看待单个人的时候，人在我们眼中被当作一个纯粹的客体，人们的物质需求是其对于生存考量的最基本的现实表现，而人的一切劳动活动都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满足自身和社会的需要。货币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拉近并升级到物化的批判角度，虽突破了单个存在物的局限又融入到社会化的层面，但最本质的价值信仰、个性风格似乎在退化、量化、绝对化，人们最初的实践动力被虚伪的金钱欺骗所慢慢掩盖。马克思的货币哲学思想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商品拜物教”到“货币拜物教”再到“资本拜物教”，马克思向我们展示了货币与社会关系“永恒相关”的必要模式。它会使我们更加重视分析货币对现代性社会关系的影响，从而加强对货币政策的调控力度，这对于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清除贫困”“致富中国”，建立现代化的世界强国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扬弃纠正物化的社会关系，我们应当追寻到历史的最深处才能为人和社会创造最完善的生存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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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2341（2019）04-0092-06
［收稿日期］ 2019-06-14
［作者简介］ 常悦悦（1994-），女，河南焦作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席书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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