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市场经济模式的改革与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经济论文,模式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中央计划经济的全面瓦解，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实行了市场经济模式。可以说，市场经济全球化趋势正在成为现实。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对于经济模式的比较研究，就从过去关注不同体制的经济模式，转向对不同市场经济模式优劣的探讨。（注：“关于好的（和坏的）模式的指南”，英国《经济学家》1999年4月10日。）就世界主要国家市场经济模式而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和信息化的蓬勃发展，也在推动世界各国经济模式的调整与变革。可以认为，经济全球化加速度的一个结果就是：各国都在主动或者被动地加快对本国体制和模式的调整，以适应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新变化。
主动调整，以适应发展需要现代市场经济模式之间不仅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战后以来，这些国家的经济模式也一直在不断地变化
1.现代市场经济模式。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大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逐渐成型的。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只是当大多数中央计划经济国家都转向市场经济之时，数不胜数的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模式，才引起人们日益增加的兴趣，……”（注：“美日德经济模式的比较”，英国《经济学家》1994年10月8日。原载《参考资料》1994年10月30 日）冷战结束以后，在对各种经济模式的探讨中，最受关注的还是美英模式和欧洲模式。
美英模式被广泛称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也被称为“新美国模式”，它是指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发动新保守主义革命后发展起来的经济模式。欧洲模式被称为“莱茵模式”，主要流行于欧洲大陆国家。这些国家处于莱茵河流经的地域，从奥地利到荷兰，包括今日所有属于欧元区的欧洲大陆国家。
除了以上这两种经济模式外，瑞典或北欧模式也被视为一种模式类型。近二三年来，国际学术界对于荷兰经济模式也颇为看好，认为“荷兰模式”提供了一种成功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介乎美英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与欧洲大陆的社会福利经济模式之间。
在对亚洲市场经济模式的研究中，学术界一般认为有“日本模式”和“东亚模式”两种类型。这两种经济模式在市场经济的运行方面比较相近，过去被认为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
由此可见，现代市场经济模式之间不仅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战后以来，这些国家的经济模式也一直在不断地变化。
从某种意义上讲，政府与市场是互补而非替代的
2.与过去的几十年相比，作为一个整体的“市场经济模式”在悄然变化。
（1）政府与市场的力量在不同时期的互动、变换与相互制约， 成为推动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一种强大动力，也是市场模式调整与完善的重要方面。尽管市场经济都是“混合经济”，但是市场经济的构成及其运行在各不相同的经济模式中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从战后各国经济模式的构成看，这种差异主要可以归结为：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程度、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比重及其作用、经济决策机制和政策目标等方面，由此而形成了政府与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不同作用。所以，即使大多数国家都实行“混合经济”，在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中，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仍然有着较大的差别。因而，从实证研究的角度看，政府或者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和它们各自扮演的角色，实际上成为人们区分不同经济模式的重要标准。诸如，众所周知，美国经济的自由度和开放度相对较高，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比较低，在许多可以看到的著述中，它被广泛称为“自由市场经济模式”；20世纪50—60年代，在日本以及亚洲“四小”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起飞过程中，政府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政府通过制定产业结构等政策措施，指导并促进经济发展，人们将这样的经济模式称为“政府主导型”。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相互作用，是经济学讨论中永恒的话题。在国家经济活动中，如果政府干预的程度过大，市场机制的作用范畴就会缩小；或者，市场机制在经济生活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政府的作用范畴就必然受到限制，政府规模就会缩减。有一种理论就此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讲，政府与市场是互补的而非替代的。（注：“斯蒂格利茨谈当代经济”，《经济学动态》1999年第1 期）可见，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在市场经济中各自起着不同的作用。
在现代市场经济模式中，政府干预与市场配置的规模与强弱， 成为人们评价一个国家经济模式的基本依据。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从一般垄断转变为国家垄断，其重要特征就在于在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出现了由政府对经济社会活动进行全面的宏观调节。二战后，这个特征发生了一些变异，特别是随着日本和东亚国家（地区）经济的崛起，人们对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世界银行在对东亚经济发展动因进行讨论时，将主张促进市场效率的观点称为“亲善市场论”，而把认为政府干预对经济起推动作用的观点称作“国家推动发展论”。（注：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第1期。）在日本， 一些研究机构也提出类似的观点，认为战后世界经济所走的是两条道路，即“福利国家的道路和以自由化为中心的道路”。（注：[日]《工业新闻》1996年4月3日）
进入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全世界都在重新思考政府”。人们对于政府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表示担忧，而对于市场力量的作用有了更加实际的肯定。不同的研究结果认为，工业国政府的公共开支不是缩减，而是在扩大，但是，政府支出的增加并没有使经济业绩得到较大改善，或者并没有带来更大的社会进步。（注：“工业国的政府改革”，载《金融与发展》1996年9月号）世界银行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指出，政府在东亚“经济奇迹”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在绝大多数老牌工业国中，由于政府规模的扩大（政府支出占GDP 的比重）而出现了福利国家的财政危机。（注：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如果硬要评价政府干预或是市场机制的作用，可以这样认为，在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的几十年期间，政府与市场的力量在不同时期的互动、变换和制约作用，成为推动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一种强大动力，也是市场模式调整与完善的重要方面。最近20年，自由放任的学说在国际经济中一直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使得主张市场调节、减少政府干预的观点在经济学和政府经济政策中起着主导作用。一方面，政府与市场这两种机制相互协调，互为补充，共同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与市场的结合方式与协调的方面不同，从而形成世界上各不相同的市场经济模式。实践表明，在推动一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方面，或是政府的作用较大，或是市场机制的力量更强。由于历史、文化、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政治等因素所致，对于不同的模式、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两种机制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同。
现代资本主义的最重大变化在于企业正在迅速发展成为一种以美国传统为基础的新式制度
（2）国营企业的私有化改革， 使得发达国家公共部门大大缩减，亏损降低，竞争力和盈利率增加。同时，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也成为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发达国家的国营企业和公共部门的私营化改革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它最先风行于英国，而后迅速蔓延到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国营企业和部门，大多属于自然垄断性行业或者政府垄断性部门，如铁路、航空、电讯、电力、能源、邮政等。虽然这些国家在实现私有化的范围和程度上不尽相同，但其基本做法与效果还是明显的。主要包括：第一，出售国有企业的部分股权，将其出让给私人，由私人与政府共同持股。第二，对于不需要政府参与的企业，发达国家通常利用其发达的资本市场，逐步出售企业的国有股，直到完全实现私有化为止。例如，德国的联合电力矿山股份公司过去是拥有大约700家企业的大型国营企业，1984 年通过出售股票，将国有股权降到29.49%，1987年全部售出。第三， 拍卖国有企业的有形资产，这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最彻底的形式，其拍卖对象主要是竞争性行业中一些不能盈利的或者具有盈利潜力而当时亏损的企业和基础设施。
经过对这些部门进行股份制改造和兼并，使国有企业通过资本社会化的形式，从过去由国家完全占有和经营，转变成国家与私人资本以股份制的形式共同占有。在欧洲一些国家，这一私有化过程是比较长的，如英国大约持续了14年。截至1994年，西欧各国提出的私营化项目总金额大约为3500亿德国马克，至少占这些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2%。在日本，私有化动作较大的有日本国铁的私有化。就这一意义上的私有化而言，迄今为止，发达国家私有化的效果是显著的。其一，政府从私有化中获得可观的财政收入， 如英国政府从出售股权中直接获得的收入达800亿英镑。其二，扭转了国营企业长期亏损的局面， 经济效益得到提高。例如在英国，实施股份制改造的40家企业都已经消除亏损，企业利润得以增加。其三，企业经营状况得到改善。日本国铁于1987年实行民营化改革，按经营区域组建7家并列的公司， 由此形成各家公司之间的相互竞争，不仅经营作风和服务质量得到改善，而且第一年就扭亏为盈，1996年利润总额达到824亿日元。（注：李琮：《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第190－197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也有学者从另一个角度注意到了发达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推行私有化以来，微观经济特别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变化趋势。指出，在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全面推进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改革时，美国的公司却发生了相反方向的深刻变革。“长期以来，私有制在公司法中体现为如下公司治理结构：股东是所有者，经理必须并且仅仅为股东的利益最大化服务。但是，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美国已有29个州修改了公司法。新的公司法要求公司经理为公司的‘利益相关者’服务，而不仅为股东服务。换言之，股东只是‘利益相关者’的一部分，而劳动者、债权人和社区则是另一部分‘利益相关者’。公司法的这一重大变革，突破了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私有制逻辑”。（注：孙晋平：《世界经济的微观变化－公司治理社会化趋势》，2000年12月。）而且，随着微观经济特别是公司治理的变化和证券市场的高度发达，在发达国家里，法人机构持股的比重明显上升，一般达到50%以上；在美国，法人机构持股的比重达到50%甚至70%；在日本，法人股东的比例高达70%。 拥有股份的个人在美英国家中则更多。机构投资者的出现是起源于金融与产业之间关系的变化。这不同于传统意义上与经营融为一体的所有权，根据资本经营者的实际业绩，机构投资者的所有权可以随时转移和放弃，使得金融界和产业界的关系发生很大的变化。金融市场越来越多地在按照美国的规则运转。直至90年代，德国公司主要通过贷款方式融资，贷款提供者大多是本国银行；现在，德国企业融资的方向越来越多地向股市转移，被认为是“出现了一个真正的市场，充斥其间的是投资顾问、基金管理者、股票持有者，最重要的则是投资银行家”（注：[英]《金融时报》2001年2月9日）
尽管这一变化还处在初始阶段，但是它意味着，发达国家资本社会化程度已经比过去明显扩大，从而说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模式中生产关系的变化。 国际学术界有一种极富代表性的观点， 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最重大变化在于企业正在迅速发展成为一种以美国传统为基础的新式制度，它将改变整个经济制度，并最终改变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从而形成“新资本主义”。这个“新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民主与自由企业制度的融合。由此可见，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微观经济的变化是多么明显而重要。（注：[法]米歇尔.阿尔贝尔：《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电信业的市场化程度实际上被看成改革性措施实施程度的一个标尺
（3）实施放松管制的改革性措施与更加开放的国内政策， 促进了全球企业购并与重组。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发达国家的私营化改革不仅没有停止，反而进一步加深。总体上看，减少政府干预、放松管制、鼓励竞争和实行更加开放的国内政策，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经济模式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其表现形式主要是：从国营企业的私营化转向大企业和公司之间的兼并与重组，不断放宽政府对企业经营的各种限制，不断取消诸多的过时规则和有碍竞争的条款，弱化政府对企业生产经营和进出口等方面的管制，将过去属于自然垄断性的部门和服务性行业，诸如交通运输、能源、通讯、邮电、金融等产业重又纳入市场竞争范畴，并且推行股份制管理。
目前，国际上总的趋势是放松政府管制，这一改革性措施突出表现在减少并撤除政府对电信、金融和公用事业等垄断性行业的行政管制。电信业的市场化程度实际上被看成改革性措施实施程度的一个标尺。以美国为例。1994年，美国开始修改媒体和电信法；1996年2月， 美国对执行了61年之久的电信法进行重大修正，撤除地方业务与国际电信业务之间的隔离，取消了地方电信公司不能跨地区经营的限制。与此同时，在欧盟国家，自80年代起，就开始取消政府长期垄断电信业的做法。在金融领域，美国对1933年制定的“格拉斯—施蒂格尔法案”先后进行重大调整，这些调整使投资银行、商业银行、保险和基金的法律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各种金融业务互相融合和渗透，全球资产重组和跨国并购的交易不断增长。
近几年来，全球性的跨国购并、企业兼并与重组在金融、通讯、电信甚至媒体等行业与部门之间广泛展开。跨国购并的规模在逐年扩大，大，大宗购并的数量增多，其数额从1996年的1.14万亿美元迅速升至1999年的3.4万亿美元。（注：《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00—2001年，第230—235页。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那么，放松管制对于经济起了什么作用？以美国为例，1993年在美国从放松管制中获得的福利性收益的数字中，消费者获得的收益为326—430亿美元，生产者获得的收益为32亿美元，总收益为358—462亿美元，潜在收益为216—220亿美元。（注：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全球性的购并、企业兼并是发达国家实施放松管制和开放政策的结果。
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模式的发展趋势“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在世界经济中仍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主动或被迫地采取改革性政策与措施，进一步地调整和完善自己。以美国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将会继续保持其模式优势；欧洲模式不会“美国化”；日本模式的改革艰难而缓慢。尽管各国的改革措施不尽相同，但是，“趋向自由化的改革”似乎成为一种时尚。从总体看，虽然多数国家“说得多、做得少”，但是各类经济模式都出现了变化，而各国又都在设法保持并展示其模式优势。
1.“新美国模式”能否成为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典范？本文的回答是：美国经济模式以“新经济”而独显风采，在今后若干年内，以美国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将会继续保持其“模式优势”。近年来，美国经济和科技的竞争力不断提高，经济持续增长100 多个月而不衰，从而引起人们对美国模式的关注。克林顿曾经标榜说，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资本主义已经显示出自己是经济样板。有人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欧洲国家的改革方向“实际上是向美国模式看齐”，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注：李琮：《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第208—209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虽然这些看法未免有些片面和极端，然而，随着美国“新经济”的凸显，美国经济以其所具有的充分的竞争能力和创造性，使经济和社会发展能够保持生机与活力。这一点，却是不容忽视的现实和值得讨论的方面。尽管美国社会经济中仍然存在着许多矛盾，美国经济也可能出现各种难以预料的问题，但是，我们依旧有理由认为，在今后一个时期里，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在世界经济中仍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其“模式优势”仍将使美英经济模式富有吸引力。
美国不断地进行改革性探索，以期使其国际竞争能力、科技创新机制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制度优势保持下去。由于美国公共部门和国有企业的比重，以及社会福利程度都比欧洲国家要低，而服务业的比重相对最高，所以在美国，其改革性措施主要放在调整这一领域的规则和减少政府的管制，特别是在诸如银行、证券、保险、电子、信息技术、网络经济等领域，实行更加自由化的政策。为此，美国在1994—1999年陆续通过了各种法案。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美国公司间跨行业的并购频繁发生，诸如美国花旗银行和旅行者集团之间的跨行业兼并。今后这种跨行业的兼并与购并将会越来越普遍。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过去很多人都认为，美国企业之间的兼并与并购为的是追求短期超额利润；但是现在，更多的人却认为，诸如兼并购并等行为的目的在于追求长期发展。
对于新经济，美国政府往往制定立法加以保护。 以互联网为例，1993年，克林顿政府提出“国家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加大对网络基础设施的基础研究的投入。到1998年，美国网络业占全球份额的75%。以计算机、电信和通讯技术为基础发展的网络产业，正在改变美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成为美国现在和将来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随着新经济的发展，在最近的3年里， 美国国会通过的有关互联网法的法案就多达40—50项。而且，尽管美国的信息技术是世界一流水平，但是，美国在1999年又启动了“21世纪信息技术行动计划”“第二代互联网计划”等新的发展规划，力图在21世纪继续保持其世界领先地位。从长远看，美国科技的发展与创新能力仍然是巨大的。
在微观经济方面，公司治理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美国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重仅为百分之十几，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升到40%，进入90年代，机构投资者的比重首次超过个人股东。同时，美国开始重视银行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如放松对银行持有公司股份的限制，商业银行可以通过银行信托部和银行持股公司间接对企业持股。尤其是投资银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越来越大，表现为作为机构参与策划对企业的兼并收购，从而使得美国大众股东迅速增加。目前美国有52%的家庭直接或者间接地持有股票，人均持股额也在增加。1989—1995年，美国股东的人均持股额增加了40%，从人均10400美元增加到14500美元。（注：理查德.内得勒：《工人资本主义的兴起》，1999年版。以上问题参见孙晋平：《世界经济的微观变化——公司治理社会化趋势》，2000年12月。）
由于美国模式是建立在完备的制度约束的基础上，所以，它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性变动；另一方面，由于其基本制度的约束，在其社会发展过程中，美国将会继续保持“模式优势”。这一模式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在思想渊源上，它崇尚个人主义和充分的竞争性，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将在很长时期内占主流地位；在资源配置上，所有资源都通过市场进行配置，市场机制对经济的充分调节始终是经济发展的动因；在决策机制上，以企业分散决策为主要形式，政府决策被限定在最小范围；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实行董事会制和股东制，股票和证券市场的波动对经济有直接影响。与其他经济模式相比，美国自由放任的传统，市场机制的功效，政府为企业和公司提供制度保障和宏观经济政策等，至今仍然是其经济模式的核心。
这样的“模式优势”始终是美国保持世界最强大国家地位的一种保障，它可以给美国经济带来更多的好处，因而美国一直不遗余力地鼓吹美国经济模式的优越性。
欧洲国家的改革目标并不是向“美国模式”靠拢，而是试图建立一种既非“美国模式”，又非欧洲传统的“菜茵模式”的新模式
2.欧洲“莱茵模式”的“福利国家”特征能否继续存在？本文的回答是：欧洲将不断对其经济政策和方针进行调整。欧洲国家意识到金融市场对于企业融资的重要性，将加大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以适应欧洲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但是，欧洲模式不会“美国化”。
欧洲（西欧，以下同）模式即“莱茵模式”的突出特征就是其优良的社会福利制度，诸如极为“注重社会的公平和平等”，而“社会流动性没有那么快，个人功利也没有那么明显”。（注：[法]米歇尔.阿尔贝尔：《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第13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与美国相比，恰恰是追求公平和福利的社会目标，致使欧洲国家在经济、科研、国际竞争力、高技术产业等方面落后于美国。近年来，否定“莱茵模式”的观点越来越强烈。产生这种否定的原因，除了上述经济和科技术竞争力的滞后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欧洲模式受到美国模式的影响，欧洲人正在逐渐放弃“由社会和企业共同持股的模式”（注：[英]《金融时报》2001年2月9日。“思考市场的力量”。）， 转而“强调金融市场和股东价值应该起越来越大的作用”。（注：[法]米歇尔.阿尔贝尔：《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第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20世纪9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庞大的社会支出，已经成为这些国家的沉重负担，直接影响到国家经济的未来。从欧元区国家的特点来说，欧元区的建立促进了欧洲各国的改革。在统一市场和统一货币的推动下，欧洲国家正在逐渐接受另一种思维方式，接受“股东文化”，并积极调整其经济战略，所以，欧洲国家也在进行改革性探索。这种改革主要表现在企业改革和制度改革两个方面。企业改革主要是实行企业重组，发展“新经济”。过去，在欧洲的许多国家中，公司和企业基本由所有者兼管理者控制，在大公司中，则由所有者家族或由家族任命的管理委员会控制，现在这种状况正在改变。欧洲各国企业间的兼并和并购在增加，公众持股的趋势在加强。制度改革的重点放在调整国家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社会与公民、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上，方向是“少些国家、多些市场”。
欧洲国家改革的具体政策措施是：缩减政府权限和减少公共开支，压缩公共部门和实现国营企业私有化，鼓励竞争和高技术的发展。如前所述，欧洲国家最早实行了国营企业的私有化，公共部门的比重已经大大下降。但是，欧洲模式中的“福利国家”特征和庞大的社会功能并没有改变，因而政府支出也没有显著减少。以政府支出为例，在发达国家的政府支出方面，欧洲各国的政府支出高于美国和日本， 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超过了40%，许多国家如德国、法国、瑞典等甚至接近50%。过高的福利性支出，不仅造成政府财政赤字不断增大，而且，将通过各种税收转为企业生产成本。欧洲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共识：政府不应把公民从生至死的一切事情都包下来。从一定意义上讲，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的社会职能也在相应扩大，包括政府在促进科技、教育、文化医疗等方面的支出以及转移支付的功能；政府也需要对人类面临的许多共同问题，如环境保护、走私犯罪、吸毒等进行一定的资金投入。所以，欧洲在削减政府支出方面的任务仍然是比较艰巨的。
欧洲国家的改革目标并不是向“美国模式”靠拢，而是试图建立一种既非“美国模式”，又非欧洲传统的“莱茵模式”的新模式。欧洲与美国和日本不同，首先，欧洲的“莱茵模式”在各个国家并不完全一样。虽然都是欧洲国家，北欧小国就能够比较容易地实现结构性改革，在高技术产业方面取得进展；而在德国和法国等国家，在经济改革方面的效果并不显著。其次，欧洲的“莱茵模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其“福利社会”的形成也经过了一个很长的时期。按照德国学者的看法，“谁也不想把已经得到的东西重新放弃，谁也不想作出一点牺牲，就连当权者也是这样。”（注：H.曲恩格：《福利社会的危机》， 《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至于对欧洲“莱茵模式”持赞赏态度的人，很多的评论都是从社会公平和社会进步的角度而言的。我们仍然列举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阿尔贝尔的论点，他对“新美国模式”和“莱茵模式”进行对比之后提出，“莱茵模式”优于“新美国模式”，因此它不会向“美国模式”靠拢。
日本的经济改革缺乏来自制度创新的动力，面临着极大的阻力
3.日本模式的“政府主导型”特征能否改变？本文的回答是：日本模式将会调整和改革，但是进程缓慢而艰难。日本作为“赶超型发展模式”的创始国，在战后短短的18年时间里，实现了高速成长的经济奇迹。同时，日本的成功也带动了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经济高速成长。但是自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以来，日本陷入低靡和萧条状态，经济停滞不前，国际竞争力下降；而且，过去日本经济中存在的政府干预过多、官民互相勾结、依赖公共事业、不良债权严重等“日本疾患”相继爆发，日本模式的局限性和弊端逐渐开始暴露，进入被称为“失去的十年”的时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舆论对日本模式的批评越来越多。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日本作为亚洲赶超型模式的代表，在完成由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的转变之后，表现出了“制度疲劳”。这种模式已经不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对日本模式进行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日本模式的主要弊病在于，（注：这一论点见诸于研究经济体制问题的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从宏观经济层面看，“政府替代市场”，政府对经济的规制过多，规制过于繁杂。在微观机制方面，“企业替代市场”，最为突出的是劳资关系中的“终身雇佣制”，工资、晋升方面的“年功序列制”，导致企业家精神衰减；法人治理结构中以“内部经营者经营”“相互持股”为核心的法人所有制结构，导致市场的监督功能丧失；在企业间关系上的“主银行制度”“系列制（指一个大企业支配众多中小企业的金字塔型企业集团结构），导致企业的经营效率下降；等等。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产业技术的竞争力明显下降。
与美国模式相比，日本模式显得黯然失色。许多研究表明，日本经济面临的困难与其过去的长处—“政府主导型”特征不无关系。有的经济学家指出，日本“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模式，既是其经济奇迹的创造者，也是日本20世纪90年代经济萎靡不振的罪魁祸首（Aki,Masahiko,1999）（注：秦海等：“解析信息技术产业的经济影响”，《经济活页文选（理论版）》2000年第 11期第7页。）；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一些宏观经济学家们认为，日本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经济活力。日本和亚洲“四小”经济模式的共同特点是：依靠政府对市场的大规模介入或补充，而取得了经济发展的成就。（注：青木昌彦：《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第5—6页。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版。）这类模式既具有东方文明的传统；又有着西方文化的诸多印痕。由于经济起飞的特定时期和条件所致，政府对经济干预的成分远远高于市场的自发调节。在日本经济起飞阶段，日本曾经实施过“经济发展倍增计划”以及一系列相关的产业发展政策，它们曾经促进了日本大型公司的发展。从促进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更加适合于后发展的国家。但是，也恰恰是这样的“政府主导型”模式，培育了现在日本的“政、官、企”铁三角关系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并不愿意施行认真的改革。自90年代起，日本政府一直在试图进行经济调整与体制改革。在关于体制改革的问题上，最为有力的改革呼声就是应当“缓和规制”，即所谓“规制缓和论”。（注：这一论点见诸于研究经济体制问题的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其基本方向大致就是沿着限制和缩小“政府主导经济”的改革思路，放宽经济性规制，以使日本经济恢复生机与活力。1996年，日本政府终于提出了六大改革，即经济结构改革、财政结构改革、行政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改革和教育改革；同时，采取了有限的实际改革措施。这里需要指出，虽然并不是政府主导型模式就一定带来萧条与衰退，但是日本战后实施的政府主导型经济，“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官僚阶层，他们对经济的垄断和控制十分严重，极大地抑制了企业和生产者的积极性。所以在日本，人们要求放宽限制的呼声十分高涨，而日本的放宽限制更有体制改革的意义。日本经济要走出持续的衰退，必须对原有经济模式进行重大体制性改革，“将以官僚为主导的日本体制，改变为发挥‘个人’和‘民间’的自由独创精神和旺盛活力的方式”。（注：[日]《产经新闻》1997年8月15日。）目前， 日本经济改革进展缓慢，有人用“雷声大，雨点小”来形容日本的经济改革。这不仅因为一种体制一旦形成，它的运转具有路径依赖性和惯性；更为重要的是，体制改革必然涉及到现有权力和财产关系的调整，从体制渊、文化传统、历史背景等方面讲，日本的经济改革缺乏来自制度创新的动力，面临着极大的阻力。
所以，在可以预见的年份，日本的“政府主导型”模式的基本结构难以转变。
转型国家在体制创新方面的探索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的成功探索
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使得前苏联东欧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步伐加快，从而市场经济成为全球经济的一种“标准形态”和经济模式。但是实践表明，中央计划经济的瓦解，并不能自动造就市场经济制度；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史无前例，需要进行探索和实践；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的成功探索。
1.过渡型市场经济模式——中国市场经济模式和越南市场经济模式的基本特色。目前，中国和越南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初见雏形，并且正在推动经济更快地实现增长与发展。中国经济转轨的巨大成就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研究认为，越南的经济改革之所以步骤简捷、发展迅速，与借鉴中国经济改革长期探索积累的经验是分不开的。（注：谷源祥主编：《越南国有企业的改革及其与中国的比较》第152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尽管中越的国情不同，经济改革的背景、起点以及方法和步骤也有差异，但是两国在整个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和目标模式上，却有很大的共性。从体制模式的角度分析，中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第一，体现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第二，不断建立健全市场机制，市场已经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和调节各种经济关系的主要手段；第三，在提倡和鼓励市场竞争和注重企业利益的同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2.对中国市场化程度的判断说明，中国的“过渡型市场经济模式”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绩效，中国和越南的市场化程度正在不断得到提高；另一方面，与成熟的市场经济相比，中国和越南仍然是转型国家或者“半市场经济”。经济社会体制转轨，在各国并不一定都带来增长与发展的结果。但是，中国和越南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却表现出了与其他转轨国家所不同的效果。中国和越南与前苏东经济转轨国家的主要区别在于：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和越南的经济改革不断取得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而后者却经历了将近10年的经济滑坡。中越“过渡型市场经济”已经取得的绩效突出表现在：经济状况迅速得到改观，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速度年平均在10%以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改革之初的大约300美元，发展到接近850美元。越南自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增长速度平均在8%以上。在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人们的生活水平也相应得到提高。如果与其他转型国家相比，从体制变化的角度看中国和越南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国际经济学家们看来，中国表现出了三个方面的优势：第一，中国的实验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表现出的是与欧盟相似的特征，即对以前分散的组织进行整合，尤其重要的是在地方市场发展和整合之时，注意削弱地方保护主义；第二，中国的改革是以公有制企业和地方政府拥有干预经济的能力为前提的，与中东欧国家不同，中国的计划经济并没有因为市场的发展而立即地完全废弃；第三，前苏联通过强烈的经济依附进行的政治统治加大了转型的代价，而中国几任领导人执行的地方自给自足的政策，却为其改革提供了基础。（注：1999年8月26日，新浪网，在第四届转型经济国际会议上的发言：“中国改革：一种来自比较的观察”。）这种看法虽然不是很全面和准确，但是却能够反映出一个道理：中国的改革开放支持了经济持续较高的增长，因而看起来是成功的。
中国和越南的市场化程度正在不断提高。如果对市场化程度加以量化，市场化在0—15%为非市场化；10%—30%为弱市场经济；30%—50%为转轨中期市场经济；50%—65%为转轨后期市场经济；65%—80%为欠发达市场经济或相对成熟市场经济；80%以上为发达市场经济或成熟市场经济。根据这样的判断，现阶段，中国的生产市场化程度达到60%； 价格市场化程度达到65%；资金市场化程度达到40%左右；农业生产的市场化程度不高于50%；城镇劳动力的市场化程度达到55%。（注：《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8月13日。）
目前，国际上仍然将中国视为“转型国家”，或者被称为“半市场经济”国家，这是由于中国的市场化程度还没有达到成熟市场经济的水平。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基本上属于一种成熟的市场经济，它们的市场化程度一般超过80%，构成其余20%的因素大致是：其一，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要是国家对战略资源和军需用品的管理，政府采购、采用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调节、制定保护国内产业的立法、特殊时期对某些物品的冻结等，国家在这方面的非市场化程度大致在5%—15%；其二，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实现的非市场化分配方式的影响，包括非盈利性机构的发展、对老弱病残者的救济性补贴、对处于贫困线以下收入者的生活补助、普通初级免费教育等。 综合看， 发达国家中的非市场化程度大约为10%—20 %，即市场化程度为80%—90%。比较来看，中国在改革开放的1978年，市场化程度不会超过5%，2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整体市场化程度接近50%。就这一点来说，中国经济改革的速度是惊人的。
3.“过渡型市场经济”模式将首先在以中国和越南为代表的转型国家取得更大的发展。中国和越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将在经济发展中完成体制转型。在经济和社会的转型期，中国和越南的“过渡型市场经济模式”将借鉴与吸收他国市场经济模式的优点，形成自己的市场经济模式特点。现阶段，中国、越南同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既要实现经济体制的转轨，同时又需使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的市场经济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模式仍然存在着差距。再经过大约10年时间的努力，中国将能够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讨论中国市场经济模式的未来时，必须注意到一个事实，即中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有着很大的差距，因而，中国的市场经济也处在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即使实现市场化，也不可能是现在西方式的市场经济；因而，中国不能够照搬发达国家成熟市场经济的模式，中国未来的市场经济模式，必然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有着较大的差异。中国将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将既符合中国的国情与现实，又能够将社会主义的优势与市场经济的优势结合起来。那时，中国以及越南将完成体制过渡，建立起全新的经济体制和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模式。
相互竞争与相互融合是全球市场经济模式发展的重要特点
不同市场经济模式的竞争，更多地是一国（一种模式）所具有的经济发展能力的竞争，所以各国都在不懈地完善自己的模式和发展道路，同时将保持本国模式的基本特色。一方面，世界上的“经济模式”将会更显各自的特色，多样化和多元化；另一方面，各类模式在社会前进的过程中将会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这将成为21世纪全球市场经济模式发展的重要特点。使本国经济体制不断适应多变的世界经济和加速的全球化进程，既是各类经济模式的生命力之所在，也是经济模式未来调整与完善的主要动因。
在这个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与繁荣的背后，是它的国家发展潜能
1.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各种模式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为一个国家综合发展能力的竞争。换言之，哪个国家具有综合发展的能力和潜力，人们就会将这种模式视为最佳。从一定意义上讲，发达国家进行的改革，体现为不同市场经济模式之间的较量与竞争。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德国和日本经济增长缓慢，美英模式的示范效应渐显突出。在国际上，关于哪种模式更好的讨论似乎让人们感到：美国模式更加咄咄逼人，“市场越自由，经济就越生机勃勃”。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各国模式是不是都要“美国化”？
究竟美国模式的优势在哪里？粗看起来是：第一，美国在信息技术和高科技领域的倾心投入，取得了丰厚的回报与可观的效益。第二，从企业融资渠道看，股市融资（美国模式特点）比银行融资（莱茵模式特点）更有成效。因此，欧洲和日本等国都开始仿效，向这两个方面发展的趋势也更趋明显。第三，人力资本的作用在增加，在提高教育水平、改善职业培训和专业化训练的情况下，经济可以较快地吸收教育和培训的成果。
其实，美国模式的成功根源于其善于冒险和创新精神，这已为美国200多年的发展史所证明。以美欧相比， 欧洲在高新技术方面落后于美国，按照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解释，这“并非是欧洲科技水平低下，而是由于欧洲在风险投资方面落后于美国10年”。虽然欧洲很早就有了风险投资机构，截至1995年底累计投资额约为328亿美元， 但是其中只有6%的资金被用于创建新公司，绝大部分资金用于现有企业的并购。我们以1995年为例：欧洲的风险投资家们将手中2%的资金投向生物技术，16%投向通讯、电脑和其他电子产业；同期，美国同行将24%的资金投到生物技术，46%投向信息技术。另外， 欧洲的证券投资者也较美国的投资者保守，他们偏爱有固定分红的蓝筹股，美国则相反。20年前，全美大约75%的家庭财产是银行存款和政府债券；20年后的今天，75%的家庭财产是股票，大约2000万个家庭参与证券投资。当然，美国政府在政策上的支持和法律上的保护，也是十分重要的前提条件。
通过美国和欧洲在风险投资方面的比较可以说明一点，我们不仅看到了美国经济增长和繁荣的一面，在这个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与繁荣的背后，是它的国家发展潜能、竞争能力和创新精神，这是经济成长的一种制度保障。早在10年前，美国马里兰大学的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就提出：“一个繁荣的市场经济是不会自动产生的，它需要有制度来支持”。“制度（注：这里的制度（institution ）沿用制度经济学的概念。）可以是正式的，以宪法、法律、法规及合同为形式；它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如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制度同时促进或限制个人或组织的行为。应当承认，美国的经济模式正是建筑在这种制度基础和保障之上的。值得指出的是，这里说美国模式的优势并不是倡导效仿美国的做法，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并不具备推行美国这种自由经济的条件。尽管目前一些国家“在笨拙地移美国式的放权经济”，但是，仍然有许多学者和政治家指出，“好的经济模式是有控制的资本主义”。（注：“全球化经济的赢家和输家”，[法]《回声报》1999年6月3日。）市场经济在发达国家经历了上百年的演化，其成熟性主要表现在制度的完整、健全和规范。对于发展国家的经济改革来说，正式规则的引进是必须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非正式规则的改变，通常是滞后和缓慢的，是一种文化的接受与融合的过程，通常不是人们能够通过“引进”方式实现的。
多元化和多样化将是市场经济模式变化的重要趋势
2.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变革、适时调整和完善，是现代市场经济模式的生命力之所在。市场经济模式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具有自我调整与完善的制度创新能力。无论美英“盎格鲁一撒克逊模式”，还是欧洲的“莱茵模式”、日本或东亚的“政府主导型模式”，或者是中国和越南的“过渡型市场经济模式”，它们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因而，这些模式会随着世界经济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自己。至于未来市场经济模式的变化趋向，有的人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模式走到了十字路口，发达国家的经济模式出现了问题，这反映了旧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的新要求。从目前发达国家所进行的改革和准备进行的改革来看，它们多属于对原有模式的修修补补，因而是局部性的。（注：李琮：《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第210 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在我们的分析看来，任何一种经济模式，即使是有过成功历史的模式，它们都是一定时期、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只有随着国内外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不断地进行适时的调整与改革，不断加以革新，才能够显示出它的生命力。
现阶段，各类经济模式都在变化着。但是各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运行规则与机制不会有根本性的体制变革。有的看法认为，美英模式将向“莱茵模式”转变，美英资本主义模式会借鉴“莱茵模式”的经验、传统和价值取向。克林顿曾经宣称要全面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赶上欧洲的社会发展水平，即是证明。从最近的迹象看，“道德投资”在美国企业的总投资中所占的比例已经接近10%。有的观点指出，以日本、德国和瑞典为代表的各种模式，似乎正在朝着美国模式靠拢。由于日本经历着巨大的困难，日本正在缓慢地朝着一种近似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演变。还有的人以英国为例，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的改革实际上是向美国看齐。诸如此类的说法各种各样。从这些说法中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印象：似乎所有这些国家都要抛弃自己的模式。但是从目前各国的改革趋势观察，各国并非试图根本改变自己的模式，而只是进行局部性的修补，在实践中进一步地调整和完善，以求更好地发展自己，而不甘心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的发展进程中落伍。
3.各种经济模式相互靠拢，相互借鉴其优点，这种靠拢、借鉴的过程就是各种模式相互融合的过程。随着各国经济的改革，在21世纪之初，各种模式都将各显其特色，多元化和多样化将是世界市场经济模式变化的重要趋势。这种趋势已经在一些欧洲小国显示出它的成功与特色。
早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人们曾对“瑞典模式”给予高度关注，认为瑞典模式是现代混合经济制度的典范。现在，虽然瑞典模式由于其高福利和低竞争力而不被看好，但是，“混合经济”的特征却被公认为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一些西方经济学说中，混合经济被认为是“两种经济制度的汇聚”，即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中，一部分经济是以市场力量作为调节机制的，一部分经济是高度集中化的。（注：[美]彼得.蒙德尔等：《经济学解说》（上册）第52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随着世界经济市场化趋势的加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文献认为混合经济可以有多种经济模式。20世纪工业化国家的成功，就是因为它们的混合经济模式不断得到完善，因而，混合经济是20世纪留给21世纪的最宝贵的遗产。（注：[美]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达尼.罗德里克：《混合经济是20世纪最宝贵的遗产》。）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宏观调节与干预弥补了自由市场经济的重大缺陷，而没有政府干预的纯粹自由的市场机制已不存在。所以事实上，混合经济的形成本身，就是市场经济不断改革与完善的重要标志。
在发达大国对经济模式进行改革性探索的同时，小国经济模式的改革及其成效更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这之中，第一个是“荷兰模式”；第二是“芬兰模式”。近二三年来，国际学术界对于荷兰经济模式颇为看好，认为“荷兰模式”（也被称为“荷兰疗法”或“低地模式”）提供了一种成功改革与发展的模式。这种模式介乎于美英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与欧洲大陆的社会福利经济模式之间。该模式取得成功的原因，就是其与传统的欧洲大陆经济模式的决裂。“荷兰模式”是迫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荷兰经济和社会困境而进行改革的产物。荷兰改革的方向被认为是“进一步放宽限制”。（注：参见“使低地国家走上发展的高速公路”，英国《经济学家》1999年5月22日。 ）这种模式介乎于美英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与欧洲大陆的社会福利经济模式之间。在一些学者看来，尽管荷兰也是欧洲国家，但是，荷兰模式必须进一步朝着“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演进，而不是、也不应向欧洲“莱茵模式”的靠近。
在北欧国家中，芬兰以其强劲的经济发展、均衡的金融状况、灵活的就业政策、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大幅下降的失业率、高度发达的信息和通讯技术而令人刮目相看。芬兰在推广自己的发展模式时，除了肯定其经济政策的有效性以外，特别强调一点：芬兰将私营化与科研发展问题结合在一起，它利用从国营企业私营化中得到的资金来鼓励科研，把通过私营化筹集来的资金的40%投到了科研上，另外的60%用于工业发展。从科研与发展的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芬兰居世界前列，所以，芬兰“也有一种发展模式可以推荐给它的欧盟伙伴。”（注：[法]《回声报》1999年7月12日。）
简短的小结
如果从最近的变化观察各国经济模式的走向，各种经济模式都将在自己模式的框架内进行调整与改革，同时依然保持自己的基本特色。因为，任何一种经济模式的形成，都是植根于它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中；从长远的观点看，各种不同市场经济模式之间的相融性和趋同性会增强，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促使各国更加开放，开放的过程就是相互加深了解、相互渗透与融合的过程，也是国际经济规则不断统一的过程。今后，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市场经济化的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各种模式之间在经济利益上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竞争关系，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模式的竞争将会更趋剧烈；而在各个经济模式及其运行规则方面，将朝着趋同和相融方向演化，并将为更多的国家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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