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人力资本投资、身高与工资报酬——对12城市住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住户论文,报酬论文,人力资本论文,身高论文,工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背景
在过去50多年里，数以万计的对工资决定的实证研究表明，教育、培训等影响生产率的各种因素，对劳动者的工资报酬有显著影响（Heckman等，2003）。近年来，随着性别、婚姻状况等被纳入到工资决定的分析中来，身高对劳动者工资报酬的影响逐渐受到关注。身高是健康人力资本的一种重要形式(Schultz，2002)，是家庭和社会对劳动者年少时期营养、卫生保健等健康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结果。除遗传因素外，成年之前的营养和卫生保健状况等是影响身高的重要因素。在发展中国家，通常更高的身材代表着更大的力气、更好的健康状况，从而会带来较高工资报酬（Strauss等，1998）。身高还可能与劳动力市场歧视有关。由于社会或文化的原因，使得身材较矮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歧视，处于不利地位(Loh，1993)。身高还会影响一个人的自信和自尊，进而影响其工作表现和劳动力市场报酬（Young等，1996）。
大量实证研究证实，身高对工资报酬具有显著积极的影响（Schultz，2005；Hubler，2006；Hersch，2008等）。Loh(1993)利用1982年美国全国青年跟踪调查的截面数据，对全职劳动者的身高与工资进行的工资方程(Mincer，1974)最小二乘法(OLS)回归发现，在同等条件下，身高比美国人口平均身高每增高10%，小时工资率会提高4%～6%。Mitra(2001)利用1993年美国全国青年跟踪调查的截面数据，使用OLS法对工资方程进行回归，发现身高对男性的工资没有显著影响，但对白领女性的工资有显著影响，身高每增加1英寸，工资增加2.51%。Hersch(2008)利用2003年美国移民调查截面数据，利用OLS估计，在控制了工资方程中几乎所有可能影响工资的变量之后，发现移民的身高比美国同性别平均身高每高出1英寸，工资会增加1.7%～2.0%。
Heineck(2005)利用2004年英国住户跟踪调查数据，对20～51岁全职和兼职雇员进行工资方程的OLS估计，发现身高每增加1英寸，工资会增加约1%。但分职业进行回归后，发现身高对工资的影响不显著。但该研究在分职业的回归分析中，一些职业的样本量只有几十个，可能会影响回归结果的可靠性。Case等(2008)利用1997～2005年9轮英国住户跟踪调查数据，对工资方程进行OLS估计，发现身高对工资的影响是显著的，身高每增加1英寸，工资将增加0.3%～1.7%。
Hubler(2006)利用1985～2004年德国社会经济跟踪调查面板数据，对年龄在25～55岁之间的全职和兼职劳动者进行了研究。对工资方程的OLS回归表明，身高每增加10厘米，工资会增加2.8%。Heineck(2005)利用1991～2002的德国社会经济跟踪调查数据，对年龄为21～50岁之间的全职和兼职的蓝领和白领工人，进行了身高和工资决定的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来自西德的男性工人存在身高工资效应，身高每增加10厘米，工资会增加4%以上；而对于来自东德的男性和女性劳动者，身高对其工资则没有显著影响。
Schultz(2005)利用1987～1989年加纳的混合截面数据，对工资方程的OLS回归结果显示，身高每增加1厘米，男性和女性劳动者的工资分别会增加1.48%和1.29%；使用工具变量法回归后，身高的工资回报率大幅提高，身高每增加1厘米，男性和女性的工资分别会增加5.69%和7.48%。利用巴西1989年健康和营养调查截面数据，Schultz(2005)对20～60岁劳动者进行工程方程的OLS回归表明，身高每增加1厘米，男性和女性劳动者的工资分别会增加1.31%和1.53%。使用工具变量法回归后，身高的工资回报显著增加，身高每增加1厘米，男性和女性劳动者的工资分别会增加3.94%和5.64%。
然而，现有研究存在一些明显不足。一是主要使用最小二乘法(OLS)来估计身高对工资的影响。但身高存在测量误差，而且工资方程的多元回归中可能会遗漏与身高相关并影响工资的解释变量，这些都会带来身高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导致OLS估计出的系数是有偏的。二是对孩提时代和青少年时期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对成年后身高的影响关注不够。研究表明，身高的80%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余下的20%则是由成年之前的营养和医疗条件等环境因素决定的(Silventionen，2003)。关注健康人力资本投资的意义在于，发展中国家的营养和医疗条件相对较差，投资于营养和健康以改善这些环境因素，将会改善未来劳动者的身高和健康状况，并带来丰厚的经济回报。
此外，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英国、美国或德国等发达国家劳动者的身高工资效应（Case等，2008；Heineck，2005、2008；Hubler，2006），对发展中国家关注较少，只有对巴西、加纳和象牙海岸的研究（Schultz，2002；Dinda等，2006）。而关于中国劳动者身高与工资报酬关系的实证研究，目前还没有相关文献。因此，本文利用大样本微观调查数据，对中国劳动者的身高工资效应进行实证研究。为解决身高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除使用OLS估计之外，还使用工具变量法(IV)估计。
二、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是2005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问卷调查数据。该调查包括上海、武汉、深圳、福州和西安等5个省会城市及无锡、宜昌、本溪、珠海、深圳、宝鸡和大庆等7个非省会城市。在每个省会城市，分别调查500户城市本地住户和500户外来住户；在每个非省会城市，调查400户外来住户。被调查住户的抽取，系采用与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PPS)获得。被抽取的住户，每个年龄在16岁以上的非在校家庭成员都被纳入了调查。这样，该调查共获得了约8000个家庭近20000名个人的有关信息。
本文分析的对象是16岁及以上的在业劳动者，并将劳动者工资报酬定义为“上个月这份工作实际拿到的收入（包括实物折现）”。扣除身高、工资等重要变量漏报的样本，本文最终用于分析的有效样本共11512人，其中男性6544人，占56.86%；女性4964人，占43.14%。被调查者平均身高166.40厘米，其中男性平均身高为170.93厘米，女性平均身高为160.43厘米，比男性约低10厘米。被调查者平均小时工资为5.82元，其中男性为6.56元，女性为4.84元。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三、实证分析
为直观观察身高与工资报酬的关系，首先将劳动者的身高分成160厘米以下、160～164厘米、165～169厘米、170～175厘米和175厘米以上5组，计算出这5组人群的小时平均工资分别为4.41、4.99、5.62、6.59和8.02元。显然，劳动者的平均小时工资随身高的增加而不断提高。以劳动者的身高为横轴、以相应身高劳动者的平均工资为纵轴画出劳动者的身高—工资曲线也显示，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劳动者，其平均小时工资都呈现随身高增加而不断提高的趋势（见图1）。但由于这种直观观察不能同时控制教育、经验等其他变量对工资的影响，因此需要进一步借助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对身高与工资报酬的关系进行分析。
（一）最小二乘法(OLS)估计
笔者采用拓展的Mincer工资方程，对身高的工资效应进行回归分析，其回归模型为：
其中，下标i代表第i个劳动者，lnWage代表劳动者小时工资的自然对数；α是常数项；height代表该劳动者的厘米身高；β是身高的边际工资效应，即身高每增加1厘米小时工资增加的百分比；
方面，男性和女性有很大不同(Jackson，1991)，因此，本研究对男性和女性劳动者分别进行工资方程回归。
基于前面有关身高影响工资报酬的理论分析，预期身高对劳动者工资有正的影响，即β的符号为正。学校教育、在职培训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形式，会带来正的工资回报，而工作年限是在职培训的代理变量，因此预期教育、工作年限对工资有正的影响。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虽然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工资会逐渐增加，但增加的幅度会越来越小，到一定工作年限后将递减为零，进而变为负数。因此预期工作年限平方项的系数为负数。由于婚姻会通过夫妻间的分工和专业化来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率（Baker等，2007），预期已婚对工资报酬有正的影响，此外，预期健康状况对工资报酬有正的影响，即劳动者越健康工资报酬会越高；非农户口对工资报酬有正的影响，主要是基于劳动力市场对进城农民工存在歧视(Liu，1998)。而预期中共党员身份对工资有正的影响，是因为不少研究都发现中共党员身份会带来工资溢价（Appleton等，2005；Li，2003）。这可以解释为党员群体可能获得了经济租金，或者党员身份代表着更强的才能、动机或其他与生产率有关的积极的个性特征（Bishop等，2008）。由于职业、行业、所在城市也是影响劳动者工资报酬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工资方程回归中也进行了相应控制。利用“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采用OLS估计的结果如表2所示。
上述OLS回归结果，验证了前述身高对工资报酬影响方向的理论预期，即在控制了相关变量的影响之后，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劳动者，身高对其工资报酬都有显著的正的影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男性劳动者身高每增加1厘米，小时工资会提高1.14%；女性劳动者身高每增加1厘米，小时工资会提高0.89%。这一实证结果，与同样使用OLS法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比较接近（如Schultz，2002）。回归结果也表明，学校教育年限、工作年限平方、婚姻、健康、非农户口、中共党员身份对工资都有显著影响，影响方向也与理论预期完全一致；但工作年限对劳动者工资报酬，没有表现出显著影响。
（二）工具变量法(IV)估计
由于身高存在测量误差，而且工资方程的多元回归中可能会遗漏与身高相关并影响工资的解释变量，因此身高可能是内生变量，进而导致OLS估计出的系数可能是有偏的。Schultz(2002)和Hubler(2006)的研究表明，身高变量存在内生性问题。使用工具变量法估计，则可以很好地解决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但使用这一方法的关键在于要找到一个或几个和身高相关，但与误差项不相关的“工具变量”。Schultz(2002)提出可以从社区健康服务设施、家庭背景、社区特征和语言肤色等4个方面为身高寻找工具变量。Hubler(2006)选择劳动者自我报告的健康状况作为身高的工具变量，但这可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健康状况与工资方程误差项相关的可能性非常大。
笔者遵循Schultz(2002)的思路，选择两个与劳动者青少年时期营养和卫生保健状况密切联系的变量，作为身高的工具变量。第一个工具变量，是被调查者12岁时其所在省份平均每万人拥有的医生数。Schultz(2002)指出，青少年发育最快的阶段开始于12岁。Beard等(2002)的研究表明，男孩和女孩身高增长最快的年龄分别为12岁和14岁。因此，12岁时所在省份平均每万人拥有的医生数，是劳动者青少年时期卫生保健状况的一个合适的代理变量。第二个工具变量，是被调查者接受小学教育所在的地理位置指数（乡村=1、镇=2、县城=3、城市=4）。很多研究表明，孩提时代的生活环境与成年后的身高密切相关（Case等，2008）。在中国的农村和乡镇，获得卫生保健的机会显著低于县城和城市（Meng等，2000）；而且农村孩子的营养摄入低于城镇(Chen，2000)。因此，小学教育所在的地理位置，是劳动者孩提时代营养摄入状况的一个合适代理变量。正如下面2SLS回归第一阶段结果表明的那样（见表4），这两个工具变量都与身高显著正相关。为保证所选择工具变量的有效性，笔者进行了Sargan检验(Sargan，1964)。Sargan检验的原假设所有工具变量都是外生的，即与回归方程的误差项不相关。由于本文Sargan检验的P值分别为0.8812和0.9307，表明不能拒绝原假设，因此本文所选用的两个工具变量都是有效的。利用上述两个工具变量，对工资方程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由于Hausman检验表明身高变量是内生的，说明使用工具变量法估计身高的工资效应是必要的，而前述的使用OLS法估计出的结果则是有偏的。使用工具变量法估计的结果表明，身材高对男性和女性劳动者工资报酬有显著的正影响，其影响程度明显高于OLS估计的结果：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男性和女性劳动者身高每增加1厘米，小时工资分别会提高4.81%和10.73%（见表3）。女性劳动者身高的工资效应更大，反映了身高的边际报酬在递减，因为男性被调查者的平均身高比女性要高约10厘米。这与Schultz(2005)使用工具变量法对加纳劳动者的估计结论相近，加纳男性和女性劳动者身高每增加1厘米，工资分别会增加5.69%和7.48%。
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还表明，教育等多数变量对劳动者工资报酬的影响也与预期一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学校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男性和女性劳动者的小时工资分别会增加3.92%和3.32%；非农户口男性劳动者小时工资比农业户口男性劳动者高出13.67%，女性劳动者的这一数字为10.67%；是中共党员的男性劳动者比非中共党员男性劳动者小时工资高出8.07%，但中共党员身份对女性劳动者工资的影响不显著；婚姻和健康对男性劳动者工资报酬有显著的正影响，但对女性的影响不显著；工作年限对男性和女性的工资影响均不显著。
（三）健康人力资本投资与身高
身高是一种健康人力资本，是长期健康投资的结果。身材较高的劳动者通常在力量和速度等方面具有更大优势，从而可能带来更高的生产率。身高是由先天遗传因素和后天营养状况共同决定的。但除遗传因素外，营养状况无疑对个体的身高有重要影响。有证据表明，身高是收入的函数，一个人成年之前年龄段的营养物质的消费，特别是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经常性摄入，对身高有特别的影响（Komlos等，2003）。
本文工资方程2SLS回归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证实了身高与劳动者孩提时代和青少年时期的营养和卫生保健状况显著相关。该回归结果显示，劳动者接受小学教育的地理位置指数和12岁时所在省份每万人拥有的医生数，都与身高显著正相关（见表4）。由于这两个变量是劳动者孩提时代营养摄入和青少年时期卫生保健获得状况的代理变量，因此，这一回归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者孩提时代营养摄入状况越好、青少年时期的卫生保健获得状况越好，其成年后的身材越高。由于身材高会带来丰厚的劳动力市场回报，因此，加强营养、卫生保健等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
四、结语
随着性别、婚姻状况等被纳入到工资决定的分析中来，身高对劳动者工资报酬的影响逐渐受到关注。现有针对发达国家和少数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已证实，身高对劳动者工资报酬有显著、积极影响。本文利用大样本住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劳动者的身高工资效应非常显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男性劳动者身高每增加1厘米，小时工资会提高4.81%；女性劳动者身高每增加1厘米，小时工资会提高10.73%。这一结果与采取同样方法对一些发展国家的研究结果(schultz，2005)比较接近。
本文的实证分析还表明，孩提时代和青少年时期的营养摄入、卫生保健状况与劳动者成年后的身高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者孩提时代营养摄入状况和青少年时期的卫生保健获得状况越好，其成年后的身材越高。可见，加强对儿童和青少年的营养和卫生保健等方面的健康人力资本投资，会提高其成年后的身高和生产率，进而带来丰厚的劳动力市场回报。
加强健康人力资本投资不仅是个人和家庭的经济选择，也是一种公共政策选择。因为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充足的健康投资，可以显著提高人口的健康水平，节省医疗保险费用，减轻社会经济发展的负担，并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促进健康投资，尤其是对妇幼保健和青少年健康的投资，已成为中国的主要政策选择。在国家“十一五”规划中，向全民提供基本的健康服务已成为重要的战略选择。2008年，卫生部又正式开始实施“健康中国2020”战略。然而，目前在中国农村，尤其是中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公共健康投资仍面临较大挑战。健康人力资本投资也遵循边际报酬递减的规律，加强对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健康投资，将会获得更高的经济和社会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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