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领域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优先发展问题与前景_经济论文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教育领域优先发展议题及其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合作论文,议题论文,亚太论文,优先发展论文,领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15)03-0001-09

       1989年11月，澳大利亚、美国、日本、韩国、新西兰、加拿大及当时的东盟六国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了亚太经合组织首届部长级会议，并正式成立了亚太地区机制最完善、层级最高、影响最大的经济合作论坛——“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1991年11月，中国以主权国家身份，中华台北和香港①以地区经济体名义正式加入APEC。[1]与欧盟类似，经济与教育之间割舍不断的依存共生关系，决定了APEC虽“身”于“经济”，却必然“心”系“教育”。然而，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对于APEC的研究始终聚焦于其在经济领域的影响，而很少关注其在教育领域的作为。这不仅导致了我国教育理论界的研究空白，也不利于我国在APEC教育决策中发出自己应有的声音。2014年11月11日，APEC第2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我国北京召开，会议签署了《北京纲领：构建融合、创新、互联的亚太》，并将北京师范大学倡议成立的“亚太经合组织高等教育研究中心”(APEC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Center)列入领导人宣言，[2]这意味着我国学术界将迎来APEC教育研究的新时代。值此之际，笔者特撰此文，从APEC的教育事务管理框架、优先发展议题、挑战及前景展望等方面剖析了APEC近年来在教育领域的发展情况，以期为我国学者开展APEC教育研究提供参考。

       一、APEC基本组织架构及其教育事务管理框架

       APEC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组织，涉及领域极其广泛，采取了多层次管理体制。与欧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类似，APEC的基本组织架构可主要分成决策机构、执行机构以及辅助性机构三部分。

       如图1所示，APEC决策机构包括两个层次。其中，一年一度由成员经济体轮流举办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Economic Leaders' Meeting)是APEC最高决策机构，参加会议的是APEC成员的国家或地区元首或首脑以及各地区的经济主管官员。各成员国领导人在会议期间发表的共同宣言成为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最终成果，并决定APEC政策的宏观方向。次一级决策机构包括“部长级会议”(Ministerial Meeting)、“专业部长级会议”(Sectorial Ministerial Meetings)和“工商咨询委员会”(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ABAC)三部分。其中，部长级会议由各经济体的外交部长②携经贸部长③出席，故又称为“外交和经贸双部长会议”。部长级会议先于每年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举行，主要任务包括两方面：第一，为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召开进行必要的前期准备；第二，贯彻执行领导人会议通过的各项指示，讨论区域内重要的经济问题，决定APEC的合作方向和内容。专业部长级会议则由一系列诸如教育、科技这样的特定领域的专业部长会议构成。各专业部长会议分别就各自领域的具体问题展开讨论，并提交报告，其中就包括4年一度、专门讨论教育问题的教育部长会议。值得注意的是，双部长会议和专业部长级会议在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高官会之间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且其决议直接服务于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因而在很大程度上算得上是APEC的实际决策机构，教育部长会议也因此成为APEC中最主要的教育决策机构。除了两类部长级会议，工商咨询委员会就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经济技术合作以及创造有利的工商环境等问题向上一级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供建议。[3]

      

       图1 APEC的基本组织架构及其教育事务管理框架

       在政策执行环节，由21个APEC经济体大使级或司局级高官组建的高官会(Senior Officials' Meeting，SOM)是APEC开展活动和项目的主要指导部门。[4]APEC每年举行3次至4次高官会，从宏观到微观层层深入，从未来一年亚太经合组织的工作方向到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部长级会议议题的确定，再到相关的措施建议，会议的最终结果将成为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部长级会议所作宣言、声明的基本依据。[5]总体上，APEC高官会对上负责执行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部长级和专业部长级会议决定，对下领导、组织其下属的“贸易与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Trade & Investment，CTI)、“预算与管理委员会”(Budget and Management Committee，BMC)、“经济委员会”(Economic Committee，EC)和“经济与技术合作高官会指导委员会”(Senior Officials' Meeting Steering Committee on Economic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SCE)执行APEC政策，在整个APEC决策与执行机制之间扮演着承上启下的角色。在4个下属委员会中，经济与技术合作高官会指导委员会主要负责协调和管理APEC在经济与技术合作领域的事务，并与专业部长级会议共同领导下设的15个专职负责某一特定领域政策执行的工作小组。[6]在这些工作小组中，建立于1990年的“人力资源开发工作组”(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Working Group，HRDWG)以“分享知识、经验和技能，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为使命，旨在“为所有人培养21世纪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把人力资源开发工作融入全球经济发展之中，解决全球化中的社会问题”。[7]在APEC经济体领导人、部长、专业部长以及高官的领导下，人力资源开发工作组每年举行一次到两次例会、4年举办一次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通过具体的教育、劳动力、能力建设和人力资源开发项目的执行，落实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部长级会议宣言中与APEC区域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相关的政策，并提出建设性意见与建议。

       人力资源开发工作组由“能力建设网络”(Capacity Building Network，CBN)、“教育网络”(Education Network，EDNET)和“劳动力与社会保障网络”(Labour and Social Protection Network，LSPN)三部分组成，各网络分别负责监督APEC相应领域项目的执行，以支持亚太地区教育的发展和人力资源的开发。[8]其中，教育网络以“在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之间建立一个强大而富有活力的学习体系，发展全民教育，并强化教育在促进社会及个人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为宗旨，初创于1992年8月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召开的第一届APEC教育部长会议，并于2000年重组，且正式更名“教育网络”，是APEC中专注于执行APEC教育政策和项目、协调亚太地区教育活动的基层组织。该网络每年举办一次会议，一般由各经济体教育部门副部级或司局级官员出席，并视需要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参与其工作。[9]

       概括来讲，APEC目前在其组织架构内已经建立了一个较为系统的教育事务管理框架，即教育网络向人力资源开发小组负责，人力资源开发小组向经济与技术合作高官会指导委员会和教育部长会议负责，经济与技术合作高官会指导委员会向高官会负责，高官会向教育部长会议负责，教育部长会议向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负责，而旁设于高官会及其下属的4个委员会之间的辅助性机构——APEC秘书处则负责为APEC各层次教育活动的决策与执行提供支持与服务。

       二、APEC在教育领域的优先发展议题

       通过梳理、分析APEC历届教育部长会议内容及其教育网络开展的各类教育活动，笔者认为APEC近年来在教育领域的优先发展议题主要集中于以下七方面。

       (一)职业技术教育

       近几十年来，伴随科学技术高速发展而来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世界各国的劳动力市场不断出现结构性调整，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不断高涨。为此，世界各国掀起了一浪高一浪的职业技术教育发展与改革浪潮。在这一时期，亚太地区各经济体也结合本国国情制定了一系列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战略。然而，经过多年实践，部分经济体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却暴露出诸多弊病，如：教育质量低下、教育内容陈旧、难以为学生提供职业生涯发展所需的终身学习机会、无法将现代技术融入到学生职业教育与培训中等。[10]为此，APEC各经济体要求在加强区域内职业技术教育交流的基础上，通过合作的形式探索出最佳的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战略与实践方式。2008年，第四届APEC教育部长会议首次将职业技术教育确定为优先发展领域，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政策建议，包括：扭转对职业技术教育的传统偏见，提升其社会认可度；拓宽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空间，延伸其发展深度，并将其纳入终身学习体系；以劳动力市场需求为导向，设置职业技术教育的专业名称、教学内容和评价考核细则等。[11]2012年召开的第五届APEC教育部长会议提出了今后4年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两项重要任务：一是扩大职业技术教育办学规模，重点保障女性接受职业技术教育的权利；二是强化公私部门在职业技术教育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12]在教育部长会议的政策引导下，APEC教育网络先后组织实施“职业技术教育许可门户”(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Licensing Portal，2013)、“技术和职业教育培训项目合作联盟”(The Cooperative Alliance for TVET Project，2014)以及“技术和职业教育培训‘绿色技能’培养”("Green Skills" Development in TVET，2014)等项目。[13]

       (二)师资质量

       师资质量是对教师职业素养、教学能力和教学态度的一个综合评价，其优劣直接关系到教育教学质量与人才培养水平的高低。因此，1992年召开的第一届APEC教育部长会议就将师资质量确立为APEC优先发展领域，并要求“教育论坛”④开展以“增强教师教学能力，关注教师教育标准与教师专业发展”为主题的师资质量项目。[14]2002年召开的第二届APEC教育部长会议基于“教师专业发展是教师作为教育教学专业人员，经历职前教育和职后培训两个阶段的终身发展历程”这一理解，从两个方向对师资质量的提升作出战略部署：一是在职前教育中，交叉设置教育理论课程与教育实践课程；二是在职后培训中，着重发挥教师的主体性与主动性。[15]第三届和第四届教育部长会议进一步强调了师资质量作为优先发展领域的重要性，要求利用信息技术来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并将师资质量的提升作为提高数学教育、科学教育、外语教育、信息技术教育等学科教学水平的重要突破口。[16][17]第五届教育部长会议重申师资质量对于APEC教育能力建设和学生素质提高的极端重要性，进而将师资质量的提升确定为未来教育发展的重点。会议在审查教育网络提交的报告后，对教育网络今后的关注点作出重要指示：一要提高教师在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的能力；二要提高APEC网络课程的教师参与度；三要分享教师专业发展的实践方案。[18]为贯彻落实教育部长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APEC先后发布了《泰国教师英语标准化考试的发展》(Development of the English Standardized Test for Thai Teachers，2007)、《开放教育和培训资源》(Open Educational and Training Resources，2009)等报告。[19]当前，APEC教育网络正在着力推进“探寻数学与科学最佳实践：师范教育”(Identifying Best Practices in Mathematics and Science：Teacher Preparation，2013)、“七个APEC经济体师范教育比较研究”(A Comparative Study of Teacher Preparation in Seven APEC Economies，2014)、“来自师范教育调查的重大发现”(Key Findings from Teacher Preparation Surveys，2014)等[20]一系列与提升师资质量相关的项目。

       (三)数学与科学教育

       由美国和日本牵头发起的“数学与科学教育研究”分析了APEC各经济体学生的“国际数学与科学测验”(TIMSS)和“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ISA)成绩，并在比较研究各经济体数学与科学课程标准的基础上，认为东方经济体的数学与科学教育侧重于向学生传授基础知识，重视考试成绩；而西方经济体则侧重于启发式教学，注重培养学生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21]尽管这两种教育方式各具特色，但也都暴露了一些不足，如东方经济体的数学与科学教育缺乏西方经济体的逻辑思维、认知能力和创造力；而西方经济体则缺乏东方经济体的扎实基础知识，理论性欠缺。为推进APEC东西方经济体在数学与科学教育方面的相互借鉴与协同合作，实现东西方数学与科学教育模式的有效互补，第三届APEC教育部长会议将数学与科学教育纳入了教育优先发展领域，并开始着手制订区域内的数学与科学教育发展战略。[22]第四届教育部长会议立足于数学与科学教育的长远发展，从教育标准与评估、师资质量与教学、教育政策与研究三个方面提出了多项计划，如：分析APEC经济体数学与科学学科课程标准，比较各经济体不同学期课程标准的差异，鼓励教师使用课例研究的方法进行教学，开发不同难度的APEC数学与科学教育测验题库等。[23]第五届教育部长会议建议为亚太经济体间数学与科学教育合作创设宽松的政策环境，确定学生掌握数学与科学基础知识的最佳教学方案，以求加快亚太地区数学与科学教育能力建设。[24]自2004年以来，教育网络先后举办过以“中学数学与科学教学活动创新与最佳实践”和“科学与数学教学最佳实践”为主题的研讨会。[25]近两年，APEC教育网络为落实数学与科学教育发展战略，组织开展了多项教育研究合作项目，如：《为APEC经济体探寻数学与科学师范教育独特优异实践的国际比较研究》(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Research to Identify Unique and Promising Practices in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Teacher Preparation for APEC Economies，2013)、“中学数学和科学师范教育”(Teacher Preparation Program for Secondary Math/Science Teachers，2014)等。[26]

       (四)学习彼此的语言

       掌握彼此的语言是推动区域跨境交流与合作的基本前提。亚太地区语言种类繁多，既使得APEC各经济体在发展语言和外语教育方面存在着极大的需求，也同时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中华台北和智利联合开展的语言调查结果便显示，APEC各经济体目前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如何有效地培养能够使用两种以上语言进行跨文化交流的公民。[27]如何激发各经济体学习彼此语言的热情，如何培养合格的外语教师，如何建立一个共同的语言标准等问题也因此成为APEC迫切需要关注的教育议题。为此，第三届APEC教育部长会议将学习彼此的语言确定为教育网络未来工作的优先领域之一，要求教育网络为亚太地区语言和外语教育制订战略性发展规划，并建议各经济体进行语言课程改革，编制新的课程标准，进而推动外语教育发展。[28]第四届教育部长会议则针对各经济体缺乏共同的语言标准、难以培养跨文化交流的公民等问题进行研讨，呼吁各经济体加强语言政策研究，编制共同的英语和其他语言的教学标准，并通过提升教师外语教学的专业能力，激发学生学习外语的热情。[29]第五届教育部长会议则进一步强调了学习彼此的语言在深化彼此交流与合作中的重要地位，并建议创建语言教学支持系统，通过持续更新教学资源，提升外语教师的培养能力。[30]除此之外，APEC近年来还多次召开专门的语言教育研讨会，制定了英语和其他语言的战略发展规划，发布了语言与外语教育报告，组织实施了语言教育合作项目等，[31]为提高亚太地区外语教育水平作出了巨大努力。

       (五)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使得世界各国在教育规模得到迅速扩张的同时，面临着严峻的教育质量下滑危机。与此同时，势不可挡的国际化发展趋势也为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了诸多新的挑战，如劳动力市场对国际化人才需求的迅猛增长、国际高等教育市场竞争的白热化等。这都要求各国就提高质量、加强合作等问题对各自的高等教育系统开展综合改革。基于此，APEC经济体自2008年召开跨国教育研讨会起陆续开展了多项高等教育项目，如：“高等教育文凭补充”(Higher Education Diploma Supplement，2010)、“高等教育质量”(Quality in Higher Education，2011)等。[32]2012年，第五届教育部长会议明确将高等教育列入了教育优先发展领域行列。[33]此后，APEC教育网络先后发布数篇关于高等教育质量的报告，如《高等教育质量：探寻、开发和维持亚太区域最佳实践》(Quality in Higher Education：Identifying，Developing，and Sustaining：Best Practices in the APEC Region，2012)、《亚太地区高等教育资格认证公约》(Asia-Pacific Regional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of Qualifications in Higher Education，2013)、《APEC经济体高等教育数学建模课程最佳实践推广》(Promoting Best Practices on Mathematical Modelling Course in Higher Education Curriculum of APEC Economies，2013)等。[34]2014年11月，APEC第2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将“APEC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列入领导人宣言，并再次强调了提升区域高等教育质量、促进区域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性。[35]

       (六)教育信息化

       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牵头开展的“信息通讯技术与教育体制改革研究”指出，信息通讯技术已融入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交网络，因而必须将其纳入教育改革实践中去，提高职业技术教育、数学与科学教育、语言与外语教育的信息化水平。[36]正因为如此，第三届APEC教育部长会议将信息通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确立为APEC教育网络未来工作的优先发展领域之一，并建议推动信息通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37]在此基础上，第四届教育部长会议强调了信息通讯技术与教育体制改革在确保21世纪教育质量中的重要作用，建议进一步拓展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范围，将其广泛应用于课堂教学、教学评价、教师招聘、教师培训等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推动教育信息化的全面发展。[38]第五届教育部长会议指出，要不断提升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探索提高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能力的有效性策略，创建开放式教育资源网络平台，分享教育信息化典型案例。在实践层面，APEC教育网络开展了丰富的线上线下活动，如：建立在线学习培训中心，建设APEC网络学校，搭建教育资源共享平台，举办教育信息化成果展览会等。当前，教育网络正着力推进“为共同繁荣的APEC学习社区”(APEC Learning Community for Shared Prosperity，2013)、“APEC在线学习培训”(APEC e-Learning Training Program，2013)等项目。[39]

       (七)教育合作与跨境教育

       教育合作尽管从未被APEC教育部长会议明确列入优先发展领域，但实际上APEC在教育领域的所有活动均建立于区域合作基础之上。因而可以说，合作既是APEC开展一切教育活动的基本原则，也是支撑其所有区域教育战略的重要支柱。在过去的10余年内，APEC教育合作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在第一阶段，APEC经济体基于教育发展对经济腾飞的促进作用开始逐步认识到加强教育合作的必要性，并建立了其教育网络的前身——“教育论坛”(Education Forum)；以第三届教育部长会议为标志，APEC教育合作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认识彼此在教育体系上的差异与得失，并呼吁东西方互相学习，共同分享教育实践经验；到了第四届教育部长会议，APEC教育合作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开始制定区域教育合作政策，明确、细化教育合作领域，并将教育合作的目的定位为使每个学生掌握21世纪必备的知识、技能和态度(详见图2)；从第五届教育部长会议开始，APEC教育合作开始进入第四阶段，强调教育合作从政策到行动的推进，并为未来12年的APEC教育合作提出了“三步走”战略规划，指明了APEC教育合作的发展方向和工作重点。[40]第一步为2012年～2015年，主要任务是建立一个政策合作和实践合作体系，明确合作指导方针和树立合作典范；第二步为2016年～2019年，主要任务是基于前一阶段的最佳实践探寻具体的教育合作办法；第三步为2020年～2023年，主要任务是将在教育合作中积累的经验推广到其他领域。[41]

      

       图2 从差异到融合，从政策到实践：基于区域合作的APEC教育优先发展领域演变

       资料来源：5th APEC Education Ministerial Meeting(AEMM) in Gyeongju,Korea[EB/OL].http://hrd.apec.org/index.php/5th_APEC_Education_Ministerial_Meeting_(AEMM)_in_Gyeongju,_Korea.2014-11-20.

       APEC所倡导的教育合作包括联合研究、技术合作等多种形式。其中，跨境教育作为教育国际化背景下最重要的区域教育合作形式之一，随着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的不断推进在近年来得到了APEC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俄罗斯2012年2月举办的第28届APEC人力资源开发工作小组教育网络会议上，俄方作了题为《跨境教育及其科学交流机制》(Cross-Border Education and Scientific Exchange Mechanisms)的报告，分析了APEC发展跨境教育的主要目标、实施步骤及其预期成果。[42]同年7月，俄罗斯教育部、俄罗斯联邦科学院及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围绕教育合作与跨境教育问题联合举办了首届“APEC高等教育合作国际学术研讨会”，[43]且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所举办的会议均围绕这一议题展开。2012年9月，召开了第20届APEC峰会，“会议宣言”明确APEC将致力于增强区域联系，促进人文交流，并通过知识和技能的传播促进经济发展，且将跨境教育确立为促进APEC经济体间人文交流的一个重要途径。[44]此后，跨境教育多次成为APEC教育网络会议的主要议题，并得到了充分的交流与讨论。如2013年举办的第29届APEC教育网络会议确立了增强学生、研究人员和教育提供者流动性以及巩固强化现有网络双边协议的具体路径。[45]同年6月，印度尼西亚在建立人力资源开发伙伴关系圆桌会议上作了题为《APEC推进跨境教育合作》的报告，从五个方面制定跨境教育合作的工作计划——建立临时协调委员会；开发跨境教育合作指南；分享跨境教育合作战略；提供数据收集与经验共享的技术支持；分享跨境教育资格框架系统、质量保证框架、资格认证和资格认可等方面的政策信息。[46]这份报告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APEC跨境教育合作的重要行动依据。2014年的《亚太经合组织第2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宣言》则明确表示，“我们承诺推进跨境教育合作，认识到学生、研究人员、教育提供者的流动有助于加强区域联系，促进人文交流，并通过知识和技能的传播推动经济发展。我们决定在2020年前实现亚太经合组织范围内跨境学生交流每年100万人的目标，并增加赴发展中经济体留学的学生数量”。[47]

       三、挑战与前景展望

       与欧盟等其他国际组织不同，APEC是以松散的政府间合作协商论坛形式建立的，提倡基于自愿原则的政府间磋商与合作，自身缺乏各成员经济体共同缔结的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宪章性文件作为其建立和运转的基础，因而其形成的所有文件均不构成国际法上的国家义务，这种非法律化性质是"APEC"的基本特征。[48]但也正因为如此，相比欧盟等其他区域经济合作组织，APEC对区域内非经济领域事务的宏观治理作用和成员经济体非经济领域决策活动的介入程度实际上是极为有限的。教育在APEC中近乎边缘的地位，⑤则使得APEC对成员经济体教育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宏观教育政策的导向作用显得更为微弱。APEC目前在教育领域的优先发展议题和教育项目主要集中于微观层面，如数学教育、科学教育、语言教育、文化教育等；而对于终身教育、全民教育，尤其是牵涉到意识形态问题的公民教育、教育公平等重大宏观、制度层面的问题的关注则相对少得多。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源自亚太区域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一方面，与欧洲联邦思想由来已久不同，亚太地区在历史上缺少超国家联邦的理念和传统，加上历史原因，许多亚太国家之间缺乏信任机制，东亚各国对国家主权问题高度敏感，在区域教育合作中表现为难以交出部分国家主权，建立超国家的区域性宏观管理和监督机制，这将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亚太地区教育合作的深入和APEC发挥区域内宏观教育治理作用。另一方面，欧盟之所以能够推动区域教育深度合作，并建立区域一体化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便是各成员国在文化根源、社会政治制度及经济体制上有着高度的同质性，而许多APEC成员经济体之间却缺乏这种共同的文化根源和政治共识。“亚太认同”的缺失对于APEC的区域教育治理作用的发挥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尽管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APEC在亚太区域教育事务中的作用目前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这并不意味着APEC在教育领域的“无力”。事实上，APEC对于教育问题的关注程度正与日俱增，且从2014年的《亚太经合组织第2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宣言》可以看出，APEC在未来将大力促进亚太区域内跨境教育的发展和教育合作的进一步深化。“亚太经合组织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成立将推动APEC经济体联合开展亚太地区教育研究，并有望建立亚太区域大型教育数据库。这对于增进APEC各经济体对彼此教育制度、政策的相互理解，以及亚太区域教育体制壁垒的打破，均有着重大战略意义，同时也能够为各经济体间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搭建一个重要的平台。

       注释：

       ①1997年7月1日起改为“中国香港”。

       ②中华台北、中国香港除外。

       ③中华台北、中国香港派代表。

       ④“教育网络”的前身。

       ⑤相比同属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欧盟和OECD，APEC给予教育的关注相对少得多。这一点从它们的组织架构上便能看出。欧盟与OECD均自上而下建立了专门的教育事务议事、决策与执行系统，而APEC更多的是将“教育”视为人力资源开发的一部分进行讨论，唯一一个专门服务于教育的“教育网络”也仅仅只是一个咨询部门，而不拥有实质性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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