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思想与群众之间的桥梁--著名编辑、导演夏军_黄河论文

成为思想与群众之间的桥梁--著名编辑、导演夏军_黄河论文

做思想与大众之间的桥梁:著名编导夏骏自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编导论文,自述论文,桥梁论文,著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作者刘沫潇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国际新闻传播方向硕士研究生。本文缘起于2014年11月5日著名编导夏骏应清华大学郭镇之教授邀请,来到清华大学新闻史课堂讲述其纪录片制作经历的一次分享会。此文根据夏骏先生当天讲话整理,并经夏骏先生审定。

      夏骏,资深电视人,央视前著名编导。历任央视《新闻调查》制片人、银汉文化传播公司总经理、《中华遗产》杂志社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纪录片委员会副会长、2010年上海世博会顾问等。在近30年的电视制作生涯中,他主持摄制了百余部电视作品。其中尤以《河殇》、《中国农民》、《川魂》、《汉江》等最为著名。夏骏先生多次获得国内外奖项,被业界称为“最有使命感的媒体人”。

      我是一个纪录片制作者,我的作品的特点就是洞察,是发掘,用知识界的智慧来做纪录片,为纪录片注入文化力量。如果把思想和大众比作大河的两岸,我就努力成为其间的一个桥梁。

      一、初出茅庐:我的纪录片生涯始于《黄河》

      1984年在北京广播学院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我为撰写《电视片艺术论》采访了当时中央电视台里十位最杰出的编导,这其中就包括纪录片《黄河》的总导演屠国壁。硕士毕业时,由于先前写书采访的原因,屠国壁对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竟邀请刚刚毕业的我参与中日合拍大型纪录片《黄河》的制作。这是我做电视业务的第一个项目,也是我难得的一个业务起点。这次经历让我熟悉了纪录片的国际化运作和大片的拍摄流程。

      当时参与《黄河》拍摄时,我是四个分导演之一。我来的时候片子已经开拍,我只在其中做了两集:一集叫《黄土真情》,一集叫《晋陕峡谷》。这两集完全是在片子的整体风格指导下完成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黄河》一书中就收录了这两集的解说词。

      在此过程中,为协助片子拍摄,我介绍了几位作家来参与片子的创作,这其中就包括当时的一些很有名的作家:如诗人报告文学作家徐刚、报告文学作家苏晓康等。后来,摄制组与这些作家的合作都不成功,原因是当时创作组的一些人认为作家不懂电视,不会写解说词,大家话不投机,也就很难成功合作。

      然而当三十集的《黄河》拍摄完成时,中央电视台的领导对这部纪录片的效果并不满意,认为作品缺乏文化内涵。因此,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陈汉元就决定:纪录片《黄河》可以先播放,同时他还命我再做一个以文化特色为主导,以专题性来思考的《黄河》,以弥补前述作品的遗憾。这就是我做《河殇》的缘分由来。

      二、临危受命:为成就《河殇》三顾茅庐

      其实我当时并非是制作《黄河》补充性专题片的当然人选,因为让一个25岁的年轻人来主持一个大片,有些不可思议。但由于各种原因,央视里有过纪录片成功制作经历的戴维宇(《话说运河》、《话说长江》的总导演)和刘效礼(《让历史告诉未来》的导演)均拒绝了此次拍摄任务。在这种被动的、缺少选择空间的情况下陈汉元命我接手该片,但当时并未想过这个作品的片名是《河殇》。

      决定做《黄河》的专题片以后,我首先找到了当时北京广播学院的讲师苏晓康,他那时已经是一位知名的青年报告文学作家。我请他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报告文学跟我片子的主题吻合,而且苏晓康曾经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河南记者站的记者,而河南记者站的驻地郑州就在黄河边上,所以他熟悉黄河。找一个熟悉黄河的作家跟我合作,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苏晓康曾经的报告文学作品里有三个就是跟黄河有关的。第一个是叙说黄河治河史的《人生长恨水长东》,《河殇》第五集里的忧患的很多观点就来自这篇报告文学。他的第二个作品是《东方窟雕》,写龙门石窟,这是《河殇》第三集的一部分素材。再一个作品是写著名思想家李泽厚先生的《文明暮色中的哲人》,《河殇》对于文明的整体反思,也与这篇报告文学的主题有关。

      此后,为达到把思想引进电视的目标,我接着去找到当时影响很大的《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金观涛,他的夫人刘青峰也是一位著名学者。当我第一次跑到他的家里时,我对他说:“金老师,我是中央电视台的编辑,我在做一个关于黄河的专题片,想请您来帮我做顾问。”他听了之后笑着说:“小夏,你怎么找我来干这种事,电视里面我只看《动物世界》,其他东西不值得一看。”金观涛说他没有时间,当时100本的《走向未来丛书》还有将近60几本的初稿尚在编辑。他以没时间为由拒绝了我。

      过了一个礼拜,我又去了第二趟。到他家以后,他问我怎么又来了,我说上次的事没谈好,还得请他帮忙。他回答说没有时间,但这次却让夫人刘青峰为我做了碗面条,吃完面条后我又被拒绝,悻悻而去,合作的事情又没有谈成。第三次我和苏晓康一块来到金观涛先生的家中,当时的苏晓康已经是知名作家。金观涛对苏晓康说,他已经来找我两次,但我的确没有时间。然而这次苏晓康却来了情绪,现场就跟他着急说:“老金你的想法不对,你搞的那个《走向未来丛书》一本书10个人看的话,100万册也就是1000万人看,而我们做一个电视可能有2亿人看。”或许,苏晓康的这句话把他打动了。金观涛最后同意参与,并且安排了丛书副主编陈越光帮忙协调,并表示如果我们需要《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接受采访,他都会帮助解决,就这样他同意了。此外,我还找了著名经济学家北大的厉以宁先生做《河殇》的顾问,厉先生在电话里就爽快同意参与支持。

      三、文化苦旅:从广大农村吸取创作灵感

      前年英国《视与听》杂志创刊75周年之时在全世界邀请了75位专家,评选了两个项目:一个是世界电影史上的75部经典电影,另一个是影响世界的10部纪录片,他们把《河殇》排在了第一。

      然而当时《河殇》的播出却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原因是虽然我们在纪录片制作过程中创造性的发挥了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但片中的某些解说词过于偏激,有失公允。许多人都批评该作品的文化虚无主义和西方中心论倾向。尽管作品本身采取了国际化的叙述视角,但却缺乏一定的民族化的本土坚守,因而没能全方位的真实反映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国情。

      面对一片质疑和批评,我的人生陷入低谷。我怎么安排自己?一个27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最急需的是了解中国,是在行万里路的历程中深度观察中国、认识中国。于是,我便再一次走自己的路,开始了面向广阔大地的文化苦旅。

      1990年到1995年期间,我用五年的时间创造机会采访中国农村。第一个机会,是与国务院扶贫办合作《穷则思变——中国贫困地区全景考察》的片子,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合适的看中国的项目。于是,我就在1990—1991年的两年时间里采访了中国49个贫困县,路过拍摄了600多个贫困县,中国最贫穷的地方我都去过。这两年的经历让我觉得非常过瘾,是底层中国的全面认知之旅,将近两年的经历也是后来思考中国的重要地基。但是我觉得这个经历还不够,于是我又开始采访创作16集的电视纪录片《中国农民》。这部片子是与报告文学作家麦天枢合作。在这部片子中,我们挑选了16个最具典型意义的采访点,其中有最著名、具有代表性的村庄像华西、大寨,还有一些福建、温州的村庄。这个项目立体观察和记录了9亿中国人在文明转型中的处境与情感。《中国农民》做完之后,我还想再做一个《乡村中国》的纪录片,把中国100个村庄拍下来,平均每个省3个村庄:一个最穷的,一个最富的,还有一个最有文化特色的。这个片子采访拍摄了50集,完成播出了20集。1995年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让我回归中央电视台的机会。1995年底,在杨伟光台长的支持下,我回到央视新闻中心,参与创办《新闻调查》,后任制片人。

      四、重新起航:为纪录片注入文化力量

      2005年之后的最近的10年里,我几乎每年都完成一个片子。当然这个时代太浮躁功利,真正以“文化”为支点的作品不是讨巧的、又不是赚钱的。离浮躁远,也就难免离聚光灯远,甚至较难放在黄金时间播出。但是,内在精神饥渴的中国,需要这样认真、扎实的文化积累,未来的中国,这些认真积累的文化作品会获得越来越多的知音。历经近现代百年沧桑之后,中华民族的精神回魂,需要一批影视文化精品的参与和推动。

      我刚刚做完一个片子叫做《汉江》,汉江是长江的第一大支流。我现在正在做的可能下个月就要完成的片子是《读书的力量》,下一步正在筹备的纪录片是《长江》。我的作品的特点就是洞察,是发掘,重要的是思想性。我在《汉江》里面采访了106位教授学者,让他们共同参与解读汉江的历史文明。做一个《长江》纪录片可能也要采访100多个学者。集纳知识界的智慧来做纪录片,这就是我所说的知识分子电视。

      前两年我还做过一个纪录片《川魂》,这是我感兴趣的一个主题。四川那个地方很神奇,有过苏东坡,也出现过邓小平,中国的十位元帅里四个就是四川人:刘伯承,陈毅,朱德,聂荣臻。这些著名人物包括活了90多岁的邓小平一生沧桑坎坷,但长寿乐观。这方土地孕育出来的生命,其生命观、价值观到底由什么样的个性元素构成?我对此很好奇。我和四川电视台台长陈华联手做了纪录片《川魂》,来解读这样一个特殊人群的文化要素构成。在该片中,我采访了75位教授,让他们来参与共同解读四川文明,从三星堆一直延续到当代,追问四川的文明要素和个性特点。这些学者中,还包括极少接受采访的80多岁诗人流沙河。

      我还在筹备一个纪录片《盛唐启示录》,为此前两天还刚刚采访了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张国刚教授。张国刚教授是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他的博士生也在参与策划。通过纪录片,把知识分子的研究成果吸收进来,让思想和智慧走向大众,为更多受众所借鉴,所接受,这就是我全部业务追求的根本特色。

      人生走向明白的过程,应该是一个学会做减法的过程。实际上,一辈子在一个角度上有所作为,打深井,才可能真正做出一点有价值的事情,最近10年来我就在做这样的回归。可以说,做知识分子电视,还少有人在做这样的业务努力,我个人也以为中国现在还缺少这样的努力。如果把思想和大众比作大河的两岸,我就努力成为其间的一个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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