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与凯末尔政治思想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甘地论文,政治思想论文,凯末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东方民族主义思潮的浩渺长河中，甘地主义和凯末尔主义宛如两朵璀璨夺目的浪花，光彩照人，引人注目。其中，甘地主义和凯末尔主义的政治思想更是内蕴丰富，各呈异彩。本文拟就甘地和凯末尔的政治思想作一初步比较，以期揭示东方民族主义思潮多样性和统一性相结合的特征。
一
甘地主义和凯末尔主义属于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思潮，前者为“宗教道德型”，后者为“世俗改革型”。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思想，必然存在着差异。
（一）政治独立的涵义不同
甘地和凯末尔都提出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观点，但是，他们对独立的内涵的理解差异甚大，主要表现在：
1.对独立程度的理解不同
甘地认为，英国之所以统治印度，是印度人自己把印度送给了英国人，印度的内部不和与道德沦丧是导致印度臣服的根源。印度当时不是独立国，甚至不是“一个”国家。英国把印度作为次大陆，划分了许多政治形式的“邦”，由英帝国用各种法律形式掌握最高统治权。因此，甘地认为，印度独立，首先是要争取印度人和英国人的平等法律地位。他多次自称是“大英帝国的子民”，其意义就是要求这个公民的平等地位，没有这一点也就没有民族独立和自治的要求。在前期，甘地的要求并不在于结束英国的统治，而主要是反对英国的殖民制度。他在1921年提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自治目标：“如果可能，是在不列颠帝国范围内自治，如果不可能，就脱离英国而自治。”（注：徐友珍：《甘地传》，湖北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页。）这是一个具有伸缩性的政治目标：或争取自治领地位，或完全独立。而实际上，甘地更倾向于赞成自治领地位，直到20年代末，他才同意完全独立的口号，到1946年，他强调，“印度的独立将由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实现，一个国家的独立决不是别人当作礼物一样送来的。”（注：糜文开、薛镏森：《圣雄甘地传》，商务辞书馆，1948年版，第156～157页。）由此可见，甘地的政治目标有一个从模糊、妥协到鲜明、坚决的过程，具有很大的伸缩性。
在土耳其遭受外国欺凌经历中长大的凯末尔深知民族独立的可贵。“对土耳其来说，自由就是生命。”（注：周青、晨风、陈友文主编：《当代东方政治思潮》，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3页。）“要么独立，要么死亡”（注：周青、晨风、陈友文主编：《当代东方政治思潮》，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3页。）。对独立涵义的深刻理解使凯末尔把完全独立作为包括他对内的土耳其人民所要担负的使命的精髓。凯末尔认为，独立与自由是民族应当享有的不容争辩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天赋的、合法合理的，“为使我们民族兴盛与经济繁荣……必须赋予我们以能够享有与任何国家一样的完全独立与自由的机会，以保证我们的发展。”（注：梁守德、李景荫：《民族解放运动史》(1775～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74页。）“我们需要这些权利，我们永远也不会放弃它们。”（注：周青、晨风、陈友文主编：《当代东方政治思潮》，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3页。）1906年，凯末尔在萨洛尼卡一次秘密会议上提出土耳其人民的唯一目标就是拯救土耳其这个不幸的国家，摧毁腐朽过时的行政机关，使土耳其重新获得主权。“今天我们的唯一使命，我们国家与我国民族的唯一使命是用我们的刺刀把敌人从我们的土地上赶走。”（注：周青、晨风、陈友文主编：《当代东方政治思潮》，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65页。）可见，凯末尔的独立目标是鲜明的、坚决的。
如果我们从更深一层探究，就会发现：甘地所理解的独立不是立即夺取政权，也不是实行彻底的社会结构变革，而是对印度社会弊端进行改革，实行自我纯洁，实现印度人自身精神的完善和社会的协调。“除非我们改造了自己，他们（英国殖民统治者）决不会走或改变性质”，“如果你们只是赶走了英国人，决不能说你们就得到了自治。”（注：甘地：《印度自治》，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19页。）他坚信印度的民族运动既要摧毁殖民政府，又要净化印度，而且主要是净化印度，英国的被驱逐只是一个附带的成果。在东方民族主义政治思潮中，甘地的这种政治思想是独树一帜的。
而凯末尔的独立目标既不是甘地的“净化自身”，也不是甘地“内部守纪律的自治”，而是包括政治独立在内的全面独立。正如他所说：“当我们说充分的独立时，自然是指全面政治、财政、经济、司法、军事、文化等等的独立，如果去掉我所列举的任何一个方面，那么从严格意义上说就意味着，这一民族和这一国家没有充分的独立。”（注：周青、晨风、陈友文主编：《当代东方政治思潮》，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3～674页。）因此，土耳其“对于在政治方面、在司法方面、在财政方面，以及其他一切足以阻碍土耳其发达的任何限制，一律断然反对之。”（注：林举岱、陈崇武、艾周昌：《世界近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9页。）独立对于凯末尔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它是土耳其全面的、完全的独立。
总之，甘地和凯末尔对独立的理解大有差异。甘地的独立目标有很大的仲缩性、妥协性，并带有浓郁的宗教道德气息。而凯末尔的独立目标是全面的、鲜明的，具有现代气息。
2.国家观不同
国家观即关于独立后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的观点看法，是独立更深层次的涵义。甘地和凯末尔的国家观大相径庭。
甘地是国家的反对者，认为国家根植于暴力之中，违反人性；而凯末尔则公开宣称国家产生于暴力基础之上，国家是人类进步的结果。
甘地在理论上否定国家，他所要建立的是一个“真理和非暴力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民主政权是“一个有秩序的无政府状态或有知识的无政府状态”（注：《青年印度》，1931年2月7日。）“没有军队、警察、没有政治权力……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统治者”（注：《青年印度》，1931年2月7日。）。而在实践上，甘地则主张保留国家，以约束人的行为、促进人类道德和人性的完善。甘地国家观最独特的部分是他非暴力国家的高度分权的社会结构，即建立以村社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村社共和国联邦，每个村社都是一个自给自足、安居乐业的共和国。
与甘地相反，凯末尔所要建立的是一个跟世界历史潮流相适应的现代国家。凯末尔认为：“最适合土耳其民族本性与精神制度的是共和主义制度。”（注：周青、晨风、陈友文主编：《当代东方政治思潮》，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1页。）凯末尔全力推崇和效法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些做法，主张坚决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推翻奥斯曼帝国的封建社会制度及整个旧的社会结构，实行人民主权思想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权形式。凯末尔还强调立法权与行政权的统一，认为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只有既拥有立法权，又拥有行政权，才是将国家与命运实际握于自己手中的议会。同时，凯末尔强调新国家与新政府的民族性、人民性。他认为，以科学的观点看来，土耳其共和国是一种与书籍中所描绘的政府无任何相似之处的政府，它既不是民主制政府、也不是社会主义政府，然而它是唯一能体现土耳其民族主权与民族意志的政府，是“大众的政府”。1923年，凯末尔在一次会议上说：“新土耳其国家是大众的国家或人民的国家，而旧的机构则来自或属于一个人或一群人”（注：周青、晨风、陈友文主编：《当代东方政治思潮》，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2页。）。1925年，他进一步强调，“我们现在的政府与我们国家的机构是我们民族自己直接建立的，它称作共和国。”（注：周青、晨风、陈友文主编：《当代东方政治思潮》，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1页。）凯末尔主张建立共和政体，但他更强调要从本国的国情出发，不照搬别国已有的模式。凯末尔认为，将自由的思想传遍整个世界的法国大革命是自由思想的主源泉，但是，人类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每个民族实行自身的改革时，都要考虑由其自身社会环境的压力与需要所产生的条件，以及这种革命与改革实际产生的时间。所以，“土耳其的民主制，尽管追随着法国大革命的足迹，但是一直按照自身的性质与特点发展着。”（注：周青、晨风、陈友文主编：《当代东方政治思潮》，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1页。）
在国家的领导权上，甘地奉行超党权政治，凯末尔则坚持党权政治。甘地认为政治运动“不是争取政权的运动，而是争取印度自由的非暴力斗争……国大党不介意自由独立后将由谁统治印度。”（注：默父：《论尼赫鲁与甘地的思想特征和政治风格》，载《湛江师院学院》（哲社版），1997年第1期，第25页。）他将政府和政党视为精神道德复兴的工具。因此，在民族民主运动中，甘地多次脱离并正式退出国大党，多次提出解散国大党，以“人民之仆会”取而代之；甚至向真纳保证，只要放弃建立巴基斯坦的要求，宁可让他当独立印度的总理。相反，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凯末尔，以资产阶级的利益作为行动的最高准绳。他坚信领导权是实现独立的有力工具，只有牢牢掌握及巩固领导权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因此，在民族民主运动中，凯末尔多次强调政党的建立目的就在于夺取政权，主张夺取国家政权，强化国家权力。
在国家观上，甘地和凯末尔还有一个明显的区别。甘地的政治思想渗透着浓郁的宗教道德气息。他认为，谁要把宗教和政治分开，或把政治和宗教分开，“那就像一个人说他要呼吸但没有鼻子一样。”（注：彭树智：《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所以，他一贯主张把宗教政治化，把政治宗教化，反对政教分离，希望建立一个宗教理想国中的乌托邦式的、地方分权的村社联合体。而凯末尔坚决反对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他认为，在国家的管理中，一切法律与条例的制订与实施，均依据科学为现代文明所提供的基础、形式与世俗的需要；而由于宗教概念关系到个人的信念，故将宗教思想与国家事务、世界事务以及政治分开，是土耳其民族在现代进步方面获得成功的主要因素。奥斯曼帝国是个封建神权国家，苏丹既是世俗的君主，又是全体穆斯林的宗教首领（哈里发）。这种政教合一的政体严重阻碍了土耳其的发展。独立战争胜利后，凯末尔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君主制已不符合时代的潮流，多次指出“土耳其是世俗国家……土耳其共和国没有官方宗教”（注：周青、晨风、陈友文主编：《当代东方政治思潮》，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9页。），土耳其必须废除封建君主制，将“宗教事务与国家事务分开”（注：周青、晨风、陈友文主编：《当代东方政治思潮》，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9页。），实行共和政体，只有共和政体才适合土耳其民族的利益和需要。为了土耳其文化进步与民主政治的发展需要，凯末尔力排众难，于1923年坚决废除苏丹制，翌年又废除哈里发制，彻底实行政教分离原则，使土耳其成为伊斯兰教世界的第一个真正的世俗共和国。
由此可见，甘地的国家观既不同于本来意义上国家机器齐全的国家观，更与当时备受推崇的君主立宪政体、民主共和政体的国家观相去甚远，其村社共和联邦的国家设想，只不过是古印度农村公社在新条件下乌托邦式的再现。而凯末尔的国家观则是鲜明的、现代的、立足于土耳其实现的，它所要建立的是一个政教分离的、民主共和的、现代的国家。
（二）政治思想的实现途径不同
甘地的政治思想独树一帜，而他实现政治思想的途径也独具特色。甘地的斗争策略是印度化的罗马大将费边的持久渐进战略：(1)甘地最善于利用法律小题目作大文章。甘地在运动中从不提政治大口号作政治目标，而只以具体事件或法律为题目。“自治”“独立”“自由”等词多半是含糊不清，令人捉摸不定。当时印度是分裂和落后的，甘地这样的“小题目”容易迷惑“国旗上太阳不落”的英国老牌殖民主义者的视线；而统治着比本国人口多10倍以上的印度的大英帝国害怕连锁反应，不愿因小失大，是有可能逐步妥协的。(2)甘地总是在合法中进行违法。甘地清楚了解英国殖民者是不怕（甚至欢迎）弱者动武的，必须充分估计脱下燕尾服的流氓加海盗；而要对付这个海盗加绅士的“约翰牛”，最好不撕破脸，最好让他戴起礼帽谈判。所以，在英帝国的法律范围内去破坏英帝国的法律，这是熟谙法律的甘地实现其政治思想的“高招”。(3)甘地总要团结一切人，不仅是自己人，而且包括敌人在内。透过这三点策略表面，我们可以看出甘地政治思想的实现途径自始至终贯彻着他的法宝——“非暴力”思想。甘地严格奉行非暴力原则，利用非暴力形式进行反抗英国殖民制度的斗争。甘地认为“非暴力”是实现其政治思想的唯一信条，只有非暴力才能产生真正的民主政治，才能有力地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才能建立真正的村社共和国联邦。因此，在民族独立运动中，甘地以其独特的方式，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斗争。但是，甘地却把非暴力视同真理、把非暴力绝对化，“我宁愿欢迎即使是全盘的失败而不愿非暴力原则受损，不愿以毫厘之差的违反而获得可疑的胜利。”（注：杜德：《今日印度》（下册），世界知识社，1956年版，第59页。）
与甘地斗争策略方式大相径庭的是凯末尔的暴力斗争。凯末尔认为暴力是孕育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只有以暴力对付敌人才能取得胜利，“主权建立在实力之上”（注：彭树智：《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3页。）。“实力”就意味着统一组织，建立民族军队。他不像甘地那样赤手空拳地任由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当枪靶作炮灰，更不像甘地那样企图以自苦来感化敌人，他坚信，“主权不是被赐予的，而是要夺取”（注：周青、晨风、陈友文主编：《当代东方政治思潮》，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4页。），要捍卫民族的独立和主权，就必须进行不懈的斗争，要建立军队，用暴力对付暴力。
由此可见，甘地实现其政治思想的策略方式是温和的、印度式的，渗透着浓厚的宗教色彩；而凯末尔的斗争策略方式却是激进的、普遍性的。道路不同，但实质是殊途同归，都适合本国的国情，都有利于实现各自的政治思想。这恰恰反映了东方民族思潮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相结合的特征。
（三）政治思想的实践效果不同
甘地的政治思想根植于印度，是宣传、组织、领导群众参加民族运动的巨大力量。正如尼赫鲁所言，他“改变了印度的面貌，使一个卑躬屈膝和人心涣散的民族有了自尊心和骨气，建立了群众的力量和觉悟。”（注：张宝芳译：《尼赫鲁自传》，世界知识社，1956年版，第148页。）但是，由于甘地的政治思想比较模糊，有很大的妥协性、矛盾性和复杂性，使印度人民迷惑，难以把握其真谛，从而削弱了甘地对民族运动的领导，使民族运动多次夭折。甘地的政治思想还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这对印度这样一个宗教国度里的群众的爱国热情、动员群众投身于民族运动有积极的作用，但从长远的实践效果来看，对人民群众的真正觉悟和阶级觉悟的提高只能是弊多利少。群众固然因宗教情绪而饮鸩止渴于一时，起到鼓舞和刺激作用。然而群众一旦接受了这种强大的民族宗教情绪，就会置其他一切于不顾，使宗教高于一切或代替一切，政治斗争就会受到严重削弱。甘地的国家观具有浓厚的乌托邦式的空想成分，也不符合印度社会发展的现代潮流。同时，甘地一直没有担任领导职务，他的许多政治思想根本无法实施，显得理论性太浓而实践性不足。
凯末尔一直领导着土耳其的独立运动和世俗化改革，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不断充实、完善他的政治思想，并且一直坚决地将自己的政治思想贯彻、实施。在他的政治思想指引下，土耳其人民通过英勇斗争，维护了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主权，避免了土耳其沦为外国殖民地、亡国灭种的厄运，建立了新的独立的土耳其共和国，进行了世俗化改革，使民族蒸蒸日上。
二
从以上分析可知，甘地和凯末尔的政治思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差异，也就是说，其根源是什么呢？下面主要从两个方面来探究：
（一）国情的差异
政治思想跟国情是紧密相联的。国情为政治思想提供了形式、发展的土壤；而政治思想的发展、应用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国情的制约。甘地和凯末尔的政治思想虽然产生于同一时代，即20世纪初期，但是它们产生于不同的国度，根植于不同的国情。
印度地处南亚次大陆，构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而土耳其位于亚洲西部，地跨欧亚两洲，是东西文化的交汇点，随着西方列强的东进扩张，它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上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特殊的地理位置导致了印度的封闭和发展的不平衡，也造就了土耳其的开放性，使它有更多的机会同外界接触，吸收外界特别是西欧的新鲜空气，对甘地和凯末尔的政治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特殊的地理环境也导致了印度社会结构分散和政治上的不统一，再加上境内种族繁多，教派林立，语言复杂，也使这种分散性和不统一性更加严重。历史上，印度王朝更替频仍，政治长期分裂，农村公社长期存在，全国形成几百个独立的政治单元，没有国家的概念，正如马克思所描绘的“居民对各个王朝的崩溃和分裂毫不关心，只要他们的村社完整无损，他们并不在乎村社受哪一个国家或君主统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48页。）。英帝国的分而治之政策使印度的社会结构更加复杂。为了对付印度人民的反抗，英国殖民者剥夺了印度人民的武装，导致了大部分印度人手无寸铁而且毫无军事经验，武力反抗之路荆棘重重。而近代史上，印度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运动和组织曾一次又一次地被英国殖民者当局镇压、破坏，更使印度人民大都有一个共识：暴力行不通，武装斗争不但不能赶走英国殖民统治，而且会削弱甚至白白葬送民族运动的基础和有生力量。由此可见，任何一种政治思想，即使再先进，也要适应印度这种复杂而独特的社会历史因素，才能在印度传播、应用。甘地是印度小农文化之子，熟谙印度的社会历史，他的政治思想根源于印度古老而传统的历史文化，又与印度独特而复杂的社会历史相符。
而地理环境的优势却使土耳其较印度具有开放性，其社会状况也没有印度复杂，这就为凯末尔具有现代开放信息的政治思想准备了温床。历史上，土耳其人曾在14世纪初建立奥斯曼帝国，15、16世纪达到鼎盛时期，版图扩及欧、亚、非三洲，16世纪末开始衰落，20世纪初沦为英、法、德等国的半殖民地。生活在这样社会历史国家里的土耳其人有着强烈的民族感情和国家意识。而历史上以“圣战”方式来反抗侵略的“光荣传统”也令土耳其人深深意识到民族独立、自由的可贵，而要获得独立和自由，只有武力反抗。民族的厄运使土耳其人民痛定思痛，渴望驱逐外族，重获独立，振兴国家；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也注入了凯末尔的头脑，对其政治思想的形成、发展起了催化剂作用。同时，土耳其是一个传统的军事国家，土耳其人民的血液里流淌着祖先游牧民族骁勇、善战、武力反抗的意识。在近代史上，军事是土耳其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作为专制主义支柱的军队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军人通晓行军打仗之道，农民武装力量不断强大，凯末尔也号令着一支有强大战斗力的正规军，这就为凯末尔的政治思想的产生、发展提供了客观物质基础。
从国情差异角度探讨甘地和凯末尔政治思想差异的原因，不能不特别考虑到宗教因素。
印度是一个盛行印度教、佛教、耆那教等众多宗教的国家，宗教繁杂，教派林立，其中印度教教徒占全国人口的83%。宗教思想早已深入印度人的精神中，印度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都打上宗教道德的烙印。所以，没有宗教色彩的理论，无论其理论体系多么完善、先进，都难以在宗教思想深入人们骨髓的印度根植。土生土长而且自小就受宗教思想熏陶的甘地深知宗教在印度社会中的作用和力量。于是，他紧紧抓住了这把钥匙，把自己的政治思想全部浸泡在宗教的圣水之中，从而为政治思想注入了旺盛的生命力。
在伊斯兰教王国土生土长的凯末尔却没有对宗教顶礼膜拜，他的政治思想从形式到内容都洋溢着西方现代气息。当然，土耳其也是一个宗教王国，居民98%信奉伊斯兰教，其中88%为逊尼派，10%什叶派，最高统治者苏丹同时又是全世界穆斯林的领袖哈里发。但是，土耳其处在东西文化的交汇点，曾在中世纪后期数百年取代东罗马帝国而雄距亚欧大陆，其政治结构和思想文化深受欧洲尤其是西欧的影响。随着奥斯曼帝国庞大而衰老的机体日渐无法承受内忧外患的冲击，苏丹愈加腐化、反动，激起广大人民的愤慨、反抗。凯末尔以此为契机，灵活稳健而坚决果断地反对伊斯兰教，政教分离。
同时，宗教教义教规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甘地和凯末尔政治思想产生差异。
甘地曾指出：“我的政治行动及其它行动都来自我的宗教。”（注：默父：《论尼赫鲁与甘地的思想特征和政治风格》，载《湛江师院学院》（哲社版），1997年第1期，第22页。）甘地将真理等同于上帝，上帝是甘地信仰的根源，他的言行由上帝操纵。甘地把毗湿奴派的分支黑天派经典《薄伽梵歌》视“无价之宝”，吸取了“社会委托”、“为祖国服务”思想和“献身精神”。他认为“尽己之责”、“尽责而终”意味着“一个爱国者不会看轻为祖国服务的任何工作”（注：吴耀宗、杜危合译：《甘地自传》，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57页。）。而《薄伽梵歌》中关于一切大彻大悟的人必须经过苦行生活的训练，决定了他一生受苦救世的爱国道路。又如“非暴力”源于古梵文Ahimsā，这词经常现于古印度、耆那教或佛教的经典中。
凯末尔不是教徒，也一直反对宗教，但生活在伊斯兰教世界，他不能不耳濡目染，尤其是伊斯兰教的“圣战”对他的政治思想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古兰经》规定，拿起武器与多神教徒战斗，以财产和生命为主道而“奋斗”，也是一项重要的义务。圣战是早期穆斯林履行这一义务的主要形式，在对外扩张和征服中起着重要作用。历史上，穆斯林在圣战的旗帜下抵抗外族侵略的斗争史不绝书。这就使凯末尔有种牢固的潜意识：以武力坚决反抗外敌入侵。这样，凯末尔的政治思想同伊斯兰教教义教规产生了交汇点，从而使其政治思想的发展、应用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二）出身环境和成长经历的差异
甘地出生于印度西部的一个海滨小镇波尔班达。这里，远离古道，远离欧洲影响，但传统宗教影响却很大，印度教的毗湿奴派很有势力，耆那派比任何地方都流行。甘地曾写道：“古吉拉特盛行耆那教，其影响随时随地都可以感觉到……我就是在这种传统中成长的。”（注：吴耀宗、杜危合译：《甘地自传》，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7页。）母亲每日去庙宇参拜、祷告及绝食等等宗教言行在幼年的甘地头脑中萌芽、扎根。赴英求学时，甘地潜心于宗教经典，与基督教徒、通神学者及其它宗教人士广泛接触，阅读了许多宗教经典和宗教书籍，宗教思想根深蒂固。1893～1914年甘地在南非为提高印侨地位、反对种族歧视斗争了21年。在此期间，甘地广泛接触了印侨，亲自体验了殖民压迫和种族歧视的痛苦。他还将政治斗争与探索宗教真理结合起来，将理论付诸实践，建立“凤凰新村”，撰写了《印度自治》，回国后到各地旅行考察，了解民意，洞察国情，建立非暴力抵抗学院，写信恳求英帝国给予印度自治、组织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由此可见，甘地所走的政治之路是宗教与温和反抗相伴之路。
凯末尔早年生活在萨洛尼卡（今希腊境内），这是奥斯曼帝国的军事要塞，是反对苏丹制度的政治运动中心。在这里，经常可见到士兵操练、演习的身影，反抗斗争时有发生。这位海关官员和木材商人的儿子，从小感受到深沉的民族屈辱，从而萌发出强烈的民族爱国心，也练就了坚强的意志，形成了倔强的性格。1893年凯末尔考进了萨洛尼卡军事预备学校，选择了当军官的道路，这对凯末尔一生具有决定意义。1899年凯末尔进入伊斯坦布尔军事学院学习，他的爱国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久，凯末尔考进步兵参谋学院。在军事院校这个进步思想文化传播的摇蓝里，凯末尔经常同进步的军官、同学讨论土耳其的社会政治问题，思考祖国的前途。凯末尔积极参加青年土耳其革命的酝酿过程，1906年，他被调到大马士革服役，实际上等于流放，于是他决心反对专制政府统治，并参加了军事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凯末尔从民族利益出发，竭力反对土耳其匆忙参战。一战中，凯末尔开始显露出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他率领刚刚组建的第19师。在达达尼海峡战役中粉碎了协约国优势兵力的进攻，为奥斯曼帝国赢得了唯一的战役胜利。一战后，面对土耳其领土处于被肢解状态，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凯末尔号召人民用一切代价捍卫民族的尊严、荣誉，“如果我们没有武器装备，我们就要用牙齿和指甲来战斗”（注：朱克柔：《土耳其之父凯末尔》，载《人物》，1983年第5期，第170页。），表达了土耳其人民“不独立，毋宁死”的英雄气慨。凯末尔还从德文翻译出版了《排战斗操练》、《连战斗操练》，著有《战术》一书。在战火中成长的凯末尔逐渐认识到要挽救土耳其就必须反抗帝国主义。这种认识愈深刻，反帝决心就愈坚定。这种军事生涯的成长历程对凯末尔的政治思想影响极大。
总之，甘地不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政治家，而是一个渗透着宗教思想、带有浓郁小生产意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他的政治思想是被宗教圣水浸泡的资产阶级政治观点。而凯末尔却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他的政治思想在民族民主运动中具有普遍性和明显的世俗化和现代化的特征。
甘地政治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英国资产阶级思想中的自由，但甘地却把这种外来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披上了印度式的宗教外衣。他将政治宗教化、宗教政治化，这一特点使甘地的政治思想具有双重性：符合资产阶级要求的一面与不符合资产阶级的一面，进步的一面与落后保守的一面。甘地的政治思想总体上符合当时印度资产阶级实现民族民主革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方向，但其中反映小生产意识要搞乌托邦的一面则纯系空想，不符合资产阶级的要求，违反历史发展潮流，是消极的、落后的。
与甘地的政治思想比较，凯末尔的政治思想有三个特点：(1)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坚持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体原则。凯末尔政治思想的中心是政权问题，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它的首要目标。在国家政权问题上，凯末尔政治思想把基点放在国家和社会的世俗化上，把反对“王权”和“教权”结合起来，这已经超越了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2)以暴力方式作为实现政治思想的手段。凯末尔坚持以武装斗争为基础，以武装斗争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要形式。把武装斗争和民族主义结合起来，这就给凯末尔的政治思想增添了新的光辉，使它的斗争性更坚决，因而指导了民族革命斗争的胜利和保证了共和国的巩固。这条以暴力为手段，以资产阶级共和政体为目标的道路具有普遍性。(3)在强调自己力量的同时，凯末尔政治思想并不排外，它吸取了世界进步思潮，主张联合被压迫民族，主张联合列宁领导的苏联，共同反对帝国主义。
透过甘地和凯末尔政治思想差异性的表面，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政治思想的统一性：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即均属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思想，皆属于一个大的民族主义思想范畴——东方民族主义思潮（又称20世纪前半期亚非拉的民族主义思潮）。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亚洲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开始了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的时代。甘地和凯末尔都在这个时代提出了要实现独立的斗争目标，在客观上反映了民族的利益和要求，体现了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一致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民族独立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首要任务，因为只有实现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才能保证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最好的条件”（注：《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1页。）。再从民族主义运动的实际上看，无论是甘地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斗争策略，还是凯末尔的暴力反抗，都在组织、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民族民主运动的同时，把群众运动完全纳入资产阶级运动的轨道，使运动按照资产阶级方向发展；在民族主义运动的过程中基本不搞社会斗争。特别是不领导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进行彻底的反封建斗争，摧毁封建私有制的旗帜不够鲜明，广大人民群众并没有真正受益。
可见，在对独立涵义的理解、政治思想的实现途径、政治思想的实践效果等方面，甘地和凯末尔的政治思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是由各自所在的国家不同的国情和他本人的出身环境、成长历程这两个因素合力作用造成的，这正反映了东方民族主义思潮的多样性。但是，甘地和凯末尔的政治思想又体现了争取本民族本国的独立、自由，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共同点，从而体现了东方民族主义思潮的统一性。这表明东方民族主义思潮是多样性和统一性的结合体。
通过比较，我们也可以发现：甘地和凯末尔的政治思想既有各自进步的一面，又有其落后或不彻底的一面，而这也正反映了东方民族主义思潮既具有进步性又具有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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