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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3-0001-06 探讨中古赋序，其一，可以进一步深化、拓展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文体研究，同时梳理赋体文学在中古之际的嬗递概况，进而从学术史的研究范畴来考察中国古代文体与文体学之间的关系；其二，以赋体为立足点，以赋序研究为拓展切面，以汉末至魏晋南北朝发展为主线，将三者紧密结合，深入展开中古时期赋序文体特色的讨论，这样既有对中古赋风、文风上的现实理解，又有对赋序价值贡献的宏观把握；其三，中古赋序蕴含诸多赋家的赋学批评理论，某种程度映射中古赋家的批评理念及其文学思想，因此，将其列作探索的对象，即是对中古赋学理论批评更加深入、系统的还原与读解。 一、序体源流与发展 文以体制为先，古人在研治中国古代文体时极其注重文体的形态和体制，正如钱钟书所言：“抑吾国文学，横则严分体制，纵则细别品类。体制定其得失，品类辨其尊卑，二事各不相蒙。”[1](p.478)从钱氏对文体体制的价值得失、品类尊卑论断来看，文体体制在古人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序体也不例外。关于文体学范畴上序体源起问题，以下通过“三种学说”对序体略作阐释，进而勾勒其中的流变风貌。 (一)序言说。笔者通过文献考察，认为此说最先出现于汉代，即司马迁《史记》中。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2](p.1937)司马迁认为序体源于孔子晚年为《周易》所撰写的序。北宋以降，序言说依然存在，陈骥在《文则》一书中云：“自孔子为《书》作序，文遂有序。”[3](p.9)此处陈氏认为，序体是孔子因《尚书》作序而成体例，遂文有序。不管是司马迁，抑或陈
，从二者所表达文学观念来看，均认为序体源自孔子为古书所作序言，而且孔子所作序言的典籍，正是五经之书。何以作序于经书，而非子、集、史等书，序体与经书之间又有怎样的渊源关系，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索。 (二)五经说。《文心雕龙·宗经》云：“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起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4](pp.22-23)刘勰认为论、说、辞、序诸体的源起，是以《周易》为滥觞的。除此之外，其他文体则源出《诗》《书》《礼》《春秋》四部经书。遂后，颜之推承继了刘勰“文体源于五经”的理念，《颜氏家训·文章》言：“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5](p.286)颜之推的文体说与《文心雕龙·宗经》相比，虽有差异，但二者基本理念大体吻合，即文体源于五经。 (三)《诗》序说。有明一代，序体源起纷争持续存在，吴讷在《文章辨体序说》中阐释：“序之体，始于《诗》之大序。”同时，对“序”体的命名及其渊源给予说明：“首言六义，次言风雅之变，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其言次第有序，故谓之序也。”[6](p.42)《诗》有大、小序之别，大序撰写在《诗经·关雎》题解后，诗文之前的内容，即整部诗集的总序。大序总的、系统地探讨了诗歌的理论，是古代诗论领域中的专论。小序则作于诗歌正文之前，每篇均有，旨在阐释诗歌的创作缘起及写作目的等。吴讷认为序体源自《诗》之序，其将《诗》中排列有序、条分缕析的行文视为“序”并予以命名。另外，徐师曾在《文体明辨》中把序体划分为大序和小序两类，尤其对小序源流始末加以论说。其在文中引班固“孔子纂《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此小序之所由始也”之观点，大抵赞同序体始于孔子《尚书》之序言。 简而言之，各家虽对序体之源起认识不同，言说不一，但其最基本、最核心论点依然没有偏离五经之说，尊经观念始终伴随序体渊源讨论的左右。而我们对于古人文体观念的认识绝不能简单化、片面化，更不能绝对化，要用发展的辩证的眼光看待。有鉴于此，本文对于序体的缘起则采用折中方式，认为序体的缘起渊源以儒家五经为主，以其他流派为辅。 随着文体创作的繁盛与深化，序作为中古时期一种独立的文体在理论上逐渐得到拓展与总结。萧统《文选》首次将“序”从诸多文学作品中剥离出来，并给予文体学上的理论意义，使其得以独立发展。在序体名目中，《文选》又辑卜商《毛诗序》、孔安国《尚书序》、杜预《春秋左氏传序》、皇甫谧《三都赋序》、石崇《思归引序》、陆士衡《豪士赋序》、颜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诗序》、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任昉《王文宪集序》共9篇。从萧统辑录了不同时代、不同作家、不同序体的篇目可以看出，《文选》开序为独立文体之先河，萧统对序体体例的设立，已成为一种经典范式，被后世文体文学不断模拟。中古之后，唐《皮子文薮》，宋《文苑英华》《唐文粹》，元《元文类》，明《文章辨体》《文体明辨》，至晚清依然有《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等，以上文集作品分别对序体的命名缘起、兴衰发展、文体风格、结构功能等给予了阐释。至此，序体创作已由初始的萌芽、自发向自觉、成熟迈进。 综上，在对序体进行文体学渊源与发展的梳理过程中，可以发现，中古是序体体例确立与发展成熟的关键时期，也是赋体文学独步文坛的鼎盛之际，因此，考察中古赋序的源流与发展便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序作为一种渊源深厚的文体，具备丰富的文体学内涵：一则表现在上古之际就已经得到较好的运用，至两汉已创作了大量序文名篇盛行于后世；二是作为独立文体地位至中古时已经深化并提升到理论层面上，而且唐以后在历代的文集著述、史书杂传等典籍中，进一步得到巩固与拓展。 二、序体形态与结构 通过对中古赋序的考察与梳理，可以将赋序归纳为如下几种类型： 第一，“……者……也”结构。该序采用判断句式开篇，主要阐述所赋对象的名称、属性、源起、用途、创作主旨等。如王文考《鲁灵光殿赋》序：“鲁灵光殿者，盖景帝程姬之子恭王余之所立也。”序文最后指明作赋目的“物以赋显，事以颂宜，匪赋匪颂，将何述焉?遂作赋曰。”孙绰《游天台山赋序》亦是此类结构。一般咏物赋是此类赋序的主要描述对象，如曹丕《玛瑙勒赋序》《车渠椀赋序》等赋序浅显易懂，仿若名物训诂，又似精美短小的说明文，该赋序魏晋至南朝时期较多。 第二，“……时……事……奏(因)……赋以风”结构。赋序大抵围绕郊祀、羽猎、耕藉等展开，赋序以讽谏为宗旨，多言治国之事。如扬雄《甘泉赋序》：“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祀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正月，从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李善注引《毛诗序》曰：“下以风刺上。音讽。不敢正言谓之讽。”赋序阐明赋文以讽谏主旨。又桓谭《新论》记载：“雄作《甘泉赋》一首，始成，梦肠出，收而内之，明日遂卒。”依此佐证扬雄赋文曲终奏雅，颂德讽谏之传统。如扬雄《羽猎赋序》、缪袭《许昌宫赋序》、边让《章华台赋序》等，讽谏意义非常鲜明。 第三，“昔……(今)作赋”结构。序文多是哀伤、抒情之属，通过今昔对比，或伤亲逝友睹物思人，或缘事而发，或慨叹时光流逝，或叙写离愁别绪之情等。如陆机《叹逝赋序》：“昔每闻长老追计平生同时亲故，或凋落已尽，或仅有存者。余年方四十，而懿亲戚属，亡多存寡；昵交密友，亦不半在。或所曾共游一涂，同宴一室，十年之外，索然已尽。以是思哀，哀可知矣!乃作赋曰。”该赋序大抵“以今思古，以古映今”的程式进行层层展开，在格式与主旨上基本相近，赋序较多，此不赘言。 第四，“余……感(追、怀、愤等传递心理活动的辞语)……作赋”结构。如向秀《思旧赋序》：“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竦，吕心旷而放，其后各以事见法。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宋孝武帝《伤贵妃拟武帝李夫人赋》序等。该类赋序既可抒情，又可咏物，即情即景，情景相融，表达睹物叙志之情。 第五，“……试(命、请、使)……赋之”结构。序文旨在介绍或从他人之命、或受他人之托、或命(指定的具体赋家)他人而作，赋序多半是情类、哀伤类，如曹丕《寡妇赋》等；咏物类，如陈琳《马脑勒赋》序，刘桢《瓜赋》序：“(桢)在曹植坐，厨人进瓜。植命为赋，促立立成。”命题而作赋，其序大多带有考察某人才华之意。出口成章、援笔立成是中古之际品评人物的标准之一。 第六，“……有……无(“无”、“不”之类的否定词)……”结构。此序文结构可再分为二：一则以小见大，借物言志。多半是托鸟、兽之物，言胸中壮志，流露赋家的思想情感及其宏大志向。另一则推陈出新，旨在劝诫。赋家或持反对意见，或增补疏漏，或进行创新。简而言之，该类赋序以魏晋南北朝咏物赋为主流。如祢衡《鹦鹉赋》序：“时黄祖太子射宾客大会，有献鹦鹉者，举酒于衡前曰：祢处士，今日无用娱宾，窃以此鸟自远而至，明慧聪善，羽族之可贵，願先生为之赋，使四坐咸共荣观，不亦可乎?衡因为赋，笔不停辍，文不加点。”此外如张华《鹪鹩赋》序、贾谊《鵩鸟赋》序等。 第七，“……年……事……赋”结构。如曹植《洛神赋》序：“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此类赋序多为纪行、游览等之属，开篇指明某年号，次写所赋事情的背景，每篇有具体可考的时间、年号，为后世研究提供了方便。 第八，“以……为赋”或“作……赋”结构。该赋序阐释赋文缘起，序文中涵盖题眼。一般而言，赋文内容较少受到时人关注。如梁简文帝《眼明囊赋序》：“俗之妇人，八月旦，多以锦翠珠玉为眼明囊，因竞凌晨取露以拭目，聊为此赋。”沈炯《归魂赋序》：“古语称收魂升极，周易有归魂卦，屈原著招魂篇，故知魂之可归，其日已久。余自长安反，乃作归魂赋。”此序在南北朝期间盛行，如梁宣帝《愍时赋序》、谢朓《酬德赋序》、庾信《伤心赋序》、张缵《怀音赋序》等。 赋序的每一种结构，即是一种形态。通过归纳中古时期八种赋序的形态可知：一般而言，赋篇数量多，赋序也呈上升趋势；赋序篇幅较短，涉及内容点到为止，序文的信息量有限，但基本涵盖赋文主旨；赋序有一定的程式化可以沿袭，比如，即席而作、同题共作、代言而作、受命而作等。尤其值得探究是两晋之际赋序递变明显，八种形态的赋序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相融与交叉，而且赋序间或抒情、议论、写景等，创作趋于灵活、自由的模式。西晋后期，赋文的长序渐增，在形式与内容上一别过往，序中出现不少品评、议论、抒情、言理，不仅在赋文的题材上加以拓展，而且在创作方面进一步得到创新，突出赋家个性，彰显时代特色，是西晋太康之后赋序不同于其他时代赋序的显著标志。 中古赋序除形态上的变化之外，在句式结构上随着散体赋向骈体赋的转变，赋序也开始由如向秀《思旧赋序》、潘岳《寡妇赋序》、陶渊明《感士不遇赋序》《闲情赋序》等散句序文向如陆机《豪士赋序》、庾信《哀江南赋序》的骈句序文过渡。而赋文由“载道”转向“唯美”，由“讽谏”转向“缘情”是时代需求与文体流变的一种趋势，正如《文心雕龙·明诗》云：“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4](p.67)诗风如此，赋风可见一斑，因此，赋家亦由散体赋向属对工整、使典用事、错彩镂金、雕句琢字的骈体赋迈进，繁衍滋长，骈文代兴。赋序亦自觉地尚徘偶、重藻采、调配声韵、讲究和谐大量采用骈句，骈体赋序风靡赋坛。至陆机以骈四俪六的《豪士赋》序出现，骈体赋序此时已达到成熟，因序文过长，故述而不录，其中序文对句有百句之多，既有“登帝大位，功莫厚焉；守节没齿，忠莫至焉”四字句，又有“好荣恶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犹且不免”六字句，近人骆鸿凯评曰：“陆士衡《豪士赋序》裁对之工，隶事之富，为晋文冠。而措语短长相间，竟下开四六之体。”[7](p311)陆机遂开风气之先，可为江左之英。北朝庾信《哀江南赋》的创作，不仅是骈赋集大成之作，而且亦是骈序发展的顶峰。序文用典贴切、注重辞采、讲究对偶、用韵谐美堪称骈序经典，《四库全书总目·庾开府集笺注》云：“其骈偶之文，则集六朝之大成，而导四杰之路。自古迄今，屹然为四六宗匠。”[8](pp.1275-1276)此称绝诣。 赋序与诗序、词序一起构成了一个体系，色彩鲜明地突显出中国文体学在形态与结构上的丰富性及其多元性。 三、序体功能与价值 序在《说文解字注》中释：“次第谓之叙，《经》、《传》多假序为叙。《周礼》、《仪礼》序字，注多释为次第是也。又《周颂》：继序思不忘。《传》曰：序，绪也。此谓序为绪之假借字。”[9](p.444)序有按序排列、整理头绪之意，在使用当中“序”为“叙”、“绪”之假借，随着序在先秦典籍中不断出现，序则释为叙述创作缘起、动机、背景、宗旨等意思，在人们不断尝试与拓展过程中，序作为一种独立文体，其功用、价值得到进一步的丰富与深化。就赋序问题，刘勰《文心雕龙·诠赋》阐释曰：“序以建言，首引情本。”[4](p.135)刘勰首先厘定序的“首引”位置，即赋序当置赋文之首；其次阐明序以“建言”的形式达到“引情”目的。南朝时刘勰已考察到“赋序”所处位置及其功用，但涉及不多，有待进一步完善。 以下将中古时段的赋序视为一个整体，就赋序功能予以关注。 其一交代赋文创作背景。此为赋序最基本的功用，一般赋序交代赋文创作时间、地点、何事等背景，是赋家创作常用的路数。后世读者凭借序文的介绍可以获取赋文的大概信息，增进对赋文主旨的宏观把握。如曹丕《浮淮赋序》：“建安十四年，王师自谯东征，大兴水军，泛舟万艘。时余从行，始入淮口，行泊东山，睹师徒，观旌帆，赫哉盛矣，虽孝武盛唐之狩，舳舻千里，殆不过也。乃作斯赋云。”赋序开门见山交代了时间、背景及原因，阐明了创作缘起，因曹丕随父东征时感水军之盛而作。 其二表明赋文创作动因。赋家在创作赋文时或命题而作，或同题而作，或缘事而发，或抒情显志等不便于说明缘起，亦然无法明确表达的目的，即可通过赋序加以阐释其创作意图。如张华《鹪鹩赋序》：“鹪鹩，小鸟也，生于蒿莱之间，长于藩篱之下，翔集寻常之内，而生生之理足矣。色浅体陋，不为人用，形微处卑，物莫之害，繁滋族类，乘居匹游，翩翩然有以自乐也。彼鹫鹗鹍鸿，孔雀翡翠，或凌赤霄之际，或讬绝垠之外，翰举足以冲天，觜距足以自卫，然皆负增婴缴，羽毛入贡。何者？有用于人也。夫言有浅而可以讬深，类有微而可以喻大，故赋之云尔。”《晋书·张华传》记载其“……虽栖处云阁，慨然有感，作《鹪鹩赋》”的创作动因。 其三强调赋文创作要旨。该类赋序不仅补从正文之阙如，而且又是对正文提纲挈领式的阐释。如陆机《文赋序》：“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它日殆可谓曲尽其妙。”《文赋》是中国古典文学中首次运用赋体形式对文进行评论的佳作，以赋论文，既丰富了魏晋南北朝赋的文本文化内涵，又展露赋家在赋体文学领域中创制精神。陆机因作文时常有“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即“意”“物”“文”三者之惑，遂创《文赋》，以达“曲尽其妙”之赋学创作目的，同时，赋文探讨了文学创作过程如何将语言技巧、谋篇构思、灵感来源等内容有机结合起来，诸多问题的提出与分析，基本吻合赋序的主旨。 其四阐释赋文创作理论。此类赋序中蕴含赋家对赋体缘起渊源、创作形态、赋文功用以及对赋家风格、赋文标准等赋学理论批评。通过对中古赋学理论批评的解读，一则可以系统地、全面地窥探中古时期赋家的创作理念、赋学态度及其对赋体特征、价值的认识；另一则可以厘清赋体文学的源起、发展以及流变概况。如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追溯赋的渊源；“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阐述赋的创作形态与赋功用。再如左思《三都赋序》序文阐发了左思的文学理论，首先认同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的观点；其次对赋中的肆意夸张、取材无据进行反对；第三阐述自己赋文标准，即赋文要斑斑可考，处处征实。评《三都赋》：“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其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赞“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要求文学反映真实，强调文学的认识功能，无疑在赋学理论批评史上具有进步意义。 其五表明赋文创作对象。中古之际由润色鸿业的汉大赋向魏晋南北朝咏物抒情小赋转变，遂引起赋序在行文风格的迥异。如曹丕《车渠椀赋序》：“车渠，玉属也。多织理缛文，生于西域，其俗宝之，小以系颈，大以为器。”赋序对所述对象从名称、属性、特征、产地、用途等铺展开来，犹如楔子，引出正文或者为正文做铺垫，以唤起读者的兴趣，正文在赋序的基础上分层次、按类别再进一步铺陈开来，以达创作之目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该类赋序较多，此不赘言。 除了上述赋序五种主要功能之外，还有一点略作补充，即赋序的传播与接受功能。如皇甫谧为左思撰写《三都赋序》，遂引“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之现象。据《文选·三都赋序》臧荣绪引《晋书》曰：“左思作《三都赋》，世人未重。皇甫谧有高名于世，思乃造而示之，谧称善，为其赋序也。”经皇甫谧赋序的传播及时人的接受，才有“洛阳纸贵”的轰动效应。 其实，赋序的功能与形态在表现形式基本一致，而非每种赋序一一对应某种功能，有时是独立进行，有时是交叉进行，有时则综合进行的。尤其注意当赋序功能越多时，序文内涵则越丰富，序文内涵增强，往往会引起诸如“序强赋弱”“序若赋强”“序赋重合”“序赋齐佳”的赋序与赋文之间依凭的平衡关系的问题。但总体而言，中古之际的赋序功能不出上述五种，由此可知，中古时期的赋序不仅在形态、结构，抑或在功能表现上，已趋于娴熟，臻至完善。 整体而言赋序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资料价值。赋序作为赋学资料的一部分，其保存了大量文学、文化、文献等方面的材料，这些材料为后世研究中古时期赋家生平、赋学创作、交往活动、民俗文化、史志地理等起到有据可考的重要的补从作用。如回归历史，结合史书文献，采用“序、序互证”或“史序互证”的方法研究中古赋学，将会对赋序所具有的资料价值会有新的理解与认识。 (二)批评价值。赋序中往往流露出赋家对赋学在内容与形式、风格与体例、成就与不足等等方面的精辟的论断，如：“在赋学批评的理论形态上则展现出儒学与玄学杂糅并存的色彩”[10](p.9)。其中，这些批评不仅有宏观角度上对整个赋学发展或某一时代赋学风格的评述，而且亦有微观角度上对具体赋家、赋作甚至一字一句的评析。如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对赋体源流的考察；“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对这一时代的赋家的进行评介，最后评论赋体风格“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 (三)理论价值。赋序中提出了不少重要的赋学主张和理论见解。如“登高能赋”说、“不歌而赋为之赋”说、“征实”说、“讽谏”说等，在中古赋序中有所论及。这些赋学理论蕴含赋家创作与社会生活、个人修养的关系问题；赋学表现功能、形象思维问题，赋学的真实性、典型性问题；赋作的风格、流变及其继承、创新问题；赋作的艺术技巧与表现手法的问题等等。赋序不仅探讨了赋体文学创作经验，还总结了赋的创作的艺术规律，这些理论的提出既有利于赋体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又可促成中古之际赋学的风格。借用赋序的形式谈论赋体理论，虽不够完整系统，但平易浅显、符合实际，正是序体独特性的表现。 四、序体衰落及原因 有唐一代，赋序衰落。笔者依据《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检索可知，两汉录赋293篇，其中赋序31篇。三国录赋146篇，赋序42篇。全晋录赋508篇，赋序140篇。南朝录赋254篇，赋序39篇。北朝录赋45篇，赋序7篇。汉至南北朝赋作1246篇，赋序占259篇。另据徐丹丽统计《唐五代文篇名目录及作者索引》知“以赋名篇的作品1695篇，有序180篇，占11％”[11](p.244)。通过两者对比可知，两晋是赋序创作的高峰期，至唐时，赋篇虽多，然赋序却呈现下降的趋势，开始衰落。究其原因，有如下特点： (一)赋体流变。赋和赋序存在一定依附关系，赋体的变化会引起赋序的变化，而赋体的嬗递是随着时代的渐变而变化的，两汉至魏晋是散体赋向骈赋的转变期，而魏晋南北朝至唐则是骈赋向律赋转变期。由于唐代实行科举制，赋被纳入科考范围，试赋时为便于标准统一，往往采用律赋。律赋因科考，遂在唐时形成创作上的高峰，进而成为唐赋的重要文体。律赋注重格律，“限韵”是不同于它赋的显著特征，王岂孙《读赋卮言》云：“官韵之设，所以注题目之解，示程式之意，杜抄袭之门，非以困人而束缚之也。”简而言之，限韵主要三个目的：其一，对试赋的题目进行阐释；其二，对试赋行文进行规范；其三，杜绝考场舞弊及其录取标准统一而设。其中解释试赋的题目、对赋行文格式上进行规范，正是赋序的功能所在，然被律赋中的“限韵”所替代。 除了“限韵”，律赋在字数、句数、构思、修辞、体势、结构等均有一定范式。据唐抄本《赋谱》记载“凡赋体有虚实、古今、比喻、双关，当量其体势，乃裁制之”、“无形象之事，先叙其事理，令可以发明”、“有形象之物，则究其物像，体其形势”、“虽有形象，已在比喻，则引其物像，以证事理”[12](pp.74-76)。这里强调赋的创作不仅要重事明理，注重赋的征实风格，而且要求赋文黏附于儒家经典，使文质相符，达到白居易《赋赋》中“立意为先，能文为主”的目的，其“立意”要继承“赋者古诗之流也”的观念，“能文”则符合“文谐宫律，言中章句。华而不艳，美而有度”、“郁郁哉溢目之黼黻，洋洋乎盈耳之《韶》《武》”文质相兼。这样导致原本在以“体物”为主的散体赋抑或骈赋中，由赋序来完成赋文的创作动因、背景、对象、目的的任务，被律赋的各种规范所取代，赋序的功能与价值开始削弱，故此渐渐退出律赋时代的舞台。 (二)赋序独立。当赋序在形式和内容发展一定程度时，即可自觉地充当一种独立的文学文体。两汉赋序中存在大量的“他序”之作，时至魏晋，赋家自己创作赋序。这一变化从《文选》所收录的序体可以看出，卜商《毛诗序》、孔安国《尚书序》、杜预《春秋左氏传序》、皇甫谧《三都赋序》、石崇《思归引序》、陆士衡《豪士赋序》、颜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诗序》、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任昉《王文宪集序》共九篇。“序的独立，是赋序发展的最高水平，但同时，也是赋序由鼎盛走向衰落的标志。赋序本应该为赋的附属，为赋服务，当它的内容和形式完整到可以独立成篇时，与赋就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合为双璧，分为全珪，甚至可以用另外的文体代替”[11](p.247)。赋和赋序虽有依附关系，但赋序一经独立成文体，两者便属于不同的文体样式。看似“是序文游离于本体之外的形式上的相对独立和自主权的表现”[13](p.220)，实则是赋序功能在消解与弱化的过程，正如唐时的律赋，其空间范围足以将交代赋文创作背景、表明赋文创作动因、强调赋文创作要旨、阐释赋文创作理论、表明赋文创作对象等内容容纳时，赋序也就失去了价值，这是有唐一代，赋序未能得到拓展与深化，致其衰落主要因素。 赋序兴盛于中古，至唐时已衰减，但并未消亡，而是回归到依附的本来属性上继续存在。据《艺文类聚》记载，曾辑录百篇左右的赋序。又据《历代赋汇》统计，录唐代赋序159篇，宋代181篇，元代91篇，明代309篇，赋序虽在以后的历代中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但犹如昙花，其美丽与兴盛只属于历史上的中古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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