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出版与世界出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文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
第五届沪港出版年会于1995年11月在上海举行。以“走向1997年的中文出版业及沪港两地出版业在其中的作用和地位”为主题的这次出版研讨会一共收到25篇论文，这些论文本着各抒己见的宗旨，就出版发展新趋势、沪港合作新条件等问题，发表了各种看法，为了让本刊读者从中了解出版业的发展信息，了解沪港出版界思考出版发展的各种思路，本刊特发表会议论文四篇、论文摘要六篇于下。
这个题目看上去颇大。其实我在这个题目之下，只是想讨论一个似乎是不成为问题的问题：中文出版为什么要走向世界。或者说：中文出版走向世界的目标定位是什么。
一
“中文出版”成为一个概念，其实并不是那么早。那是在1987年。由于内外诸多因素的促成，台湾地区宣布“解严”。以后的进程虽然还非一帆风顺，当时的“解严”是顺应历史潮流之举为世所公认。从那时起，海峡两岸的出版物交流成为可能，虽然迄今大陆的书仍只能有条件地进入台湾而联合出版集团的书仍基本不能进入。
也正好是在这时，经过70年代以后的长足发展，香港作为一个出版基地而不只是图书消费者的地位确立。
上述二个因素，使得四十年来第一次有必要也有可能，需要把三个最主要的中文出版地域放在同一个范围内来考虑。这个考虑既是市场的又是文化的。无疑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1990年第二届沪港出版年会上陈万雄先生，以及在他稍前台湾詹宏志先生提出的“整合”说，便是对“中文出版”可以成为一个概念以后的形势，所作出的一种敏锐概括。当然，历史的实际演进过程有时是缓慢和充满曲折的，直到今天，我们见到的中文出版仍是边界分明，各有特点的三个部分。但“中文出版”已可以成为一个概念而非一个偶然使用的词，则大抵不会有人反对。
至于要“走向世界”，因我个人的经验有限，我更多地注意到内地对这一问题的重视。这或许是因为港台的图书市场，一开始就和世界市场相通，“走向世界”并不构成一个特殊问题。
从1979年来，内地以令人难忘的速度与质量，重振了曾经荒芜得不成样子的出版业。这是一个解决了许多出版理论与出版实践问题的年代，是很值得总结的一段历史。与此同时，一个开放的中国，对于世界也包括对国际出版界产生极大吸引力。在出版领域里，合作出版、版权贸易、互访、甚至合资办出版社，多种多样形式的双向交流以及合作都在那时开始了或是探索过。在八十年代的上半期，上海事实上对于对外出版交流做过各种试验。今天我们谈及的合作形式，没有一个不在当时被涉及过。“中文图书走向世界”成为1988年第一届沪港出版年会的主题也就毫不足奇。
十几年过去了。理论上，“中文出版走向世界”是那么顺理成章。实践上，其过程却比估计的要复杂和困难得多。疑问首先是从市场上产生的。“走向世界”，要有一定的量才有实质意义。但中文图书的出口量总是不大，增长逐渐减慢。内地版权的主要买主，仍是港、台的中文出版社，并不能算是走向世界。在海外维持一个中文图书门市店风险大，回报慢，亏本经营的例子比比皆是。更不用说在西方自办中文或英文出版社的困难有多大了。这是尝试过才知道的事实。于是对于“中文出版走向世界”的困惑也就产生了。
是时候了。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一下基本的出发点：中文出版为什么要走向世界。
二
作为一个出版企业，“走向世界”无疑首先包含著一个市场考虑。这并没有什么不妥。完全脱离市场的宣传和文化交流，难以持久，其效果也不会好。这已是为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当然这里的市场考虑，应该是一种较为长线的市场目标。任何事情都有投资期，但也终究要有回报。
既然说到市场，就有必要估计一下中文图书在全世界的市场总量及其分布。这是一个难题，并没有现成的数据。一个粗略的估计，中文图书的零售是在50亿美元左右。
这个粗略估计是这样做出来的。
内地1984年的图书零售量约为不超过20亿美元。这是国家统计数字。
据王荣文（1984）估计， 1993 年台湾地区图书加杂志的营业额为32亿美元。我们或许可以估计，其中图书部分约为20亿美元。
香港从来没有正式的统计。 但以台湾作对照， 香港人口为台湾的33%，书价便宜10%，读书习惯略差于台湾。加上联合出版集团20家门市的营业数据，和我们对教科书、漫画等特别品种的曾做过的总量估算，香港中文图书的零售额可能是在5亿美元左右。
三地之外，我们估计北美洲的中文图书零售不超过2000万美元。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不超过3000万美元。欧洲不超过1000万美元。加上大洋洲和日本、南韩，怎么乐观估计都不会超过1亿美元。
这只是一个最粗略的估计，目的只是为了说明一个数量级。
三
这个数据中最使大家吃惊的，我相信是：内地、香港、台湾三地以外的中文图书市场，原来只占中文总市场的2%不到。
最大的市场不在别处，就在脚下。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内，中文出版社的舞台还是在中国（包括内地、香港、台湾）。失去了这个市场，也就是失去了基地与根本。我们对这个市场的价值估计不足。中文出版和其他行业不同，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外向型”。脚下的这块沃土，目前仍是中文出版社唯一的“希望的田野”。中文出版走向世界，必须在考虑到这个严峻的事实之后才有实在的意义。
这当然和人口分布有关。汉语人口，97—98%是在内地、台湾、香港三地。
但也不全和人口分布有关。在当今世界上，出版以“出口”为主或“出口”至少占较大比例的国家是有的。美国、英国自不待说。荷兰的出版和荷兰的菲立普电器一样，也是不折不扣的外向型。德国贝特斯曼从80年代起海外营业额已经大于本土营业额。（特别注意，后二者在海外的出版是用当地语而非母语。）为什么他们能而中文出版不可能以“出口”为主，使海外的中文图书市场占较大的比例，这就带出了一个对文化主流的看法问题。
四
一个认真的出版人，当他第一次参加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时，难免会感到一种冲击与震撼。
这里面不仅是对于书展的规模及组织水平的惊叹。
也不仅是对书展显示出的出版世界之大，及出版水准可以达到的高度所产生的感喟。
往深层次看，对于一个来自东方的出版人，最为震惊的可能是那种处处渗透的西方文化主流倾向。
法兰克福书展虽说是最具国际性的书展，是国际出版人共同的麦加，但目前更多的还是西方出版人的俱乐部。至少在目前，其他地方的出版人不是主角，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时间里甚至只是观众。
西方出版人参加的人数是占大多数。他们互相之间交易的数量和洽谈的密度，甚至热络的程度，远远高过他们和其他区出版人之间的同类交往。
这和国力无关。日本的人均GNP已居世界前列， 日本也有一些实力雄厚的水准极高的出版社。但就是这些出版社在法兰克福也只维持一个较小的摊位，而且往往比较冷清。日本人在消费电子品和汽车方面是欧美的可畏对手，但在出版上，欧美出版社迄今不把日本出版社作为一个值得考虑的竞争者。这并不是因为日本的出版社竞争力不强，而是因为文化主流的原因。日本出版社和西方出版社甚至并不在同一个竞赛场上。在国际出版大家庭里，日本更像一个第三世界国家。
这也和展览主办者无关。相反，从许多事情上可以看出，主办者刻意而小心地一视同仁，以便不失去非西方国家的参展者。但书展是整个世界文化格局的一个缩影，书展主办者的良好愿望并不能改变世界的现实。
这又和语言无关。中文出版走向世界的准确含义是中文出版业走向世界，如果必要，我们当然愿意而且必须出版英文的中国文化题材。但问题只在于，即使译成英文，西方读者对东方文化的兴趣，究竟可以支持一个多大的以东方文化为内容的图书市场。结论仍然是不乐观的。
这里需要解释。难道东方以东方文化为主流，西方世界以西方文化为主流，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问题不在于怎样看自己，而在于双方怎样看对方和怎样看世界文化的构成。
今天，无论在东方哪一个国家，我们都会看到，甚至在大众的层次上，人们也会分配出相当比例的时间和兴趣，来欣赏、接受和消费源自西方的艺术。文学、艺术、音乐。古典的、流行的、现代的，精神的、物质的，不一而足。东方人的立足点当然是东方文化，但他们眼中的和实际消费著的世界文化，已经是比较多元和比较平衡的了。
但是，只要你到北美的大多数地方，特别是到欧洲去作一次旅行，你会发现在大众的层次上，东方文化的因素不敢说没有，但实在少之又少（恐怕只有中国餐馆）。东方文化主要是汉学家与少数爱好者的事。普通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兴趣，不能说没有。但只要一进入消费，东方文化的比例就少得可怜了。即使有，也往往表现为一种好奇，停留在很浅的层次上。对他们来说，西方文化就是世界文化的主流。或者说，他们心目中的世界文化，似乎不如今天东方人眼中的世界文化多元及均衡。
我们不去分析这种事实的成因，而只想谈这种事实在出版上引起的后果。为什么东方的一些艺术瑰宝，有时在版权上很难找到一个西方买主，而印象主义的画册，却很容易在东方普及？问题还是出在，西方世界的大众对于东方文化的兴趣，和东方人对西方文化的兴趣相比显得较低。专家和对东方文化情有独钟的人当然有兴趣，但毕竟是少数。这样，西方出版社互相跨国经营困难较少，而东方出版社走向西方就困难得多，西方出版社不敢多买东方文化版权作为市场判断也并没有错。
回到“中文出版走向世界”的题目上来。现在我们可以对于“中文出版走向世界”的可能与限度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解释：
中文出版走向世界，读者对象是谁？
如果说是懂汉语的华人，那么实际已经说过，海外只占全部的2 %；
如果是指汉学家与其他有专门爱好的人，这是一个稳定的市场但不大；
如果是指一般的大众，那么目前我们充其量只能做少量精选而又浅显的题材。过细的选题，尽管我们自己珍如拱璧，西方人事实上是难以消化的（即使翻译成英文）。
东方文化在西方的大众市场，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来培育。
五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西方出版又怎样看待“走向东方”？
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欧美出版业在本地增长放缓，欧美出版业不可避免地会把眼光射向亚太。
这首先是一个经济行为。在一些欧美大出版社的日程表上，亚太目前是被放在一个策略性布局及试验的位置上。
这种策略的合理性是建筑在人均图书消费水平的比较上的。
如果用西方已达到的水平做标准，亚太区图书消费的增长潜力实在大得无可估计。西方出版社对这个市场的价值估计有时比我们更清醒。
因此，当我们提出中文出版走向世界的时候，世界也在考虑走向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出版，并且绝对不排除从事中文出版。
西方出版社走向亚洲（特别是中国）可能会是世界出版的又一个趋势。
由于西方出版社是必定要到东方来的，所以我就绕过能不能不让他们来的问题，而是转向讨论，万一真来了会出现什么局面。
从我们的眼光来看，西方出版社来东方发展，并不都是有利因素。至少有二个问题，可能会使西方出版业无功而还。
一个是文化隔膜的问题。正如同我们去西方做出版，必定不如西方出版社一样，对于东方读者的把握，西方出版社应该是有难以逾越的障碍。
另一是与当地出版业的竞争问题。易地作战，财雄势大的西方出版社未必能在东方出版市场上有胜算。
但据我个人的接触，似乎目前到亚洲来开拓的出版社，都不把这二点作为主要的障碍。和一般投资者一样，他们关心的主要是法律和基础设施等问题，并无特殊的文化和商业忧虑。
为什么？不知道。但分析起来应是有二点：
在文化障碍方面，他们既没有想到西方文化会不被接受或在文化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可能，也从不排除演绎当地文化和以当地文字作出版的可能。
在商业竞争方面，他们对自己的财力和经营能力具有信心。
上述二点只是假定。且对这二点假定做一点评论。
六
冷战在八十年代末结束。回顾历史，冷战没有为任何国家带来过好处，对冷战的结束，没有人会感到不高兴。问题在于冷战之后会是什么。这是人们关心的。
1989年，日裔美国人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冷战的结束，不仅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而且是历史作为历史终结了。他的意思其实是说，世界将大同于欧美般的自由民主社会。如此看来，福山的理论，是对八十年来大变局的一种表面的描述。
不久，亨廷顿也写出一篇引起注意的文章。亨廷顿认为，冷战以后，意识形态冲突消除了，代之而起的是文化的冲突。文明冲突将以民族冲突的形式支配国家冲突的性质。
这是与福山完全对立的看法。以后的争论不绝。
从这几年的事实看，苏联已经解体了，俄罗斯政府似乎不再是西方的敌人，但美国和北约的不变目标是彻底敲掉它的核牙齿，并把俄罗斯至少削弱到二等强国的地位。
冷战之后是国家利益冲突和文化—民族冲突，文化—民族冲突之后又是什么？或者说文化—民族冲突的前景是什么？这是一个太复杂的理论问题。我力所不逮，而且也不可能在这篇讨论出版的文章中去展开。
但是只要我们同意，冷战之后国际政治的一个特点，是国家冲突时时会取文化－民族冲突的形式，我们就不得不把一切和文化有关的问题，提到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来看待。
出版是文化。出版的输出，不仅仅是一个商业行为。即使输出者的动机并没有太明确的文化使命，其输出的后果也仍然有文化使命的效应。
文化的交流对大家都有利。一个不吸取外来文化长处的民族，在当今世界很难立足。一个已经站起来的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不会再惧怕外来文化。一个有生命力的文明，无不在其发展过程中吸取了其他文明的成果并因而包含其他文明的因子。有一些已经成为人类共同财富的文化成果，则不应再用它的产地来分类。
但文化的被入侵（文化入侵这个词首先是西方国家用在他们之间的关系的）则是悲剧。文化自我的失落和对外来文化的绝对排斥一样，都会严重阻碍现代化的进程。
因此，大部分国家对于外来出版大规模进入本土，至少都取审慎的态度。
七
从商业竞争的角度看，西方出版社，特别是一些大的出版集团，确实有不可忽视的优势。
首先是规模与财力。经过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二次大的收购与合并浪潮，目前年销售额在10亿美元以上的出版集团并不是个别的。这样庞大的营业额背后，是大量的资源（财力，版权，人力）和有力的组织管理能力。
其次是营销能力或者说是组织市场的能力。特别是组织大规模市场的能力。
最后是组织高质量出版物的经验与能力。这些出版社并不是只是有钱，不能忽视这些出版社的文化实力。
从商业竞争的角度看，当然没有一个中文出版社希望增加这样的竞争对手。然而，西方出版社的优势主要是市场优势。而市场的优势，是一种不太容易用其他手段加以消减与限制的优势。对付市场优势的最好办法仍是市场——在市场上将他击败。
八
中文出版走向世界，在市场效益方面不应有过高的不切实际的目标。中文出版走向世界的更大意义，至少目前不是在获取市场利益方面。
大的形势，决定了世界出版与中文出版总是要交手的，这只是形式、时间与地点的问题，而不是会不会发生的问题。（我甚至认为，早点交手可能会对中文出版更有利。）交手可能在微观上对某个公司来说是采取合作的形式，但在宏观上对于整个中文出版来说仍是竞争。交手可能是零和游戏，你死我活；但也可能是双赢的局面。这种交手，将是文化与商业的双重竞争。
除了文化使命的因素以外，中文出版走向世界的更大意义，就是：唯有此，我们才可以了解对方，分析地学习对方，把自己发展到一个先进的水平上。尽管我们越来越认识到走向世界之不易和无大的利益，中文出版却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走向世界。
可以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学习的，不外乎：（1）市场；（2）编辑；（3）技术几个方面。
技术的发展使出版过程正面临大变革，也使出版媒介的构成发生大变化，这已另有同事详述。我想就前二方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发表一点意见。
我们的出版业面临的问题，归纳起来是一个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继续发展的问题。由于西方出版业进入市场经济较早，有些地方可供作为他山之石。
有些问题来自于我们目前的图书市场总量太小。市场小了，便甚么都不好办。共同努力建设一个总量更大的市场，是解决其他问题的一个重要前提。
市场太小，养育不出大的出版集团。达不到规模经济的水平，也分配不出一些投资放在提高专业水准上，印刷业的困难就不能根本解决。早就计算过，就是把出版社的全部收入都拨给印刷业，也不足以解决印刷的困难。
所以“发展是硬道理”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们应该有一个营造大市场的目标，在五年内把图书市场的实质增长再翻一番。
这里说的实质增长，是指扣除了定价上涨因素的增长。1983年全国发行总金额为20.76亿元，到1984年已达到134.55亿元。 但发行册数始终在60亿册左右徘徊。不能设想全国读者的图书实物需求在13年中无实质增长，只是增长的购买力基本上被书价的上升消耗了。为了在书价上升的情况下五年内实质增长翻番，则每年的名义增长率需在37%左右。
这样的增长，市场的接纳能力是有的，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流通渠道的下游不适应，而且主要问题是固定资产投资不足。对财有余力的出版社来讲，比自办发行更重要的是联手建立大零售店，以解决出版系统依靠自力扩充发行硬件的问题。而各地兴建书城的事实，可能是预示着内地图书市场一个惊人增长时期的来临。
还有一个转型问题，与市场规模没有太大关系。著作权法实施以后，出版社开始感到组稿的极大压力。这个问题，其实不是一个版权问题，而是一个组织资源的方式从计划方式过渡到市场机制的转型问题。版权是产权，构成了一种资源市场。以计划方式我们曾经成功地组织了许多诸如《汉语大辞典》那样的大型图书，如果我们不能解决如何在市场上获得同样的资源并成功地组织重点工程，国家的文化建设将会有一个时期的断层。
国家资助是必要的，也必然会有些资助。但一是资助未必足够，二是资助往往会形成浪费，助长作者一方提出不合理的市价。所以，主要的，今后恐怕还是要在市场上组织资源。
所有这些，我们都可以观察一下别人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