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格局与欧洲联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格局论文,政治论文,欧洲联盟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政治格局是当前中国学者分析考察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范畴。正确认识当前国际关系的重大问题，必须分析国际政治格局，分析国际格局的内部结构，即各种力量的对比关系。
一、当前国际格局的特点
所谓国际政治格局是指全球舞台上的主要政治力量之间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结构状态。这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层面的内容：
1.国际政治格局是指国际政治力量之间的对比状态，这里的力量主要是指实力，也就是物质力量，即基于经济、军事、人口和技术等因素可测度的国家能力，例如GDP就是评判国际格局的一个基本指标。随着国际关系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软权力”在国际力量构成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我们也可将其称为规范力量，即界定、控制与转变世界政治议程和使新兴社会范式合法化的力量。
2.国际政治格局是全球舞台上主要政治力量之间的一种结构状态，也就是说，国际政治格局分析所遵循的是一种总体力量结构的研究方法，实际上不同的问题领域与地理区域往往具有不同的力量结构，而这些结构可能在不同程度上独立于力量的全球分布状况。因此，国际政治格局分析有其明显的遮蔽功能，若想获得世界政治的完整画面，还要辅以进程分析和区域研究。
3.国际政治格局是主要国际政治力量通过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的，相互联系性是国际政治格局的一个基本特征，国际政治力量的不同组合，确定了国际格局的不同类型。例如，从拿破仑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其间经历了克里米亚战争、普法战争等重大事件，国家间的力量配置并未发生决定性的变化，但是由于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军事集团的形成，国际格局（主要是欧洲格局）经历了由多极格局到两极格局的转变。因此，各个主要国家的战略与政策趋向和相互之间的战略关系构成国际格局分析的基本内容。
4.国际政治格局是同一定历史时期相联系的，由于物质力量和规范力量发展演变的不均衡性，国际政治格局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但是在任何时点上都会存在国际力量的对比状态，并不存在国际格局的“真空时段”，只不过某些时点上的格局样式与类型难以辨识而已。
冷战后国际政治格局的特征是近十年来国内学术界研究和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其中涉及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主要国际力量相互关系状态的重新界定。在冷战时期，我们主要是从大国间的均势角度来思考、讨论国际政治格局的，如美苏两极格局就是美苏之间的一种力量均衡；中美苏大三角就是中美联合抗苏。这种思考的一个理论前提是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即国家间，特别是大国间关系的本质是既相互冲突又相互制约的，是一种“极化”，即“相斥”的关系。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之一便是国际政治经济多元化的发展，这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极化”世界的趋势。当今世界中“极”的内涵，与历史上特别是冷战时期的“极化”世界有重大区别。冷战时期“极”的内涵更多地表现为“斥”，而冷战后的世界如果存在“极”的话，它在更大程度上将表现为“异”，即差别。同时，在相异中带有吸引力、影响力和相互作用力。出现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国际政治经济中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相互依赖关系的不断加深。所以，我们在讨论“全球化”与“多极化”两大趋势时，必须看到全球化浪潮对于“极化”世界的冲击与改造。
在一个不完全是极化关系的世界中，各种不同的国际政治力量依旧存在。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虽然不是以前的极化关系状态，并更多地表现出相互间的合作，但是相互制约依旧存在。在新的形势下，相互制约更多的是通过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合作的方式来实现的。国际制度或国际合作机制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全球化与相互依赖的发展没有消除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利益差异，但是国际制度能够使它们在利益分歧的情况下，通过降低信息成本、减少不确定性等途径，实现彼此之间的相互合作，进而获得由合作而带来的利益。虽然缺乏“合法的集中控制力量”，国际制度仍能通过改变国家的成本—收益计算来约束国家行为，从而创造了极化关系之外的相互制约途径。当今许多全球性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乃至一些区域性国际组织，如北约、亚太经合组织等，在国际政治经济中都扮演着极其活跃的角色。
二、国际格局中的欧洲联盟与欧中关系
关于当前国际政治格局样式的判断，国内学术界的不同学者间尚有很大的分歧。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认识：一超多强说、多极说、单极说、无极说、待定说，等等。但是无论如何，中国和欧洲联盟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欧洲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上。自20世纪60年代欧洲共同体建立之后，欧洲一体化进程有了长足的发展。1993年欧共体发展成为欧洲联盟，1995年其成员国扩大到15个。1999年欧元的启动，不仅极大地提升了欧盟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而且具有相当深远的政治含义。2000年欧盟首脑会议通过的《尼斯条约》使欧盟在深化和扩大两个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深化表现为机构改革力度的加大，其扩大的步伐则因《尼斯条约》而进一步加快。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欧洲联盟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独立作用在不断加强，这一趋势主要表现在欧洲防务领域中，同时也反映在欧盟对华政策领域中。
2001年5月15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它的第三个对华政策文件《欧盟对华战略：1998年文件执行情况与今后使欧盟政策更有效的步骤》。这个文件强调，欧盟在1998年确定的“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基本方针，经过3年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欧盟将继续推进这个政策，致力于强化与中国的全面伙伴关系。这个新文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行动措施，力图更具体、更现实地强化欧盟与中国之间的全面伙伴关系。欧盟提出的对华政策目标有5个：(1)通过加强与中国在各个领域和各个层次上的对话，特别是通过中欧首脑会晤和各个层次的政治对话，进一步使中国加强与国际社会的接触。(2)通过加强与中国的人权对话，通过支持中国正在进行的各项改革，支持中国向更开放社会的转型。(3)通过支持中国加入WTO，通过加强中欧之间的商务对话，通过不断解决中欧之间的双边贸易纠纷，使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4)通过加强欧盟对中国长期的，特别是在促进可持续发展、鼓励法制建设和支持经济与社会改革三个领域的援助，进一步完善中国—欧盟的各项合作项目。(5)通过强化欧盟在对华信息领域的政策，扩大欧盟在中国的影响。
从欧盟新的对华政策文件可以看出，欧盟与美国布什新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更加强调与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而不是竞争。欧盟对华政策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差别，虽然主要是形式上的，而非根本性的，但是它对美国仍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表明了欧盟在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领域自主地位的加强。具体而言，欧盟在对华政策上对合作的强调，主要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欧之间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中欧关系在经历一个由派生性关系向独立性关系的转变，推动这种转变的根本动力就是中欧之间共同利益领域的扩大。首先，在全球政治和战略利益层面，冷战后世界秩序的重构使中国与欧洲面临着许多相同的问题，例如，美国在世界中的领导地位、俄罗斯今后的走向和联合国改革。这些问题对于中国和欧洲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同时双方对这些问题又都有一定的影响力。正如欧盟《中国—欧洲关系长期政策》文件中所指出的：“欧洲联盟和中国都是国际舞台上主要的全球角色，它们应当保持一种全面的、长期的双边对话。”其次，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是推动中欧政治合作的直接动力。在直接投资方面，尽管欧洲在中国的投资总额低于美国和日本，但是自1998年以来，欧盟对华直接投资的数量连年超过美国和日本。就其项目的平均规模而言，欧洲的投资远远大于美国特别是日本的投资项目，而且欧洲在华的许多投资项目是中国重要的和新兴的产业部门，如汽车、电信、医药业等等。在贸易领域，欧盟目前已经成为中国第二大出口市场。在其他经济领域，例如服务业、信息产业、金融和保险业等等，双方合作的潜力也很大。欧盟在华商业利益将随着中国加人WTO而进一步扩大。第三，双方在一系列全球问题上存在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冷战后，全球发展、核扩散、能源、环境、粮食、国际犯罪（贩毒、走私、恐怖主义）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中国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在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中的作用更加积极和重要。欧洲联盟历来比美国更加关注第三世界的发展和南北关系问题，在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中经常表现出更加积极的姿态。因此全球性问题已经是并将继续是中欧合作的主要领域。
第二，欧洲处理国际事务的特有风格。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冷战时期的东西方缓和问题上，还是冷战后在处理与所谓“无赖国家”的关系时，以及在将原苏联东欧国家融入西方体系的进程中，欧洲都避免或反对采用激化矛盾、导致紧张的极端措施，经常以一种“维护和平者”的面目出现。这种对外行为的“欧洲风格”受到以下三种因素的影响。(1)相互依存中的敏感性与脆弱性。由于欧洲更依赖于贸易与能源进口，而美国相对更能自给自足，所以，欧盟在国际事务中比美国更依赖于外交与经济手段。(2)“功能主义”的推理方式。它反映了欧洲一体化的经验，即由经济领域向社会、政治领域的“外溢”是一个需要时间的、同时又是不可扭转的进程，在实现某一政治战略目标时不必急于求成。(3)对国际制度的信赖与倚重。从欧盟自身的角度看，在既有限制条件下，国际合作机制是实现其政策目标的各种手段中成本最低的一种。欧盟对《京都议定书》的推动和对《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尊重便是两个生动实例。当美国领导人越来越多地采用单边主义的方法来解决国际问题时，这种“欧洲风格”就不仅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而有可能成为实际的政治资源。
第三，欧盟及其成员国自身的战略定位。这种战略定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在战略目标层面，经过战后国内政治经济重建与国际关系调整，欧盟及其多数成员国把大部分资源集中用于促进贸易和自身的经济发展，不把军事力量视为重点，这与传统政治—军事国家颇为不同，贸易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理查德·罗斯克兰斯将其称为“贸易国家”。(2)在战略关切范围上，维护本地区及周边的和平与稳定是欧盟首要的对外政策目标。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在最近几年特别是科索沃战争后取得的进展便与处理前南危机的努力直接相关。而在1999年4月围绕北约新战略概念的适用范围的争论中，法国等欧洲国家坚持北约的大西洋特性，反对美国把北约执行任务全球化的主张。两相比较，我们可以判定当前欧洲在战略安全层面上的主要关切范围还是限于欧洲及其周边地区，这与美国试图建立全球霸权的战略目标是有很大区别的。因此，中欧之间在全球与地区战略层面并无根本性的冲突与对立，这为双方合作的开展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空间。
三、欧美关系
欧美关系是当今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我们必须对欧美关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无论双方在对外关系与对外政策上有什么样的差别，其在本质上都是一致的，这就是维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尽管欧盟以一种与美国不尽相同的方式推进其对外政策，有时与美国对外政策的方向截然不同，但是欧盟与美国之间并没有根本性的利害冲突。它们之间的争论更多地集中在政策工具层面。
实际上，欧美之间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合作早在冷战时期就已成型。在这一时期，欧美关系首先表现为美国对西欧的控制，但是细致分析起来，我们会发现，美国与西欧国家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有支配与控制，而是一种合作与控制混合的状态，这与苏联东欧集团等级制的权力结构有很大的不同。美国在战后国际政治经济中确立霸权机制时，并不是简单地依靠其绝对优势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去命令其弱小的伙伴服从它，而是要寻求与其伙伴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并对自身的某些政策进行调整，以使其伙伴国家得以接受。基欧汉认为美国的这种行为模式与传统霸权不同，他将其称为“霸权式领导”。在这种行为模式下，美国和它的伙伴都意识到它们之间具有高度的互补性。而且，美国通过创立国际制度来增强这种互补性的意识，因为国际合作机制将为它的伙伴提供具体的利益，减少不确定性，从而鼓励合作。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标志着美国霸权的衰落，欧洲开始寻求与美国的平等伙伴关系，在贸易、金融、投资等领域也与美国摩擦频生。但是，欧美之间依然保持高度的政策协调，欧洲仍愿接受美国的领导地位。90年代初，欧美关系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苏联的解体使欧洲国家的安全环境得到改善，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加剧了欧美之间的经济竞争。战后形成的以美国为领导的欧美伙伴关系必须进行结构性的调整，但是相互合作仍是欧美关系的主流。我们看到，在欧美摩擦最为集中的贸易领域，开始双方要价甚高，进而发出制裁威胁，但在具体谈判中又不得不面对现实，最后以达成妥协而收场。我们还看到了不管欧洲国家多么希望增强欧洲的防务特性，但它们都普通承认北约保护欧洲安全的使命，甚至连最为激进的法国也决定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在北约东扩、空袭南联盟等重大问题上，欧美的主张也是大同小异。这些情况表明，欧美跨大西洋联盟虽然在冷战结束冲击波下出现一定的猜疑、疏远，但是其根基并没有削弱或瓦解。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欧美利益高度交融，在增加了利益冲突频度的同时，也规定了利益冲突的限度。北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八国首脑会议等一系列国际制度为欧美之间冲突的解决与合作的实现提供了法律与制度框架。由于“共同的经济和政治的遗产、共同的价值取向，以及面临的共同挑战”，欧美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继续保持以合作为主导。
总的来看，欧盟与美国的对华政策之间的差别主要是形式上的差别。在美国，有一些人更多地强调中美关系中冲突的一面，将中国视为美国未来可能的敌人；在欧洲，由于中欧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冲突，因而很多人更注重双方合作的一面。但是，无论是克林顿的“全面接触”、小布什的“战略竞争关系”，还是欧盟的“全面伙伴关系”，其基本点都是希望通过与中国的交往，促使中国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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