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生产转型、红利结构变迁与现代农业增长——来自21个高水平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农业论文,红利论文,人口论文,结构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4)01－0005－09
一、引言
高水平工业化国家在其工业化历史过程中伴随有两个明显的人口学现象：其一，人口生育率持续下降直至维持低水平生育状态。美国、德国、英国、荷兰、法国等五国1820年每100人出生率依次为5.52％、3.99％、3.03％、3.50％和3.17％，到1900年分别降至3.23％、3.56％、2.87％、3.16％和2.13％，[1]720世纪中叶之后其妇女总和生育率(TFR)均保持在2.1的更替水平之下。正如卢卡斯(Robert E.Lucas)所言：工业革命不可避免地与被称为人口变迁的生育率降低联系在一起。[2]124其二，人口质量显著提高。①法国、荷兰和英国1820年的平均预期寿命分别是40岁、32岁和39岁，1900年分别增至47岁、52岁和51岁，2011年该三国的预期寿命均延长至81岁；1900年美国和德国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均为47岁，2011年分别达到81岁和79岁②。根据麦迪森(Angus Maddison)测算，美国和英国1820年的人均受教育年数为1.57年和2年，1992年达到18.04年和14.09年；法国、荷兰和德国的该指标在1913年分别为6.99年、6.42年和8.37年，1992年分别增至15.96年、13.34年和12.17年。[1]7③罗伯特·巴罗(Robert J.Barro)和李琼华(Jong－Wha Lee)测算了146个国家1950至2010年15和25岁以上的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2010年上述五国的人均受教育年数均达到11年以上[3]④。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先行工业化国家或当今高水平工业化国家在其工业化过程中发生的农业增长源泉的变化。由于工业和服务业的扩张，农业从业者人数和农业耕地面积减少，20世纪80代以来物质资本投入也维持不变规模甚至在个别国家出现了下降。在此背景下，大多数高水平工业化国家的农业产出非但没有缩减反而保持增长之势。产出增长是要素投入增加和生产率提高的结果。显然，从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常规生产要素投入角度已难以解释这些国家的农业增长，须从新的投入及其引发的技术进步视角来揭示高水平工业化国家的农业增长动力。联系工业化进程中的人口生产数量和质量的变化，从人口量质结构转型探索农业增长的源泉构成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现有文献关于促进农业增长动力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剩余劳动力转移及其引致的农业资本—劳动比提高。刘易斯(W.Arthur Lewis)认为，工业化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可以极大地改善农业劳动力的土地装备率和资本装备率，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人均收入可由此大幅度增长。⑤在此意义上，农业逃离“马尔萨斯陷阱”的增长与工业化相关。张培刚指出，工业化从技术和组织两个方面对农业增长产生重要推动作用，工业化与农业发展可以形成良性互动循环。⑥二是常规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诸多文献以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农业生产要素作为农业增长的基本解释变量，并利用计量方法估计各种要素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结果表明，劳动力、土地和资本要素投入的增加促成农业产出的增长。[4－5]三是人力资本的引入。舒尔茨(Theodore W.Schuitz)认为改造传统农业的出路是引入现代生产要素，他特别强调人力资本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⑦人力资本可以促进新技术的扩散、提高农民采用和发明新技术的几率。[6]208－231林毅夫采用中国的微观数据证实了农民受教育程度与新技术使用的正相关性。[7]208－231但也有实证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对农业增长的作用不显著，出现所谓“农村人力资本陷阱”问题[8]。四是农业技术进步。有研究者主张技术变化是过去100多年来农业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⑧速水佑次郎(Yujiro Hayami)和弗农·拉坦(V.M.Ruttan)建立的“诱导技术变迁模型”把技术进步作为农业增长的主要解释变量，并认为技术进步的路径是借助市场机制实现廉价的丰裕要素对昂贵的稀缺要素的替代。此种替代能够突破稀缺要素形成的农业增长瓶颈。⑨五是相关制度和农业政策的实施。基于农业自身的特征，许多学者把农业增长寄托于政府的保护政策和有关农业制度的改革。农产品价格保护是国内外惯用的惠农政策[9－10]，减免农业税费、增加财政支农投入和扶持农村金融被认为是推动农业增长的重要措施[11－14]；制度变革特别是土地制度的变迁也被认为是农业增长的动力之一[15]。
虽有文献涉及人口在农业增长中的作用，但其仅论及人口的某一方面，如与人口数量相关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或者与人口质量相关的人力资本，他们均未把人口数量和质量一同整合在农业增长理论框架内，对于农业部门人力资本是如何进行积累的也没有给予充分的解释。另外，国内外研究者对高水平工业化国家近年来农业增长的关注较少，经验型研究文献更不多见。本文把农业人口数量和质量⑧变化同时纳入农业增长分析框架，从农业人口变迁即农业人口数量向质量转变的角度探索高水平工业化国家农业增长的内在动力。前工业社会和工业化初期的高生育率及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负担减轻为农业生产带来充足的劳动力数量供给，有利于农业产出增长，这是通常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我们称之为人口数量红利。随着工业化推进，人口生育率显著下降和以人口受教育程度、预期寿命以及健康状况衡量的人口质量的提高把人口数量红利转化为人口质量红利。将一般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扩展为人口数量红利和人口质量红利是否能够解释高水平工业化国家农业增长的事实？人口质量红利是否已经替代人口数量红利成为这些国家农业增长的主要源泉？这是本文研究试图予以回答的问题。
二、研究方法
从方法论角度分析人口量质结构转型对农业增长的影响，可以在一个包含劳动数量和劳动质量在内的农业增长方程中进行。只要劳动质量或人力资本取代劳动数量和其他要素成为农业增长的主要解释变量，就可以完成本文预设的研究任务。借鉴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设定一个内含劳动数量和人力资本的农业增长方程并不困难。但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在将人力资本引入农业增长方程时存在一定条件的约束。
第一，人力资本作为农业增长要素存在门槛条件。经验事实表明，人力资本并未构成传统农业的增长源泉。正如舒尔茨所言：“采用并有效地播种和收割甘蔗看来并不取决于那些在地里干活的人的教育水平。在锄棉中与教育相关的能力也没有任何经济价值。”[16]141这是因为，传统农业中不存在与人力资本相匹配的技术体系。工业革命的兴起，引致了农业部门资本替代劳动的资源结构改变，农业技术类型相应地由传统农业节约土地的劳动密集型技术逐渐过渡到节约劳动的资本密集型技术。资本密集型技术的成长，表现出非技能偏态和技能偏态两个差异化阶段。起初，由于资本一劳动比较低，资本体现型技术较为简单，该技术的应用未对使用者的技能形成依赖；同时，由于非农部门相对于农业部门较高的工资率，该阶段人力资本的配置呈现非农化特征。因而人力资本也不构成低资本—劳动比阶段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当工业化推进到较高阶段，农业资本—劳动比大幅度提升，资本体现型技术的复杂性使普通劳动力无法成为其运用主体时，人力资本农业投资的收益率由此增长。当这种收益率增长到不小于非农就业的收益率时，人力资本即进入农业生产，并成为农业增长的动力源。
第二，人力资本进入农业增长方程将改变农业稳态增长路径。限于资源的特定禀赋，传统农业增长只能在不变土地上通过密集投入劳动来实现。由于土地收益递减规律的存在，传统农业人均收入的增长在劳动边际产出等于零时形成均衡。此时偶发的技术进步虽有可能暂时提高人均收入，但人口生产的马尔萨斯机制会最终吞噬这种技术进步带来的人均收入的增长。因此，传统农业人均收入仅在维持生存水平实现稳态增长。资本替代劳动的资源结构变化改变了农业稳态增长路径。在短期内，资本—劳动比的提高无疑可以提高农业人均收入水平，这种收入增长的最大值存在于资本的边际产出为零之时。若无技术进步发生，此时即呈现增长稳态。长期来看，每有一次技术进步，便有人均收入的一次增长，相应地会在一个更高水平上形成稳态增长路径。新增长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对人力资本作为增长源泉不同于其他要素特征的发现。人力资本投资的规模报酬是递增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组合而成的广义资本的边际产出亦被认为非递减。在引入人力资本的增长方程中，人均收入不再存在短期均衡解。若广义资本积累率不变，以及由人力资本内生的技术进步率不变，将导致农业人均收入在持续上升路径上保持稳态增长。
第三，人力资本作为主要增长源泉仅与现代农业相关联。由于技术的简单性和原始性，传统农业是仅仅依靠人的禀赋能力提供的简单劳动推动的经济形式，通过教育、培训和健康等投资形成的人的更高能力在这种经济中基本没有体现。相反，人力资本被用来作为现代农业增长的主要解释变量。舒尔茨认为，“有能力的人民是现代经济丰裕的关键”[17]92，离开大量的人力投资，要取得现代化农业的成果和达到现代工业的富足程度是完全不可能的[18]。其中的原因是，在农业成长的较高阶段，技术类型的技能偏态性质在对农业人力资本投入产生需求的同时，人力资本农业投资高收益率机会的出现又对人力资本农业用途的供给形成激励。人力资本的高水平均衡构成现代农业的显著特征之一。据此，在将人力资本或人口质量红利引入农业增长分析时，必须考虑农业发展所处的阶段。
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是当今世界已经完成农业现代化改造或农业现代化水平较高的若干高水平工业化国家，因此在对其农业增长源泉的分析中引人人力资本是适当的。鉴于土地对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可以把高水平工业化国家的农业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设定为：
其中，Y代表农业产出，A、L、F、K和h分别表示技术、劳动、土地、物质资本和人均人力资本。
三、统计描述
(一)样本国家、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首先把样本锁定在OECD组织34个成员国，然后根据各国的农业生产数据统计相对完整性，筛选得到21个OECD国家作为本文分析的横截面个体，具体包括美国、英国、法国、荷兰、丹麦、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西班牙、日本、以色列、爱尔兰、意大利、韩国、奥地利、匈牙利、新西兰、波兰、希腊、葡萄牙和瑞士。
根据研究目的，选取代表农业总产出、土地、劳动力、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相关指标，其中农业总产值、土地、劳动力和物质资本的指标均选自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FAOSTAT)。农业总产出是以2004—2006年不变美元价格计算的实际农业总产值，土地以农业用地面积作为替代变量，劳动力对应FAOSTAT中的农业经济活动人数，物质资本是以2005年不变美元价格计算的资本存量。根据劳(Lau)等学者提出的使用人均受教育年数作为人力资本水平的衡量指标[19]，本文借用罗伯特·巴罗和李琼华[3]所估计的世界各国的人均受教育年数并借鉴瑞默斯(Reimers)和克拉森(Klasen)[20]计算农村人口受教育年限的办法，分别计算样本国家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以代替人力资本水平。由于该数据库中各国有关变量的数据统计年限起止时间不一致，为了得到整齐数据，采用统计学方法补齐变量的缺失值(11)，所有变量取值时间段为1980—2011年。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农业总产值是表征农业增长的一个主要综合性指标，以样本国家的实际农业总产值之和及其劳均农业产值反映农业增长状况。
图1显示21个样本国家的农业产值之和自1980年以来处于螺旋式上升态势，由1980年的5944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6908亿美元，年均增长速度为0.5％。劳均农业产值增长非常明显，2011年的劳均农业产值是1980年的3倍，年均增长3.6％(图2)。农业总产值和劳均农业产值均表明发达国家农业产出规模总体呈现扩大趋势。
图1 21个高水平工业化国家农业总产值
数据来源：FAOSTAT数据库。
图2 21个高水平工业化国家劳均农业产值
数据来源：FAOSTAT数据库。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述21个国家农业用地面积和农业经济活动人口始终处于直线下降趋势，二者分别以年均0.4％和3％的速度递减(图3和图4)。资本存量变化呈现先递增再递减，进入21世纪基本保持平稳状态，年均增长速度仅为0.05％(图5)。农村人均受教育年数变化趋势与农业用地面积和农业经济活动人口变化相反，一直保持递增状态，以年均1.1％的速度增长(图6)。2011年21个样本国家农村人均受教育年数达到11年，其中美国、加拿大、爱尔兰和新西兰等国已达到或超过12年。
图3 21个高水平工业化国家农业用地面积
数据来源：FAOSTAT数据库。
图4 21个高水平工业化国家农业经济活动人口
数据来源：FAOSTAT数据库。
图5 21个高水平工业化国家农业资本存量
数据来源：FAOSTAT数据库。
图6 21个高水平工业化国家农村人均受教育年数
数据来源：根据Barro－Le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Dataset数据经过计算得到。
(三)统计分析结论
1980年以来，高水平工业化国家农业产出规模总体保持不断扩大，而各个投入要素的数量变化方向各异。土地和劳动力投入逐年减少，特别是劳动力数量急剧下降；物质资本投入以非常低的速度在增长，可以认为基本保持恒定；人力资本是唯一呈现明显增加趋势的投入要素。据此可做出的推断是，推动高水平工业化国家农业增长的主要要素已不是土地、劳动力，而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其中人力资本是最主要的引擎。换言之，农业增长主要来源于人口质量红利。
四、回归分析
为了证实各生产要素在高水平工业化国家农业增长中的重要性，可在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建立面板数据模型(12)进一步检验上述推断。由于无法获取发达国家农业人力资本总存量数据，只能得到人均人力资本存量，即人均受教育年数。下面采取两步骤建模分析，首先估计包含土地、劳动力和物质资本的农业总量生产函数；其次估计包含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劳均农业生产函数，检验并比较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产出效应。
(一)三要素农业总量生产函数估计
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建立包括土地、劳动力和物质资本的三要素农业总量生产函数：
将(2)式两边取对数线性化并用面板数据模型表达方式表示待估计模型如下：
(3)式中被解释变量
表示第i个国家第t年的农业总产值，A为技术进步参数，
分别表示第i个国家第t年的农业劳动力数量、农业土地面积和农业物质资本存量，μ为随机误差项。α、β、θ为各要素产出弹性，是模型的待估参数。各变量数据取值时间和来源与描述性统计所使用的数据相同。
为保证样本数据的质量和完整性，列出包含劳均农业产值、劳均物资资本和劳均人力资本在内的各变量取自然对数后的观测值的数字特征，见表1。
各个变量的观测值个数均为672个，则该面板数据为平衡面板数据。各变量观测值取自然对数后没有出现异常值。由于面板的时间长度t=32，横截面个体n=21，t＞n，故该面板又属于长面板(13)。
为了克服长面板数据存在的组内自相关和组间相关问题，采用同时处理组内和组间相关的可行的广义二乘估计方法(FGLS)。首先分别以固定效应(FE)和随机效应(RE)估计参数，再进行Hausman检验以确定最终选择的估计结果。本文应用Stata 12.0作为估计软件，对应的命令为xtgls，并附加同期相关而方差不同扰动项与允许每个面板有自己的自回归系数的命令选项，估计结果见表2。
Hausman检验结果强烈拒绝原假设，故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E)较为合适。固定效应估计结果显示，物质资本和劳动力两个生产要素的系数在1％显著水平下均通过检验，而土地的系数无法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由于xtgls估计程式无法得到
以及调整的，故本文参考万广华等学者的方法[21]，给出观测值与因变量的预测值的相关系数r值。
土地的产出弹性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该要素在高水平工业化国家农业增长中的效应已经殆尽，其农业增长已经突破了自然禀赋的“瓶颈”约束。劳动力产出弹性系数虽然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是弹性系数仅为－0.029，显示农业劳动力数量投入在拉动产出增长方面的效应可以忽略，其已不再是农业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即人口数量红利在高水平工业化国家的农业生产中已经消失。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为正说明其对高水平工业化国家农业生产具有重要的正效应，因此该要素将在估计这些国家劳均农业生产函数时继续保留。
(二)两要素劳均农业生产函数估计
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劳动力齐质性假设下，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得农业劳均生产函数如下：
将(4)式两边取对数线性化并用面板数据模型表达方式：
(5)式中y、k、h分别表示劳均农业产值、劳均物质资本和劳均人力资本，σ、1-σ分别是k和h的产出弹性，其他符号和各变量数据取值范围和来源以及估计方法与模型(3)相同。估计结果列示于表3。
Hausman检验在10％水平上不能拒绝原假设，故应采用随机效应模型(RE)较为合适。随机效应估计结果显示劳均物质资本和劳均人力资本弹性系数在1％显著水平上均通过检验，r=0.91说明模型拟合效果较好。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显著为正，再次表明其对农业增长的重要性。高水平工业化国家人口偏好结构转变完成后导致农业劳动力数量大幅度减少，农业劳动力的物质资本装备得以深化，农业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大都已经超过工业[22]，例如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每个农业工人拥有的机械设备达1.5万美元，比制造业工人拥有的机械装备率高22％；加拿大平均每个牧业劳动力拥有8万加元的机械设备；法国和德国每个农业工人拥有的固定资本在2000美元以上[23]，然而从图5显示的农业物质资本存量总体变化趋势来看，高水平工业化国家的农业物质资本存量近年来趋于恒定，个别国家甚至逐年下降，所以虽然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为正，但由于数量基本保持原有规模甚至减少，且具有边际报酬递减性质，则其对农业增长的贡献将趋于收敛。劳均人力资本产出弹性大于劳均物质资本，达到0.63，反映农业产出增长变化对人力资本变化非常敏感。从图6中显示的高水平工业化国家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的趋势可以推测，人力资本成为农业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这些国家已经进入人口质量红利型现代农业增长阶段。
五、结论与启示
人口生产数量偏好向质量偏好的转变是工业化进程中的一般性规律。人口生产量质偏好结构转变对于农业增长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在农业劳动力供给压力减少的同时带来人均农业物质资本的深化；另一方面又为现代农业造就了高素质的劳动力。人力资本进入农业生产，实现了传统边际报酬递减型技术向现代递增型技术的转换，从而使其成为现代农业持续增长的源泉。高水平工业化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人力资本在农业增长中已居于主导地位，农业生产函数转变为现代形式。对高水平工业化国家农业增长的相关经验数据分析表明，人力资本超越土地、劳动力、物质资本已成为农业增长的主驱动力，农业增长的人口质量红利取代了人口数量红利。高水平工业化国家的人口生产转型、人口红利结构转变与农业增长的关系，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当前中国的农业发展提供参考和启示。
首先，人口生产偏好结构转变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工业化提高了劳动力抚养子女的机会成本，孩子成为家庭的“奢侈品”，追求效用最大化家庭的理性选择是减少生育的数量、注重孩子的质量。工业部门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择优性筛选，一定程度上昭示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有利性，这激发了农村家庭将更多资源投资于子女质量方面。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曾出现人口生育率提高和人口膨胀现象，它引致了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的实施。但在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的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人口生产压力开始缓解。对人口生产数量偏好的主要抑制力量由人口控制政策逐渐转向经济发展因素，与此同时，家庭人口生产的质量偏好特征开始凸显。
其次，人口生产量质结构转型带来农业增长的人口红利结构转变。当人口生产倾向于数量偏好时，农业增长依赖人口数量红利；人口生产偏好开始向质量偏好转变，生育率下降导致人均物质资本深化，农业增长则依赖物质资本红利；当人口生产质量偏好进一步强化，人力资本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投入要素之一时，人口质量红利就将出现。中国目前尚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人口生产偏好正处于转变时期，人口数量红利随着生育率下降和劳动力非农转移趋于消失，人均物质资本存量有所增加，物质资本红利是此时期农业增长的基本力量。随着工业化推进，人口质量偏好将增强，劳动力受教育水平随之不断提高，由此将形成人口质量红利对物质资本红利的替代。可以预想，工业化阶段提升引致的人口生产的进一步转型，将使中国农业增长逐渐过渡到人口质量红利阶段。
再次，人力资本是现代农业增长的发动机。当今高水平工业化国家农业增长的经验表明，人力资本开始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主要驱动作用，这是这些国家人口生产偏好转变的结果。由于物质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性质终将会缓减农业增长速度，要保持或者提高农业增长速度，必须利用人力资本所特有的边际报酬递增效应抵消物质资本的递减效应，以支撑农业的可持续增长。中国农业增长不能停留在目前的劳动力数量红利和物质资本红利阶段，其出路只能是在充分利用物质资本红利的同时加快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应对劳动力数量红利消失的消极影响，并将农业增长推进到以人力资本为主动力的现代农业阶段。
最后，政府的相关政策可以催生人口质量红利的尽早到来。虽然人力资本积累发生于家庭内部，如果政府能为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提供更优越的环境和条件，那么人力资本积累速度会进一步提高，人口质量红利在农业生产中将更早地出现。在农业劳动力素质相对较高的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政府要求农业从业者必须具有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并且在高中毕业后再接受三年到四年的专门农业技术教育；在从事农业劳动之前，还要受到更加严格的农业职业技能培训；由于从业门槛较高，经过一系列农业教育和培训的人员，一旦进入农业领域，对农业机械、农业管理、农业经营等都能处理得得心应手[24]。借鉴此类经验，中国政府应在农村教育方面实施相应的倾斜政策，鼓励和帮助农村子女接受更优质的高层次教育，同时重视对农业劳动力的职业技术培训，加速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以使中国农业发展也能享有人口质量红利。
收稿日期：2013－11－12
注释：
①人口质量提高主要体现在预期寿命延长和受教育程度提高两个方面。
②2011年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其他数据来源于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李德伟、盖建玲译，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③麦迪森在计算人均受教育年数时，分别赋予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1、1.4和2的权重。
④罗伯特·巴罗和李琼华测算的人均受教育年数未加权。
⑤参见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施炜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⑥参见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⑦参见西奥多·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梁小民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⑧Cochrane S H.Fertility and Education.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9。
⑨参见速水佑次郎、弗农·拉坦《农业发展：国际前景》，吴伟东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⑩由于数据的局限性，本文中的人口质量仅指受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是衡量人力资本水平的主要指标。
(11)2011年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数和2008—2011年物质资本存量数据均采用趋势外推统计方法补齐。
(12)采用面板数据估计模型具有诸多优点，诸如显著增加自由度使得统计推断更加有效、降低变量之间的共线性使得参数估计更有效、减少模型估计偏差等，参见李子奈、叶阿忠著《高级应用计量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5页。
(13)明确面板数据的类型有助于选择适当的估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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