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锐[1]2003年在《对我国87—97年间产业经济效益和产业关联的实证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各个产业的发展。将国民经济作为一个系统，产业经济增长作为一国经济增长之基石，始终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长期以来，我国对经济增长的研究经常仅关注于总量的增减，忽视了产业结构的变动，割裂了产业之间的联系，从而使大量的研究都流于表面化。为了清晰的描绘我国目前的产业总体增长状况，深刻理解我国产业之间的相互作用，准确的把握产业的发展方向，本文从我国叁次产业总体发展情况、经济效益状况和产业关联状态叁个角度对87-97我国产业发展状况进行实证分析。本课题来自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间接经济效益的深入和拓展研究”(批准号：79970108)。通过对我国87-97年投入产出表的研究计算，本文深入探讨了此十年间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情况，并总结了我国目前产业格局的特点。和国际统计经验、产业格局的一般发展规律对照，得出我国产业结构发展自身的实际情况：我国依然是“二、叁、一”的产业格局，并且这种格局有加重的倾向。但从33部门产业结构的变动考察，97年的产业结构变动在87-97的产出增长率不变的情况下是有利于经济总体增长的，从而也证明了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有制约或促进作用。经济增长是一个总量的过程，部门的变化都同总量的变化相互联系，只有把部门的变化结合到总量的框架中时，才可能对它们加以适当的权衡比较。本文对此期间总体以及各部门的直接经济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进行了量的实证分析及质的评价。我们发现我国产业经济效益的总量在逐年提高，但是各种经济效益的质量指标并没有随之提高，仍然处于传统的依靠增加投入的粗放型增长中。各种经济效益的叁次产业格局都显示为“二、叁、一”。各产业的经济效益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这说明产业与产业之间存在着关联作用，这就是产业之间的波及机制和关联效应。本文在以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国民经济33部门的关联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深入探讨。并且对产业的这种关联效应进行了评价分析的研究，建立了产业扩散（集中）度、产业结构扩散度等指标体系，从而实现了评价产业在关联作用中对产业链条深度和对产业链条延伸方向的影响。发挥这些产业的关联作用将有利于推动整个经济系统的增长，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合理化，从而缩短与发达国家差距。最后，本文进一步分析论文存在的不足和问题以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杜利楠[2]2015年在《海洋与陆域产业的要素效率评价及关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是缓解人口、资源和环境压力的有效途径,也是当今世界各沿海国家竞争的战略重点。中国作为海陆兼备的大国,更加重视海洋资源的开发,“十二五”规划已将“推进海洋经济发展”、坚持“陆海统筹”上升为国家战略。海洋与陆域产业既有明显差异又密切联系,海陆产业的协调发展是促进沿海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迫切需要对两大系统的联系机理、理论及方法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论文以海洋和陆域两大经济系统为研究对象,以海洋与陆域产业的差异和关联分析为基础,研究劳动力、资本、技术叁大生产要素在海洋与陆域产业间的配置效率及差异,并以海洋渔业、海工装备制造业和海洋运输业为叁个典型海洋产业,从海陆产业链构建、海陆技术联系、海运供需关联叁个不同角度研究了海陆经济间的关联关系。研究结论可以丰富海洋经济及陆海产业关联的相关理论,为海陆产业统筹发展提供思路和依据,也为沿海地区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制定合理的海陆经济政策规划提供一定的参考。论文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1)论文从产业结构变动和产业依赖性角度,分析了海洋产业与陆域产业的差异性和关联性。以陆域产业的结构演变规律作为参照系,对比了海洋产业结构的演变过程,结合海洋叁次产业的发展前景,判断我国海洋产业将形成以海洋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二、叁、一”结构,从海陆产业发展的“下垫面”差异、海洋产业发展的技术依赖等角度探讨了海陆产业发展差异的原因。从产业层面来看,海洋产业的发展对陆域空间、技术、相关产品等具有高度依赖性,决定了海洋产业与陆域经济活动具有密切联系。而海陆两大系统的空间相连、生态系统融合,生产要素具有流动性、海陆产业间相互对应等构成了海陆系统联系的现实基础,反映了海陆产业统筹发展符合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2)以劳动力、资本、技术为研究对象,对比研究了海陆经济系统间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要素效率的结构差异。论文利用1995-2012年数据,分别构建了海洋和沿海陆域经济的广义C-D生产函数,并采用岭回归估计了相关参数,研究发现两点结论：第一,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要素对海陆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存在明显差别,海洋经济的劳动力、资本要素产出弹性明显高于技术的产出弹性,可以说海洋经济仍处于物质投入驱动的初级阶段,而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已进入以技术进步为主导、叁大要素共同推动的成熟阶段；第二,海陆经济系统的要素弹性之和均小于1,表现为规模报酬递减,因此,加强科技创新、提高要素生产率而非扩大要素投入规模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更有效途径。在C-D生产函数研究基础上,论文从劳动生产率、固定资产投资效率和科技竞争力角度对比研究了海洋和陆域产业的要素效率。总体来看,海洋产业具有劳动力、投资的比较优势,而陆域科技环境是影响海洋科技竞争力的主导因素,生产要素存在“由陆向海”流动的势能差,反映出两系统间存在劳动力转移、资本流动和技术溢出的联系。(3)论文选择了海洋渔业、海工装备制造业和海洋运输业作为典型海洋产业,分别从价值链、产品技术联系及供需关系的角度,研究了典型海洋产业与陆域相关产业间的联系。研究结果表明：以渔业为代表的海洋一产与陆域经济的联系相对较弱,两者的联系主要体现在提供运输对象和原材料方面,产业链较短,技术溢出效应较低,未形成陆海产业高效互动,快速发展的局面；通过构建海工装备制造业发展潜力评价模型发现,以海工装备制造业为代表的海洋二产与陆域相关产业联系较强,产业间的产品及技术关联程度紧密,区域市场需求、陆域相关产业及发展环境等对海工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影响显着,论文综合评价了我国沿海各省市海工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潜力,依据模型评价结果将沿海11省区划分为叁类,同时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在考虑经济发展规模、经济结构与效率、对外贸易水平、科技创新能力相关指标情况下,利用灰色关联度模型研究了海运业发展与经济要素的关系,模型结果表明,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与经济发展指标的关联度较高,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对外贸易环境等的变动,港口吞吐量相比经济发展指标的变动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论文进一步从直接和间接货运需求两方面分析了各国民经济物质生产部门对海运货物的需求联系,研究结论为协调沿海港口建设节奏提供了有益参考。
方文婷[3]2011年在《FDI对我国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分析》文中提出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全球化”这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进程已经成了世界经济的主要发展趋势。在这一进程中,各国的依存度不断加深,经济、技术、市场与通讯形式都越来越具有全球特征。FDI是这种共生经济形态的典型代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大量引入外资,且随着其自身经济体的迅速发展,对外资的吸引力也逐渐增加,2002年中国外资使用额跃居世界第一。外商直接投资弥补了国内欠缺的资金、增加了国内配套型内外资企业、增加了国内企业的配套生产能力,它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人员培训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等促进国内企业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但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今天,资源环境的恶化和经济发展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要改变传统的产业发展模式,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新兴产业。这是一个以技术创新为驱动、辐射能力大、带动能力强的产业。FDI对新兴产业的规模和技术有什么样的影响?FDI对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影响有什么不同?我国应怎样调整外资政策以便更好地利用FDI?这是本文所关注的问题。本文首先通过理论分析FDI对我国新兴产业的影响,并比较其与FDI在传统产业中的技术溢出效应之间的区别,然后用高新技术市场交易额作为新兴产业产值的代表,采用2005-2009年间中国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地区高新技术市场交易额以及国民总产值、外商直接投资额、高等学校在校人数、固定资产投资额、工业总产值等相关数据组合进行实证检验,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新兴产业发展的相关性,并比较FDI对我国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区别。最后,本文总结了我国新兴产业在利用FDI时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对下一阶段我国利用外资提出了政策建议。
王伦强[4]2008年在《四川省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研究》文中提出城市化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四川也不例外。从现象上看,城市化表现为人口大量由农村转向城市,人类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转变。从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上看,城市化表现为第二产业和第叁产业不断增长,而传统的第一产业在比重上不断降低,即第二产业和第叁产业不断增长从而取代第一产业成为城市化过程中经济发展主要动力。在城市化发展的不同时期,叁次产业在总产值结构中的地位和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不相同的,但在城市化发展的初期阶段和加速期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在城市化发展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工业化发展的质量和水平是关系到城市化是否能够健康和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于后起的城市化地区,主动运用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规律性,来发展区域内部的工业体系就成为有序推进城市化的基本对策。然而,现代生产已经表现为基于国际化分工的区域之间或区域内部相互协作的基本特征。而传统的工业化模式与现代城市化发展(以城市群空间有机的结构体系为特征)的基本规律不相适应。根据系统的空间经济学理论,现代区域经济发展整体上表现为以区域整体城市化发展为特点,城市化本质上表现为资源按照一定的规律优化利用。而在一个大区域内,城市化发展表现为以区域城市群经济空间结构体系发展和完善为特点总体演进趋势。在城市群空间结构体系中,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网络性和层次性:一个城市群在空间上由一个以上的中心城市和数量不等的若干个不同级次的城市所组成,中心城市处于区域产业集聚和发展的中心,在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方面总是处于最高的地位;其他次级或下级城市在产业发展的层次和水平上,普遍处于中心城市及其上一级城市的下游,而同一级别的城市在产业分工方面注重互补性。这样,从产业发展和演变的角度来说,城市群经济空间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对城市化过程中区域产业协调发展的研究必须首先研究区域城市群空间结构体系,在此基础上,确定各城市在产业发展上的分工与协调,以此规定的区域城市化和产业发展,就能做到区域城市化和区域产业发展的协调。四川省和重庆市处在一个大的经济区域内,从区域经济的系统性和城市群经济空间理论出发,研究四川省的城市化和产业发展问题,必须将川渝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要首先构建川渝城市群空间结构体系,并以此为依据,结合各城市在城市群经济空间的定位,来考虑城市之间主导产业的分工与协作,这样就能够实现川渝经济区内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协调发展。本研究立足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的基础理论,基于空间视角的城市与产业协调发展理论,实证地分析了四川省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状况,并提出了四川省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的思路;论述了协调发展思路下的四川省城市化与主导产业的空间整合问题,这是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的基本方向;再讨论了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思路下的四川省产业集群发展问题,这是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的基本模式;最后论述了促进四川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的土地利用战略问题,这是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的战略保障。通过这样的尝试,构建了一个全面的论述和分析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的框架体系。所得出的结论不仅适合四川省的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也适合于广大城市化落后的西部地区。一、论文的结构及章节简介研究具体内容以共分为8章。第1章为导言;第2章为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基础理论,第3章基于空间视觉的城市与产业协调发展理论,这2章是本研究的基础理论开端和出发点,尤其是第2章和第3章的理论综述,它们是本研究的理论基础;第4至第7章是本研究的主体;第8章是研究结论总结。各章的研究内容大致如下:第4章四川省城市化与产业发展的现状。讨论了四川省城市化和工业发展的不协调的若干方面,并从理论和量化的角度进行了深层次分析,为第5、6、7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进一步论述引出了具体问题。第5章四川省城市化与主导产业协调发展的空间整合。分别从静态、动态和系统的角度论述了城市产业发展、城市的形成与产业发展的相互关系,并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研究了城市群空间完善过程中产业的发展问题,说明了主导产业与城市空间功能定位以及区域内宏观的城市化与产业发展协调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四川省区域城市群空间的完善构想与主导产业发展的区位指向问题。从而指明了四川省城市化与发展协调发展的基本方向与目标。第6章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思路下的四川产业集群发展。由于产业集群是当今重要的区域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模式,前述的主导产业发展与城市空间功能定位仅仅是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的基本方向和目标问题。为实现此方向和目标,必须注重发挥产业集群这种工业化模式对城市化推动效应。本章运用产业集群发展的基本理论,研究了四川产业集群发展中的问题,并结合四川省的情况,探讨了四川省产业集群发展的对策。第7章四川省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的土地利用战略。由于城市化本身意味着空间区域要素利用方式的转换,土地要素作为一种重要的承载性资源要素,城市化和产业的协调发展,客观上要求土地利用模式的空间转换,土地是经济叁要素中的承载性要素,在现有的土地利用宏观基本政策和17大精神要求下,必须制定适合城市化和工业化协调发展的土地利用政策,才能有效推动城市化和产业的协调发展。本章运用了生产函数模型,说明了城市发展与产业协调发展过程中,建设用地投入的基本原则;从四川省建设用地利用现状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四川省城市与产业协调发展的建设用地供应解决方案;提出了四川省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中土地利用战略的调整,以保障城市化和产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第8章为结论总结。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与升华,讨论了与本研究有关的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使相关研究结论可以进行推广应用,并为进一步研究拓展了方向。二、论文的创新要点(1)在对传统的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基础理论和基于空间视角的城市产业协调发展理论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考虑现代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研究的基本思路:即立足区域当前城市发展和产业发展的基本现实,先确立区域城市群空间体系的内部结构,再根据各城市在城市群空间体系结构中的定位,确定相应的主导产业发展战略,以此协调完善城市群体系下,城市之间的功能分工与协作,从而使城市群经济空间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2)通过分析四川省城市化和产业发展不协调的若干情况,提出必须用动态的和系统的方法,构建四川省城市化和产业协调发展的基本思路。具体说来,应当首先确定城市群的空间内部结构体系,确立城市群空间结构体系中,各城市在网络系统中的功能定位;在此基础上,运用城市空间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以及各种传统有效的产业发展基础理论,确立各城市产业发展战略,特别是工业发展战略,这是推进整个城市群体系下,城市化和区域产业动态协调发展的基本起点。(3)提出了城市群空间体系的层次性决定了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思路的原则。各城市的发展方向和功能定位必须以城市群经济空间的系统思路来设计,各城市产业发展必须和城市群空间体系的层次结构相适应,并且必须为实现各城市的基本功能定位而服务,这就是构思城市发展和主导产业定位的基本思想。根据四川和重庆地区城市化发展基本现实,四川和重庆的城市群必须实现一体化发展,构建一个统一的川渝城市群体系,在这个城市群体系有成都和重庆两个中心城市,他们处于川渝城市群体系的中心层;在四川省内部,应当发展南充、绵阳、内江、攀枝花、乐山等几个城市为川渝城市群体系中的二级城市,其中,要创造条件,将南充发展成为新的区域集聚与增长极;将其他地级城市定位为城市群体系中的叁级城市;再将县级城市(城镇)定位为川渝城市群体系中的四级城市(镇),这样的城市群体系结构比较符合四川省和重庆区域一体化的城市化发展和现状。而城市主导产业的选择,则根据主导产业选择的有关原则、各城市的资源禀赋,以及各城市在川渝城市群体系中的定位来确定主导产业的定位,使区域城市化发展能够持续推进。(4)从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分析了四川省地方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与问题,提出了政府在主导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时,必须认清现代工业发展和产业国际分工的基本现实,将工作重心从抓传统的主导产业大型企业发展转移到以产业集群这种有效的模式推动工业化发展思路上来。为实现城市化和产业的协调发展,应当制定完善的区域产业集群发展战略:产业集群的发展规划应该与城市群空间层次结构相呼应;根据比较优势发展区域产业集群;将产业集群的发展规划融入城乡统筹规划。本文指出,从产业集群发展的类型上来看,四川不仅要按照集群的思路推动传统的主导产业发展;还应该着力发展产业承接型产业集群,迎接沿海地区和跨国公司的制造业向四川的转移,促进中心城市之外的二级城市和叁级城市制造业分层次的协调发展;也应该发展高新技术密集型产业集群,以推动四川实现工业化的反梯度推移。在产业集群发展的具体措施上,应尽快从这些方面制定政策,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建立专业市场,带动和发展区域产业集群;鼓励移植引进沿海专业企业发展地方产业集群;鼓励和发展民营经济,促进产业集群机制自发形成;积极构建区域创新机制,促进四川特色产业集群的产业升级。(5)确立建设用地有效供应机制,调整土地利用战略,是确保城市化和产业协调发展的保证。通过建立模型分析,在研究四川省土地资源和利用状况的基础上,提出了如下创新观点:为实现区域城市化和产业又快又好地协调发展,必须坚持这些基本原则:发挥建设用地供应的调控作用,稳妥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优先保证基础设施建设用地供应;重点保证基础产业发展用地;以“集群”思想规划各城市和区域工业发展用地。此外,在建设用地供应的区域重点方面,应当以中心城市和二级成市以及成渝之间的城市带为建设用地供应的区域重点,确保城市群体系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形成。为了实现城市化和产业的协调发展,应加强农村土地整理,实现各类建设用地集中、集约和节约利用,是解决建设用地供应来源的根本渠道。在土地利用战略调整上,应注意这样几点:尽快制定与城市化和产业协调发展相适应的农村土地整理政策,完善土地利用转换的各项制度;根据各城市城市化和工业化层次和水平确定建设用地利用的基本模式;用科学的城乡统筹规划解决建设用地供应来源问题;彻底改变土地利用方式,增加建设用地的经济供给;完善建设用地流转市场,建立以行政监督为基础的建设用地流转供应的市场机制。
孔玉屏[5]2006年在《我国茶产业增长特点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茶叶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作物,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近十多年来,我国茶叶产业一直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二十一世纪将是我国茶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当前,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茶产业难免遇到新的情况,有机遇也有挑战。本文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茶产业之发展动态进行实证研究,揭示我国茶产业增长的特点和途径以及其中的规律,进而对我国茶叶的可持续发展,提出对策建议。主要内容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选题的意义、研究的思路及方法;对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本文采用协整分析等先进的计量手段,比较全面的从多个角度阐述了茶产业增长的特点,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第二部分:通过对我国茶叶总产量、茶园面积、茶叶产品结构、茶叶产区布局等方面的动态分析和比较,来阐述我国茶叶生产现状及其增长趋势,揭示我国茶叶生产增长的特点及相关规律。 第叁部分:针对我国茶叶出口现状及其变动趋势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出口茶类结构、茶叶出口市场之国别地区结构和我国茶叶出口价格等叁方面的动态分析和比较,把握我国茶叶出口发展的特点及相关规律。 第四部分:应用协整分析的手段,研究我国茶产业主要内生变量之间的均衡关系。根据实证结果得出结论,对我国茶叶产值最具解释能力的指标为同期名优茶产值,其次是茶叶总产量和全国茶叶平均单产;而对全国茶叶总产量指标最具解释能力的则是全国茶叶平均单产。 第五部分:综合本文实证研究之主要结论,从继续大力推进茶叶的集约化生产方式、继续优化我国的茶类产品结构和地区布局结构等六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袁赢[6]2010年在《外商直接投资对上海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中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作为国际间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道国对外开放初期打破了其资本不足的制约,有效地弥补了“外汇缺口”和“储蓄缺口”,为东道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政府不断营造的日趋完善的软硬件环境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的进驻,使得东道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使原本低效的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升级,有效的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文章引用了比较详尽的资料,采用1989-2008年20年间上海统计局提供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就业人数、国民生产总值以及计算获得对应年度的上海资本存量等相关数据。对上海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促进该地区产业结构变动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做了系统的分析论证。文章共分五章：第一章概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对国内外学者在产业经济学视角的外商直接投资理论以及结构主义经济增长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和整理,然后介绍了文章的结构、研究内容和创新点。第二章界定了相关概念,并对相关指标的测算方法进行阐述。第叁章和第四章是文章的核心部分。第叁章从理论角度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东道国产业结构的效应进行分析,同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效应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第四章则选取上海作为研究对象从实证角度来论证上海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引致的产业结构效应对上海经济发展的影响。在该章中,笔者对上海引资现状通过数据图表的列示进行分析说明。对上海各产业所占比例和各产业的实际累计引资金额进行回归分析,通过计量方法将引资对上海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具体化。同时利用新古典经济模型对上海资本、劳动力以及各产业实际累计外资金额占实际累计外资金额所占比例与上海国民生产总值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的基础上,运用Johansen协整模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方法将上海外商直接投资引起的产业结构效应进行系统的实证分析,力求将由外资进入优化当地产业结构从而引起经济发展这一产业结构效应具体化。第五章在理论与实证研究结果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通过优化上海当地产业结构从而促进其经济增长的作用显着。上海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对上海叁次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上有正向的推动作用。由此引致的产业结构效应也同样存在正向的推动作用,其中,第叁产业最强,第二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弱。
杜亚楠[7]2015年在《城镇化视角下旅游产业结构优化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东部11个省市区依靠自身优势,现已形成较为完善的旅游产业发展体系,成为了我国重要的旅游集散地。目前旅游业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支撑和带动作用,而随着沿海地区对第叁产业的重视,作为第叁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旅游业必会成为其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步伐的突出力量。准确了解并掌握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的发展规律以及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现状,对于及时掌握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脉络并制定推动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战略具有深厚意义；基于城镇化发展战略和产业发展的视角,探讨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在城镇化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居民内需的推动作用方面也显得尤为突出。本文通过将沿海11个省市区作为研究对象,分别构建表征城镇化、旅游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测度沿海地区城镇化、旅游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并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再运用面板数据和联立方程方法,分析叁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程度,以期掌握沿海地区城镇化进程、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情况；最后,在城镇化发展视角下,提出保障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经济水平提高的对策措施。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沿海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上,11个省市区在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方面对城镇化整体水平的作用高于社会、空间城镇化；沿海地区整体的城镇化水平逐年上升,但沿海各不同省市区城镇化水平因自身条件不同,增长速度也有明显差异。旅游产业结构发展水平上,11个省市区大多数地区在旅游产业结构高度化子系统上对旅游产业结构的贡献系数大于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从地域特征上来看,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发展水平最高的是浙江和上海,最低的是福建和海南；从时间特征上来看,除了浙江和广西两个省份旅游产业结构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其他呈下降趋势。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上,呈现逐年增长态势,增长率最高年限出现在2004年；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沿海经济总量较大的省市区集中在广东、江苏和山东,其次是浙江、河北和辽宁,最小的是海南。(2)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得出,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城镇化作用不显着,经济水平提升对城镇化具有深远影响,城镇化与经济发展都会对旅游产业结构产生影响,城镇化和旅游产业结构的发展对经济的作用系数较明显。在影响因素方面,产业结构的变动、信息化的发展以及政府的参与对城镇化进程产生重要影响：消费需求因素、政策因素、人力资本因素对旅游产业结构水平产生显着正向影响；投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水平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较为显着。(3)通过建立联立方程,采用叁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进行估计得到的结论有：旅游产业结构水平与城镇化间相互作用系数均为显着正值,经济水平与城镇化的互动影响系数也较为明显,旅游产业结构水平与经济增长间互为负向影响。叁个系统间的作用系数具有地域差异性,浙江、福建、山东和广东旅游产业结构对城镇化发展起到明显的正向影响,广西的影响系数是负向的,除了辽宁、上海、广东和广西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影响系数为负向外,其他省市系数为正值；除了天津城镇化发展水平对旅游产业结构的影响作用较为突出,其他省市区的作用系数较不明显；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和福建经济对旅游产业结构的影响系数为正,其他省市作用系数为负值；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系数值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除了上海、福建和广东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系数值为负向外,其他地区城镇化对经济均存在明显的正向影响；天津、河北、江苏、浙江、山东和广西旅游产业结构对经济水平的影响为负向,其他省市区为正向影响。因此,需大力发展城镇化,提升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水平：优化旅游产业结构,促进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增加经济总量；发展当地经济,推动城镇化和旅游产业结构的发展。
李丽梅[8]2018年在《中国休闲产业发展评价、结构与效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进入21世纪,休闲成为席卷世界的经济浪潮。从全球范围看,休闲产业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为休闲产业的崛起、形成和完善提供了重要支撑,休闲产业已经从单一的旅游业主体范畴转变为文化业、旅游业、体育业、娱乐业、餐饮业等多种产业融合发展的综合性产业体系。在这一历程中,居民消费、产业政策、资本市场等因素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促进休闲产业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如今,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新时代背景下,休闲产业的发展迎来重要战略机遇期,未来必将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力,成为我国人民群众实现美好生活目标的重要抓手。这一重大的现实背景凸显了开展休闲产业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从发展实践看,尽管我国休闲产业地位日渐提升,产业规模渐趋扩大,但与广大居民不断高涨的消费热情相比,休闲产业发展的步伐还略显迟缓;各地区休闲产业发展并不平衡,呈现明显的差异性。这一发展的现实特征与演变趋势,成为本文开展休闲产业研究的切入点,即如何提高我国休闲产业的影响力、协调区域间休闲产业发展差距,这就需要客观认识我国休闲产业发展状况、特征与规律。从研究文献讲,近年来,有关休闲产业研究的文献日趋增多,但是现有相关文献较多关注休闲产业中的具体行业,如旅游、文化、体育等,即便是针对休闲产业研究,又大多聚焦于概念、构成、功能、对策等描述性内容,而围绕休闲产业整体性的研究相对缺乏。这一研究状况成为本文系统开展休闲产业研究的出发点,即从最基本的休闲产业概念、范围入手,环环相扣,实证分析休闲产业发展的内外部特征和影响因素。基于发展实践与研究现实的双重考虑,本文以省域为研究对象,运用相关的研究手段,开展休闲产业发展评价、结构与效率等研究。本文的研究思路为:基本问题阐述——发展水平评价——结构与效率分析——影响因素剖析。围绕这一思路,本文对如下四个部分开展研究。第一,概念界定与类型划分。通过文献梳理,界定了休闲产业概念、阐述了休闲产业内涵,提出了休闲产业的范围和层次。第二,休闲产业发展评价。(1)运用竞争力理论,结合休闲产业特性,构建了服务设施、需求潜力、经营绩效和支持环境等4个一级指标和35个二级指标构成的休闲产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2)运用理想解法、灰色关联度法、关系种子扩展聚类法等研究方法,从综合评价、分层评价、比较分析叁个角度,揭示了我国休闲产业发展水平的差异性、相似性等特征。第叁,休闲产业结构和效率分析。(1)运用静态偏离—份额法,从整体、部门、地区叁个维度,剖析了休闲产业结构态势;运用动态偏离—份额法,从时间演变角度,阐释了休闲产业结构变化特征。(2)构建效率测度指标,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从整体、分地区、分部门视角,讨论了休闲产业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等演变特征。第四,休闲产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从全国整体、分地区、分时间叁个角度,讨论了影响休闲产业水平差异的因素;从全国整体和分地区两个维度,探讨了影响休闲产业结构的因素;从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叁个方面,分析了影响休闲产业效率的因素。通过以上内容的分析,本文得出如下主要结论。第一,休闲产业发展水平的非均衡性特征明显。(1)东部沿海带、京广沿线带和长江流域沿线带区域的休闲产业发展水平较强,西北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水平较弱。(2)西部地区与东中部的休闲产业发展水平差异有扩大趋向,东中部地区内部的休闲产业发展水平差异变大,西部地区内部休闲产业发展水平差异变小。第二,休闲产业结构优势明显,地区结构差异特征显着。(1)东部地区休闲产业结构优势普遍高于中西部,但东部地区休闲产业增长趋势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竞争优势不明显;中西部地区休闲产业增长速度较快,竞争能力较强。(2)我国休闲产业结构优势明显,但竞争优势有下降趋向。第叁,休闲产业效率整体偏低,各地区和各部门效率差异明显。(1)东部地区休闲产业综合效率均值高于中西部,西部最低;(2)各省市休闲产业综合效率偏低、且差异较大,大部分省市休闲产业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处于无效状态。(3)各部门休闲产业效率差异明显,其中餐饮业的综合效率始终处于有效状态。第四,休闲产业发展影响因素作用程度不同。(1)经济、收入、消费、投资、教育、环境、地理等因素对休闲产业水平产生显着正向影响。(2)经济、消费、投资、教育、金融、信息化、环境等因素对休闲产业结构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东中西部叁大区域的影响因素差异显着。(3)第叁产业、城市化、金融、环境等因素对休闲产业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影响显着为正,信息化和土地成本因素则对休闲产业纯技术效率有显着正向影响。
陈宝森[9]2012年在《烟叶生产成本与烟农增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是世界第一烟草大国,烟叶产量约占世界总量的35%,卷烟产量约占世界总量的32%,吸烟人口约占世界总吸烟人口的30%。新世纪以来,我国烟叶仲植面积稳定在1500万亩左右,烟农户数360万户左右,烟叶年产量3600万担左右。烟叶是一种具有高税利特点的经济作物,是烟叶主产区财政税收的重要来源,烟草税甚至占到当地财政收入的60-70%,同时也是主产区烟农的主要收入来源。2011年烟草行业实现税利7529.56亿元,上缴国家财政6001.18亿元,烟农总收入512.31亿元,烟农户均收入3.69万元。烟叶生产处于烟草产业链的前端,是卷烟生产的‘‘第一车间”,但在产业链利益的分配中却始终处于最劣势的一环。现行体制下的烟农与烟草加工、流通企业相比,仍处于没有话语权的弱势地位,与烟草行业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相比,烟农收益的增长仍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深入剖析烟叶生产的成本与比较收益,围绕烟叶收购价格和税制、烟叶产业基地建设、烟叶生产专业合作组织以及烟草全产业链的优化等问题进行研究,探索烟叶生产减工、降本及烟农增收的路径,并提出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以期促进烟叶的稳定生产、烟农的持续增产、增收及整个烟草行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论文以政府管制理论、理性成瘾理论、供需均衡理论、农产品蛛网模型理论等经济学理论为指导,以四川省烟叶主产区凉山州2个县(市)102户烟农成本收益调查问卷为基础,结合全国、四川省烟叶生产成本收益统计数据,运用时间序列分析、图形分析、周期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剖析烟叶生产成本要素,测算烟农比较收益；运用弹性理论及多元回归模型厘定烟叶收购价格；结合阜新市阜蒙县实例,对烟叶产业基地建设进行探讨;运用决策试验与评价实验室法(DEMATEL)分析烟叶生产合作组织的发展影响因素；运用CR。绝对值法、HI相对值法测算产业集中度,构建市场结构与绩效关系分析模型；运用静态、动态博弈模型对市场结构进行优化；基于波特钻石模型、“五种力量分析”模型,构建烟草流通竞争力模型及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烟草流通竞争力进行实证评价。论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烟叶生产较之一般农作物物质费用高、人工成本高、生产风险大、比较收益不显着；(2)现行的烟叶收购价格没有完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价值规律对烟叶市场的调节失效,烟农预期收入不稳定；(3)烟叶税取代烟叶特产税,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烟农长期所处的不对等弱势地位；(4)烟叶产业基地建设有助于提高烟田利用率和产出率,提升烟叶生产现代化水平,增强抵御自然灾害风险能力,促进烟叶生产增效和烟农增收；(5)烟叶生产合作组织有助于克服烟叶生产的“小农”方式,降低烟叶生产成本,提升烟农比较收益。服务质量、盈余分配等是影响烟叶生产合作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6)烟草的加工、流通与烟叶生产、烟农增收息息相关。生产扩张能力、专卖政策、产业集中度对烟草加工业绩效改善的影响最大,市场销售、员工素质、资产负债水平、资本保值增值率是烟草流通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素。通过对烟叶生产成本要素及比较收益的深入剖析,论文给出了烟农增收的四大路径：政策路径、技术路径、管理路径、可持续发展路径,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包括：(1)改进烟叶价税政策；(2)加快烟叶生产基地建设；(3)发展烟叶生产合作组织；(4)优化烟草全产业链、提升市场绩效及竞争力。论文的创新之处有叁点。(1)研究视角。文章基于现代烟草农业的大背景研究烟叶生产成本及比较收益,给出烟农增收的路径,在研究视角上具有一定的新意。(2)研究方法。文章综合运用时间序列分析、图形分析、周期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剖析烟叶生产成本、测算烟农比较收益；运用弹性理论及多元回归模型厘定烟叶收购价格；运用决策试验与评价实验室法(DEMATEL)分析烟叶生产合作组织的发展影响因素;运用CRn绝对值法、HI相对产业集中度,构建市场结构与绩效关系分析模型：运用静态、动态博弈模型对市场结构进行优化;构建烟草流通竞争力模型及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烟草流通竞争力进行实证评价。(3)研究结论。文章得出了烟叶生产较之一般农作物物质费用高、人工成本高、生产风险大、比较收益不显着的研究结论。并结合凉山州、阜新市的实例,对烟叶生产比较收益、烟叶产业基地建设进行了定量、实证分析,增强了研究结论的说服力。
陈文喆[10]2014年在《中部省域城市首位度与经济增长的模型、机理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区域经济学中，城市首位度是关于城市规模分布的重要理论，特别是对于大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地位，首位度是较为权威的衡量标准。而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提升，一种重要的城市化现象是以首位城市、中心城市为带动的发展道路，由首位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作为区域发展的重要载体，凭借其集聚效应和辐射作用，来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增长。基于上述两点，进一步深入到我国区域发展进程中，一种城市化差异现象值得关注：东部发达地区的各省域内一般都存在着两个发展水平相近的城市，即存在一个在规模、实力等方面均可同省会城市相互竞争、相互协调的副中心城市，而中部地区发展的各省域则普遍呈现出省会城市独大的局面，各省域中几乎没有次级城市可同省会发展相提并论，而中部区域的发展水平同东部地区相比依然存在一定的差距。那么，这种城市结构的差异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对此，以中部各省域为研究范围，以城市首位度同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探索二者之间的作用机理，并提出科学、高效的城市发展对策。根据上述研究视角和研究思路，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奠定研究的理论基础。系统梳理了有关城市首位度的国内外研究理论、现有的研究成果，并重点对中心城市、城市结构体系等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综述和总结，同时选取了中部地区的部分城市发展相关文献进行了评述，现有的相关文献表明，专门研究城市首位度同经济增长的文献较少，并仅将首位度作为一种研究工具，并未深入到经济因素的深层次中，以至于对其最优规模的探讨甚少，这也是本研究的重要突破口。第二，首位城市现状分析。利用竞争力的一般评价模型，通过建立中部省域首位城市的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对各首位城市当前的发展实力进行比较，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中部省域首位城市发展实力进行了排名，结果显示，武汉和长沙的城市实力最强，其次为郑州、合肥和南昌，太原则相对较弱。同时，总结出中部省域首位城市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如产业协调和区域合作程度较低、职能分工不明确、生态环境威胁严重等。第叁，城市首位度变化规律。通过建立中部省域人口首位度和经济增长首位度的时间序列方程，对比于现实的经济发展情况，发现中部省域首位度同经济增长并不完全符合“威廉姆森—汉森假说”中的倒“U”型曲线，进而对该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即认为其存在一种静态性的假设条件，可视为区域经济理论中的一种长期的发展规律，首位度的发展变化更多的是由内在资源配置效率趋同的规律所支配。第四，城市首位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首先解决了城市首位度同经济增长关系的存在性问题，通过因果关系检验，证实中部省域的城市首位度的确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且更多地体现在对人均GDP的影响上，人力资本的集聚依然推动经济增长；由于城市首位度的经济贡献存在滞后，中部欠发达地区仍需要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对技术消化吸收，适当地提高集聚规模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其次分析了首位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趋势性，以简单线性图标识出中部省域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形成中部省域的“威廉姆森曲线”（水平“S”型、倒“U”型或单调增长型），探索性地分析出二者在中期发展阶段内的关系趋势。第五，城市首位度最优规模。结合区域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构建包括城市首位度在内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型，通过阈值回归分析方法，得出各省域城市首位度的最优规模值。研究结果找出了部分省域的最优值，不存在阈值的湖北、湖南两省表明其首位城市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平稳，无明显波动，河南、安徽两省需要进一步优化城市布局结构，江西和山西在最优规模上均具有较高值，体现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首位型城市集聚特征仍是不断增强的，从另一个方面也证实江西实施“打造南昌核心增长极”的政策取得一定成效。同时，首位度作为经济因素进行研究的局限性也有所体现。第六，区域经济增长的效率。为明确未来中部省域在城市集聚的重点内容，以资源配置效率为研究对象，分析中部省域在经济投入要素上的利用程度，总结其配置效率的高低，得出中部省域普遍处于规模效益递增阶段，生产要素和生产效率均可进一步提升经济增长速度，同时人口（劳动力）要素的数量提升对经济增长效率显然较低。首位城市发展要改变传统人口、规模简单扩张的理念，以广义的人力资本概念为准，通过技术创新等实现全要素生产率，规模的有效提升要依靠人力、资本和技术的综合集中以及资源的有效利用、高效配置。第七，首位城市同区域经济增长的机理。重点研究中部省域首位城市发展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与机制，根据首位城市所具有的区域集聚功能、辐射功能，总结出首位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动力机理、传递机理和协调机理。分别运用传统定性分析中的要素机理关系图和系统动力学中的成长上限基模、富者愈富基模以及“恶性竞争”基模，建立了首位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模型，较系统地描述了首位城市在区域发展中各要素的相互作用关系，针对中部省域首位城市，提出了产业对接、政策协调、互联互通、生态保护和城市服务五个方面的科学发展机制。第八，综合实证和机理的研究结论，在总结发达地区首位城市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中部首位城市未来发展的对策体系，重点优化城市布局、推进产城融合、推动城乡一体化、完善城市服务体系和创新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建设跨省域城市群，由此明确了中部省域首位城市的重点建设和改革内容。综上，通过探究城市首位度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的研究，系统阐述了中部省域首位城市在区域经济中的发展状态和规律，比较分析了各省域的异同点，形成了研究视角和研究观点的创新，丰富并完善了区域经济中的城市群理论和城市规模理论，试图对城市发展理论做出深度和广度的延伸；同时希望可以给中部省域内首位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提供一种思路，以促进中部地区城市群建设水平的提升，走出中部省域各具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 对我国87—97年间产业经济效益和产业关联的实证分析[D]. 赵锐. 电子科技大学. 2003
[2]. 海洋与陆域产业的要素效率评价及关联研究[D]. 杜利楠. 大连海事大学. 2015
[3]. FDI对我国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分析[D]. 方文婷. 上海师范大学. 2011
[4]. 四川省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研究[D]. 王伦强. 西南财经大学. 2008
[5]. 我国茶产业增长特点的实证研究[D]. 孔玉屏. 浙江大学. 2006
[6]. 外商直接投资对上海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D]. 袁赢. 浙江工商大学. 2010
[7]. 城镇化视角下旅游产业结构优化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研究[D]. 杜亚楠. 中国海洋大学. 2015
[8]. 中国休闲产业发展评价、结构与效率研究[D]. 李丽梅. 华东师范大学. 2018
[9]. 烟叶生产成本与烟农增收研究[D]. 陈宝森. 四川农业大学. 2012
[10]. 中部省域城市首位度与经济增长的模型、机理及对策研究[D]. 陈文喆. 南昌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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