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如何走出低端锁定&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_中国制造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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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5)01-0052-14

       一、引言

       我国制造业的“低端锁定”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低端锁定”是指在全球价值网络条件下，跨国公司利用核心能力来约束中国企业的知识创造与企业能力的提升，进而导致中国企业在价值链中处于低端位置。跨国公司在此国际分工中位居主导地位，中国企业只能获取较少的利益。显然，这一概念的界定是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基于此，即使是战略新兴产业或是高技术产业，如果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于低端位置，仅从事加工、组装、制造环节的低附加值活动，则也可能处于“低端锁定”的位置。

       处在“低端锁定”的制造业面临两大困境：一是价值链主导地位的跨国公司封锁，国内企业举步维艰。具体表现为设置知识创新障碍；通过设计技术标准、环保、专利授权等参数极力压缩中国制造企业利润空间；通过强化全球资源配置而扭曲中国产业结构，造成环境污染；通过技术、营销渠道等封锁使得利益分配不均，贸易争端不断。二是价值链从属地位的中国制造企业产能过剩，成本压力转移困境重重。制造环节的进入壁垒低，加之一些产业受到政府的补贴支持，相当一部分低端制造业存在过度竞争的现象，导致产能过剩。在习惯性向下竞争策略的引导下，企业的工资被压低、环境污染进一步恶化。处于这一困境的低端制造业在面临人民币汇率升值、土地成本飙升、“人口红利”消失时，大批企业难以持续经营，进而导致现阶段部分低端制造业转移至柬埔寨、缅甸等东盟中落后但劳动力、土地成本较为低廉的国家，制造业面临空心化的风险。

       如何避免制造业的“低端锁定”已亟待解决，本文拟通过以下思路突破这一困境：(1)通过指标遴选处于“低端锁定”的制造业；(2)设定研究假设分析影响制造业“低端锁定”的关键因素；(3)分析突破“低端锁定”的潜力与路径。

       二、文献述评

       (一)GVC治理对价值链升级的驱动作用

       Pietrobelli与Rabellotti(2011)认为，全球价值链的整合在获取知识、推进学习与创新方面的作用日益重要。由于GVC控制存在不同形式，企业的学习机制也可能因此而异。研究虽然未直接分析GVC治理与低端锁定的关系，但是考虑到GVC与创新系统可能存在交互作用，进而间接作用于产业升级，因而相关研究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性。OSCAR等(2012)以墨西哥汽车产业为例的研究表明，GVC可以使得本地知识密集型小公司提供更高价值的服务。Nhuong等(2013)指出，在大量生产商和贸易商的下游，零散型GVC治理对利润丰厚的市场是不利的，并对小规模生产商有着意想不到的效果，由此可知，GVC治理模式对于生产商利润有着显著影响。

       (二)“低端锁定”的形成及突破路径研究

       1.对外开放的作用。时磊(2006)采用修正后的卢卡斯人力资本模型分析了制造业技术的“低端锁定”问题，认为人力资本培养方式及对外开放程度影响了制造业技术的升级，政府可制定适度的行业保护和贸易保护政策推进技术升级；随后时磊与田艳芳(2011)以微观企业数据为基础，运用计量检验模型分析了FDI对非合资企业技术水平产生的负向外溢效应，这也证实了FDI可能通过“市场窃取效应”导致与合资企业同在一行业企业技术选择的“低端锁定”。由此政府需要重新评估外资政策，深入研究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内在冲动的激励。与时磊等人的研究视角类似，陈爱贞、刘志彪(2011)也分析了对外开放对于“低端锁定”的影响，结果表明，尽管装备制造业垂直分工程度呈上升趋势，但外泄效应比较显著，阻碍了国内价值链的延伸；而以外资为主力的“为出口而进口”的贸易模式增强了这种锁定效应。为突破“低端锁定”，可整合价值链资源、延伸国内价值链、促进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衔接。

       2.技术、市场需求与制度等因素的作用。白雪洁、李媛(2012)以我国风电设备制造业为例，研究了战略新兴产业面临“低端锁定”的技术与市场需求两大原因，进而提出关键共性技术的战略性攻关、赋予龙头企业创新责任与创新激励等政策是实现价值链攀升的路径；卢福财、胡平波(2008)通过博弈模型分析指出，中国企业突破低端锁定存在的主要障碍表现为国内消费市场结构与规模、企业心智模式与创新能力等方面的限制；与上述研究观点相似的还有李美娟(2010)、胡大立(2013)等人。制度缺陷也是低端锁定的原因之一，主要表现在政府的不合理干预或者制度质量等，因此，以制度红利替代人口红利是突破低端锁定的有效途径。

       (三)价值链提升的影响因素

       相当一部分学者针对中国制造业的价值链攀升问题展开研究，鉴于突破低端锁定即为实现价值链的攀升，因而分析影响价值链升级的因素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单因素分析。张珉、卓越(2010)以我国制造业企业为例，研究了GVC治理模式对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周鹏等(2011)的多元回归分析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价值链升级间的相关程度明显。赖磊(2012)通过分析全球价值链治理下的全球领先企业与代工企业之间的知识转移模型指出，由于存在国内外知识产权保护上的落差，代工企业无法实现链条升级。蒋雪梅(2013)比较了中国各省份移动通信产业链设备制造业的知识创新研发投入、专利数和科技投入产出比，由因子分析结果，知识创新能力不足是我国通信制造业处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重要原因。

       2.多因素分析。价值链升级可能受多种因素的共同推力影响。同样是以长三角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周彩红(2009)的计量检验结果显示，扩大吸引外资、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增加研发投入和强化区域分工等可以推动制造业价值链提升；而张艳辉(2010)基于生产函数的分析则验证了长三角劳动力对价值链提升的贡献度高于技术研发，这一结果也反映出低廉的人力资本仍然是当前长三角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主要优势，并得到了丁蕾(2010)研究结论的支持。不同于以上研究，简晓彬和周敏(2013)的分析表明，企业规模的壮大有助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制造业价值链攀升与地区专业化、企业规模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地区专业化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并无明显的促进作用。显然，研究变量的选择差异是实证分析迥异的重要原因。另有部分学者考虑了全球生产网络参与度或制度因素，例如崔焕金和张强(2012)与邱斌等(2012)均将全球生产网络参与程度(或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国有经济比重(或经济自由度)作为两个重要的解释变量，研究其对价值链提升的贡献。但前者的研究结论认为，全球价值链分工驱动明显弱化了技术的溢出效应，成熟的市场制度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作用巨大；后者的研究结论相反，即全球生产网络促进了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提升，经济自由度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提升的积极作用并不显著。Manning等(2012)则通过研究全球咖啡产业指出，消费国的体制变化是价值链可持续标准变化的重要原因，从而间接验证体制对价值链升级的影响。极少数学者如汤碧与陈莉莉(2012)认为跨国公司技术溢出少、中国本土企业的生产力不足、缺乏管理经验等原因致使加工贸易企业的转型升级任重道远。

       综上可见，当前相关文献已从对外开放、要素禀赋、市场需求、制度等多个维度分析了影响“低端锁定”的因素，提出突破锁定或价值链攀升的路径。但总体看来，尚有两点缺憾：第一，多数研究对于低端锁定的研究限于定性分析，缺乏相关指标判定哪些行业属于“低端锁定”位置。实质上，无论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从全球价值链的维度来看，均有可能处于“低端锁定”的位置。通过量化的指标遴选“低端锁定”的制造业，将有助于把握这一大类行业的异质性，可以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第二，缺乏影响“低端锁定”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以上两点分析，本文拟先通过指标遴选处于“低端锁定”的制造业，并提出研究假设，分析其影响因素。

       三、中国制造业“低端锁定”的判定

       判定细分制造业是否处于“低端锁定”的前提是把握这一概念的异质性：首先“低端锁定”不同于“低端”。大量的研究关注价值链的低端问题，并通过垂直化比率、出口复杂程度来测度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显然，以上指标具有静态性。由于“低端锁定”指的是国内企业由于跨国公司或者自身原因被“锁定”于低附加值、低创新能力的价值链低端生产制造环节，无法向价值链高端跃升，因而“低端锁定”是一动态性的概念，强调一段时间内本土制造企业的低附加值、低创新能力。其次，“低端锁定”是一复合性概念。考虑到部分制造业细分产业(如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位居低端可能因为其比较优势决定，而不是因跨国公司对其技术、营销等的封锁而致，因此在判定一行业是否位居“低端锁定”时，往往要结合其它指标综合分析。

       借鉴Greenaway和Milner(1995)、Giuseppe(1999)的研究，采用进出口商品的单位价值比率来测度制造业细分行业是否位居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如果该行业低于0.75，则可以判定其处于价值链低端位置。另选择资产总额及劳动力的综合研判该行业是否面临“低端锁定”，这是因为资产总额及劳动力均反映了行业规模扩张态势。结合行业规模来判断一行业是否位居“低端锁定”是为了排除行业本身属性所导致的低端问题。倘若由总资产及劳动力来测度的行业规模扩大，而进出口商品的单位价值比率连续几年低于0.75，则一方面该行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另一方面行业本身并不是萎缩的，因此可以判定为“低端锁定”行业；如果总资产与劳动力呈现反向运动态势，则可能资产与劳动力形成了替代，行业规模是否扩大有待于进一步甄别。

       设

分别表示第t年k产品i国对j国的出口价格和自j国的进口价格。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为1-α≤

≤1+α；上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

＞1+α，表明在产业分工中处于高端位置；下垂直型产业内贸易

＜1-α，表明在产业分工中处于低端位置，α一般设为0.25。沿用邱斌等(2012)的研究，采用联合国UN COMTRADE数据库中的SITC(Rev.3.0)5位码行业分类标准，并对2000～2011年间中国与世界进出口数据计算。之后根据盛斌(2002)总结的关于SITC(Rev.3.0)分类标准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民经济标准行业分类标准GB/4757-2002之间的对照表，将SITC(Rev.3.0)五位码归类到国民经济标准行业分类的两位码。除去数据缺失的烟草制造业、服装及鞋帽制造业、家具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共22个行业，其出口/进口单位价值比见表1。

      

       由表1，可以依据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演变将制造业分为六类：(1)上垂直型制造业。这一类行业的产品出口/进口单位价值比时间序列一直高于1.25，具体包括食品加工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约占行业总数的14％，表明其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高端位置。(2)中端制造业。即产品出口/进口单位价值比时间序列均大于0.75而小于1.25，属于这一类的行业有纺织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三类行业。(3)高端—中端制造业。这一类行业在在价值链中的位置最初位居上垂直型，之后跌入价值链的中端，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为其典型。(4)下垂直型制造业，即产品出口/进口单位价值比的时间序列均低于0.75。位居价值链低端的制造业数量较多，包括饮料制造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医药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金属制品业、普通机械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共计10个行业，占制造业行业总数约45％。(5)中端—低端制造业。中端—低端制造业是指产品出口/进口单位价值比由最初价值链的中端降至低端，具体包括化学纤维制造业与非金属矿物制造业两类。2003年化学纤维制造业的出口/进口单位价值比为0.8348，之后连年下降，2006年跌至0.7202；非金属矿物制品业2003年的出口/进口单位价值比为0.8083，2005年降至0.1600，由中端转变至低端。(6)在中端—低端之间波动，并不稳定的行业，包括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例如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2003年出口/进口单位价值比为0.8966，2005年指标值跌为0.6525，2009年又升至1.0481。显然，可能面临低端锁定的行业为下垂直型及中端—低端型两大类行业，共12个行业。进一步地，结合以上行业的劳动力与资产的绝对值时间序列可知(见图1～图4)：2000～2011年期间12个行业资产均呈现上升态势；而从劳动力的绝对值来看，尽管极少数年份劳动力人数略有下降，但整体来看，劳动力人数仍然向上攀升，表明无论是从劳动力人数还是资产总量来看，低端制造业均呈现扩张态势。因而，结合产品的进出口单位价值比可以判定该12个行业处于低端锁定状态。

      

       图1 下垂直型制造业劳动力时间序列(饮料制造等6个行业)

      

       图2 下垂直型制造业劳动力时间序列(通用设备制造等6个行业)

      

       图3 下垂直型制造业总资产时间序列(饮料制造等6个行业)

      

       图4 下垂直型制造业总资产时间序列(通用设备制造等6个行业)

       四、实证分析：影响“低端锁定”的因素

       (一)研究假设及模型设定

       1.研究假设。

       依据文献研究与GVC分工的实际，影响制造业“低端锁定”的因素主要包括制造业FDI利润总额、资本劳动比、研发强度、市场需求等因素。

       (1)制造业FDI利润总额。

       制造业FDI利润总额在一定程度反映了我国制造业在全球生产网络的参与程度。一方面，FDI利润的上升表明FDI进入的不断深化，FDI可能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带动中国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并可能最终实现价值链地位提升；另一方面，由于全球生产网络是以能力要素驱动而形成的(王伟，2005)，处于网络高端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将集中经营少数几个或单个最有价值的核心能力，从而获取高额利润，而位居网络低端的中国生产商承接的是低价值的要素，获取低额利润。FDI利润额越高，在主体的互补性能力要素不对称的条件下，外方越有可能利用全球生产网络形成对中国制造商的利润挤压，中国制造业突破“低端锁定”的可能性越小。

       H1：FDI利润越高，“低端锁定”的强度越大。

       (2)资本劳动比。

       在GVC分工的初期，中国制造企业可以利用廉价劳动力获取比较优势，但是伴随收入的增长及通货膨胀，劳动力成本也不断提升，“人口红利”逐步消失，此时以劳动力、土地为主的初级要素生产模式逐步过渡到以资本、技术、信息等高级要素为导向的生产模式。在价值链的两端，随着要素的高级化，中国制造企业与跨国公司的谈判力增加，可以利用日益高级化的优势要素加强对价值链两端的控制。需要指出的是，资本劳动比对于“低端锁定”的影响可能受到FDI利润额与研发强度的调节。FDI利润额越高，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资本劳动比对突破“低端锁定”的正向影响；再则，随着资本劳动比的上升，企业以资本来替代劳动力，此时，制造业更有可能增加研发投入。在行业的研发强度增加的情况下，则强化了资本劳动比对于破解“低端锁定”的影响。

       H2：FDI利润增加，会弱化资本劳动比对于突破“低端锁定”的影响；

       H3：行业的研发强度增大，会进一步强化资本劳动比对于破解“低端锁定”的影响。

       (3)技术创新能力。

       发展技术是摆脱“低端锁定”和贫困式增长的途径之一。在全球价值链中，跨国公司凭借其对技术的领导权而实施“技术封锁”，对已经输入到中国的技术进行后续改造、产品升级换代以及市场销售范围等限制，设计各种参数来控制中国企业实施技术赶超、价值链攀升(刘志彪、张杰，2007)。由此，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依靠内源性技术创新是要素高级化的表现形式之一，有助于中国企业增强市场掌控力，走“高端”嵌入全球价值链(胡大立，2013)。需要明确的是，技术创新对于“低端锁定”的影响可能并不是孤立的，由于价值链终端产品的收益最终反映为市场的需求强度，只有当消费者对创新产品有购买支付能力的意愿需求时，创新产品的价值才得以体现。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居民的消费能力得到一定幅度的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支持国内企业技术、品牌等向高端价值发展的功能(卢福财、胡平波，2008)。通过市场需求的扩张来形成引致创新的内生机制，进而推进生产要素的高级化，突破跨国公司的“低端锁定”。

       H4：国内制造业的市场需求扩大，将在一定程度上强化技术创新能力对破解“低端锁定”的影响。

       2.模型设定。

       基于以上研究假设，建立面板数据模型：

      

       其中

表示低端锁定的程度，以产品出口/进口单位价值比来测度；

为FDI利润总额；

均反映了资源禀赋程度，分别为资本劳动比及行业的研发强度，其中资本劳动比为固定资本净值余额(亿元)/年末从业人数(万人)；行业的研发强度用行业研发内部支出(万元)/行业利润(百万元)(以大中型工业企业为统计口径)；

为市场需求，以产品销售收入(亿元)来测度；另考虑“低端锁定”的强度可能因行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度而表现出异质性，因而模型中采用行业类别的哑变量

，其中1表示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0表示为资本密集型及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相关数据来自于UN COMTRADE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二)实证研究结果

       1.描述性统计。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出口/进口单位价值比的均值低于0.5，且2003～2007年期间呈现持续下降态势，2008～2009年略有反弹，但2011年又降至0.3064，显著低于2003年的0.4292，表明我国制造业的低端锁定强度有增加趋势。

       从均值来看，外商直接投资的利润额除2011年外，其余各年均持续增长，其中2007年、2010年增幅分别为59.75％、43.39％，为所有年份中增幅最大，这也意味着外国生产厂商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明显优势。制造业资本劳动比也呈持续上升态势，由2003年的8.8108(亿元/万人)上升至2011年的17.1935(亿元/万人)，表明制造业逐步以资本替代劳动，存在要素密集度转变及技术攀升的可能性。不同于以上指标，研发强度尽管有波动态势，但是总体上由2003年的29.8869降至2011年的19.4228，尤其是2009～2011年研发强度较之于以往年份跌幅更为明显。市场需求变量值得关注，从绝对值来看，2003年产品销售收入均值为3218.926亿元，2003～2011年增幅明显，2011年为20444.45亿元；从增幅比率来看，2003～2011年年增幅基本在25％以上，只有2011年为最低20.52％，表明低端制造业整体市场需求强劲。

      

       2.回归结果。

       首先进行相关性检验，各解释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绝对值均未超过0.5，相关性较弱。表3为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利润额，研发强度与市场需求的交互作用对低端锁定强度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满足假设1、假设4；而资本劳动比与外商直接投资额的交互项、资本劳动比与研发强度的交互项对于低端锁定强度的影响较弱，假设2、假设3未能得到验证，说明资本劳动比对低端锁定的影响受FDI利润、研发强度的传导作用不强。

       此外，行业类别对于低端锁定的强度影响也不显著，表明处于行业类别对于低端锁定的影响并不具有异质性，这一点区别于邱斌(2012)的研究结论，给予的启示是我国部分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在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过程中并没有明显的价值链地位提升，政府也需要关注这些类型的行业而不仅仅是劳动密集型行业。

       从回归的系数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利润对出口/进口单位价值比的影响是负向的(-0.3149)，即随着FDI利润的增加，低端锁定越强。在各解释变量的系数中，外商直接投资利润的系数最小，影响力最强；研发强度与市场需求的交互项与出口/进口单位价值比呈现正相关关系，即扩大市场需求将有助于强化研发强度对破解低端锁定的作用。

      

       五、突破制造业低端锁定的潜力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当前有12个制造业处于“低端锁定”状态。考虑到研发强度与市场需求的交互项对低碳锁定的影响显著，结合这两个变量分析中国制造业是否存在突破低端锁定的潜力。

       (一)行业的研发强度

       本文中的研究强度用行业的研发内部支出(万元)/行业利润(百万元)。由图5、图6可知，2003～2011年除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制造业研发强度整体走势不明显外，其余11个位居低端锁定的制造业研发强度均在波动后于2009年、2010年连续两年下降，2011年略有所反弹。其中专用设备制造业与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两个行业在多数年份跌幅明显，两个行业分别由2003年的61.5096、40.7203降至2011年的28.8312、25.5974。研发强度的走势在一定程度反映了支撑行业利润的研发支出呈下降态势，表明行业的技术创新可能性较小，由此，从这一指标来看，行业的低端锁定仍然可能持续一段时间。

      

       图5 下垂直型制造业研发强度时间序列(饮料制造等6个行业)

      

       图6 下垂直型制造业研发强度时间序列(非金属矿物制造业等6个行业)

       (二)市场需求强度

       结合产品销售收入绝对值及其增长率分析低端锁定制造业市场需求状况。从绝对值来看，12个行业产品销售收入无一例外地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加，产品销售收入较多(按均值)的制造业分别为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25092.52亿元)、通用设备制造业(19914.56亿元)、非金属矿物制品业(18045.63亿元)、专用设备制造业(12229.8亿元)；产品销售收入较少的制造业为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业(2212.89亿元)、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4192.49亿元)。由于趋势的雷同及行业的异质性，需要进一步综合市场需求增长率分析。由图7、图8可知，12个行业中仅医药制造业、饮料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在各年份呈现上升或波动态势，另9个行业总体有下降的趋势，尤以2008年跌幅最为明显。由此可知，这9个行业的市场需求潜力有待于进一步挖掘。

       六、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结合出口/进口产品单位价值比与行业规模指标遴选存在“低端锁定”的制造业，并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影响低端锁定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计算结果表明：第一，当前在全球价值链中位居高端的制造业仅有食品加工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3个行业，约占行业总数的14％。较之于邱斌等人(2012)的研究，本文虽然同样采用了联合国UN COMTRADE数据库，但是由于选择了不同的价值链位置测度方法，计算得出的位居全球价值链高端的制造业也略有差异。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3个行业出口/进口单位价值比在中端—低端之间徘徊，政府需给予关注。22个制造业中，处于低端锁定的行业达到12个，约占整个制造业比重的55％，已过半；且12个行业不仅包括劳动密集型行业，也包括资本及技术密集型行业。第二，影响低端锁定的因素中，FDI利润额，研发强度与市场需求的交互项对低端锁定的强度影响较大。表明FDI投资已经形成对我国制造业的利润挤压；而研发强度对突破“低端锁定”的正向作用因市场需求的存在而得到进一步强化。基于此，可以认为：

      

       图7：下垂直型制造业市场需求年增幅时间序列(饮料制造等6个行业)

      

       图8：下垂直型制造业市场需求年增幅时间序列(非金属矿物制造业等6个行业)

       首先，强调政策的公平性，政策制定不能因行业间的要素密集度而有所倾斜。以往的研究认为，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会受到要素密集度的影响，而本研究发现，部分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相同，并没有表现出对“低端锁定”强度影响的差异性，其重要的政策意义是：政府制定突破“低端锁定”的政策时，不能因行业间要素密集度的差异而有所倾斜。

       其次，注重研发支出，以技术创新能力的增强作为突破“低端锁定”的内在动力。技术创新是突破“低端锁定”的高级要素及内原动力，只有增加研发支出，才有可能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并提高产品出口的复杂程度，形成产品更为持久的国际竞争力。我国橡胶轮胎、光伏设备等处于低端锁定的产品在国外面临的“双反”调查案就验证了技术创新在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中的重要性。

       再次，重视需求侧管理，将市场需求的扩大作为破解“低端锁定”的外在推进剂。目前的研究较少关注需求侧管理，但是考虑技术创新对突破“低端锁定”的作用因市场需求而得到进一步强化，且从制造业发展的实际来看，位居“低端锁定”的制造业相当一部分面临因竞争过度而致使的产品滞销，因而加强需求侧管理可以在一定程度推进制造业价值链的攀升，有助于突破“低端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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