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桂婵[1]2003年在《《聊斋志异》与道教神仙信仰论析》文中认为道教，作为中国唯一土生土长的宗教，它对我国封建社会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术、思想、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科技以及民风民俗等多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聊斋志异》这部百科全书式的着作，道教文化在其中也有很多体现。本文选择了《聊斋志异》与道教文化的核心——道教神仙信仰这一视角作了阐述。 一、《聊斋志异》思想内容与道教神仙信仰 《聊斋志异》的思想内容是丰富多彩的，其中的道教神仙题材就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虽然不是主要部分，但确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对《聊斋志异》中的道教神仙题材内容及其与《聊斋志异》关系，本文从叁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道教神仙题材，二是道教方术与法术，叁是道教仙境题材。对每种题材的具体内容和思想，本文作了解释，并对其对《聊斋志异》的影响作了详细阐释。 二、《聊斋志异》艺术成就与道教神仙信仰 《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体现在多个方面，成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是道教神仙信仰对《聊斋志异》的积极作用。本文对《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和道教神仙信仰的关系，从叁个方面进行阐释：一是《聊斋志异》的创作方法与道教神仙信仰，二是《聊斋志异》的形象创造与道教神仙信仰，叁是《聊斋志异》的环境描写与道教神仙信仰。通过这叁方面的论述，阐明了道教神仙信仰与《聊斋志异》艺术成就之间的关系。 叁、《聊斋志异》与道教神仙信仰 道教神仙信仰为蒲松龄表达自己的创作思想提供了可能和基础。在《聊斋志异》里，有很多表现蒲松龄惩恶扬善和歌颂美好爱情的作品，而蒲松龄在小说中借助道教神仙信仰，表达出了这种愿望。 从道教的神仙信仰思想来看，也恰合乎蒲松龄的创作意旨。道教以神仙世界为信仰，以得道成仙为人生目标，但不是不关心现世和人生问题，而恰恰是对人生的关注和重视。道教所宣扬的要行善积德、乐善好施、与人为善以及因果报应思想等，都起到了教化和警醒世人的作用，也使得道教神仙信仰有了更多的亲和性，也与人的道德修养联系起来。《聊斋志异》所描写的神仙信仰的特点也体现了这一点。本文也从叁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一是《聊斋志异》与道教、道家，二是道教神仙信仰与文学，叁是《聊斋志异》与道教神仙信仰。
杨桂婵[2]2004年在《《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与道教神仙信仰论析》文中认为《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是道教神仙信仰对《聊斋志异》的积极作用。本文对《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和道教神仙信仰的关系,从叁个方面进行阐释:一是《聊斋志异》的创作方法与道教神仙信仰;二是《聊斋志异》的形象创造与道教神仙信仰;叁是《聊斋志异》的环境描写与道教神仙信仰。通过这叁方面的论述,阐明了道教神仙信仰与《聊斋志异》艺术成就之间的关系。
齐春春[3]2006年在《《聊斋志异》与释道文化》文中提出佛教和道教是中国的两大宗教，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们与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古代小说，有着极为密不可分的联系。 《聊斋志异》代表了中国文言短篇小说发展的最高峰，由于作者蒲松龄的勤奋好学、知识渊博，反映到作品中，就使得这部小说的思想文化内涵显得十分丰富，宗教文化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并且在作品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总体上来讲，《聊斋志异》同时渗透着佛道两教思想，既各有所表，又有两教融合的体现。 佛教和道教文化在《聊斋志异》里的体现是多方面的，就佛教来说，它涉及到了因果报应情节、僧侣形象塑造和佛家语言的运用等几方面。佛教果报情节小说体现的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思想，虽然中国古代早已存在这类思想，但是佛教将此说发展得更加系统化，本篇文章从表业造作和无表业造作两方面对此进行了阐释，传达出了作者蒲松龄“果报不爽”的思想观念；小说中的僧侣形象有善恶之分，佛家语言则包涉了行为动作和建筑器物等几类。就道教来说，作品涉及了道教神仙题材、仙境描写、道士形象塑造和道教方术法术的运用等几方面。道教神仙题材包括了由道教文化衍生出的小说母题，如度脱成仙、人神相恋等，道教诸神与道士形象的塑造在小说人物画廊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而道教仙境的描写则增强了小说的光怪陆离性。至于释道融合在作品中的表现，文章从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两方面进行了探讨。 总之，佛教与道教文化对创作《聊斋志异》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它极大地拓展了小说的创作空间，扩充了题材，丰富了意象，并延展了小说的人物画廊，使得《聊斋志异》这部小说的思想文化内涵因为有宗教的渗入而显得更加厚重起来。小说《聊斋志异》以“谈狐说鬼”的志怪层面向读者展示的是社会人生处境，在影射和批判社会的同时给人以反思。
冀运鲁[4]2010年在《《聊斋志异》叙事艺术之渊源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就中国小说而言,文言小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要研究中国小说叙事传统,文言小说颇能代表中国古代文学语言的叙述方式,因而立足中国文化本位探究文言小说的叙事特色对于建构中国叙事理论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文言小说的集大成者,《聊斋志异》对中国传统叙事文化有着广泛的继承和借鉴,通过对这一文本的仔细分析来探讨中国小说叙事传统无疑具有很高的样本价值。本文的目标就在于通过《聊斋》叙事艺术之渊源的考察来探究《聊斋》在中国文学叙事坐标中的位置。《聊斋》叙事成就的取得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传统叙事艺术长期积累的结晶。蒲松龄秉承“转益多师”的精神,在广泛借鉴其他艺术门类叙事艺术的基础上进行开拓创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民间叙事和史传文学为《聊斋》提供了叙事思维机制和基本叙述模式,而传统小说、古文、八股文、书画等艺术则为《聊斋》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叙事技法。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探讨《聊斋》叙事艺术的民间渊源。民间文化是一座宝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历来是文人墨客创作的灵感源泉,我国的小说更是一开始就与民间文化分不开。《聊斋》虽为文人作品,但与民间叙事渊源极深。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民间文化是《聊斋》叙事的内核。《聊斋》不仅继承了民间果报叙事观念及其思维机制,而且还化用了民间叙事的时空观念和话语体式。在确定了叙事思维机制之后,需要寻找一个合适的叙事框架来结构全文,而成熟的史传文叙事为《聊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丰富资源。这正是第二章要探讨的内容。《聊斋》叙事继承了《左传》、《史记》等史书谋篇布局、结构全文的方法。《聊斋》借鉴了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体的叙事结构模式,《聊斋》故事虽不再如唐传奇那般冠以“某某传”或“某某记”,但是以人名命名的方式仍是对纪传体的继承。其叙述模式为:开篇首先介绍传主的姓名、籍贯、身世等,以人为中心、按照时间先后的自然时序贯穿和统领传主的经历,展开故事情节,以“传”的形式围绕传主展开叙事。第叁章考察了《聊斋》对传统小说叙事艺术的借鉴吸收。作为小说,《聊斋》借鉴吸收前代小说的叙事艺术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聊斋》不仅从多个方面借鉴了历代笔记体志怪小说和传奇小说的叙事技法,同时也吸收了通俗小说叙事艺术的优长。第四章主要从文章学的角度考察《聊斋》叙事艺术的渊源。蒲松龄从小接受古文熏染,对古文及八股文法是相当娴熟的,因而,《聊斋》中就不难见到古文语言体式及古文笔法的踪迹。同时,对八股文的代言笔法也有继承和借鉴。当然,作为一个伟大的开拓者,蒲氏绝不是照搬古文笔法来叙述《聊斋》故事的,其借鉴是在创新基础上进行的。小说是一门综合性非常强的艺术,常常从其他非文学门类汲取各种养分。这正是第五章所要探讨的话题。蒲松龄虽不是书画家,但是《聊斋》还是旁征博引,汲取了书法、绘画甚至兵法理论的养分。书法的顺逆、起结理论,绘画的成竹在胸、传神写意、颊上添毫、白描皴染等理论和技法都成为《聊斋》叙事艺术的源头活水。不仅书法、绘画等邻近艺术门类,就连兵学理论也常被小说家借用于小说叙事。民间叙事为《聊斋》提供了叙事思维机制,史传则为其提供了叙述框架,笔记体志怪和传奇小说、古文笔法、书画兵学理论丰富了其叙事技巧,这些已经足以让《聊斋》叙事曲折动人,然而,蒲松龄还有更高的艺术追求——优美而深邃的意境。为了让做到这一点,蒲松龄采用了诗性叙述策略,使得小说获得了诗性品格和诗性意境。这是第六章主要探讨的内容。《聊斋》在中国叙事传统中的意义绝不只是简单的总结继承,《聊斋》在借鉴吸收这些艺术的优秀叙事手法的同时,还积极地开拓创新,融多种叙事手法于一身,从而在叙事模式、叙事视角、叙事技巧、叙事意境、叙述人称、叙事时空等方面都有重大突破。这些努力让《聊斋》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在把蒲氏送上短篇小说之王宝座的同时也让《聊斋》成为万口传颂的经典。更重要的是,随着它的广泛传播,《聊斋》的叙事艺术也为越来越多的小说所继承,可以说,《聊斋》是中国叙事传统中一块里程碑,它向上总结和承托着悠久的叙事传统,向下有着重要的开拓启发意义。
刘湘吉[5]2013年在《《聊斋志异》中的死而复生现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聊斋志异》共有61篇死而复生故事，在另外的11篇故事中，作者把人物描写为死而复生，但是经过分析，这些人物只是昏倒复苏。这么多的此类故事在一本小说中集中出现，是有其深厚的文化渊源的。同时，《聊斋志异》中出现的诸多死而复生作品，也是有其文言小说传统的。而对于蒲松龄本人来说，他对死而复生的传统思想持积极接纳态度。首先，蒲松龄所处的时代和地域背景为其创作死而复生作品提供了条件。其次，蒲松龄个人“雅爱搜神”的创作偏向为其创作死而复生作品提供了动力。第叁，《聊斋志异》中的死而复生小说并不是突兀出现的，它们在题材、人物塑造、情节等方面都对魏晋南北朝和唐宋时期死而复生小说存在着继承关系，前人的着作给了蒲公这方面的灵感。在作品方面，《聊斋志异》中的死而复生小说基本涵盖了死而复生作品的所有类型，种类齐全、数量繁多。这些故事在叙事结构、时间、空间、叙事视角都有显着地特点，并用假死而复生的描写来为叙事服务。在文化内涵方面，书中死而复生作品寄寓了作者的思考。第一，死而复生描写体现因果报应观，具有规训意义。第二，死而复生描写表达了蒲松龄的生死观。第叁，作者宣扬至情思想，人物可以为爱复生。第四，讽喻病态的社会现实。第五，离魂而变泰，表现了作者的实用主义精神及对功名利禄的向往。第六，死而复生是蒲松龄在文网森严的情况下对当时明清易代、新旧王朝更替的隐喻。《聊斋志异》自问世之后，对长期处于寂寞低谷期的清代文言小说界造成了巨大影响，其死而复生描写，也深深地影响了一大批清代文言短篇小说作品，这些小说中不但出现了大量借鉴《聊斋志异》死而复生情节的内容，同时沿袭了其死而复生故事“假幻设以寓意”的精神，用假死情节为叙事服务，丰富了故事的内涵。
周琳[6]2011年在《《聊斋志异》中的民间信仰探析》文中认为完成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的《聊斋志异》作为一部具有独特思想风貌和艺术风貌的文言文短篇小说集,以谈狐说鬼的形式来表现当时的社会关系,保留了相当数量反映明清时期民间信仰方面的可贵记述,为深入进行这一历史阶段的民间信仰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素材。取自民间生活的故事题材以及紧扣民间生活的故事内容,构成了《聊斋志异》趋于非正统化、非神圣化的民间信仰和观念。通过《聊斋志异》来研究民间信仰,可以看到当时深层的社会与政治、经济状况,又可以了解当时普通民众的思想、文化心理;因而更具有典型性、代表性,也更能体现民间信仰的生命力和适应性。本文主要分成四个章节:第一章主要从植物崇拜、动物崇拜和神仙崇拜叁个方面对《聊斋志异》中的民间信仰对象做了概括性的论述。第二章从民间狐仙信仰的概况、原因及地域分布方面,对《聊斋志异》中的狐仙信仰做了简要描述和分析。第叁章从阴间神灵、鬼域生活,鬼的类型叁个方面,对《聊斋志异》中篇幅最多的鬼故事进行了梳理。第四章则从《聊斋志异》中提取一定的素材对民间信仰的作用做了大致的分析。
高方[7]2016年在《《聊斋志异》狐形象解析》文中研究表明《聊斋志异》又名《鬼狐传》,一经问世,便成为“风行天下,万口传诵”的经典小说。对这一经典的研究,无论是古之大家的点评,还是时下学者的专着研究,都成果硕然。其研究意义与价值也更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历久弥新。其中对狐精故事、狐形象的研究,亦是这一经典研究的魅力之一。狐精故事、狐形象早在先秦典籍中就已经崭露头角,然而到了蒲松龄笔下才真正实现人形、人情和人性的完美结合。笔者通过文本细读,以数量统计为手段,得出:《聊斋志异》中狐精故事共计84篇,占全部篇目的1/6。故本文拟从这些狐精故事中的狐形象一途入手,先以历史发展为依据,总结出《聊斋志异》之前文学作品中的狐形象的四大特点,即:祥瑞之狐、妖魅之狐、祭坛之狐以及人性之狐。运用对比分析的方法,整理出《聊斋志异》狐精形象对前代文学作品中的狐形象在:善幻化、善蛊媚、能预知、初显人情方面的继承;以及在:人性特征的融入、人类情感的凸显、人狐关系的改造叁个方面对以往狐精形象予以的突破。在继承和创造的基础上,蒲松龄笔下的狐形象不仅具有鲜明的人性化、情感化、个性化特征,还体现了人情、人性、人狐关系的复杂性。以人形、人情、人性为基础,笔者从爱情、友情、侠义、才智、作祟五个层面解读了《聊斋志异》中狐精形象:使狐形象具有了敢爱敢恨之情、肝胆相照之谊,对人情予以张扬;划分了厚德仁行的侠狐、作祟害人的恶狐,对世间善恶予以评判;蕴含了足智多谋之才华,博采众长之学识,儒雅而才通古今,反映了作家朴实的文学态度。结合历史文献,进而探究作者在这一作品中生动塑造狐形象的内在原因,挖掘其形象背后作者矛盾、孤愤、治世的独特的创作心态,既是作者深邃情感的寄托,也是自我生活状态的呈现,更是文人情怀的表达。这不仅完成了深入挖掘蒲松龄与狐形象之间的联系,也实现了对狐形象的深刻解读,以至于通过狐精形象来读透,乃至读懂蒲松龄。
黄伟[8]2006年在《《聊斋志异》涉仙题材与蒲松龄创作心态浅探》文中提出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描绘了叁个色彩斑斓的世界,即冥界、人界和仙界,其中以神仙、道士为主角的仙道题材在作品中占有相当的比重。作者以神仙世界作参照,借仙人的超凡脱俗、仙术的神奇怪诞、仙境的自由美好来劝善惩恶、警世砭俗,以寄寓作者愤世、劝世、救世的创作目的。
张玉莲[9]2019年在《中古道教仙传中的“食桃修仙”母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古道教仙传中,“食桃修仙”母题的产生有其相应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在探究该母题产生的基础上,从内外两方面分析了“桃”被仙化的多重原因。就外因而言,桃被仙化与神仙信仰的广泛流传有关。就内因而言,桃被仙化与桃特殊丰富的文化内涵紧密相连。进而以“食王母桃”这一母题为中心梳理“食桃修仙”母题的流变。该母题的流变与桃被赋予的神效和异形密切相关,由此导致“食桃修仙”母题呈现出神异浪漫的美学风格。
参考文献：
[1]. 《聊斋志异》与道教神仙信仰论析[D]. 杨桂婵. 山东师范大学. 2003
[2]. 《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与道教神仙信仰论析[J]. 杨桂婵. 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4
[3]. 《聊斋志异》与释道文化[D]. 齐春春. 河北大学. 2006
[4]. 《聊斋志异》叙事艺术之渊源研究[D]. 冀运鲁. 上海大学. 2010
[5]. 《聊斋志异》中的死而复生现象研究[D]. 刘湘吉. 暨南大学. 2013
[6]. 《聊斋志异》中的民间信仰探析[D]. 周琳. 华侨大学. 2011
[7]. 《聊斋志异》狐形象解析[D]. 高方. 喀什大学. 2016
[8]. 《聊斋志异》涉仙题材与蒲松龄创作心态浅探[J]. 黄伟. 肇庆学院学报. 2006
[9]. 中古道教仙传中的“食桃修仙”母题研究[J]. 张玉莲. 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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