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中国新诗（1917—1949）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诗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新中国成立至今46年间的新诗研究，可以用1976年“文革”结束做界标区分为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研究格局由单一化变为多元化；研究取向由热中于“为政治服务”转而回归新诗本体；研究成果由贫乏趋于丰硕。
1950—1976的新诗研究
1950年5月， 教育部规定“中国新文学史”是大学中文系的主要课程之一。1951年9月，王瑶（1914—1989）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由开明书店出版，下册则在1953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第一部完整的中国新文学史著作。他把新文学运动分为四个时期，把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做为第三、四期的分界，足见尊崇。关于四个时期的新诗写了《觉醒了的歌唱》、《前夜的歌》、《为祖国而歌》、《人民翻身的歌唱》等四章，对新诗发展情况的介绍比较翔实（可惜在第四时期遗漏了九叶诗派），而且分清了主次，理出了脉络，评价也较公允，为新诗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这时一些新诗作品相继选入了中学语文教材，也促进了新诗研究的开展。可是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对学术研究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干扰。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后，许多有影响的诗人公开悔其旧作。1954年的胡适批判，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1958—1959年的反右倾及“插红旗、拔白旗”运动，1963年开始的“社教”运动，都迫使新诗研究者改变对一些诗人、诗派的评价，或者把一些诗人的名字从新诗史中勾销。由于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系十分密切，当前文学动向也直接影响现代文学（包括新诗）的研究。在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上，茅盾的报告《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学，同时强调“五四以来中国革命的文学运动，就是在工人阶级思想指导下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向发展过来的”。于是，从进步诗人的作品如郭沫若的《女神》、殷夫的红色鼓动诗、艾青的《向太阳》、《火把》中寻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素成为一时风尚。1958年，毛主席提出要在民歌与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这个意见随即成了新诗研究中的指导思想。就这样，新诗研究逐渐失去了独立的学术品格，而成了政治运动的附庸和领导人意见的诠释。难得的是政治斗争相对缓和的间隙，例如1956年夏至1957年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响遍神州大地；1961年和1962年“左”的政策一度调整，都给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以鼓舞。但他们独立思考的成果往往很快又被下一轮政治运动所否定。这里可以举几个例子。1954年春，艾青的《五四以来中国的诗——应〈人民中国〉日文版作》〔1〕对胡适的新诗尝试采取了避而不谈的办法， 并把新月诗派和象征诗派说成“支流”。到了同年11月，由于胡适批判进入高潮，臧克家的《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2〕就把胡适关于白话诗的倡导和尝试当做严厉批判的对象，新月诗派和象征诗派也被升级为“逆流”；不过，在介绍抗战时期的诗歌时，七月派诗人如鲁藜、绿原等仍被列入表扬名单。到了1956年11月，臧克家借着《中国新诗选》再版的机会，对这篇作为“代序”的文章做了修改，由于“双百”方针的鼓舞，他对徐志摩的评价向上浮动，并且加选了徐的两首诗；而由于胡风集团已被定为反革命性质，七月派诗人的名字就全被勾销了。〔3〕在“双百”方针鼓舞下，原属新月派的诗人陈梦家在1957年2 月号的《诗刊》上发表了《谈谈徐志摩的诗》，毫无夸饰地说到了徐志摩诗歌的某些“好处”，对徐志摩“为都市生活压死”表示惋惜。同年6月反右斗争开始， 陈梦家被定为右派分子，同年11月《诗刊》发表了巴人的《也谈徐志摩的诗》，对陈梦家加以批驳；不料两年以后，巴人成了修正主义文艺观的代表，他的这篇批驳陈梦家的文章又遭到了批判，被说成是“和陈梦家并无原则不同”的“一支冷箭”〔4〕。
王瑶在反右斗争中幸免于难，但当文艺界反右斗争的成果“深入发展”的时候，他成了“拔白旗”的对象，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被当做“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代表作，遭到了一片声讨。有一篇文章是《批判王瑶对新诗的资产阶级观点》（1958年10月《诗刊》），所列举的王瑶罪状是：“全盘接受和宣扬朱自清等篡改历史、为资产阶级捧场的观点”，说《尝试集》是第一部新诗集；介绍了新月派、现代派的艺术主张；说革命诗歌派作品有公式化概念化缺点；介绍了胡风为首的七月派中那些“特务、反动军官、反党分子”的诗作；给艾青（1957年被定为右派分子）以“最高的捧场”，等等。这篇批判文章的作者是北京大学“鲁迅文学社”的一些学生，其理论依据来自文艺界领导人之一荃麟（1906—1971）的《门外谈诗》（1958年4月《诗刊》）， 荃麟对新诗发展史做了如下的概括：五四以来的每个时期中，都有两种诗风在互相斗争着，一种是属于人民大众的进步的诗风，是主流；一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诗风，是逆流。五四时期，代表逆流的是胡适的《尝试集》，代表主流的是郭沫若初期的诗歌，它们“已经孕育了社会主义的因素”。左联时期，革命的大众化的诗歌是主流，新月派、现代派是逆流。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等代表主流，胡风、阿垅为代表的七月派是逆流。
以这个框架为依据，北京大学中文系的6位学生谢冕、 孙玉石等受命联合撰写了《新诗发展概况》，1959年6月至12 月在《诗刊》连载了四章。吃一堑长一智，若干年后，这几位年轻人在思想解放的新时期都成了新诗研究卓有成就的学者。
建国以后的十七年，新诗研究的成果是比较贫乏的，当然也不是一片空白，有些论著还是有一定学术价值的。
在诗人诗作研究方面，较有份量的论著有：张光年的《论郭沫若早期的诗》（1957年1月《诗刊》）， 楼栖的《论郭沫若的诗》（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 年出版）， 凡尼的《殷夫及其创作》（广西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漫画家方成的《袁水拍诗的讽刺特点》（1963年11月《诗刊》），等等。
在新诗理论的探讨上，几次有关诗歌形式和诗歌发展道路的讨论中，何其芳、卞之琳、艾青、董楚平等写出了一些水平较高的文章。另外，臧克家、公木、沙鸥、何其芳、冯中一等都有关于新诗创作与鉴赏的论著出版。何其芳（1912—1977）的《关于读诗和写诗》（作家出版社1956年出版）收入1953至1956年谈论诗歌的论文6篇， 提出了“什么是诗”的定义；在肯定自由诗体存在的必要性的同时，系统具体地阐明了建立现代格律诗的主张。1962年，何其芳又出版了《诗歌欣赏》（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此书意在用一些古今诗歌佳作“来具体地讨论如何欣赏诗歌”。在中国现代诗人中，他重点介绍的是郭沫若、闻一多、冯至，所举的例子都不是政治性很强的诗，所举冯至的两首都是爱情诗。书中贯穿着一个深入人心的观念：“那些一读就能够打进人的心里去而又经得住反复玩味的诗”才是好诗，这样的好诗“总是既有诗的激情，又有完美的形式”。这和政治标准第一的批评模式是有所不同的。
在“文革”十年中，全部新诗和已有的新诗研究成果都被淹没在声讨的狂潮之中，更谈不到任何新的研究成果。
新时期的新诗研究
新时期的新诗研究是从“平反冤假错案”开始的：给那些蒙冤的诗人和流派平反。1980年4月在南宁召开的全国诗歌讨论会上， 唐祈提出要给40年代的《中国新诗》派（即九叶诗派）以公正评价；同年7 月在包头召开的首届全国现代文学学会年会上，徐志摩及新月派的评价问题引起了激烈争论；1982年5 月在海南岛召开的全国现代文学学会第二次年会上，七月派的评价成了讨论热点。1983年1 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在北京主持召开现代文学思潮流派学术交流会，进一步推动了新诗流派研究，使之由表层研究趋向深层研究，由个别研究趋向综合研究。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中心任务，“现代化”观念深入人心，新诗研究不再把新诗仅仅看做新民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同时注意考察新诗现代化的进程，单一的政治视角扩大为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审美的等等多种视角，诗学、诗史观念和研究方法随之调整更新。广义的“回到新诗本体去”，成为研究者的共识。这十几年来，新诗研究领域中广度的开拓，课题的繁富，深度的掘进，成果的丰硕，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新诗作品赏析方面，适应着读者经久不衰的兴趣，各种新诗选析、新诗鉴赏辞典之类的读物相继出版，其中既有综合性的，也有围绕某一诗潮或某一诗人的。
在诗人论方面，谢冕、陆耀东、周良沛、吴奔星、吴开晋、徐荣街、李复兴、孙琴安、龙泉明、章亚昕等都有论文集出版；关于某一诗人的研究专著或论文集也已出版多种，如《郭沫若前期思想及创作》（谷辅林），《郭沫若评传》（卜庆华著、孙党伯著各一种），《艾青论》（骆寒超），《艾青传论》（杨匡汉、杨匡满），《臧克家的诗歌创作道路》（张惠仁），《卞之琳与诗艺术》（袁可嘉等），《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王佐良等），《刘半农评传》（徐瑞岳），《闻一多评传》（刘烜）， 《徐志摩评传》（陆耀东），《现代诗人朱湘研究》（钱光培），《朱湘评传》（丁瑞根），《冯至评传》（王邵军），《何其芳评传》（尹在勤），等等。
在诗潮、流派论方面，除了大量的论文外，已出版的论著有：《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孙玉石），《第一个十年的流派诗人论》（陆耀东），《新月派诗歌研究》（尹在勤），《现代诗人及流派琐谈》（钱光培、向远），《中国新诗流派》（李旦初），《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史》（罗振亚），此外以流派论为主的文集有：《正统的与异端的》（蓝棣之），《中国现代诗歌论》（骆寒超），《中国现代诗歌艺术》（孙玉石），等等。
在新诗史的研究方面，已出版的著作有：《五四新诗史》（祝宽），《诗潮与诗神——中国现代诗歌三十年》（王清波），《中国新诗史纲》（曾铎），《新世纪的太阳——二十世纪中国诗潮（之一）》（谢冕），等等；重要的论文有：艾青的《中国新诗六十年》（《文艺研究》1980年第5期）， 李俊国的《新诗历史的演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1期）， 李怡的《中国现代新诗的进程》（《文学评论》1990年第1期），孙玉石的《二十世纪中国新诗：1917—1949 》（《诗探索》1994年第三、四期），等等。
对新诗的宏观性专题研究方面，已出版的著作有：《新诗创作论》（骆寒超），《寻求与超越》（杜荣根），《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李怡），《新诗文体学》（吕进），《中国现代诗学》（吕进），等等。此外，卞之琳、袁可嘉、孙绍振、罗成琰、张同道等关于新诗和外国诗的关系，谢冕、孙克恒等关于新诗的传统，周仲器、雷业洪等关于新诗体式的演变，骆寒超、王荣、陆耀东等关于现代叙事诗的发展，郑敏等关于新诗语言的演变，李春燕、铁峰关于东北地区新诗的发展，龙泉明、唐祈关于40年代新诗的发展，都有重要的论文发表。不少研究者还注意到一些现代诗人“政治思想提高而艺术滑坡”的现象，但尚未对此问题做深入的学术探讨。
下面简要介绍几位新诗研究者的成果。
孙玉石（1935—，满族）在新诗研究的各个层次上都有建树。对一些难懂的象征派、现代派诗歌，他带领学生细心地逐篇解析，已结集出版了《中国现代诗导读1917—1938》（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该书是孙玉石自觉地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的实践，书前《导言》在吸收朱自清、李健吾等前辈有关成果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内涵和实践原则。在诗人研究方面，他对郭沫若、闻一多、朱湘、冯雪峰等都有精深的专论。在新诗流派和诗潮研究方面，他的专著《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已成为大学中文系师生的重要参考书；长篇论文《新诗流派发展的历史启示》（《诗探索》1981年第3 期）是最早出现的对新诗流派做综合研究的硕果；《〈荒原〉冲击波下现代诗人们的探索》（收入《中国现代诗歌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深入考察了中国30年代的现代派诗人们如何对艾略特名著《荒原》的思想意识、审美原则和艺术追求加以筛选、接受和改造，以双重的吸收力和消化力来处理民族传统和西方现代诗歌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潮流的回顾与评析》（1987年2月至8月在《文艺报》连载）理出了初期象征派——30年代的现代派——40年代的《中国新诗》派之间的承续和嬗变线索，揭示了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向现实主义逐渐靠拢的趋势。这些长篇论文都以开拓性和严谨品格而受到学界称道。
他的新著《二十世纪中国新诗：1917—1949》按照“历史的与美学的”统一的原则，对新诗存在和发展的背景、形态、过程做了全景式的描述和论析。他把新诗与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的紧密联系看做“中国诗人们的必然的历史选择”和“新诗自身道路的殊荣”，并对新诗的传统做了如下的三点概括：一是“忠于时代的历史使命感与忠于艺术良心的艺术使命感的统一”，二是“向中国古典诗歌优秀传统与向世界各种艺术潮流的诗人吸取营养的结合”，三是“各个不同思想与艺术取向的诗潮流派竞相发展同个人美学风格自由追求的一致”。他把这三点视为新诗的“十分宝贵的传统”和“最值得珍视的历史经验”。这些看法贯串在具体论述中，呈现为许多引人注目的新的发现。例如，就传统之一来说，他指出，不仅进步的革命的诗人关注时代，就是现代派诗人也有“对于现实处境与民族命运的关瞩”；就传统之二来说，他指出40年代的穆旦既是现代主义诗歌的自觉追求者，同时又“自觉地吸收消化中国古典诗词的内蕴美”（后一点常被论者们忽略）；就传统之三来说，他不仅摆出了各流派之间的对峙，还揭示了其间的互补与渗透，指出后期新月派是“针对包括革命诗歌在内的诗的艺术泛滥的倾向，提出健康与尊严的原则”（“健康与尊严的原则”一直是被进步文艺界从政治上彻底否定的）。可贵的是，孙玉石不仅把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探索当做诗的探索，也把革命诗歌的各种探索（包括朗诵诗、街头诗、民歌体诗）当做诗的探索来看待和评述。他认为《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等民歌体新诗的出现，“在探求新诗与大众结合的更为现实的道路，新诗如何吸取民间的艺术养分以丰富自己的表现方法等方面，是五四以来新诗发展进程中一个可贵的开拓”。这个论断较之以前流行的过誉和近年出现的贬抑更符合实际。
蓝棣之（1940—）也是从微观的作品论诗人论进到流派研究的。他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定的《现代派诗选》（1986年出版）、《新月派诗选》（1989年出版）、《九叶派诗选》（1992年出版），以及他所撰写的三篇序言，都有广泛影响。他的治学以精细求深邃，常有令人叹服的新发现。如新月派的艺术特征一直被归结为格律化，蓝棣之进一步挖出这种格律化追求的动因之一是要倡导一种“以理节情”的人生态度，正因此新月派不仅要为新诗创格，而且寻求间接抒情的方式。蓝棣之的论文《新月派与象征派、现代派——新诗从巴那斯主义到象征主义》（收入文集《正统的与异端的》，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出版）成功地运用了双重比较的方法，一是把新月派与象征派、现代派加以比较，二是把中外诗潮加以比较。经过双重比较，蓝棣之让我们看清了三个流派各自不同的深层特征、艺术成就、在新诗史上的位置。
骆寒超（1935—）的新诗研究以《艾青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为第一个台阶，而后相继写出了收入《中国现代诗歌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骆寒超诗论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的一些论文，其中《论左联十年的现代诗歌》和《论晋察冀、七月、九叶三诗派及其交错关系》是对新诗流派做综合研究的成果。骆寒超似乎缺乏孙玉石、蓝棣之那样中外比较的广阔视野，他的善长是对中国新诗内部各流派的比较研究。他在前一篇论文中把“中国诗歌会”（包括蒲风等）放在现实主义诗派之外，在后一篇论文中把九叶诗派置于现实主义诗潮之中，是否恰当尚待讨论，但他的精细深入的比较辨析却是富于启发的。
在丰富的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骆寒超完成了30余万言的专著《新诗创作论》（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与已有的一些谈论新诗创作技巧的读物不同，本书不是从某种逻辑框架出发去找例子，而是真正从诗潮诗派诗人诗作的具体分析出发，探索新诗创造的本体规律的。全书以共时性考察为主，以历时性考察为辅，分上中下三篇。上篇论“主题思路”，舍弃了从表层分类的常见模式，而是首先抓住新诗人的心境及其诗歌境界的基调——忧患感，再以此为核心把诗人们的主题思路分为两个层次：“深感忧患”和“超越忧患”，各派诗人的作品都在诗意的深度这把尺子面前接受检验，这种做法显然比较符合诗学要求。中篇论“组织结构”，主要不是考察诗的外在结构，而是考察诗人的内在运思结构；在考察“陈情结构”时，他借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分析方法，把最难说清的一些问题理出了头绪，还得出了几个公式。下篇论“传达技巧”，分“语言论”和“节奏论”两章，后者尤见功力，关于“情韵节奏”和“声韵节奏”都提出了不少创见。
谢冕（1932—）是以对“朦胧诗”的扶植和评论受到瞩目的，他在现代新诗的研究方面的成果也颇丰。一部分论文收入《中国现代诗人论》（重庆出版社1986年出版）。1993年又出版了20万字的专著《新世纪的太阳——二十世纪中国诗潮（之一）》（时代文艺出版社），书中把中国新诗喻为“二十世纪送给中国人的一颗新太阳”。这本书是谢冕“自信我已经从某种已成定见的牢笼中获得了自由”的心态中完成的，较之他此前的论著的价值取向更为鲜明，措词也更加直率锋利，有许多不同寻常的见解。下面是一些要点：
诗的现代化倾向是属于城市、城市知识分子的，而与农民格格不入；而且中国诗的现代化是“向着世界现代主义诗潮认同”。
新诗的现代化进程步履维艰，一是因为中国古典诗歌传统雄厚，是现代诗的天敌；二是国运艰危，社会环境不利于现代诗的生长，中国现代诗只能在两个危急时期的“间隙”中闪现短暂的辉煌；三是作为社会主体的农民的审美习惯具有超稳定性，排斥诗的现代化，乡村文化（尤其是借助于权力的扶植）很容易吞并萌生于城市的诗的现代性。
中国新诗（1917—1949）大体上经历了如下的起伏：（1）早期白话诗注意的是白话取代文言，而不是诗的艺术。（2）《女神》标志着新诗进入了“自由奔放”的草创期。郭沫若虽然写了工业和都市，但他的情感方式还是传统的。（3）新月派的闻、 徐开始注意新诗的美学建设，但其“建设性动机先天地违背了新诗的自由思想”，使新诗再度陷入板滞状态。（4）从象征派到现代派，在西方现代诗观的影响下， 大大推进了中国新诗的现代化进程。新诗开始接触并进入都市，实现着诗的划时代变革。（5）抗战前夕，以茅盾的《叙事诗的前途》为信号， 新诗出现了从抒情到叙事，从个人化到大众化的“逆转”。（6）逆转也创造了奇效。血火交迸的大时代造就了大诗人艾青以及七月诗派。他们所取得的贡献“当然以现代性对于传统性的某种让步作为交换条件”。（7）在抗日战争胜利和解放战争爆发之间的“喘息”中， 以穆旦为旗帜的现代诗有一次尽情的闪现。（8）这时西北高原一个山脚下发动了一个新的文学运动，它驱使诗歌与农民大众的艺术传统切近，《王贵与李香香》以其意识形态方面的成功和传统民间形式的运用被奉为经典，诗坛风气一变，中国新诗的现代化进程至此开始了一个为期不短的停顿。
不论是对新诗运行线索的描述，对主要诗人的评价，对新诗与社会的关系、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的关系、新诗与外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关系的论述，这本书跟流行的看法相比，都让人有“迥然不同”之感。本书还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它不仅把诗当做诗，而且把新诗当做新诗来评述，有一个统一的价值尺度贯穿全书；二是它有贯穿全书的理论基点，如“间隙”论。不论你是否同意谢冕的观点，你不能不承认这是一部真正的新诗史论；一些令人遗憾的史实上的讹误也无损于这种史论品格。
直到笔者撰写这篇概述时，尚未发现对于谢冕见解表示认同的文章，不论是在年长的学者如孙玉石、骆寒超那里，还是在年轻的学者如罗振亚、李怡那里。
罗振亚（1963—）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史》（北方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把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历时性地分成六个流派：20年代的象征诗派，30年代的现代诗派，40年代的九叶诗派，50—60年代的台湾现代诗派，新时期的朦胧诗派，80年代的第三代诗。对每个流派的特征、贡献、不足、兴衰原因及各派之间的承续嬗变都有切实研讨。前三派属于本文所要涉及的范围。罗振亚所展示的是不同于谢冕笔下的另一种图景：这三个流派的现实性社会性是逐渐增强的，艺术上的中西融合的成就也是逐渐加强的。罗振亚认为：中国的“真正现代化”的诗并不是“纯诗”（如象征派现代派所追求的），而是“使审美价值与社会价值完善统一”的诗（如九叶派所追求的）。
李怡（1966—）的《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与谢冕的专著似成互补和对峙之势。李怡并不把古典诗歌传统看做现代新诗的天敌，却肯定古诗传统对于发展新诗的重要作用。在他的“走向新诗本体”的阐释中，中国新诗显露了如下的发展轮廓（虽然李怡的阐释并非采用纵式结构而是分几个专题开展的）：（1）五四时期新诗的诞生是新诗的“第一次发生”， 西方诗歌的移植起到了催生新诗的决定性作用，但宋代诗歌“以文为诗”的传统在深层起到了无形的作用。（2）20年代中期以后， 新诗人转而自觉地侧重于接通古典诗歌传统，使新诗艺术上走向成熟，这是新诗的“第二次发生”。象征派、新月派、现代派，“从总体上讲，他们在新诗史上的意义主要是开启了一条返回传统的道路”。这“第二次发生”的能量之源是古诗的“兴”与西方的“象征”的沟通。“兴”与“象征”本来有种种“深刻的文化差异”，中国现代诗人们却对“象征”做了中国式的误读。（3）这样的一条“折返”传统之路受到了两方面的指责，30 年代的革命诗派以大众化攻击其贵族化，40年代的九叶诗派基于“新诗现代化”的要求而批判“浪漫的感伤”。不过，大众化和民歌体诗歌让我们忆起古代的“采诗”传统，九叶诗派的叙述性、议论性诗句是对宋诗传统的“远距离”的沟通和契合”，可见指责者也没有挣脱古典诗歌传统。
如果说“间隙”论是谢冕史识的基点，那么，“误读”论则是李怡立论的核心。不难看出，李怡和谢冕不仅视角不同，而且对同一流派、同一诗人的认知和评论颇有相左之处。
过去很少有人对已有的各种新诗形式进行具体研究，青年学者杜荣根的《寻求与超越——中国新诗形式批评》（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在这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本书依次对中国现代的自由诗、小诗、散文诗、新格律诗、十四行诗、叙事长诗、楼梯诗等形式分章加以论述，对于每一种诗体既纵览其渊源、兴起、发展演变线索，又横看其美学特征。如关于现代格律诗，作者不仅理出了它的起伏兴衰过程，介绍了代表性诗人的主张要点和作品特征。如关于现代格律诗，而且发掘了现代格律诗的三个“发展机制”。作者视野广阔，中国新诗体式对古诗的承续与变革，对外国诗的借鉴与改造，纵横交融的景观尽收眼底。一个基本观点在书中得到了有力论证：现代艺术的发展趋向是简化，但诗歌形式的简化不等于简单化，而是和丰富性、多样性联系在一起的。
有人把新时期的诗学研究分成三个学派：传统派（主张纵的继承），崛起派（主张横的移植），上园派（因在北京上园饭店的几次会议而得名，主张在纵向继承基础上适度地实现横的移植）。这个说法的提出者是吕进（1939—），即上园学派的代表。他在相继推出了《新诗的创作与鉴赏》、《新诗文体学》等论著之后，又出版了近30万字的专著《中国现代诗学》（重庆出版社1991年出版），此书在许多诗学见解上对作者原来的看法以及流行的观念有所超越和突破。例如，在诗和现实的审美关系上，本书指出诗的内容本质在于它是内视点（心灵视点）的文学；在诗的艺术媒介上，本书指出诗是没有现成媒介的艺术，但诗人又不可能另造一套语言，只好向一般语言借用艺术媒介；在诗的生成上，本书提出了“灵感”是诗的受孕、“寻思”是诗的怀胎、“寻言”是诗的分娩的三部曲。这些论述使诗与散文的分野明晰了。吕进“在诗学观念上，以抒情诗为中心”，这使他的诗学体系的涵盖面受到了局限。九叶诗派在40年代就追求“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从抒情底运动到戏剧底行动”，这种诗歌观念和创作实践就逸出了吕进的视界。再则书中许多论述似乎通用于古今诗歌，未能划开古典诗歌与现代新诗的界限，使这本诗学的“现代”性有所减弱。
新诗研究在各方面的深入，提高了人们对于综合性新诗史的期待值，对于已经问世的几本都不大满足，觉得内在的东西不多。不过，祝宽的《五四新诗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对原始资料不仅搜集得相当丰富，而且能够探幽采佚”（李何林序）；王清波的《诗潮与诗神——中国现代诗歌三十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兼顾诗潮概述和重要诗人的评介，对各流派都表现了历史主义的公允态度，这些优点都是人所共见的。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出版）有关新诗的章节前后呼应，揭示了新诗在时代要求与艺术规律的双重作用下，由各派片面地分头求索，到逐渐取长补短走向综合和成熟的过程，构成了某种内在的系统性。可是毕竟不是新诗史专著，内容比较简略。骆寒超的宣告是令人兴奋的：他在考察了“诗歌动态现象与时代、审美规律之间的辩证关系”，“组成一个中国现代诗潮流变的系统”之后，在“从诗潮诗派、诗人诗作的具体分析出发，探索新诗创造的本体规律”之后，即将循着“在文学史与文学原理之间打通关系”的思路，不遗余力地去完成计划中的《中国现代诗歌史》。正在准备或已开始这项工程的学者当不止骆寒超一人，我们相信高质量的新诗史已指日可待。
新时期的新诗研究能够取得如此可喜的成果，除了有了安定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之外，还直接得益于史料建设和研究者自身的观念方法、知识结构等方面的调整和提高。研究过程同时是学习充实的过程。郑敏（1920—）在教书育人之余，诗艺上的创新和学术上的探索都有突出成就。她的《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依据现代语言学理论， 从汉语发展的近百年史剖析了中国新诗成就不够理想的原因。她认为，近一个世纪之中，中国新诗创作三次面临的道路选择正与三次语言变革紧密关联。第一次语言变革开始于胡适等倡导的白话文运动，他们的语言革新是从“推倒”母语传统（指文言）出发，犯了语言学本质上的错误，导致了早期白话诗的自我贫乏。此后经过闻一多、戴望舒、穆旦等众多诗人的努力，白话经历了一场不动声色的变化，到40年代，白话进入成熟阶段，它的承受力、表达力都接近西方语言水平。可是这时又遭受了一次为政治服务的清洗性变革，从1949年开始，到“文革”期间达于顶点，使汉语（尤其是文学语言）的单调和透明度达到超常程度。白话的第三次变革自1979年的朦胧诗开始，这种注重凝炼含蓄、善用暗喻、摆脱政治词汇的趋势，由诗歌蔓延到小说戏剧散文以至理论文。这次变革是“中国诗歌语言现代化”，也是“汉语现代化”的重要的一步。郑敏锐，如果将这三次语言转变认识清楚，就会有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强烈愿望。此文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和讨论，连驳诘者也承认“确有精彩之处”。不言而喻，如果不在现代语言学上下一番功夫，郑敏是不可能投出如此有力的“世纪末的回顾”的目光的。
新诗研究70多年来走过了由多音合奏到一家独鸣再到多音合奏的曲折路程。事实证明，百家争鸣是学术繁荣不可缺少的条件。当前的新诗研究领域几乎在每个重大问题上都众说纷纭，这是正常现象。可惜分歧虽多而争论较少，往往是自说自话。像孙玉石的《现代诗人的玄想思维与文化结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第3辑）那样， 能够具体地而非笼统地、直截了当地而非闪烁其词地批评对立面的文章实在太少了。如果能有更多坦诚而冷静的争论交锋，将更有利于学术水平的提高。
注释：
〔1〕见《艾青全集》第3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2〕1955年2—3月《文艺学习》。
〔3〕见《中国新诗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
〔4〕见《巴人的一支冷箭》，1960年2月《诗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