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183;鲍莫尔经济理论思想评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莫尔论文,威廉论文,理论论文,思想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威廉·鲍莫尔（William J.Baumol）系当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曾任美国经济协会会长、世界资源研究顾问委员会的主要发起人、亚特兰大经济社团主席、东部经济协会会长和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家协会会长等大量学术团体和社会组织的职务。鲍莫尔对许多经济学基础理论都有深入的研究，特别是他的研究成果对静态分配理论和动态增长理论两方面的基础性问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动态分析
他有关经济动态学的主要观点收录在他出版的第一本书《经济动态学》（1951 年）中。 他的“病态成本”模型（The
Cost －DiseaseModel）描述了服务业部门所面临的成本的相对刚性上涨趋势。 他还发展了一个生产力趋同理论，该理论认为通过技术交流最终将使不同国家间的生产达到类似水平。
1.“病态成本”模型。鲍莫尔在于1967年所发表的“非均衡增长的宏观经济学：城市危机剖析”一文中提出了经济发展的病态成本模型。该模型把经济活动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技术进步部门的经济活动，在这些部门中，革新、资本积聚、规模和组织等导致了单位时间产出的持续累计增长。还有一种是非技术进步部门的经济活动，即那些凭其自然条件、机遇使生产增加的活动。鲍莫尔认为产生经济活动差异的根源在于劳动在经济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在技术进步部门，劳动所起的初级作用。比如，在制造业中，消费者不关心生产过程中使用了多少劳动，只关心最终产品的价格和质量。相反，在非技术进步部门中，劳动本身往往就是最终产品。如一个优秀曲目的弦乐四重奏今天花在训练上和正腔方面的时间与几百年前一样多，这里提高生产率的余地很少。由于把经济活动一分为二，一个简单的模型就产生了明显的动态效果。当所有领域工资上涨时，一个部门中每小时产出率的增加就与其它部门相关联。在技术进步部门，产出的增加补偿了工资的增长。然而，在非技术进步部门，工资的任何上涨都会使成本相应增加。结果，在非技术进步部门中相对成本不可避免地上升，并且不断累积。鲍莫尔在应用这种理论解释“大城市危机”时，他发现由城市提供的服务中的大部分都来自于非技术进步部门，这是因为在城市所能提供的物品中很少有其它的投入能替代劳动。鲍莫尔的“病态成本”理论被用来解释在经济部门中商品和劳务分离的长期趋势及其规律性。根据这个理论，农业和制造业中不断增长的生产率和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商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导致了在这些行业就业的劳动力的相应下降，从而引发对这些部门的产品需求的更大的增长。由于农业和制造业中的技术进步，由增长的生产率而释放出的劳动资源转移到技术进步迟缓的服务部门中。鲍莫尔认为在相对价格中，当服务业以一个相对迟缓上升的生产率进行生产时，它们的需求却没有急剧下降的原因是由于其真实收入水平的增长所引起的，这种真实收入来自于其它部门的生产率增长。据此，鲍莫尔的理论预言：基于名义价格水平，服务业的名义GNP值将上升， 而基于真实价格水平，服务业的真实GNP值将保持相对稳定，但其劳动力将增加， 这一情况已被美国的实际数据所证实。服务部门的价格明显上涨，这个事实与鲍莫尔的“病态成本”的预言是一致的。
2.生产力趋同。鲍莫尔在动态学研究方面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是：工业国家生产力水平都经历了趋同的漫长阶段，他从历史上已经发生技术交流机构趋同和有关观察数据这两个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例如通过近一个世纪来西方7个工业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GDP／小时）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对这些数据的经济分析证实了动态变化这种假设，即如果1950 年美国与另一个工业国家的生产水平差距越大， 则在1950 —1979年的时期中被那个国家追赶上就更快。鲍莫尔提出所有工业化国家生产率水平总体差别的消失和生产力趋同的一个当然结果就是美国在许多技术领域中的领先地位的丧失。然而，正如鲍莫尔所指出的，不存在生产率决定论，生产率决定论没有考虑公司和政府所采取旨在使生产力保持较高增长的措施和机制的作用。他强调在动员个人或公司在投入人才、物力进行高效、高质和创新生产中的激励的关键作用，同时他对压制和滥用激励的机制提出了警告。
二、应用微观理论
在应用微观理论领域中，鲍莫尔的研究对被芝加哥学派信奉的市场观念提出了挑战，他研究的特点是考察在缺乏诸如无交易成本、无外部效应、只追求利润最大化假设的条件下，经济仍能稳定地运行且取得效益的可能性有多大。下面从几个侧面来介绍鲍莫尔对微观理论的最主要贡献。
1.预算管理。鲍莫尔在50年代所发表的论文：“现金交易需求：一个存货理论的探讨”研究了这样的一个思想：即现金的储备给它的持有者提供了交换媒介的库存，持有现金目的在于能在有交换需求的时候使用它。持有现金之所以有成本是由于它丧失掉了把它作为基金去投资所能够取得的收益，另一方面，持有的现金越多意味着从需要支付资金费用的投资基金中的套现就越少，从而节约了每一次套现所发生的交易成本或经纪费用。应用其存货理论的结论，鲍莫尔在他的模型中指出支付最小的交易成本的方法是现金需求应与交易价值的平方根成比例关系。他的模型虽然简单，含义却很深奥。当时经济学家的普遍的看法是在一个稳定的国家中不要求现金平衡，这种看法与鲍莫尔的见解，即为了保证交易成本的经济性，保持现金库存总要有一定的费用支付相比较就显得相形见拙。另一个普遍看法是现金的交易需求应与交易额成比例，这种看法与鲍莫尔使用平方根公式算出的现金经济规模在逻辑上不一致。一般来说，作为最理想的库存的资金需求的上升幅度应小于交易的上升幅度。鲍莫尔模型产生的第三个影响是即使货币的作用是为了方便交易，但在利率的作用下对货币的需求会反向运动。
2.企业行为。在他的对公司理论的贡献中，鲍莫尔试图改变正统经济模型的假设条件以便更好地与现实情形一致，《寡头垄断市场理论》这本书概括了鲍莫尔的基本观点。他认为大公司追求其总销量的最大化而不是利润的最大化，一旦一段时间内公司利润超过某一个令人满意的水平，同时公司如果能够保持较大的销售量就可以不追求利润更大的增长，这个令人满意的利润水平（要能低于短期利润最大化水平）取决于一些长远考虑，比如为实现公司长期销量最大化所需求的融资的能力等。销量最大化可能是一个有违于股东意愿的管理目标，但实际上也可能是一个保持长远利益的短期行为的有效经验。鲍莫尔进一步把寡头垄断理论的研究从静态分析扩展到动态分析，在“公司扩张理论”（1962）和“商业行为价值和增长”（1959）论文和著作中，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长期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商业公司的增长。因此，他用增长均衡模型变化的销售水平建立了他的早期的静态模型。从长远观点来看，每期销量的大小不应单以同期利润是否最大为依据，利润只是为扩大资金规模计划获得必要资本的一种手段，最优的利润动态变化应与公司长期的最大产出相一致。
3.自然垄断管制。鲍莫尔对自然垄断管制的理论作出了卓越和具有深远影响的贡献，在他的早期研究中，他的最著名的观点体现在他的论文“边际成本定价的最佳点”（与戴维·布雷德福合著，1970）中，提出了公司为追求福利最优应怎样确定价格的问题，给出的答案是，公司定价的原则是定价带来的收益必须大于产品成本，对一个无补贴多产品的自然垄断企业来说，规模收益的递增意味着最优价格不能按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来确定。 现在“鲍莫尔—布雷德福价格”（Baumol—Bradford Prices）或“拉姆赛价格”（Ramsey Prices）已经成了那些无补贴的自然垄断公司次优价格的代名词。鲍莫尔和布雷德福认为次优价格是以一种系统的方式偏离边际成本的，这种次优价格使消费者福利在利润约束条件下取得最大化，在公司产品交叉弹性全都为零的最简单的情形下，公司次优价格偏离边际成本百分比，与公司商品的价格需求弹性成反比。这种反向弹性原则说明：为减少福利损失，最没有弹性的需求者承担了按边际成本定价所造成的损失。鲍莫尔十分强调价格管制的重大意义，过去而且许多地方现在仍然有这样的传统作法，即：当局要求价格定得与成本相等，甚至对不能单独生产的产品，进行联合生产时的共同或联合成本情况亦是如此，鲍莫尔极力反对为了定价的目的，将公司各产品间的共同成本加以分解，创造出所谓的“全面配置成本”系统，他指出强行配置逻辑上不可配置的共同或联合成本是固执专横和玩弄会计方法的作法，鲍莫尔的结论是公共投资要求管制的价格对需求情况的敏感性不亚于对成本情况的敏感性，由于没有任何一个完全配置成本的系统能够反映公司产品的各种需求弹性，需要找到一种与传统不同的，更为灵活的定价管制方法来保护消费者的福利利益。
4.可竞争理论。鲍莫尔、约翰·潘扎（John Panzar ）和罗伯特·威利格（Robert Willing）的重要研究成果是他们发展了可竞争市场理论，在他的著作《可竞争市场和产业结构》（1982）中，对这个理论作了十分完整的解释，可竞争理论，是由几个独立的模型组成的，每一个模型都有其各自的基本思想。
第一模型对多产品生产企业的成本结构的性质和特征进行了新分析，由于“规模经济”的作用，一个企业一般要生产一个以上的产品，潘扎和威尼格于1981年重新阐述的“规模经济”这个概念，为正确地分析多产品生产企业的效率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由于存在共同投入，因而多产品生产企业的联合生产所耗用的生产成本要低于独立地生产每件产品或每套产品所耗成本的总额， 鲍莫尔创造了“凸状变化线”（Tray—ray Convexity）的概念，这是规模经济的一种有效形式， 通过这种形式，使得在产出比例变化时，不同商品生产间存在持续的互补性。
可竞争理论的第二个模型是一个可持续的产业结构的构思和分析。它是由特定工业产品的价格系列和该行业的每个企业在市场出清时产业水平系列组成的。这里要求满足以下两个条件：（1 ）每个现有企业必须获得大于成本的收益；（2）在市场总需求限度内， 任何一个新进入的企业，不论它的产出如何组合，只要它按市场价格或更低的价格出售，它都不可能赢利。从这里可看出产业结构理论具有明显实证和规范的性质。当多个企业生产某一既定产品时，生产者的边际成本等于它的市场价格，每件产品或一批产品的价格都是介于边际成本平均值和独立成本均值之间的。在合理条件下，拉姆赛式的产业结构是要持续的。这个理论认为，在持续产业结构下，工艺技术使得产业分散化，并且处于完全竞争状态中以及自然垄断成本条件推动的产业走向垄断。
第三个模型是关于可竞争性问题，主要是作为用于研究规模收益递增模型和可持续产业结构模型工具来形成产业结构系统理论，从可竞争市场的概念出发，只需用很少的假设建立起完全竞争模型，便可得到具有实用性的结论，这种可竞争理论研究的主要假设条件，则是企业可以无成本地反复进入产业的可能性，在这种“来回碰壁”式的进入产业许可的条件下，市场均衡肯定是一个可持续结构，或者说产业的新进入者可以打破市场均衡并从中获利，因此在可竞争市场中，均衡是以上述所讨论的效率性质为特征的，而不管这种产业是垄断集中型的，还是完全竞争条件下分散型的。
三、福利经济学和外部因素的作用
鲍莫尔研究工作的另一条主要线索源于他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是在著名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的指导下完成的，就是后来出版的《福利经济学和国家理论》（1952）。鲍莫尔发展了马歇尔—庇古有关政府干预经济运行外部联系的理论，这些研究为鲍莫尔和其他经济学家后来应用福利经济理论的研究建立了哲学基础。毫不夸张地说，正是鲍莫尔的这一研究创立了国家基础理论，其理论不仅完全遵从福利经济学的原理，而且指出了经济学家在应用福利经济理论提供国家政策建议时所应扮演的恰当角色。
1.分散化决策。鲍莫尔和蒂伯·法边（Tibor Fabian）合写的论文“分解、分散化决策的价格决定和外部经济效果”（1964）向人们展示了一幅更加具体和乐观的经济图景。这篇论文把数学规划的分解方法解释为一种经济分析工具而非纯计算方法。这篇论文指出了这种分解方法如何利用那些由一个公司内各部门或经济中更大实体的分散化决策相联系的各种经济因素。这种方法本身包含着一个协调机制，这个机制旨在防止处理交叉目标问题时决策的分散化，这个机制能够对外部经济和不经济进行控制。特别是这种方法再次认为处理外部性问题在于修改其价格体系，即对外部经济给予补贴，对外部不经济处以惩罚，并且分解方法推演出了对外部经济和不经济的补贴和惩罚的临时性的双重价格体系。分解算法提供了一种对经济整体来说，各种目标的行动达到协调一致的判断办法，当然分解方法的数学性也告诉我们：外部因素问题并非总能找到一个分散化决策的最终解决方案。
2.外部因素和环境。鲍莫尔在其论文“税收和外部控制”中研究了有关问题，他把注意力放在有关公共物品变化的外部性因果方面，例如污染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污染制造者和受害者之间“科斯式”的谈判并不可行，从理论上讲，他认为对污染制造者课税以给受害者充分补偿的办法可能并不适合资源优化配置，因为这种补偿激励受害者不去充分注意避免外部性的有害效应，从而保护他们自己，鲍莫尔还认为诱使工厂减少排放污染的补贴比课税更有效率，但是这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即对污染排放课税倾向于减少整个产业的污染排放量，而补贴实际上又增加了污染排放，因为它将吸引更多污染企业加入这一行业。他在与华莱士·奥茨（Wallace Oates）合写的著作《环境政策理论》（1975 ）以及《经济学、环境政策和生活质量》（1976）中进一步拓展这方面的工作，他们指出（现在看来极具预见性）那些污染的基本问题，无论是自由市场经济还是中央计划经济都是存在的，产生问题的缘故在于两种体制中都把清洁纯净的空气和水当作公共财产，使得取用空气和水实际上可以不付任何代价，给洁净的空气和水制定一个价格会诱使个体行为的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